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力的博弈

　　永贞革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留下很多新政的措施，比如大赦天下，蠲免租税，又如除了正常的贡赋之外，停止德宗晚年时期向朝廷进奉、送礼的陋习，完全撤掉宫市和五坊小儿。五坊小儿仗着皇家的特权，做了很多残酷无理的事，来诈取百姓的财物。有的把网张在人家门前不许人进出，有的张在井上不让人打水，谁要是接近，五坊小儿就说：“你惊吓了用于进奉的鸟雀。”说完便痛打人家一顿，被打之人还不得不拿出财物来谢罪。有的五坊小儿聚集在酒馆里大吃大喝，酒足饭饱后抬脚就走，一些店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前去要酒饭钱，就会遭打骂；有时候五坊小儿还留一袋蛇，说：“这些蛇是用来捕捉鸟雀的，现在留下来给你，希望你好好饲养，不要让它们饿着了。”店家害怕，上前央求，他们才带着蛇离开。把宫市、五坊小儿这些扰民的事都禁止了，社会上便少了一些怨声。德宗晚年还有一件弊政，盐铁转运使每个月要给宫中送钱，这其实是把国家的钱变成皇帝私人的收入，永贞革新也把它去掉了。
　　另外，在人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新政，除了提拔王伾担任翰林学士之外，德宗晚年十年无赦，官员犯了一点小错误，就被放逐到地方，此后很少能被重新起用。这时候也进行了改革，规定这些过去犯了轻微过失的人，可以根据其功绩再往上升迁。德宗朝的几位名臣，如翰林学士陆贽和郑余庆、韩皋、阳城，都因事被贬到了地方，顺宗这时候下诏书，让他们返回朝廷，可惜陆贽和阳城还没有接到诏书就已经死了。
　　人事制度安排上，权力向王叔文等人集中，主要是抓财权和兵权。财权主要归盐铁转运使，加“度支使”头衔是说其掌管中央的财政出纳；加“盐铁使”是说其掌控盐铁专卖事宜；加“转运使”是说其将盐利收入用作漕佣，转输江淮各地的物资。于是，王叔文让资深财经专家杜佑为度支使，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可是杜佑的年纪大了，王叔文便担任他的副手，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实际掌握权力，这样就把赋税掌握在改革派的手上。
　　除此之外，还要掌握兵权。改革派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神策军分左右，是中央最重要的一支军队，大概有十五万人，这十五万人都由宦官左右中尉来领导，但不可能把十五万人都集中到京城里，所以神策军的军士主要驻扎在首都西北的城镇，也就是说在京西、京北地区有很多神策军行营。这些行营部队驻扎在十三个城镇，这十三个行营的统领叫行营节度使。现在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让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行军司马相当于副司令兼参谋长，负责军队的调动和军令的发布，实际上掌管军权。王叔文担心自己手上没有兵权，政权会不巩固，所以他要夺宦官的兵权以自固。跟杜佑的角色类似，老将范希朝只是挂名，与王叔文一派的韩泰实掌其权。
　　为什么王叔文等人急于掌控兵权呢？原因在于皇上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大家很难见到皇上，以宦官为代表的一些反对派想要早立太子，王叔文等人担心立了太子后，会大权旁落。宦官分为两派，李忠言是太子从东宫带来的，属于新的权贵，但是势力单薄；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是宫中的老人，掌握着禁军和枢密使的权力，势力强大。
　　俱文珍等宦官发现王叔文、李忠言一上来就大权在握，排斥异己，自己这些先朝老人倒靠边站了，所以他们就召集翰林学士里面的那些老学士，如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等入金銮殿起草立太子诏，企图把权力夺过来。当时有六个翰林学士，除了王伾、王叔文外，还有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他们资格比王叔文老，看到王伾、王叔文手握重权，他们也不满意，所以与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当时顺宗已不能说话，俱文珍等人与四位学士草拟了立太子诏，立嫡以长，皇上点了头，就立长子李纯为太子。
　　对于皇帝来说，改革固然重要，但作为皇帝，不会顾及到王叔文等人考虑的争权的问题。他现在身体不好，从家国传承来讲，当然要立太子，何况太子已经二十多岁，是成年人了。可是一立太子，就对王叔文等人构成了威胁。不光是翰林学士、宦官这方面，朝中的宰相大多也对王叔文等人不满，除了韦执谊是王叔文引荐做宰相的，朝中还有其他的宰相如贾耽、杜佑、高郢、郑珣瑜，贾耽、郑珣瑜不愿意与王叔文等人合作，杜佑等人只是挂个名，起不了实际作用。由此，反对王叔文等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
　　册封了太子以后，大家都觉得有了希望，皇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社稷就有人继承了。史书上说，中外大喜，一类人觉得皇位传承不会出问题了，还有一类人可能就是王叔文的反对派，他们觉得王叔文的势力不会长久了。王叔文当然知道这种情况，所以面有忧色，口不敢言，只是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里面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表达自己的心迹。正是有这种顾虑，王叔文他们才想把兵权掌控住，作为自己安全的保障。
　　同时，王叔文等人也去做争取太子的工作。他们让同党陆淳从给事中转任太子侍读，陆淳为了避太子讳而改名陆质，希望在做太子侍读的时候，能够做做太子的工作。陆质正要为王叔文他们做一下解释，太子就生气了：陛下令先生给我讲经义，你为什么谈其他的事呢？看到太子不买账，陆质不敢再为王叔文等人说话了。从这里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了。
　　从正月德宗去世，到五月王叔文等人想掌兵权，宦官、老的翰林学士、老的宰相都站在了王叔文等人的对立面。王叔文他们用新人掌财权、掌兵权的动作有点急，而急的原因就是因为册立太子，他们想在此之前完全掌握政权、财权、兵权。可是宦官们并不那么容易就范，更不会轻易让王叔文等人把权力都夺 了去。
　　首先王叔文担任户部侍郎，还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是握有实权的实职，而翰林学士相对而言是个虚职，但翰林学士负责谋划，是在禁中参与中枢决策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担任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后，翰林学士之职一般都应该卸掉的。于是，俱文珍等老宦官就把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给免去了。也就是说，王叔文并没有完全控制皇帝诏书的传递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不光是王叔文、王伾、牛昭容、李忠言这条线，还有另外一条线，由宦官俱文珍和其他的翰林学士控制。诏书一下来，王叔文得知自己翰林学士之职被去掉，傻眼了，因为他不担任翰林学士，就不能进入决策层，就没有权力进行决策了，让他单纯管财务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王伾一再请求恢复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但得不到皇帝的答复，也就是说王伾这个系统得不到答复，就连顺宗还能不能正常行使决策权，都值得怀疑了。可以说王叔文、王伾一方的这个决策系统瘫痪了。 　　大概由于王伾的反复要求，王叔文被准许每隔三五天进翰林院来参议谋划，可是不能担任翰林学士。至此王叔文明白他这个政令系统出了问题，他处理朝政的权力来源出了问题。当然，宦官更不会把兵权交给王叔文一派的人，所以当范希朝、韩泰去接管神策军行营的时候，那些神策军的军将秉承宦官的意思，根本不听范希朝、韩泰的命令，他们二人也无可奈何。

四、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时候，王叔文跟韦执谊也产生了矛盾。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处理政事上发生了分歧。据说王叔文有点睚眦必报，韦执谊希望缓和一点。
　　举个例子，宣歙节度使的属官羊士谔到长安来办事，公开批评王叔文，王叔文听后大怒，要请诏斩之，宰相韦执谊说不可以，王叔文提出把他杖杀，这是比斩首低一等的刑罚，韦执谊又说不可以，最后把他贬到地方上去当县尉。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王叔文肯定是不对的，批评政事就要杀头，有点过分，所以韦执谊做得和缓一些，做法也无可厚非。但是王叔文就非常生气，开始讨厌韦执谊，两个人由此产生了矛盾。
　　史书记载，王叔文还得罪了地方的节度使。剑南节度使韦皋派部将刘辟到朝廷走门路，求王叔文把荆南三川等地都划归剑南节度使统领，其实就为增加地盘，韦皋说如果这件事做成了，我们就会支持你，否则我们也会找你麻烦。王叔文没有答应韦皋的要求，甚至要把他派来的部将刘辟给斩了。韦执谊没有同意，这样两人又发生了矛盾。
　　应该说王叔文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斩韦皋的部将则不太合适。这件事使王叔文不但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剑南节度使韦皋，而且让王叔文跟韦执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韦执谊虽然是被王叔文推荐到宰相位子上的，可是他慑于舆论，也不想完全对王叔文亦步亦趋。当时的舆论都说王叔文是小人得志，所以韦执谊故意要跟王叔文保持一点距离，他派人跟王叔文解释说我不是辜负你，故意跟你过不去，是想用更好的办法来成就你的事情。王叔文不相信他的话，两人竟然像仇人一般。
　　这种事也是导致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反对派的实力那么强大，改革派的根基这么浅，内部还不和，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不久，韦皋就上书说陛下身体不好，应该把权力交给东宫，其他一些人，如荆南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也都附和韦皋的说法，要求皇上让太子监国。
　　王叔文等人计无所出。一方面，地方节度使要求皇上让太子监国；另一方面，他接管兵权的安排根本得不到落实，宦官明确告诉京西、京北神策行营的军将，不要听范希朝的，要听我们的，不要把兵权交出去。王叔文等人处在坐以待毙的境地。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关键时刻，王叔文的母亲病重，生命垂危，这种情况下他要请假回去侍奉母亲。
　　王叔文请假之前设了一桌酒宴，把各位学士、宦官，包括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人都请到翰林院来吃饭。王叔文说我的母亲病重，我身任国事不能亲奉医药，现在想请假回去侍奉母亲。我最近竭尽心力不避危难，都是因为朝廷对我有恩，但我离开以后，各种诽谤肯定会纷至沓来，希望大家能够为我说几句话。根据《旧唐书·王叔文传》的记载，王叔文特别解释了羊士谔和刘辟的事情，说我根本不认识刘辟，他却直接闯进门来，想抓我的手腕，为韦皋求领三川，“岂非凶人耶？”又说自己兼领度支事务，如何有功劳，如何辛苦。俱文珍对他的话予以驳斥，王叔文说一句，俱文珍就驳一句。宴会不欢而散。
　　王叔文利用与顺宗接触的机会，得到信任，“阴构密命，机形不见，因腾口善恶进退之。人未窥其本，信为奇才”。待到他实际主持盐铁转运使的工作时，在与外朝众人接触后，无论智愚都说：“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这段话虽然是针对王叔文被解除翰林学士之后的情形说的，但是，从王叔文举行这次宴会和在宴会中的表现看，他确实是志大才疏、言过其实的一个人。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他确实是“无能必矣”。
　　第二天王叔文的母亲就去世了，王叔文现在已经不是重要官员了，翰林学士被免，户部侍郎兼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虽掌握着财权，但是要把这个财权运作到凝聚人心的地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王叔文既然遭遇母丧，就应该弃官在家守制，所以他现在就是没有官职的布衣了，韦执谊更不会听他的了。王叔文很着急，希望能够再起复为官，并要先斩韦执谊，再杀那些不服气的人。史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但王叔文究竟是不是动辄就要杀伐那些骂他、批评他以及和他意见不合的人，事实真相不得 而知。
　　王叔文日夜盼着起复，王伾每天到宦官那儿去，再找宰相杜佑，谋求让王叔文夺情起复，然后当宰相，而且总领北军（北衙禁军）。如果不行，那就谋求担任威远军使、同平章事，威远军是南衙一支小的军队，即便如此还是得不到批准。改革派不知怎么办才好，作为翰林学士，王伾上了三次奏疏都没得到回应，他知道事情完了，于是声称自己中风了，半夜回到家里不再出来，这时候改革派真的大势已去了。

五、最后的失败

　　朝廷下旨，以太子李纯监国。
　　太子监国后，把人事都调整了，罢掉一些不管用的宰相。不久，顺宗禅位为太上皇，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改元永贞，永贞革新的永贞便由此而來。实际上王叔文他们实施改革那一年，还是贞元二十一年（805），这是德宗的年号，因为德宗是在正月去世的，到八月初五才把年号从贞元改为永贞。
　　根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的记载，太子监国得到了地方军阀的普遍支持。早在六月十六日，剑南节度使韦皋就率先上表，以为陛下哀毁成疾，重劳万机，故久而未安，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等待皇躬痊愈，再令太子复归春宫（即东宫）。他还说，“臣位兼将相，今之所陈，乃其职分”。同时韦皋还给太子上笺，攻击皇上“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遂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资治通鉴》说韦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于是极尽攻击之能事。“俄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笺表继至，意与皋同，中外皆倚以为援。”显然，在藩镇和宦官的双重逼迫下，顺宗交出了权力。 　　宦官得势以后，王叔文、王伾就遭到贬逐，还有八个同党也被贬到地方上当司马。司马有点像地方上的巡视员，是没有实权的空职，是唐朝专门安排给那些被贬到地方的官员的职务，所以这次改革，也叫“二王八司马”改革。王伾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到地方后，第二年被赐死，这是“二王”的结局。其他“八司马”是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
　　王叔文集团掌权大概不到半年时间，尽管八月初新皇帝才即位，但实际在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出了问题。刘禹锡说王叔文主事有146天。
　　王叔文領导的革新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比如他们想抑制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朝弊政，想重振朝纲，可是他们的失败也是必 然的。
　　王叔文等人利用脆弱的权力靠山，完全否定前朝的整个官僚系统，抛弃内朝的宦官、翰林学士，以及外朝的宰相朝官系统，显然是很难运作的。再加上皇帝病体缠身，他们的权力基础很薄弱，有些措施操之过急，急于掌握兵权、财权，不能循序渐进，改革派内部还有韦执谊跟王叔文的矛盾不能化解，更缺乏分化敌对阵营的谋略。
　　前朝有弊政，新即位的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想改革，这是常见的事。但从“二王八司马”的能力和策略来看，即使他们没有被剥夺权力，即使没有太子监国，他们能否改革成功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对于所谓“永贞革新”，一方面要肯定他们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他们的改革即使真正推行也不一定能成功。因为这时候唐朝的各项制度即使不是病入膏肓，也是沉疴难除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否认，王叔文集团里面有些重要干部的节操和能力值得肯定。王伾、王叔文被贬不久就死了，很难细致地去考察，可是柳宗元、刘禹锡这些人，都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称赞的廉能之士。尤其是程异，虽然不算文人，但也是“二王八司马”里面的核心人物，他被贬到郴州当司马，元和初年，他受到当时财政最高长官盐铁使李巽的重视和提拔，说要用其所长，要宽容他过去犯过的错误，也就是参加过“二王八司马”改革的错误。因为程异善于理财，于是让他在元和年间担任地方上的财政官，就是盐铁留后，在征讨藩镇、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的过程中，他为朝廷调配粮饷，做得非常出色。程异非常熟悉财政事务，他主持前方军队粮饷的供应，使兵食无乏，有力地支持了朝廷的平叛行动，所以唐宪宗也不计前嫌，任命他为盐铁转运使兼御史大夫。程异为国家管理钱财十几年，死后家无余财，可以说相当清廉了。像程异这样的人，是“二王八司马”队伍里的骨干，因此很难说“永贞革新”是一群小人当政，是小人在那里争权夺利、以权谋私。客观地说，“二王八司马”改革的失败，其实也预示着唐朝后期政治的险恶以及改革推行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