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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互联网上以“国足”和“主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如何让国足打入世界杯”。其具体操作是：第一，通过运作，让国际足联分配给南极洲一个名额；第二，贿赂国际足联，使中国男足被分到南极洲赛区；第三，中国男足和企鹅争夺出线权；第四，客场逼平企鹅；最后，主场安排在三亚，热死企鹅后直接出线。
这个脑洞大开的创作者还有一句个人见解，“按目前实际看，这五步走计划的唯一难点是第四步”。今年秋天，国足没能获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出线权—于是，这个笑话又被“爱之深责之切”的球迷温习了一回。
11月14日，2017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国vs哥伦比亚）在重庆奥体中心举行。
笑话归笑话，2018世界杯预选赛已经是2002年以来历届国足表现最好的一次，出线的希望被保持到最后一轮，连“史上最强”的1997届国足都没能做到。值得一提的是，12分的总积分，国足在主场比赛里就拿了8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笑话里要把企鹅的客场安排在三亚。主场在哪里，不仅仅关系着己方和对手比赛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更关系着不同层次城市的发展脉络、文化气质以及体育消费的供需弹性。
A级比赛与“七大主场”
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阶段，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以下简称国足）以深圳、沈阳、长沙、武汉、西安为主场，主场战绩为3胜1平1负。十二强赛阶段的主场分别为沈阳、西安、昆明、长沙、武汉，主场战绩2胜2平1负，在武汉、长沙拿到6分，在昆明、沈阳拿到2分。前后历时27个月的世界杯预选赛，一线城市中，除了2015年9月3日在深圳迎战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均榜上无名。
本次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城市选择非常耐人寻味，二线城市几乎包办了近年国足的世界杯预选赛，而众所周知的是，一线城市往往有着更好的服务环境，更完备的体育设施，免于中转的航线，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球迷。所以，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近年国足的世界杯预选赛很少将主场安排在一线城市？仅仅看世界杯预选赛也许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世界杯预选赛毕竟频率较低，那么，如果把观察范围放大到国足的A级赛事，这个推论还成立吗？如果成立，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
国际足联A级赛事（以下简称A级赛事）包括世界杯决赛周、世界杯预选赛、洲际杯赛决赛周、洲际杯赛外围赛以及各类友谊赛。考虑到国足从1979年加入国际足球协会开始参与国际赛事，且五人制的沙滩足球赛、室内足球赛和11人制比赛的本质差异较为巨大，青年队与成年队的参与主体不相同，因此，本文将把统计的范畴划定为：1979-2017年国足（成年）参与的11人制A级赛事主场城市。
38年里，国足参与的A级赛事主场城市的前三名分别是北京（37场）、广州（25场）、昆明（15场），上海和武汉均举办了13场，并列第四，紧随其后的是沈阳（12场）、天津（10场）、长沙（8场）、西安（7场）。亮点在于其趋势，昆明、武汉、沈阳、天津、长沙、西安6个二线城市作为主场城市，从2001年起举办的比赛数量之和超过北京、广州、上海。
在21世纪之前，北京占有绝对优势，截至2001年，北京举办了29场A级赛事；广州举办了14场，上海举办了9场。到了2001年，6个二线城市举办了6场比赛，一线城市只有3场，此后，二线城市的比赛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北京已有4年、上海已有5年未举办任何A级赛事。
中国足协曾打算把“国字号队伍”的主场固定下来。2012年中国足协在“中国之队”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海虹口足球场、武汉体育中心、天津奥体中心、长沙贺龙体育场、陕西省体育中心及秦皇岛奥体中心有望成为国足主场。
但是，从2012年至今，北京工人体育场和上海虹口足球场仅各自承接过一场国足A级赛事。再比如秦皇岛，它的举办频率是以十年计的，第一次在2006年，上一次在2016年。最夸张的是2014年，国足跑了10个城市，除了一、二线城市，还跑了鞍山和郴州。郴州没有民用机场，国足先飞到广州又转乘大巴—“七大主场”的设想最后还是“流产”了。
看来，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国足参与的A级比赛为何很少将主场安排到一線城市，还有国足为何如此“奔波流浪”。
由金字塔尖向下的移动
A级赛事中一线城市的退出，伴随的是6个二线城市的崛起。2001年之前，只有沈阳在上世纪80年代举办过4场比赛，昆明在上世纪90年代举办过3场，而截至2017年，昆明的举办场次已经超越上海，武汉的举办场次逼平上海，沈阳、天津、长沙、西安的举办场次也位列前茅，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17个年头中，6个二线城市一定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变化，让他们足以在大型足球赛事上和老牌一线城市逐鹿天下。
大型足球赛事对举办城市、举办场地往往有着严苛的要求，因此，从地区生产总值、地理交通、球场硬件这三个“物质性”要素来观察6个“异军突起”的二线城市，能够较好地说明变化的原因。
足球消费是一种精神性消费，无法脱离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判断经济发展的指标就是地区生产总值。昆明、沈阳、西安2016年生产总值在4000-6500亿元之间，基本属于国内城市经济总量的第三梯队。昆明是二线城市中唯一力克“北上广”、挤占A级赛事主场三甲的城市。沈阳是上世纪80年代除北京和广州之外唯一举办过A级赛事的城市，连上海都要到1998年才有余力举办，足以突显出计划经济时代沈阳的重要地位。
武汉、天津则是“万亿俱乐部”的成员，长沙预计将在今年加入。17年里，6个城市的生产总值都有明显提高，昆明、沈阳、西安提高到2001年的5倍左右，“万亿俱乐部”的三个成员提高到10倍有余。 昆明的GDP是6个城市里最低的，但它的主场次数排名高企得益于自然条件：昆明地处高原，海拔达1800多米，这个高度让很多来自平原、海滨的对手难以适应。
从地理交通方面来看，6个城市的机场设施都相当完备：兴建早、模式成熟、开通的国际航线也多—毕竟国际足联的A级赛事，对手都是“远方的客人”，不太存在乘坐高铁、大巴到访的情况。
场地是保证足球赛事的重要条件，如果城市发达、交通便利，最后球员在破烂的草皮上艰难跋涉，实在大煞风景。昆明拓东体育场年头最早，始建于1958年，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足球恢复冬训期间，拓东就是国足的练习场。1990年修建后，国足多次在此处攻城拔寨，2011年还以7比2的大比分战胜老挝。长沙贺龙体育场排行第二，1987年落成，2003年扩建为贺龙体育文化中心，场地规模仅次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广州天河体育场，2013年亚洲杯预选赛于大宝在大雨中奉献了一记绝杀。
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大名鼎鼎，这个兴建于1989年的球场承办过当年的亚冠决赛、2002世界杯预选赛，后于2007年拆除。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于2008年启用，自2014-2016年承办了3场A级赛事。陕西省体育场又叫“朱雀体育场”，现为陕西长安竞技俱乐部的主场，国足在此2比0击败卡塔尔，挺进2018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武汉体育场、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都启用于2008年。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6个二线城市的生产总值分为两个级别，3个“万亿俱乐部”成员，3个在5千亿平均线上。同时，它们几乎从清末以来就在诸多领域领先省内其他城市，并作为交通枢纽勾连周边地区。在球场硬件上，虽然可能和一线城市尚有差距，但也不至于差距过大而导致球队的鄙夷。
如果把这些A级赛事的主场城市根据上文提到的3个物质性要素排列起来，我们将看到一个由一线城市、“万亿俱乐部”二线城市、5千亿平均线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构成的金字塔，“北上广”牢牢占据了塔尖，武汉、天津、长沙等在其下方，昆明、沈阳、西安等再降一层，最下方的一层是为数众多的三线城市。
国足对A级比赛的主场城市选择，正经历着从金字塔尖逐渐向下部转移的过程，这个现象就像是中国经济、城市发展的缩影。
“胡焕庸线”以东的流浪
探讨“国足参与的A级比赛为何很少将主场安排到一线城市”，不光要看到物质性的因素，非物质性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比如足球气氛、城市档期、供需弹性，往往在物质性的基础上对主场的选择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足球气氛相差并不算远。北上广深四地一共拥有5家中超俱乐部和4家中甲俱乐部，球迷文化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多个二线城市虽然起步略晚，但也从甲A时期就有本地足球文化存在，西安、昆明、沈阳等城市地理位置上有点“偏安一隅”，但也一直有中超、中甲俱乐部，从未缺少热情的球迷和成形的球迷文化、体育消费、定期观赛的生活方式。
而且要论对国足的兴趣，二线城市的观众明显更加浓厚。北上广深的本地俱乐部队实力强，球迷的关注也分外热烈、集中；一线城市的球迷更习惯通过直播收看国外联赛，对国足赢球没什么信心，兴趣自然大减。昆明、武汉、沈阳、天津、长沙、西安6个城市的俱乐部，只有天津泰达口碑尚可，其他城市的俱乐部队往往成绩低迷、乏善可陈。
城市档期有时则体现出主场选择的敏感性。2018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本来计划把北京作为主场，后出于安保和比赛日期的考虑未能入选。北京历史上发生过比较重大的事件，1985年5月19日，国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比2败给香港队，失去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出线权。赛后失望、愤怒的球迷掀翻了国足大巴并沿街进行破坏，这起骚乱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史称“5·19事件”。
此后，国足的重大赛事逐渐转移到北京以外的城市举行，北京一般只担任“不伤和气”的友谊赛主场。一线城市由于人口密度极高，国际性会议、活动较多，安全压力很大，完成赛事安全保卫工作并维持交通秩序所需的人力、物力经常超出负荷，相比之下，二线城市就多出不少余地。
中国足球1994年就迈进了市场经济时代，足球比赛除了竞技本身，还带有很强的经济价值，担任主场会为当地经济带来良好的推动效果。在欧美传统足球强国，国家队的比赛有点像“巡回表演”，各大城市轮流接待球星们，球迷们敲锣打鼓，在足球相对不发达的地区甚至有一种“扶贫”的感觉。据说国足在郴州的比赛就被戏称为“送戏下乡”。
球赛也能带动旅游业。一般来说，在有出线希望的情况下，国足的比赛基本上能为承办城市带来2-3万人次客流，有一部分是省外观众。迎来国足和大批外地球迷，可以拉动相关消费：球场周边的酒店客房爆满，而且“来都来了”，名胜古迹要看一看，纪念品也得买几样。特色小吃？“不吃不是中国人。”
球迷是否到场支持，也跟其文化娱乐需求和供给有关。一线城市的文化娱乐活动比二线城市丰富得多，像北京就经常有足球豪门俱乐部的商业比赛、还不止一场，这时候就没什么人愿意去看观赏性不强的国足比赛。而在二三线城市，国字号球队的来访算得上一件大事，不管比赛结果如何，哪怕是凑热闹、“攒人品”、“强势围观”，也得参与一下、现场发发朋友圈。
原因总结到这里，另一个疑问开始浮出水面，二线城市这么适合国足，为什么国足的主场没能固定下来？“七大主场”排除北京工体和上海虹口，不是还有五大主场？
本文的统计范围实际有限，假如把五人制、其他年龄组以及女足的比赛算进来，恐怕主场城市将显现出更加分散、下沉的趋势，江苏常州、山东淄博、贵州都匀、四川绵阳、重庆永川等地都将榜上有名。深究下去，答案又似乎回到了“客场逼平企鹅”的“唯一难点”上。
2018世界杯之前，国足已经连续缺席三屆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10年无大赛让中国球市元气大伤。2013年6月11日，国足在工人体育场0比2负于荷兰队的比赛，上座人数才3万上下，远远不及国安队的号召力，而且不少观众还是拿着赞助商的赠票。2009年，上海动用“八万人体育场”承办中德之战，最终上座人数不到3万。如果对手不是老牌劲旅就更惨，国足2012年虹口对阵新西兰，场外黄牛票连10元都卖不出，最终上座1.3万人里还有一部分是新西兰的拥趸。
国足的“技不如人”、“屡战屡败”，使承办赛事往往成了“赔本买卖”。承办国足比赛，承办方要支出包括承办费、安保、场租、酒店食宿以及当地足协管理费等费用，如果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成本回收只能通过两大权益：票房和现场部分广告牌招商。
这两大权益中，票房是核心，按照目前行情，一场普通的A级热身赛（非欧美传统强队）成本在200万元左右，除去各种赠票，需要真实购票人数达2万人左右，再加上部分现场广告权益，承办方才能收回成本。但国足的赛事要真正卖出2万张球票谈何容易，据说南昌的友谊赛里，承办方投入220万元，33000多人上座才勉强“保本”。
由此可见，国足在A级比赛里主场城市的不断分散、下沉，一方面是中国城市发展机会的下沉，二三线城市发展势头良好，基础设施完备，人们的文娱需求逐渐增强；一方面是国足的连续性失利使一线城市的观众丧失了观赛兴趣和消费动力，且这一趋势正在向二线城市蔓延。
如果把6个二线城市投射到中国地图上，一条“胡焕庸线”昭然若揭：近年来最受国足青睐的6个主场城市均在“胡焕庸线”以东。这条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市、南至云南省腾冲市的虚拟连线，在中国足球的国际性赛事里依然发挥着区隔性的作用，这也使我们今日的讨论成为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新矛盾”的一个折射。“胡焕庸线”一直用来区分中国的人口密度和气候，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也区分着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消费水平，无论国足在城市间如何奔波、流浪，最终都没有跨过这条线。
这个脑洞大开的创作者还有一句个人见解，“按目前实际看，这五步走计划的唯一难点是第四步”。今年秋天，国足没能获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出线权—于是，这个笑话又被“爱之深责之切”的球迷温习了一回。
笑话归笑话，2018世界杯预选赛已经是2002年以来历届国足表现最好的一次，出线的希望被保持到最后一轮，连“史上最强”的1997届国足都没能做到。值得一提的是，12分的总积分，国足在主场比赛里就拿了8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笑话里要把企鹅的客场安排在三亚。主场在哪里，不仅仅关系着己方和对手比赛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更关系着不同层次城市的发展脉络、文化气质以及体育消费的供需弹性。
A级比赛与“七大主场”
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阶段，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以下简称国足）以深圳、沈阳、长沙、武汉、西安为主场，主场战绩为3胜1平1负。十二强赛阶段的主场分别为沈阳、西安、昆明、长沙、武汉，主场战绩2胜2平1负，在武汉、长沙拿到6分，在昆明、沈阳拿到2分。前后历时27个月的世界杯预选赛，一线城市中，除了2015年9月3日在深圳迎战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均榜上无名。
本次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城市选择非常耐人寻味，二线城市几乎包办了近年国足的世界杯预选赛，而众所周知的是，一线城市往往有着更好的服务环境，更完备的体育设施，免于中转的航线，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球迷。所以，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近年国足的世界杯预选赛很少将主场安排在一线城市？仅仅看世界杯预选赛也许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世界杯预选赛毕竟频率较低，那么，如果把观察范围放大到国足的A级赛事，这个推论还成立吗？如果成立，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
国际足联A级赛事（以下简称A级赛事）包括世界杯决赛周、世界杯预选赛、洲际杯赛决赛周、洲际杯赛外围赛以及各类友谊赛。考虑到国足从1979年加入国际足球协会开始参与国际赛事，且五人制的沙滩足球赛、室内足球赛和11人制比赛的本质差异较为巨大，青年队与成年队的参与主体不相同，因此，本文将把统计的范畴划定为：1979-2017年国足（成年）参与的11人制A级赛事主场城市。
38年里，国足参与的A级赛事主场城市的前三名分别是北京（37场）、广州（25场）、昆明（15场），上海和武汉均举办了13场，并列第四，紧随其后的是沈阳（12场）、天津（10场）、长沙（8场）、西安（7场）。亮点在于其趋势，昆明、武汉、沈阳、天津、长沙、西安6个二线城市作为主场城市，从2001年起举办的比赛数量之和超过北京、广州、上海。
在21世纪之前，北京占有绝对优势，截至2001年，北京举办了29场A级赛事；广州举办了14场，上海举办了9场。到了2001年，6个二线城市举办了6场比赛，一线城市只有3场，此后，二线城市的比赛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北京已有4年、上海已有5年未举办任何A级赛事。
中国足协曾打算把“国字号队伍”的主场固定下来。2012年中国足协在“中国之队”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海虹口足球场、武汉体育中心、天津奥体中心、长沙贺龙体育场、陕西省体育中心及秦皇岛奥体中心有望成为国足主场。
但是，从2012年至今，北京工人体育场和上海虹口足球场仅各自承接过一场国足A级赛事。再比如秦皇岛，它的举办频率是以十年计的，第一次在2006年，上一次在2016年。最夸张的是2014年，国足跑了10个城市，除了一、二线城市，还跑了鞍山和郴州。郴州没有民用机场，国足先飞到广州又转乘大巴—“七大主场”的设想最后还是“流产”了。
看来，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国足参与的A级比赛为何很少将主场安排到一線城市，还有国足为何如此“奔波流浪”。
由金字塔尖向下的移动
A级赛事中一线城市的退出，伴随的是6个二线城市的崛起。2001年之前，只有沈阳在上世纪80年代举办过4场比赛，昆明在上世纪90年代举办过3场，而截至2017年，昆明的举办场次已经超越上海，武汉的举办场次逼平上海，沈阳、天津、长沙、西安的举办场次也位列前茅，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17个年头中，6个二线城市一定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变化，让他们足以在大型足球赛事上和老牌一线城市逐鹿天下。
大型足球赛事对举办城市、举办场地往往有着严苛的要求，因此，从地区生产总值、地理交通、球场硬件这三个“物质性”要素来观察6个“异军突起”的二线城市，能够较好地说明变化的原因。
足球消费是一种精神性消费，无法脱离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判断经济发展的指标就是地区生产总值。昆明、沈阳、西安2016年生产总值在4000-6500亿元之间，基本属于国内城市经济总量的第三梯队。昆明是二线城市中唯一力克“北上广”、挤占A级赛事主场三甲的城市。沈阳是上世纪80年代除北京和广州之外唯一举办过A级赛事的城市，连上海都要到1998年才有余力举办，足以突显出计划经济时代沈阳的重要地位。
武汉、天津则是“万亿俱乐部”的成员，长沙预计将在今年加入。17年里，6个城市的生产总值都有明显提高，昆明、沈阳、西安提高到2001年的5倍左右，“万亿俱乐部”的三个成员提高到10倍有余。 昆明的GDP是6个城市里最低的，但它的主场次数排名高企得益于自然条件：昆明地处高原，海拔达1800多米，这个高度让很多来自平原、海滨的对手难以适应。
从地理交通方面来看，6个城市的机场设施都相当完备：兴建早、模式成熟、开通的国际航线也多—毕竟国际足联的A级赛事，对手都是“远方的客人”，不太存在乘坐高铁、大巴到访的情况。
场地是保证足球赛事的重要条件，如果城市发达、交通便利，最后球员在破烂的草皮上艰难跋涉，实在大煞风景。昆明拓东体育场年头最早，始建于1958年，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足球恢复冬训期间，拓东就是国足的练习场。1990年修建后，国足多次在此处攻城拔寨，2011年还以7比2的大比分战胜老挝。长沙贺龙体育场排行第二，1987年落成，2003年扩建为贺龙体育文化中心，场地规模仅次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广州天河体育场，2013年亚洲杯预选赛于大宝在大雨中奉献了一记绝杀。
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大名鼎鼎，这个兴建于1989年的球场承办过当年的亚冠决赛、2002世界杯预选赛，后于2007年拆除。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于2008年启用，自2014-2016年承办了3场A级赛事。陕西省体育场又叫“朱雀体育场”，现为陕西长安竞技俱乐部的主场，国足在此2比0击败卡塔尔，挺进2018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武汉体育场、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都启用于2008年。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6个二线城市的生产总值分为两个级别，3个“万亿俱乐部”成员，3个在5千亿平均线上。同时，它们几乎从清末以来就在诸多领域领先省内其他城市，并作为交通枢纽勾连周边地区。在球场硬件上，虽然可能和一线城市尚有差距，但也不至于差距过大而导致球队的鄙夷。
如果把这些A级赛事的主场城市根据上文提到的3个物质性要素排列起来，我们将看到一个由一线城市、“万亿俱乐部”二线城市、5千亿平均线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构成的金字塔，“北上广”牢牢占据了塔尖，武汉、天津、长沙等在其下方，昆明、沈阳、西安等再降一层，最下方的一层是为数众多的三线城市。
国足对A级比赛的主场城市选择，正经历着从金字塔尖逐渐向下部转移的过程，这个现象就像是中国经济、城市发展的缩影。
“胡焕庸线”以东的流浪
探讨“国足参与的A级比赛为何很少将主场安排到一线城市”，不光要看到物质性的因素，非物质性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比如足球气氛、城市档期、供需弹性，往往在物质性的基础上对主场的选择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足球气氛相差并不算远。北上广深四地一共拥有5家中超俱乐部和4家中甲俱乐部，球迷文化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多个二线城市虽然起步略晚，但也从甲A时期就有本地足球文化存在，西安、昆明、沈阳等城市地理位置上有点“偏安一隅”，但也一直有中超、中甲俱乐部，从未缺少热情的球迷和成形的球迷文化、体育消费、定期观赛的生活方式。
而且要论对国足的兴趣，二线城市的观众明显更加浓厚。北上广深的本地俱乐部队实力强，球迷的关注也分外热烈、集中；一线城市的球迷更习惯通过直播收看国外联赛，对国足赢球没什么信心，兴趣自然大减。昆明、武汉、沈阳、天津、长沙、西安6个城市的俱乐部，只有天津泰达口碑尚可，其他城市的俱乐部队往往成绩低迷、乏善可陈。
城市档期有时则体现出主场选择的敏感性。2018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本来计划把北京作为主场，后出于安保和比赛日期的考虑未能入选。北京历史上发生过比较重大的事件，1985年5月19日，国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比2败给香港队，失去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出线权。赛后失望、愤怒的球迷掀翻了国足大巴并沿街进行破坏，这起骚乱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史称“5·19事件”。
此后，国足的重大赛事逐渐转移到北京以外的城市举行，北京一般只担任“不伤和气”的友谊赛主场。一线城市由于人口密度极高，国际性会议、活动较多，安全压力很大，完成赛事安全保卫工作并维持交通秩序所需的人力、物力经常超出负荷，相比之下，二线城市就多出不少余地。
中国足球1994年就迈进了市场经济时代，足球比赛除了竞技本身，还带有很强的经济价值，担任主场会为当地经济带来良好的推动效果。在欧美传统足球强国，国家队的比赛有点像“巡回表演”，各大城市轮流接待球星们，球迷们敲锣打鼓，在足球相对不发达的地区甚至有一种“扶贫”的感觉。据说国足在郴州的比赛就被戏称为“送戏下乡”。
球赛也能带动旅游业。一般来说，在有出线希望的情况下，国足的比赛基本上能为承办城市带来2-3万人次客流，有一部分是省外观众。迎来国足和大批外地球迷，可以拉动相关消费：球场周边的酒店客房爆满，而且“来都来了”，名胜古迹要看一看，纪念品也得买几样。特色小吃？“不吃不是中国人。”
球迷是否到场支持，也跟其文化娱乐需求和供给有关。一线城市的文化娱乐活动比二线城市丰富得多，像北京就经常有足球豪门俱乐部的商业比赛、还不止一场，这时候就没什么人愿意去看观赏性不强的国足比赛。而在二三线城市，国字号球队的来访算得上一件大事，不管比赛结果如何，哪怕是凑热闹、“攒人品”、“强势围观”，也得参与一下、现场发发朋友圈。
原因总结到这里，另一个疑问开始浮出水面，二线城市这么适合国足，为什么国足的主场没能固定下来？“七大主场”排除北京工体和上海虹口，不是还有五大主场？
本文的统计范围实际有限，假如把五人制、其他年龄组以及女足的比赛算进来，恐怕主场城市将显现出更加分散、下沉的趋势，江苏常州、山东淄博、贵州都匀、四川绵阳、重庆永川等地都将榜上有名。深究下去，答案又似乎回到了“客场逼平企鹅”的“唯一难点”上。
2018世界杯之前，国足已经连续缺席三屆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10年无大赛让中国球市元气大伤。2013年6月11日，国足在工人体育场0比2负于荷兰队的比赛，上座人数才3万上下，远远不及国安队的号召力，而且不少观众还是拿着赞助商的赠票。2009年，上海动用“八万人体育场”承办中德之战，最终上座人数不到3万。如果对手不是老牌劲旅就更惨，国足2012年虹口对阵新西兰，场外黄牛票连10元都卖不出，最终上座1.3万人里还有一部分是新西兰的拥趸。
国足的“技不如人”、“屡战屡败”，使承办赛事往往成了“赔本买卖”。承办国足比赛，承办方要支出包括承办费、安保、场租、酒店食宿以及当地足协管理费等费用，如果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成本回收只能通过两大权益：票房和现场部分广告牌招商。
这两大权益中，票房是核心，按照目前行情，一场普通的A级热身赛（非欧美传统强队）成本在200万元左右，除去各种赠票，需要真实购票人数达2万人左右，再加上部分现场广告权益，承办方才能收回成本。但国足的赛事要真正卖出2万张球票谈何容易，据说南昌的友谊赛里，承办方投入220万元，33000多人上座才勉强“保本”。
由此可见，国足在A级比赛里主场城市的不断分散、下沉，一方面是中国城市发展机会的下沉，二三线城市发展势头良好，基础设施完备，人们的文娱需求逐渐增强；一方面是国足的连续性失利使一线城市的观众丧失了观赛兴趣和消费动力，且这一趋势正在向二线城市蔓延。
如果把6个二线城市投射到中国地图上，一条“胡焕庸线”昭然若揭：近年来最受国足青睐的6个主场城市均在“胡焕庸线”以东。这条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市、南至云南省腾冲市的虚拟连线，在中国足球的国际性赛事里依然发挥着区隔性的作用，这也使我们今日的讨论成为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新矛盾”的一个折射。“胡焕庸线”一直用来区分中国的人口密度和气候，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也区分着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消费水平，无论国足在城市间如何奔波、流浪，最终都没有跨过这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