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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名叫“万有”，我曾经认为这是一个很俗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我从他的名字中发现了隐藏在其间中国人对幸福的长久而执着的追寻。
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中文系的一堂公共课上，老师聊起来天马行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讲起了中国人是如何给孩子起名的。记得那位男老师身材瘦削，个子中等，油光的头发紧趴在脑袋上，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形象夸张。他更是夸张地挥舞的手，在讲台上深恶痛绝地说：“俗啊，真俗。中国人起名字，从来都是那几个字。尤其是过去，随便哪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叫富贵的，叫万有的，其实那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啥都没有，就是希望以后啥都有。”
“万有”的女儿在讲台下听了，顿时心里笑翻了，回家后就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将老师的言论告诉父亲。父母都抿嘴乐了，父亲稍微有些不好意思。
父亲出生于1941年，他是陕西渭南的一个地道农村娃，家中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土改时，家里被评为中农。
在父亲八岁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那一年，婆（陕西农村对祖母的称呼）的弟弟淋了暴雨，高烧病故，弟媳也相继而去，撇下三个儿女和老父无人照管。婆和爷没有二话就去老舅家接来了老外爷和两个表叔、一个表姑。表姑最大，也只有八岁，最小的表叔不到一岁。能做出这个决定，不单单是婆和老舅一家的血脉亲情，爷的态度更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爷名“步云”，有不输于大鹏鸟的志向，却更有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博大情怀。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一段往事，我们这些被他们的“大爱”团结在一起的七个大家庭的后辈，都温暖、自豪和感动。
新组的家有十个人，一个老人七个孩子，只有爷和婆两个壮劳力，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要能够达到最基本的吃饱穿暖的梦想，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动手，从播种到收获，从最基本的原料，到最终成为嘴里吃的、身上穿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多少艰辛和苦涩。
面对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婆和爷是汗珠子摔八瓣，豁出命——拼了！
爷主外，他种地是一把好手。不但在地里种上粮食，栽上棉花，还见缝插针地在田间地畔种上南瓜、甜瓜等果蔬，既能果腹，又能不时换换口味。有时间了，爷还去家门口卤泊滩上的芦苇荡里割些芦苇，回去编织成芦席卖。
婆主内，不仅要打理全家的饭菜，给全家人做四季的衣裳，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最年幼的表叔抱到家里时不满一岁，還是个没有断奶的小娃娃，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婆硬是用泡在开水中的馍和菜汁精心喂大了表叔。
而让父亲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那一身永远都干净整齐的衣服。农家织的土布不耐磨损，往往只穿一季就已经破旧。每到换季的时候，婆总是能提前给一家十口都置办上崭新的衣服、鞋袜。在贫穷的乡村，这是殊为不易的。所有的衣物都是婆一手一手地用棉花纺成线，再织成布，最后裁剪制作好。婆的手上，因此被棉线拉上了深深浅浅、纵横交错的血口子，多少年都无法愈合。从小，我就害怕让婆摸我的脸，轻轻碰一下，都觉得扎得慌。
和父亲相差10天的姑姑，在上了几年学，认识了几个字后，就回家帮婆的忙。为了那几个求学的男孩，婆和爷忙完了地里忙家里，白天忙完了晚上忙。姑姑每天夜里都要跟着婆一起纺线织布，经常是干着干着天就亮了。
“那时真苦啊！”姑姑提起那段时光总是感叹，说着“苦”，脸上却总是带着甜甜的笑。
爷最疼爱姑姑，每次外出回家后，都会带一点东西给姑姑，从来都是背过家里的六个男孩子悄悄地给，有时候是一块糖，有时候是几个花生。
“他们谁都没有见过，只给我吃。”姑姑微笑着说。
后来，按照当时的农村风俗，姑姑很早就嫁了出去。姑父家也是一大家子人，姑父是长子，父母老了病了，弟弟多，年纪又小，贫困得很。婆刚开始舍不得姑姑嫁，后来在姑姑的坚持下同意了，但陪了丰盛的嫁妆，就为了姑姑能过得好。姑姑嫁出去没多久，爷不放心，一个人偷偷跑到姑姑家门口观察，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小女子过得好不好。婆和爷老了去世后，我曾看见姑姑跪在坟前，伤心地哭喊的是“妈啊——大啊——”，“大”是陕西农村对“爹”的称呼。
1954年，全国兴起农村合作化运动，可家里实在是劳动力太少，依靠挣工分无法供孩子们继续读书，爷和婆顶着压力和批评指责，没有入社。但同年，他们将已经小学毕业的大伯——家里刚刚长成的壮劳力——披红挂彩地送进了部队，成为第一批义务兵，他们将一家老小的温饱和希望继续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几年后，表叔也长大成人，被送往西藏戍边，一去就是好几年。
家中的六个男孩子，最起码都是小学毕业，在当时的乡村可都是文化人，谁听了都要挑着大拇哥赞一声“秀才”，爷和婆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不但让孩子们能拿起笔杆子，而且为国家扛起了枪杆子。
表叔们成人后要回自己的村了，爷和婆让他们认祖归宗，还帮他们盖起了瓦房，娶上了媳妇。
“我娘家有人了！”婆总是欣慰地感叹。
成绩优异的二伯和父亲考入当时全国闻名的尧山中学，20世纪六十年代，又先后考上了国内名牌大学。
尧山中学是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于1934年创办的，该校以“爱国进取、勤奋求实、科技兴国、拼搏创新”为校训，以杨虎城将军为榜样，引领着渭北好儿郎在这片土地上学文习武，报效祖国。在我心目中，尧山中学和黄埔军校一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不光是因为家中很多人都曾经在那里求学，更因为那里和杨虎城将军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密不可分。
在尧山中学求学的每个周末，父亲和二伯要徒步走几十里路回家，一人扛一袋馍和咸菜回学校，这袋里装的就是他们一周的伙食。有时候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父亲他们就扛一袋子红薯，甚至是一袋子干萝卜头。
“那时真苦啊！”父亲说，那时候的人，心中向往的是共产主义。而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住在土房子里连煤油灯都舍不得点的人们，能想象到的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到时候，就啥都有了。”每每想起在冬日的寒风中巍然伫立的温暖土屋中，面对一炕的孩子，爷叼着旱烟嘴吧嗒吧嗒地抽，婆抱着父亲或者姑姑，亲昵地喊着“万有”“瑞余”，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多么美好、深切和长久的期盼啊！
由于中国人不可以直呼长者名讳，大学毕业两三年后的一天，我才发现，我那个从太行山革命老区的深山里走出来的、经历曲折传奇的姥爷，家中兄弟的名字，就分别叫“永贵”“富贵”“天贵”，姥爷是长子“永贵”。
姥爷家世代居住在太行山深山中，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本名叫“大梁庄”。但这里地势高且深凹，犹如山巅上一个巨大的石头碗，土层极薄，不但少雨，而且多少次努力都没有打出水井。“代代吃水难，辈辈找水忙。”当村民们对水的渴望达到极致，便将村庄名字改名为“大梁江”，期盼雨水丰沛富足。
姥爷是家中长子，八岁起就每天翻山越岭去阎锡山的部队兜售家中发的豆芽，被人称为“豆芽小掌柜”。十岁就独自一人背上行囊，徒步走到北京，在老乡开的皮货店当学徒。后来又辗转山西太原，最后到陕西西安落下脚，遇见了姥姥，开了毛纺织工厂，开了良友百货店。
在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姥爷曾经带她回过大梁江，那是她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姥爷的弟弟富贵，将年幼的母亲和行李一起牢牢地捆在了毛驴的背上，一路赶着进了山。一人多宽的小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吓得母亲趴在毛驴背上直发抖。走了很久之后，来到了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那里的房子都是石头建的，巍峨高大；房中的家具木料极好，大多是核桃木的，精雕细琢。山中開满了烂漫的山花，到处是果树，有板栗、核桃、柿子、酸枣，随便吃。最让母亲惊喜的是，干涸的河道上，随处都是大大小小、色彩鲜艳的美丽鹅卵石。
大梁江最大的特色就是，家家都在房下建有巨大的石头水窖，将路上的雨水收集后沉淀，供饮用和灌溉。但是那样的水太难喝了，尽管沉淀后看起来很清澈，可喝在嘴里总有一股怪味，多少天都让他们食不下咽，睡不安稳。当姥爷带着母亲离开大梁江后，到火车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水，好好地喝了一肚子水。
2011年2月底的一天早上，才5点多，我正睡得香，就听见母亲激动地在书房喊我。我迷迷糊糊地走过去，才发现，姥爷的家乡，那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大梁江，成为了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
姥爷去世有三十多年了，自他去世后，我们就和大梁江那边的亲戚失去了联系。可那天早上，母亲突然怎么都睡不着觉了，于是一大早地起床到网上搜索，想碰碰运气去找找姥爷念念不忘的那个“没有水的世外桃源”。
当母亲刚刚输入“大梁江”这几个字时，就跳出了一条新闻，唯一的一条相关信息，但是图文并茂。我凑跟前一看，这居然是四五个小时前刚刚上的新闻！即便早一天，遥远的时空也会阻隔我们的思念，让我们无法找到回家的路。
“回去看看！”
母亲认定是姥爷在冥冥中给她念叨回家的事情，立马和我们商量回太行山。我和父亲也觉得非常有必要回去一趟，为了三十年没有联系的亲情，为了先人的嘱托。当年十一假期，我们一行五人，母亲、父亲、姨姨、姨夫和我作为先遣队，开车驶向大梁江。
那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驱车从西安出发，经历了风雨、疲劳、长途跋涉，看到了路边发生追尾的十几辆车，而车祸导致高速路上出现漫长的拥堵。待天黑透了，我们才下了高速，真正踏上了回乡的山路。
在荒野群山中前行，环绕的山把天边都挡严实了，太阳已经落到山后，月亮还没有看到影子，四周渐渐沉入黑暗和寂静。努力辨认着眼前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大山的黑色影子，钻过刚刚开凿几年的犬牙交互、狰狞恐怖的大石头隧洞，走在多少前人都从来没有走过的“好得不能再好”的汽车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仅仅依靠车前几米远的车灯的光亮照路，向前摸索着走进大梁江。
我突然间眼睛酸涩，忍不住地想哭了。我想起了那个在我无知无识的懵懂时期，一直冲我微笑的姥爷，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三十多年了，虽然面容已经模糊，但在我心中始终慈祥和蔼。
姥爷，你究竟是怎样从深山中走出来的啊！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深山中贫穷农家的长子，从八岁开始，每天背着家里发的豆芽，要翻越悬崖峭壁，才能去卖豆芽。十岁，又一个人背着包裹，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去皮货店当学徒。后来日本人入侵，姥爷又辗转去了山西，然后又从山西到了陕西西安。一路走来，走了多远的路，走了多长时间，走得多么艰辛，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少年，成长为一个工业报国的青年，不但读书识字、能写会算，而且关心时局、忧国忧民。
我们后辈人，在高速公路上开私家车直线奔袭一天，尚且觉得疲累、危险，而姥爷当初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家里寄予“富贵”厚望的农家长子而已。
人常说，近乡情更怯。原以为回大梁江，给我触动最大的应该是它非凡的美丽和极度的缺水。姥爷家那已是国家级保护建筑的明清年代的“一宅九院”，至今保留着他最初离开时的模样，好像还在等他回家。
其实，最让我唏嘘感怀的是这一路的行程。
去年，家乡的亲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姥爷念念不忘的大梁江，那个“无水的世外桃源”，终于打出了一口清甜的水井，大梁江——有水了！
父亲的病渐入膏肓，我去医院送饭，未进门就听见他乐观、坚强地和同病房人聊起了他的中国梦。
“我的中国梦，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不光是城市要发展，农村也要发展。要知道，这个国家里的能人，都是从人民中间走出来的，你是人民培养出来的，是这个家里的儿子，你有责任让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如今，父亲已经走了一年多了。大年夜，站在祖辈的遗像前，亲手在红纸上写下“天地国亲师”几个大字贴墙上，父亲的话回响在我的耳边，让我血脉奔涌，不禁热泪盈眶。
这个古老的家——中国，就是在这么一代一代儿女的共同呵护和奋斗下，延续了数千年。在中国人心目中，国与家本是一体。家好，国就要好；国好，家更好。
“永贵”“步云”“万有”“瑞余”，这是我长辈们的名字。其中没有如今起名的矫揉造作、佶屈聱牙，他们的名字平白直抒，真切地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这些名字很普通，也很普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家里，肯定也有亲人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名字。但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中，满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国和家繁荣富强的美好期盼。
新的一年，祝福中国！
（西安市文联）
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中文系的一堂公共课上，老师聊起来天马行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讲起了中国人是如何给孩子起名的。记得那位男老师身材瘦削，个子中等，油光的头发紧趴在脑袋上，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形象夸张。他更是夸张地挥舞的手，在讲台上深恶痛绝地说：“俗啊，真俗。中国人起名字，从来都是那几个字。尤其是过去，随便哪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叫富贵的，叫万有的，其实那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啥都没有，就是希望以后啥都有。”
“万有”的女儿在讲台下听了，顿时心里笑翻了，回家后就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将老师的言论告诉父亲。父母都抿嘴乐了，父亲稍微有些不好意思。
父亲出生于1941年，他是陕西渭南的一个地道农村娃，家中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土改时，家里被评为中农。
在父亲八岁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那一年，婆（陕西农村对祖母的称呼）的弟弟淋了暴雨，高烧病故，弟媳也相继而去，撇下三个儿女和老父无人照管。婆和爷没有二话就去老舅家接来了老外爷和两个表叔、一个表姑。表姑最大，也只有八岁，最小的表叔不到一岁。能做出这个决定，不单单是婆和老舅一家的血脉亲情，爷的态度更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爷名“步云”，有不输于大鹏鸟的志向，却更有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博大情怀。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一段往事，我们这些被他们的“大爱”团结在一起的七个大家庭的后辈，都温暖、自豪和感动。
新组的家有十个人，一个老人七个孩子，只有爷和婆两个壮劳力，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要能够达到最基本的吃饱穿暖的梦想，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动手，从播种到收获，从最基本的原料，到最终成为嘴里吃的、身上穿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多少艰辛和苦涩。
面对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婆和爷是汗珠子摔八瓣，豁出命——拼了！
爷主外，他种地是一把好手。不但在地里种上粮食，栽上棉花，还见缝插针地在田间地畔种上南瓜、甜瓜等果蔬，既能果腹，又能不时换换口味。有时间了，爷还去家门口卤泊滩上的芦苇荡里割些芦苇，回去编织成芦席卖。
婆主内，不仅要打理全家的饭菜，给全家人做四季的衣裳，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最年幼的表叔抱到家里时不满一岁，還是个没有断奶的小娃娃，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婆硬是用泡在开水中的馍和菜汁精心喂大了表叔。
而让父亲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那一身永远都干净整齐的衣服。农家织的土布不耐磨损，往往只穿一季就已经破旧。每到换季的时候，婆总是能提前给一家十口都置办上崭新的衣服、鞋袜。在贫穷的乡村，这是殊为不易的。所有的衣物都是婆一手一手地用棉花纺成线，再织成布，最后裁剪制作好。婆的手上，因此被棉线拉上了深深浅浅、纵横交错的血口子，多少年都无法愈合。从小，我就害怕让婆摸我的脸，轻轻碰一下，都觉得扎得慌。
和父亲相差10天的姑姑，在上了几年学，认识了几个字后，就回家帮婆的忙。为了那几个求学的男孩，婆和爷忙完了地里忙家里，白天忙完了晚上忙。姑姑每天夜里都要跟着婆一起纺线织布，经常是干着干着天就亮了。
“那时真苦啊！”姑姑提起那段时光总是感叹，说着“苦”，脸上却总是带着甜甜的笑。
爷最疼爱姑姑，每次外出回家后，都会带一点东西给姑姑，从来都是背过家里的六个男孩子悄悄地给，有时候是一块糖，有时候是几个花生。
“他们谁都没有见过，只给我吃。”姑姑微笑着说。
后来，按照当时的农村风俗，姑姑很早就嫁了出去。姑父家也是一大家子人，姑父是长子，父母老了病了，弟弟多，年纪又小，贫困得很。婆刚开始舍不得姑姑嫁，后来在姑姑的坚持下同意了，但陪了丰盛的嫁妆，就为了姑姑能过得好。姑姑嫁出去没多久，爷不放心，一个人偷偷跑到姑姑家门口观察，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小女子过得好不好。婆和爷老了去世后，我曾看见姑姑跪在坟前，伤心地哭喊的是“妈啊——大啊——”，“大”是陕西农村对“爹”的称呼。
1954年，全国兴起农村合作化运动，可家里实在是劳动力太少，依靠挣工分无法供孩子们继续读书，爷和婆顶着压力和批评指责，没有入社。但同年，他们将已经小学毕业的大伯——家里刚刚长成的壮劳力——披红挂彩地送进了部队，成为第一批义务兵，他们将一家老小的温饱和希望继续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几年后，表叔也长大成人，被送往西藏戍边，一去就是好几年。
家中的六个男孩子，最起码都是小学毕业，在当时的乡村可都是文化人，谁听了都要挑着大拇哥赞一声“秀才”，爷和婆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不但让孩子们能拿起笔杆子，而且为国家扛起了枪杆子。
表叔们成人后要回自己的村了，爷和婆让他们认祖归宗，还帮他们盖起了瓦房，娶上了媳妇。
“我娘家有人了！”婆总是欣慰地感叹。
成绩优异的二伯和父亲考入当时全国闻名的尧山中学，20世纪六十年代，又先后考上了国内名牌大学。
尧山中学是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于1934年创办的，该校以“爱国进取、勤奋求实、科技兴国、拼搏创新”为校训，以杨虎城将军为榜样，引领着渭北好儿郎在这片土地上学文习武，报效祖国。在我心目中，尧山中学和黄埔军校一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不光是因为家中很多人都曾经在那里求学，更因为那里和杨虎城将军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密不可分。
在尧山中学求学的每个周末，父亲和二伯要徒步走几十里路回家，一人扛一袋馍和咸菜回学校，这袋里装的就是他们一周的伙食。有时候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父亲他们就扛一袋子红薯，甚至是一袋子干萝卜头。
“那时真苦啊！”父亲说，那时候的人，心中向往的是共产主义。而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住在土房子里连煤油灯都舍不得点的人们，能想象到的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到时候，就啥都有了。”每每想起在冬日的寒风中巍然伫立的温暖土屋中，面对一炕的孩子，爷叼着旱烟嘴吧嗒吧嗒地抽，婆抱着父亲或者姑姑，亲昵地喊着“万有”“瑞余”，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多么美好、深切和长久的期盼啊！
由于中国人不可以直呼长者名讳，大学毕业两三年后的一天，我才发现，我那个从太行山革命老区的深山里走出来的、经历曲折传奇的姥爷，家中兄弟的名字，就分别叫“永贵”“富贵”“天贵”，姥爷是长子“永贵”。
姥爷家世代居住在太行山深山中，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本名叫“大梁庄”。但这里地势高且深凹，犹如山巅上一个巨大的石头碗，土层极薄，不但少雨，而且多少次努力都没有打出水井。“代代吃水难，辈辈找水忙。”当村民们对水的渴望达到极致，便将村庄名字改名为“大梁江”，期盼雨水丰沛富足。
姥爷是家中长子，八岁起就每天翻山越岭去阎锡山的部队兜售家中发的豆芽，被人称为“豆芽小掌柜”。十岁就独自一人背上行囊，徒步走到北京，在老乡开的皮货店当学徒。后来又辗转山西太原，最后到陕西西安落下脚，遇见了姥姥，开了毛纺织工厂，开了良友百货店。
在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姥爷曾经带她回过大梁江，那是她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姥爷的弟弟富贵，将年幼的母亲和行李一起牢牢地捆在了毛驴的背上，一路赶着进了山。一人多宽的小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吓得母亲趴在毛驴背上直发抖。走了很久之后，来到了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那里的房子都是石头建的，巍峨高大；房中的家具木料极好，大多是核桃木的，精雕细琢。山中開满了烂漫的山花，到处是果树，有板栗、核桃、柿子、酸枣，随便吃。最让母亲惊喜的是，干涸的河道上，随处都是大大小小、色彩鲜艳的美丽鹅卵石。
大梁江最大的特色就是，家家都在房下建有巨大的石头水窖，将路上的雨水收集后沉淀，供饮用和灌溉。但是那样的水太难喝了，尽管沉淀后看起来很清澈，可喝在嘴里总有一股怪味，多少天都让他们食不下咽，睡不安稳。当姥爷带着母亲离开大梁江后，到火车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水，好好地喝了一肚子水。
2011年2月底的一天早上，才5点多，我正睡得香，就听见母亲激动地在书房喊我。我迷迷糊糊地走过去，才发现，姥爷的家乡，那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大梁江，成为了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
姥爷去世有三十多年了，自他去世后，我们就和大梁江那边的亲戚失去了联系。可那天早上，母亲突然怎么都睡不着觉了，于是一大早地起床到网上搜索，想碰碰运气去找找姥爷念念不忘的那个“没有水的世外桃源”。
当母亲刚刚输入“大梁江”这几个字时，就跳出了一条新闻，唯一的一条相关信息，但是图文并茂。我凑跟前一看，这居然是四五个小时前刚刚上的新闻！即便早一天，遥远的时空也会阻隔我们的思念，让我们无法找到回家的路。
“回去看看！”
母亲认定是姥爷在冥冥中给她念叨回家的事情，立马和我们商量回太行山。我和父亲也觉得非常有必要回去一趟，为了三十年没有联系的亲情，为了先人的嘱托。当年十一假期，我们一行五人，母亲、父亲、姨姨、姨夫和我作为先遣队，开车驶向大梁江。
那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驱车从西安出发，经历了风雨、疲劳、长途跋涉，看到了路边发生追尾的十几辆车，而车祸导致高速路上出现漫长的拥堵。待天黑透了，我们才下了高速，真正踏上了回乡的山路。
在荒野群山中前行，环绕的山把天边都挡严实了，太阳已经落到山后，月亮还没有看到影子，四周渐渐沉入黑暗和寂静。努力辨认着眼前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大山的黑色影子，钻过刚刚开凿几年的犬牙交互、狰狞恐怖的大石头隧洞，走在多少前人都从来没有走过的“好得不能再好”的汽车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仅仅依靠车前几米远的车灯的光亮照路，向前摸索着走进大梁江。
我突然间眼睛酸涩，忍不住地想哭了。我想起了那个在我无知无识的懵懂时期，一直冲我微笑的姥爷，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三十多年了，虽然面容已经模糊，但在我心中始终慈祥和蔼。
姥爷，你究竟是怎样从深山中走出来的啊！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深山中贫穷农家的长子，从八岁开始，每天背着家里发的豆芽，要翻越悬崖峭壁，才能去卖豆芽。十岁，又一个人背着包裹，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去皮货店当学徒。后来日本人入侵，姥爷又辗转去了山西，然后又从山西到了陕西西安。一路走来，走了多远的路，走了多长时间，走得多么艰辛，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少年，成长为一个工业报国的青年，不但读书识字、能写会算，而且关心时局、忧国忧民。
我们后辈人，在高速公路上开私家车直线奔袭一天，尚且觉得疲累、危险，而姥爷当初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家里寄予“富贵”厚望的农家长子而已。
人常说，近乡情更怯。原以为回大梁江，给我触动最大的应该是它非凡的美丽和极度的缺水。姥爷家那已是国家级保护建筑的明清年代的“一宅九院”，至今保留着他最初离开时的模样，好像还在等他回家。
其实，最让我唏嘘感怀的是这一路的行程。
去年，家乡的亲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姥爷念念不忘的大梁江，那个“无水的世外桃源”，终于打出了一口清甜的水井，大梁江——有水了！
父亲的病渐入膏肓，我去医院送饭，未进门就听见他乐观、坚强地和同病房人聊起了他的中国梦。
“我的中国梦，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不光是城市要发展，农村也要发展。要知道，这个国家里的能人，都是从人民中间走出来的，你是人民培养出来的，是这个家里的儿子，你有责任让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如今，父亲已经走了一年多了。大年夜，站在祖辈的遗像前，亲手在红纸上写下“天地国亲师”几个大字贴墙上，父亲的话回响在我的耳边，让我血脉奔涌，不禁热泪盈眶。
这个古老的家——中国，就是在这么一代一代儿女的共同呵护和奋斗下，延续了数千年。在中国人心目中，国与家本是一体。家好，国就要好；国好，家更好。
“永贵”“步云”“万有”“瑞余”，这是我长辈们的名字。其中没有如今起名的矫揉造作、佶屈聱牙，他们的名字平白直抒，真切地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这些名字很普通，也很普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家里，肯定也有亲人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名字。但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中，满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国和家繁荣富强的美好期盼。
新的一年，祝福中国！
（西安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