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genocide）”是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新名词，用来形容德国纳粹政权对欧洲犹太人的血腥大屠杀。经过战后60余年的演变，与此相关的国际政治仍炙手可热。譬如近日分别在德黑兰和柏林举行的两场犹太人大屠杀国际研讨会，显示了伊朗拿大屠杀真相来说事，以达到否定以色列建国法理基础的政治目的，以及西方世界针锋相对地抹黑伊朗政权，甚至要把内贾德送上海牙国际法院的图谋。
　　“种族灭绝”最近还被作为一项罪名，由埃塞俄比亚一家法庭缺席判给了1991年被推翻后一直避居津巴布韦的前总统门格斯图。1974年，门格斯图依靠前苏联支持推翻了暴虐的塞拉西皇帝，后于1977~1978年消灭反对派正式成为国家主宰，其间曾虐杀数千人。但纵观战后非洲史不难发现，这种在“非正常状态”下的权力更迭几乎无一例外伴随着暴力、屠杀甚至种族灭绝。刚果（金）的卢蒙巴不用说，利比里亚的多伊政变也不遑多让。这里面更多的是国内政治，与种族灭绝关系不大。
　　真正算得上种族灭绝的一桩陈案却在其母国得不到承认——上世纪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瓦解时，发生了一场牺牲者达百万、造成历史上曾被称为“亚美尼亚”的小亚细亚半岛上亚美尼亚人完全绝迹的大屠杀，土耳其官方不久前还因此事与欧洲两度翻脸：一是法国议会下院不顾希拉克总统的反对通过了“否认亚美尼亚屠杀即为违法”的议案；二是瑞典学院将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描写过亚美尼亚和库尔德大屠杀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不过，真正让土耳其朝野担心的是，美国民主党在一举夺回参众两院多数后，也许会不顾布什总统的反对，步法国后尘。
　　此前美国之所以一直不愿面对亚美尼亚大屠杀，说到底是因为“人权外交”必须从属于国家利益。在美国亚美尼亚裔常年不懈的努力下，美国国会好几次濒临通过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提案，但都在最后关头被白宫和国会领袖以“事关国家利益”为由阻杀。反过来，如果有助国益，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拿“种族灭绝”当外交利器。例如克林顿政府决定干预巴尔干战争时，就宣称米洛舍维奇和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推行“种族灭绝”，尤其在北约轰炸南联盟前夕更是言之凿凿。
　　巴尔干战火平息之后，遭到大批“民族清洗”的反而是塞尔维亚人，尤其是从塞族的“民族摇篮”科索沃和世代居住的克罗地亚克拉伊纳地区。但是美国众议院仍然在2005年通过决议，宣称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进行的屠杀属于“种族灭绝”。有趣的是该决议条文没有明确指责塞族人有种族灭绝的计划，而只是其“侵略和民族清洗政策”导致了（led to）“种族灭绝”。更有趣的是该决议的依据是波斯尼亚战争中“估计20万人遇害，200多万人离乡背井”。人们不能不联想到当前的伊拉克成为远恶于波斯尼亚的人间地狱，按照美国国会的上述决议，“导致了”这些惨状的布什政府也应该受到“种族灭绝”的指控了。
　　“种族灭绝”作为外交利器的妙用的典型例子是在乌克兰。众所周知，19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强推农业合作化，导致“人相食”的大饥荒，尤其在“粮仓”乌克兰约有1000万人成为饿殍。尽管后来乌克兰长大或出生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尽力弥补这一历史创伤，此事仍然是乌克兰“离俄入欧”的重要动力。美国国会当然不会放弃这一题目，而于2003年通过第356号众议院决议，纪念这场“种族灭绝”。
　　可是华盛顿导演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近来褪色，亲俄的地区党卷土重来，组织联合政府，中止了乌克兰的“西向”。美国又祭起“种族灭绝”的撒手锏，唆使亲西方政党在乌克兰议会提出1930年代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议案，重揭这一民族伤疤，迫使亲俄议员尴尬弃权，使得“种族灭绝”议案在11月底获得通过。这一发展，不仅打击了亲俄政府，还为乌克兰未来就“种族灭绝”向俄罗斯索赔打下了伏笔。
　　回到亚美尼亚大屠杀，笔者多年前曾经指出：这场屠杀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当时把持奥斯曼帝国政治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奉泛突厥主义为“指导方针”，而小亚细亚东部的亚美尼亚地区割断了土耳其和东方“突厥斯坦”的“陆桥”。今天围绕这场大屠杀的国际争议，尤其是华盛顿拒绝承认它代表“种族灭绝”后面的“国家利益”，仍然离不开这一旧题。
　　这是因为泛突厥主义不仅可以将土耳其从日益上升的宗教影响引回世俗主义，更是在中亚同时打击俄、中、伊朗的一石三鸟妙策。由于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土关系的倒退，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尤其是有亲亚美尼亚裔之称的众议院新议长佩洛西，未必不会在这一“种族灭绝”议案上改变主意。但是2000年类似议案功败垂成，却是民主党籍的克林顿总统在最后一分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说服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其无限期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