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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曆山大?亚曆山大洛维奇?诺维科夫是苏联元帅，卫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苏联红军空军总司令。1946年，他因在斯大林之子瓦西里的升迁问题上，得罪了斯大林，结果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差点没死在狱中。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才被放了出来。
在戴高乐将军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为戴高乐将军一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斯大林举起酒杯，建议为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干杯，他说：“诺维科夫是一位非常好的元帅!他为我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空军……”说到这里，斯大林停顿了一下，紧跟着又说：“当然，如果他干得不好的话，我们依然会绞死他。”
法国客人差点因为这样的“祝词”而休克过去。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站在一边的诺维科夫，元帅面无表情地喝完了杯子里的酒，仿佛一点都不觉得领袖的话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早已习惯了斯大林这种野蛮的“笑话”。战争年代，他就不止一次地充当了这种“恐怖教训”的见证人。
“恐怖”教训
第一次“恐怖”教训发生在1942年2月3日。当时，诺维科夫是列宁格勒军区的空军司令。那天，是他第一次到大本营晋见最高统帅。他知道，是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提的建议，他将被任命为苏联红军空军总司令。
在最高统帅的办公室里，和他并排站着沃罗热伊金将军和尼基金将军。“你一周前答应给的储备物资在哪儿?”斯大林严厉地质问尼基金。将军开始解释，但最高统帅马上打断了他的话。
整个晚上，斯大林都没有恩赐给诺维科夫一句话，只有一个眼神。诺维科夫也明白，这是恫吓性的表演。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刚上任时，带着自己的副手——以勇敢而著称的前飞行员索科连科向斯大林汇报工作时的情景。
听了诺维科夫的汇报，斯大林突然转向索科连科，盯着他的眼睛严厉地问道：“怎么?难道您没有蹲过监狱?”
可怜的索科连科双腿发软。诺维科夫不得不在汇报完后，把他拖进了汽车。回过神后，勇敢的战士央求说：“亚曆山大?亚曆山大洛雏奇，把我调远点儿吧，哪儿都行!”
这是索科连科第一次去斯大林那儿。而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人都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种经常性的恐惧之中。
阴谋开始
在战胜德国后的一次广播演说中，斯大林有一段著名的话：“人们都说胜利者不受审判，这是不正确的，这样想的人是错误的。”
诺维科夫没有错估斯大林。1945年12月，他的副手和参谋长胡佳科夫元帅在卢比扬卡(克格勃机关所在地)监狱的地下室里消失了。对这位聪明、干练的军人的指控简直是吹毛求疵：为什么他这位亚美尼亚人有一个俄罗斯人的姓氏?结果，胡佳科夫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枪毙了。在被枪毙前，他还被强迫指证自己的首长诺维科夫是有罪的。
在被任命为苏联红军空军总司令后，诺维科夫发现在自己的下属中有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他虽然只是一个上校，但却担任着权力极大的空军检察长一职。这一切发生在1942年，瓦西里刚刚年满2l岁。
当时，人们只叫他瓦什卡(瓦西里的小名)。他过着放纵的生活：喝酒、闲逛，经常破坏军纪。诺维科夫不得不时常向上级详细忙报他的“不良行为”。他不止一次公开发脾气：“毛孩子!最优秀的飞行员正在前线流血牺牲，而这个笨蛋却……”
情况很复杂——要知道这是斯大林的儿子。但诺维科夫忠于自己的原则，不宽恕任何人，哪怕是斯大林的儿子。他没收了瓦西里三部公务用车中的两部，还因违反纪律罚了瓦曲里的款。
瓦西里不仅是个游手好闲之辈，而且还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告密者。他出色地理解和利用了斯大林儿子的地位。他开始在父亲面前说新任空军司令的怀话。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诺维科夫不止一次被突然召到斯大林那儿……
战后，瓦西里又给父亲写了一系列的告密信，信中所谈大都是些空军工作的缺点，以及飞机质量问题。
一个曾在瓦西里身边工作过的飞行员回忆说：稍晚，已经是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的瓦西里在一次醉酒后，不无内疚地说：“我是个小人，我有罪于诺维科夫!因为我，他蹲了监狱。”
后来，从许多解密的克格勃档案中，我们可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批评苏联空军缺点的信并不是瓦西里所写，而是由某个受到暗示、揣测到领袖意图的人写的。
被捕入狱
1946年初的一天，当诺维科夫一家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斯大林打来电话。斯大林问诺维科夫，如何看待授予瓦西里将军军衔的问题。诺维科夫解释说，授将军军衔需要在军校学习。斯大林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最后抛出一句：“不需要就授衔问题打报告，报一个总的名单就行了。”
诺维科夫在这次通话后的几分钟内，始终一动不动地坐着。然后，他给朱可夫打了个电话，转述了自己和斯大林的谈话，问朱可夫：“在这种隋况下，该怎么办?”
“您能怎么办呢?这是命令!”朱可夫像对儿子一样骂了一句。这是元帅第二次拒绝任命24岁的瓦西里为将军。
3月2日，最高统帅授予了瓦西里?斯大林少将军衔；3月14曰，诺维科夫被解除了职务，没有任何理由。
3月16日，由布尔加宁(后任国防部长、元帅)领导的苏联空军国家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对诺维科夫的指控达到了空前荒唐的程度。在一次会议上，诺维科夫战争期间颁布的一条禁止擅自改动飞机结构的命令被指控为“压制人民的创造精神”。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沉默不语，因为谁心里都明白，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有鲁坚科将军忍不住了：“同志们，请让我说句话。要知道，飞机可不是大马车。如果每个人都心血来潮捣鼓几下，修理几下，那飞机会被这些‘巧手们’弄坏的!”
讲完话后，鲁坚科被叫到布尔加宁那里。布尔加宁对将军说：“委员会不是您的自由讲台!你必须明白!”朱可夫当时也在场。他本人无疑更了解委员会的性质。但即使是三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他，也没敢企图改变局势。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早就安排好了，全部虚假指控都得到了确认。
4月22日晚，诺维科夫被捕。
一度，诺维科夫“掠夺”戈林(德国空军司令)别墅，并把其不义之财运到自己别墅的传闻在军队中传播得非常厉害。诺维科夫的被捕，却使这一传闻不攻自破了，因为委员会的人在诺维科夫那儿没有找到任何财宝，但他的全部财产仍被没收了。 但关于飞机的说法依然存在。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46年5月10日的判词，“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宾、谢列兹尼奥夫等(共7人)零认有罪。从1942年到1946年，他们罪恶地相互勾结，把次品，或有严重结构和生产缺陷的飞机非法地装备进了苏联空军，结果导致了飞行员的死亡……”
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可当时谁敢揭露这个谎言呢?谁也不敢。所有受到指控的人都进了卢比扬卡监狱，从头到尾服完了自己的刑期。
阴谋的真正指向
获得自由后，诺维科夫说，在最初的审讯中，他觉得飞机题材不是引起侦查员利哈乔夫和锄奸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兴趣的主要原因。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侦查员们力图获取诺维科夫和朱可夫相互关系的资料。但诬陷朱可夫的事，诺维科夫并没有做。
前侦查员利哈乔夫荦认：“我们在侦查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案件时，曾专门建立了一个侦查小组。他们都是在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接受审讯。该案件被捕者的讯问笔录都不是当场记录的……经常我会根据自己的印象，在被捕者缺席时，编写总结性的笔录。”
晚上审讯完，回到监室后，他们还用失眠折磨犯人，不允许他躺下，只能站着或坐着；如果监视者看见犯人此时闭眼或打瞌睡，就会钻进监室叫醒犯人；为了把犯人榨到需要的程度，加深失眠的痛苦，他们还在食物中掺进安眠药，让犯人成夜地处在耀眼的500瓦灯光照射下。这样一来，受审讯的人就会被折磨到失去自制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已经能签署任何文件，哪怕是对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利哈乔夫和阿巴库奠夫这样获得“证据”，然后把它作为诺维科夫所写的指控朱可夫的声明。令人惊奇的是，卢比扬卡的刽子手们假冒囚犯之手做的事情迄今仍有人信以为真。
诺维科夫的“声明”
1993年2月，《绝密报》公布了标题为“告密”的“声明”。以下就是该“声明”中的几个“事实”：
“朱可夫到处极力推销自己的观点。如果朱可夫的某个建议未被采纳，他就发脾气。1944年，我和朱可夫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有一次他对我说，1943年他和科涅夫(苏联元帅)向斯大林报告关于某个战役的计划，但斯大林没有同意。朱可夫对此很不满意，并生了斯大林的气，他不喜欢斯大林对待他的态度。”
全部“事实”都以庸俗的流言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明显的捏造。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事长官们能不记得与最高统帅发生巨大分歧的战役的名称吗?他们中间有谁在经曆过严酷的生活磨难之后，还敢“抱怨”斯大林?在这份逼出来的“声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严肃的事实。
什捷缅科将军在1946年6月2日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份“声明”，紧接着，最高统帅部立即下达了解除朱可夫陆军总司令职务的第九号命令。
命令说：“丧失了全部虚心和着迷于个人野心的朱可夫元帅认为，他的功绩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在与部属的谈话中，他把详细拟订作战计10和领导伟大卫国战争的全部主要战役的功绩归功于自己……”
但由于感觉对朱可夫提起刑事诉讼完全没有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只好又求助于“搞阴谋”的公式：
“充满仇恨的朱可夫元帅企图围绕自己建立一个由不满者、失势者和被解除职务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圈子……”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姓氏和具体的事实。与1937年空口无凭指控军事首长、作家、科学家为日本和英国间谍和反苏阴谋组织者如出一辙。
英雄的悲哀
五六年的监禁期已接近尾声。1951年，诺维科夫的刑期就快到头了。但仍有人不想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当然也存在着不想放他的理由。
比如前锄奸部部长、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制造“空军案件”的阿巴库莫夫就在1951年7月9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他对获释人员可能会告诉马林科夫(当时被认为是斯大林之后，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他们对被迫写了类似署名诺维科夫的“声明”的担心。
没有答复。阿巴库莫夫感到在领袖肮脏的游戏中，被当成了枪手，于是又写了第二封信。在第二封信中，他孤注一掷地直接提醒领袖，他只是执行命令：“被捕者陷害所有人的全部证词均是按照收到的指示，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寄交给了您……”
在寄出最后一封信没过两天，阿巴库莫夫就被捕了。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时任苏联内务部部长)为了拯救自己，开始伪装成“人权卫士”。他的部门准备了给“空军案件”辅助角色平反的文件，该文件说：“苏联内务部经过补充侦查查明，指控材料是由现已被捕的、前锄奸部工作人员通过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手段进行审讯伪造的。”
然而，还在监狱里时，诺维科夫就给侦查员柳明写过一封书面声明，说自己没有写过任何诽谤朱可夫的声明。当时回答他的是沉默。出狱后，诺维科夫曾亲自去见朱可夫，为的是向他说明一切。不过，朱可夫却没有原谅他，军队中的精英也没有原谅他。
“我们大概不会签署这样的声明”，如今的一些参谋人员针对诺维科夫案件说。但他们是想象不到生活在噩梦中的情景的：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被折磨得神经错乱的囚徒会签署所有的声明!哪怕他是坚如磐石的革命者，是国内战争、西班牙战争和其他战争中的英雄。
在戴高乐将军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为戴高乐将军一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斯大林举起酒杯，建议为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干杯，他说：“诺维科夫是一位非常好的元帅!他为我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空军……”说到这里，斯大林停顿了一下，紧跟着又说：“当然，如果他干得不好的话，我们依然会绞死他。”
法国客人差点因为这样的“祝词”而休克过去。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站在一边的诺维科夫，元帅面无表情地喝完了杯子里的酒，仿佛一点都不觉得领袖的话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早已习惯了斯大林这种野蛮的“笑话”。战争年代，他就不止一次地充当了这种“恐怖教训”的见证人。
“恐怖”教训
第一次“恐怖”教训发生在1942年2月3日。当时，诺维科夫是列宁格勒军区的空军司令。那天，是他第一次到大本营晋见最高统帅。他知道，是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提的建议，他将被任命为苏联红军空军总司令。
在最高统帅的办公室里，和他并排站着沃罗热伊金将军和尼基金将军。“你一周前答应给的储备物资在哪儿?”斯大林严厉地质问尼基金。将军开始解释，但最高统帅马上打断了他的话。
整个晚上，斯大林都没有恩赐给诺维科夫一句话，只有一个眼神。诺维科夫也明白，这是恫吓性的表演。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刚上任时，带着自己的副手——以勇敢而著称的前飞行员索科连科向斯大林汇报工作时的情景。
听了诺维科夫的汇报，斯大林突然转向索科连科，盯着他的眼睛严厉地问道：“怎么?难道您没有蹲过监狱?”
可怜的索科连科双腿发软。诺维科夫不得不在汇报完后，把他拖进了汽车。回过神后，勇敢的战士央求说：“亚曆山大?亚曆山大洛雏奇，把我调远点儿吧，哪儿都行!”
这是索科连科第一次去斯大林那儿。而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人都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种经常性的恐惧之中。
阴谋开始
在战胜德国后的一次广播演说中，斯大林有一段著名的话：“人们都说胜利者不受审判，这是不正确的，这样想的人是错误的。”
诺维科夫没有错估斯大林。1945年12月，他的副手和参谋长胡佳科夫元帅在卢比扬卡(克格勃机关所在地)监狱的地下室里消失了。对这位聪明、干练的军人的指控简直是吹毛求疵：为什么他这位亚美尼亚人有一个俄罗斯人的姓氏?结果，胡佳科夫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枪毙了。在被枪毙前，他还被强迫指证自己的首长诺维科夫是有罪的。
在被任命为苏联红军空军总司令后，诺维科夫发现在自己的下属中有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他虽然只是一个上校，但却担任着权力极大的空军检察长一职。这一切发生在1942年，瓦西里刚刚年满2l岁。
当时，人们只叫他瓦什卡(瓦西里的小名)。他过着放纵的生活：喝酒、闲逛，经常破坏军纪。诺维科夫不得不时常向上级详细忙报他的“不良行为”。他不止一次公开发脾气：“毛孩子!最优秀的飞行员正在前线流血牺牲，而这个笨蛋却……”
情况很复杂——要知道这是斯大林的儿子。但诺维科夫忠于自己的原则，不宽恕任何人，哪怕是斯大林的儿子。他没收了瓦西里三部公务用车中的两部，还因违反纪律罚了瓦曲里的款。
瓦西里不仅是个游手好闲之辈，而且还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告密者。他出色地理解和利用了斯大林儿子的地位。他开始在父亲面前说新任空军司令的怀话。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诺维科夫不止一次被突然召到斯大林那儿……
战后，瓦西里又给父亲写了一系列的告密信，信中所谈大都是些空军工作的缺点，以及飞机质量问题。
一个曾在瓦西里身边工作过的飞行员回忆说：稍晚，已经是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的瓦西里在一次醉酒后，不无内疚地说：“我是个小人，我有罪于诺维科夫!因为我，他蹲了监狱。”
后来，从许多解密的克格勃档案中，我们可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批评苏联空军缺点的信并不是瓦西里所写，而是由某个受到暗示、揣测到领袖意图的人写的。
被捕入狱
1946年初的一天，当诺维科夫一家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斯大林打来电话。斯大林问诺维科夫，如何看待授予瓦西里将军军衔的问题。诺维科夫解释说，授将军军衔需要在军校学习。斯大林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最后抛出一句：“不需要就授衔问题打报告，报一个总的名单就行了。”
诺维科夫在这次通话后的几分钟内，始终一动不动地坐着。然后，他给朱可夫打了个电话，转述了自己和斯大林的谈话，问朱可夫：“在这种隋况下，该怎么办?”
“您能怎么办呢?这是命令!”朱可夫像对儿子一样骂了一句。这是元帅第二次拒绝任命24岁的瓦西里为将军。
3月2日，最高统帅授予了瓦西里?斯大林少将军衔；3月14曰，诺维科夫被解除了职务，没有任何理由。
3月16日，由布尔加宁(后任国防部长、元帅)领导的苏联空军国家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对诺维科夫的指控达到了空前荒唐的程度。在一次会议上，诺维科夫战争期间颁布的一条禁止擅自改动飞机结构的命令被指控为“压制人民的创造精神”。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沉默不语，因为谁心里都明白，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有鲁坚科将军忍不住了：“同志们，请让我说句话。要知道，飞机可不是大马车。如果每个人都心血来潮捣鼓几下，修理几下，那飞机会被这些‘巧手们’弄坏的!”
讲完话后，鲁坚科被叫到布尔加宁那里。布尔加宁对将军说：“委员会不是您的自由讲台!你必须明白!”朱可夫当时也在场。他本人无疑更了解委员会的性质。但即使是三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他，也没敢企图改变局势。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早就安排好了，全部虚假指控都得到了确认。
4月22日晚，诺维科夫被捕。
一度，诺维科夫“掠夺”戈林(德国空军司令)别墅，并把其不义之财运到自己别墅的传闻在军队中传播得非常厉害。诺维科夫的被捕，却使这一传闻不攻自破了，因为委员会的人在诺维科夫那儿没有找到任何财宝，但他的全部财产仍被没收了。 但关于飞机的说法依然存在。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46年5月10日的判词，“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宾、谢列兹尼奥夫等(共7人)零认有罪。从1942年到1946年，他们罪恶地相互勾结，把次品，或有严重结构和生产缺陷的飞机非法地装备进了苏联空军，结果导致了飞行员的死亡……”
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可当时谁敢揭露这个谎言呢?谁也不敢。所有受到指控的人都进了卢比扬卡监狱，从头到尾服完了自己的刑期。
阴谋的真正指向
获得自由后，诺维科夫说，在最初的审讯中，他觉得飞机题材不是引起侦查员利哈乔夫和锄奸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兴趣的主要原因。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侦查员们力图获取诺维科夫和朱可夫相互关系的资料。但诬陷朱可夫的事，诺维科夫并没有做。
前侦查员利哈乔夫荦认：“我们在侦查沙胡林、诺维科夫、希曼诺夫案件时，曾专门建立了一个侦查小组。他们都是在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接受审讯。该案件被捕者的讯问笔录都不是当场记录的……经常我会根据自己的印象，在被捕者缺席时，编写总结性的笔录。”
晚上审讯完，回到监室后，他们还用失眠折磨犯人，不允许他躺下，只能站着或坐着；如果监视者看见犯人此时闭眼或打瞌睡，就会钻进监室叫醒犯人；为了把犯人榨到需要的程度，加深失眠的痛苦，他们还在食物中掺进安眠药，让犯人成夜地处在耀眼的500瓦灯光照射下。这样一来，受审讯的人就会被折磨到失去自制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已经能签署任何文件，哪怕是对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利哈乔夫和阿巴库奠夫这样获得“证据”，然后把它作为诺维科夫所写的指控朱可夫的声明。令人惊奇的是，卢比扬卡的刽子手们假冒囚犯之手做的事情迄今仍有人信以为真。
诺维科夫的“声明”
1993年2月，《绝密报》公布了标题为“告密”的“声明”。以下就是该“声明”中的几个“事实”：
“朱可夫到处极力推销自己的观点。如果朱可夫的某个建议未被采纳，他就发脾气。1944年，我和朱可夫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有一次他对我说，1943年他和科涅夫(苏联元帅)向斯大林报告关于某个战役的计划，但斯大林没有同意。朱可夫对此很不满意，并生了斯大林的气，他不喜欢斯大林对待他的态度。”
全部“事实”都以庸俗的流言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明显的捏造。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事长官们能不记得与最高统帅发生巨大分歧的战役的名称吗?他们中间有谁在经曆过严酷的生活磨难之后，还敢“抱怨”斯大林?在这份逼出来的“声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严肃的事实。
什捷缅科将军在1946年6月2日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份“声明”，紧接着，最高统帅部立即下达了解除朱可夫陆军总司令职务的第九号命令。
命令说：“丧失了全部虚心和着迷于个人野心的朱可夫元帅认为，他的功绩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在与部属的谈话中，他把详细拟订作战计10和领导伟大卫国战争的全部主要战役的功绩归功于自己……”
但由于感觉对朱可夫提起刑事诉讼完全没有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只好又求助于“搞阴谋”的公式：
“充满仇恨的朱可夫元帅企图围绕自己建立一个由不满者、失势者和被解除职务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圈子……”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姓氏和具体的事实。与1937年空口无凭指控军事首长、作家、科学家为日本和英国间谍和反苏阴谋组织者如出一辙。
英雄的悲哀
五六年的监禁期已接近尾声。1951年，诺维科夫的刑期就快到头了。但仍有人不想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当然也存在着不想放他的理由。
比如前锄奸部部长、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制造“空军案件”的阿巴库莫夫就在1951年7月9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他对获释人员可能会告诉马林科夫(当时被认为是斯大林之后，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他们对被迫写了类似署名诺维科夫的“声明”的担心。
没有答复。阿巴库莫夫感到在领袖肮脏的游戏中，被当成了枪手，于是又写了第二封信。在第二封信中，他孤注一掷地直接提醒领袖，他只是执行命令：“被捕者陷害所有人的全部证词均是按照收到的指示，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寄交给了您……”
在寄出最后一封信没过两天，阿巴库莫夫就被捕了。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时任苏联内务部部长)为了拯救自己，开始伪装成“人权卫士”。他的部门准备了给“空军案件”辅助角色平反的文件，该文件说：“苏联内务部经过补充侦查查明，指控材料是由现已被捕的、前锄奸部工作人员通过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手段进行审讯伪造的。”
然而，还在监狱里时，诺维科夫就给侦查员柳明写过一封书面声明，说自己没有写过任何诽谤朱可夫的声明。当时回答他的是沉默。出狱后，诺维科夫曾亲自去见朱可夫，为的是向他说明一切。不过，朱可夫却没有原谅他，军队中的精英也没有原谅他。
“我们大概不会签署这样的声明”，如今的一些参谋人员针对诺维科夫案件说。但他们是想象不到生活在噩梦中的情景的：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被折磨得神经错乱的囚徒会签署所有的声明!哪怕他是坚如磐石的革命者，是国内战争、西班牙战争和其他战争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