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零度写作”方式以文字代替画笔，通过图像的组接述说了一些现象的客观存在，同时寓评价于事实之中，实现了事物中彰显意义的效果。看似图像杂乱无章，但安排其实都是受制于作品的内在联系和最后目标。“零度写作”方式在受到“消解意义”的批评之下，“图像手法”证明了旧的意义不存在并不意味新的意义不再来，更不意味着意义本身不存在，因为固定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变化中的意义。
　　 【关键词】图像；意义；后现代；零度写作
　　 【中图分类号】 I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69（2007）20-0091-02
　　
　　文本意义的呈现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外赋意义；一是事物中彰显的意义。外赋意义在理性时代古典现实主义创作中经常用到，为实现意义的外现，作者通常采用语言评价的方式明确的传达权威意志和爱恨褒贬，读者可以直观明了。但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意义不再是主体的清晰意向的产物，也不是在主客体之间的稳定的指涉关系中生成的，而仅仅是在所指的无限的、摸棱两可的游戏中生成的。“零度写作”方式正是这种语境的生成，有人就此批评“零度写作”消解了意义，使作品成了无中心无意义的空壳。其实批评家们所讲的“意义的消失”是很难存在的。如果要讲“消失”，也只能是旧意义的消失，这种旧意义是与传统所认可的“不变的本质”、“隐藏的深度”、“绝对的真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这些以本质为基础的永恒真理瓦解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意义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旧的意义不存在并不意味着新的意义不再来，更不意味着意义本身不存在，因为固定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变化中的意义。所以“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恪守客观的原则，采用意义的派生方式，寓评价于事实之中，实现了现实事物中彰显意义的效果和道德评价通过图像的组接来实现。在此笔者将以“图像”为切人点，探讨罗伯—格里耶小说作品中“零度”之下图像世界构筑的意义效果。
　　“图像”究其实质是一种进入创作者内心的“符号”，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评）。它的特点就是在物质现象中蕴涵精神意义实质，既有与自然实体相连保持其独立的客观性，又在精神上与相应的意义呼应。而且图像还具有直观性、自然在场性、现实性和反解释性。“零度写作”的客观性正与图像的这一特点不谋而合，罗伯—格里耶用文字代替画笔，用叙而不议的手法意在告诉人们有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如在《窥视者》中，作者以大量的图像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的世界、生活、情景、人物，也代替了连贯的情节和故事。他舍去了作案动机、作案过程、凶手将受何审判等传统写作模式，而用图像化描写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真实的客观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是由这样几个层面组成的：
　　第一层面是大海、海浪、海鸥、轮船、汽笛、码头、防波堤、灯塔等，它们以其独立的存在组建了主人公马第雅思3个小时的船上生活。
　　第二层面是各种大同小异的房屋、家具、广场、咖啡店、酒店、大路、小路和叉路以及植物，它们构成了马第雅思在岛上两天零9个小时的生活。
　　第三层面是糖果、彩色糖果纸、香烟、香烟头、一段绳子、手表和手提箱以及租来的自行车，它们是马第雅思的身边物，时时提醒着他的行动和存在。
　　作者对这三个层面的物的详细描述是通过图像形式加以突出并贯穿整部小说的。物所构筑的图像使案件被做了空白处理，但不能因此说案件不存在了，作者反复着重描写的彩色糖果纸、三个烟头、丢失的绳子，不断的提醒人们凶杀案存在着并不断发展着，暗合着读者追踪凶手的思维逻辑，把各种可能性的结果导向一个最终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伯一格里耶拍摄下的一幅幅视觉图像，达到了把事物存在的各个不同剖面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反映出来，并揭示出事物的实在性和多样性的目的，从而实现了他通过描写事物的表面来揭示实质的主张。
　　还有在《嫉妒》中，传统意义上男女相爱因有第三者而引发的嫉妒的故事演化成了特定事物不断重复出现的图像，零碎化、片断化但却细致具体使一个又一个细节、场景、动作构成了一幅又一幅图画，图画之精美生动有丝丝怡人之诗意。如在阿ד梳头”与“头发”的几节优美细腻暗香浮动的文字里展示着优美有质感的“图像”。有的批评家就此开始批评这些图像虽然美好但却毫无意义。其实，频繁出现于作品中的图像是经过作家挑选的，这些纯粹、无序、片断式的一系列千变万化的图像所组成的高强度、高饱和的连续之流公然对抗着传统的系统化及其叙事方式，虽然难以将些许图象连缀为一条有意义的信息，但仍然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并未从根本上抛弃传统的表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美观与真实，言辞与意义等这一系列古老的二元对立关系。一个嫉妒者眼中的妻子、一个可能是在等待“情人”到来的女人在梳理自己美丽的长发、一种因等待而内心焦虑而用不停地梳头排解心绪的女人……这一切于题目“嫉妒”不正好相契合吗？
　　在文本中，各类图象的剪贴或许凌乱无序、松散重复，而且各种图像片断在文本内的左冲右突在某种语境中产生的主题或意义又大相径庭，但这种内部拆解力的不断滋生使文本在模糊状态中呈现出的意义具有无限多解性。如《橡皮》中对警察瓦拉斯一天的调查给予了详尽的描写。通过他的调查我们看到人们对杜邦之死竟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警察局长罗伦认为杜邦很可能是自杀但未遂，然后死在手术台上；杜邦的前妻认为他绝对不会自杀，因为杜邦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灰心丧气；年轻的侦探则认为杜邦是被他的私生子枪杀的，因为他的私生子长大了，想获得大笔的生活津贴，而杜邦拒绝支付。并且他认为杀杜邦的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杜邦的老女仆史密斯太太则怀疑茹亚尔医生是凶手，因为杜邦当时只受了一点轻伤，是被接到医院以后才死去的；当警察局传讯邮局的职员时，职员看到了瓦拉斯在场，异常震惊，“一个罪犯居然亲自领导案件的调查”；杜邦的朋友马尔萨则认为警察局长已经给凶手们收买了，是凶手的同伙。各人凭借着自己的观察和感悟，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站在不同的观点上，得出了彼此相互矛盾的结论，扑朔迷离，谁是真正的凶手仍然是一个谜团。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邦根本就没有死。书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描写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一切大概是作者故意设置的迷雾，目的就是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存在，只是为证明存在的偶然性和意义的丰富性、多变性。20世纪初是上帝死亡的时代。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瓦解了上帝的神圣性，在尼采振聋发聩的“上帝死了”的呐喊声中，传统信仰的根基被连根拔起，人类一下子失去了永恒的道德依托，发现自己脚下的大地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坚实，而只是一块飘浮的陆地。世界的飘浮不定，使罗伯—格里耶无法给自己的图像世界定下一个清晰的尺度和准绳，所以导致了图像的模糊不清。在作品中他无力给他的主人公设置一个合理的结局，也无法就自己的图像世界给读者一个心悦诚服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在失去确定性的世界中，任何解释都有可能是错误的，要继续得到正确的解释，只有拒绝做出任何解释。所以他有意无意地在故事叙述中有所保留，只是希望把现象摆出来，告诉人们有这么一回事，至于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他从不作分析说明，不想、也不能去作分析说明。
　　看似杂乱无章的图像安排其实是受制于作品最后的目标和内在联系。《嫉妒》中，由于嫉妒，叙述者对弗兰克的行踪特别关注，无论弗兰克来访或离去他都在以专注的眼神跟踪观察，弗兰克来往的必经路上的所有景物他都尽收眼底，芭蕉树的排列行数、被砍倒的芭蕉树的棵数以及还生长着的芭蕉树棵数，这些照相机式的枯燥的数字他都精确地计算并记录下来，小河边架桥的工人站立的位置、架桥木料的长度和直径以及架桥工程的进展情况等都精细地映人观察者的眼帘，还有弗兰克走后阿×的所有动作和反应都在叙述者的观察之下，这一组组由景物的细致描写所组成的图像流正是直接指向了叙述者“嫉妒”的心绪之下。这些从社会意义的角度看，作家把“嫉妒”作为一种手段和眼光，他用不偏不倚地方式观察社会、观察人生、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达到忠实地记录客观事物、原原本本地展现纷繁复杂世界的目的。罗伯一格里耶所描述的嫉妒也许正是荒谬的、冷漠的西方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表态。表面看来，夫妇之间彬彬有礼，融洽和谐，没有矛盾，互不干涉，但是，丈夫无法深人地理解妻子，妻子也无法深人地理解丈夫，他们都只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从旁观察对方。默默地观察，平静得令人惊奇，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人之常情。夫妇之间这种无法沟通、无法理解，各自心怀鬼胎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比起急风暴雨式的强烈嫉妒行为的爆发，也许更加令人可怕，更加令人不寒而栗。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人来说是一种压力，这种力量驱使着人、驾驭着人，人被“异化”了。“异化”导致了人的孤立，使人失去了与周围世界的某种和谐的心理联系，人开始怀疑真实世界与自己眼中所看到的，或者与头脑里所认识到的感性世界是否一致。敏锐的文学家首先感知到这一点，采用物化精神和混淆虚实的方式，试图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它们，尝试突破人们固有的观念，把人类精神直接化为物质的、空间的真实。在此基点上，罗伯—格里耶打碎事物原本的形象，撕裂其原来在人心理上的或者逻辑上的联系，他再根据物化精神的需要，将这些破裂的形象重新组合，于是便有了文本中的独一无二的图像世界，看上去都是半截的、不完全的。而正是这种陌生化效果促使人们打破思维惯势，从日常世界的框框中跳了出来，重新审视身边那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从而发现在表象谎言掩盖下的真相。面对这些我们还能认为意义不存在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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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柳鸣九.新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齐晓倩（1980－），女，山东德州人，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