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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三巧形象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其展现出的丰富的人性内涵超越了同时代小说的同类形象。这一艺术形象强烈地震撼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根基,具有争取男女平权的意味,小说在塑造王三巧形象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倾向。
关键词:王三巧 冯梦龙 明代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冯梦龙的《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名作之一,其中表现出的人道情怀,大大超越了当时的小说创作的思想水平。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三巧(三巧儿)是一个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背叛丈夫的失贞者,她与当时众多话本小说中其他的失贞妇女有较大的差别。小说自始自终没有将她写成一个“淫妇”的形象,而是一个与丈夫感情甚笃的良家妇女,只因丈夫外出经商长期不归,她经不住诱惑,才失身于青年商人陈商。
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对这类形象的处理通常是在“淫”与“贞”的层面上进行处理的,贞则旌表,淫则惩戒。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始终没有将王三巧简单地处理成一个淫妇,而是越出了主流话语的轨道,用细致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展示人性的内在矛盾。王三巧本是一个有情有义,循规蹈矩的女子。丈夫外出经商,她则在家静心等待他的归来。“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在街坊四邻中有很好的口碑,乃至于青年商人陈商欲结识王三巧,请薛婆作媒时,被薛婆一口回绝。
“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得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
由于抵挡不住陈商银子的诱惑,薛婆最终还是当起了陈商的媒人。为了解除王三巧的道德和心理防线,薛婆颇费了一番心机。她主要从两方面向王三巧发起进攻:一是揭露封建社会中男女在性权利上极端不平等的现实。她说道:
“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比如我的第四个女婿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欢暮乐,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才回一遍,住不上一两个月,又来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担孤受寡,那晓得他外边之事?”
其实,王三巧就生活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王三巧夫妻情深,她相信夫妻感情的力量,坚信“我家官人倒不是这样的人”。不过,嘴上是这样说,内心的隐忧还是有的。况且兴哥又是一去不回,音信皆无。当然,即便蒋兴哥在外有艳遇,她王三巧也奈何他不得,社会舆论、道德、法律都不会干涉。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一个觉醒的女子必然会产生心理上的失衡。薛婆最后说道:“一品官,二品客,作客的哪一处没有风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这时,王三巧叹了口气,低头不语。王三巧态度的变化意味着她对薛婆观点的认同。她已认识到社会上男女之间的极端的不平等。她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
另一方面,薛婆从人的自然本能入手,极力唤起王三巧的情欲。薛婆巧设机关,与王三巧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同吃同睡,言谈之间便涉及秽亵之事。尽管王三巧心静如水,但作为一个生理健康的人,她不可能对性事毫无兴趣。更何况她还是个久旷的少妇。到最后,王三巧的情欲终于被薛婆煽起,道德武装被解除,心理防线开始崩溃。她被褪去了文化的壳,还原成为一个自然的人,此时她所需要的也是一个自然的男性。薛婆此时将陈商从黑暗中推出,可说是水到渠成。至此,薛婆大功告成,帮助王三巧完成了由“善”到“恶”的蜕变。
按当时话本小说的叙述传统,王三巧因意志薄弱而变成了“淫妇”,下面的情节发展就是昭示她的罪恶,为最终的惩罚作铺垫。然而,本篇小说却摆脱了旧的模式,进入新的思想境界。王三巧非但没有变成恶妇,反而与陈商爱得如火如荼,她甚至主动要求和陈商一起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分别之夜,倍加爱恋。“二人说一会,哭一会,狂荡一会,整整一夜不曾合眼”。王三巧以蒋家祖传之珍珠衫相赠,嘱道:“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陈商感恩不尽,“哭得出声不得,软作一堆”。显然,这种爱情是由性本能作为先导的,是由性而爱,而非由爱而性。这是对传统道德情感的解构,其作用在于强调性在爱情中的关键地位。小说通过其夫蒋兴哥的态度表现出了鲜明的倾向性。蒋兴哥在得知妻子失贞后,虽然“如针刺肚”,但同时也体量妻子“少年守寡”,自己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尽管休了妻子,却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惩罚,甚至不忍当面指责她。这种态度实际上意味着对人性复杂内涵的认可和理解。
肯定乃至张扬自然人性,是明代中后期文学的重要内容。描写妇女偷情是小说戏曲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一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少女逾矩,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刘慧娘;另一类是寡妇失节,如《况太守断死孩儿》中的邵氏;再一类就是有夫之妇的私通。这些行为都是被封建礼教视为有违妇德的。晚明文学利用这一题材给予了传统道德以巨大冲击。但我们又必须看到,对于前两类题材,传统道德是有松动之处的。少女逾矩在古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诗经》中就不乏其人。寡妇失节也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能够被人传为美谈就是明证。相比之下,最受封建道德谴责的就是王三巧这样的女子。一个有夫之妇,而且感情甚笃,只不过是暂别一时,她便移情别恋。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一般的社会心理对此都是不能容忍的。若在文学作品中将这类妇女丑化一下,以戒世人,可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本篇小说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从深入展示人性的复杂内涵的高度审视王三巧的情感历程,揭示既成的伦理体系与人性正常发展的深刻矛盾,认可自然人性的合理性,并从正面展开细致的描写,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作品。
首先,小说通过对王三巧形象的塑造,强烈地震撼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根基。客观地审视王三巧的情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婚姻,而并非欲壑难填。她乐于沉溺于与陈商的恋情并自愿随之逃走,正是基于这一追求。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她将情欲的满足当作婚姻的重要基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与儒家伦理道德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
从表面上看,儒家伦理是不主张禁欲的。但它反对将人的自然欲望视为人们寻求快乐的权利,而是把人的自然欲望规定为履行伦理义务的途径。《周易》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
它认为,人的自然欲望正是道德本体的具体体现。男女亲合本来就不应该为了寻求快乐,而是履行天赋的延续香火的义务。非为乐也,乃为后也。忠孝赖此两全。
但生命的进程不会按照儒家伦理的规定发展,它有自己的逻辑。王三巧的情感历程,就是生命力合乎逻辑的发展,同时又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强调,是对封建礼教的尖锐的挑战。
其次,王三巧的形象具有争取男女平权的意味。封建伦理虽然否认婚姻关系中的享乐成分,但在实际操作中是男女有别的。它对男性宽容乃至于纵容,对女性则超常地严厉。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男人寻花问柳可以传为佳话,而女子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种不平等在传统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影响到我们民族审美观的建立:我们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贾宝玉与大观园众女儿的绵绵情事,而容不得潘金莲勾引小叔子。
实在说来,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两性对对方的需求都是相等的,并非是一方需求迫切,另一方可有可无。男女在性权利上的悬殊完全是封建制度长期压制的结果。在这种压制下,无数妇女鲜活的青春,旺盛的生命力,炽烈的爱欲都被残酷地扼杀了。个中痛苦只有她们自己知晓。据冯梦龙《情史》记载:
昔有妇以贞节被旌,寿八十余,临殁,招其子媳至前。嘱曰:“吾今日知免矣。倘家门不幸,有少而寡者,必速嫁,毋守。节妇非容易事也”。因出左手示之,掌心有大疤。乃少时中夜心动,以手拍案自忍,误触烛钉,贯其掌。家人从未知之。
这是一个节妇临死前的大彻大悟:女人应当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本篇小说中,薛婆既是一个引诱者,也是一个启蒙者。她揭穿了封建社会中的种种道德谎言,揭露了封建礼教中男女不平等的实质。正是在薛婆的启发下,王三巧走上了叛逆之路。诚然,对蒋兴哥来说,她确是失贞的,理当受到批评。王三巧当时也确实愧对丈夫。但我们不能将矛盾仅仅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否则审美鉴赏就无法进行。本篇小说的视野是开阔的,它将家庭矛盾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揭示社会的深层弊病。王三巧的失贞实可视为对封建伦理中男女不平等内容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她的失贞,蒋兴哥有权指责她,但封建道德无权指责她。王三巧有愧于丈夫但无愧于社会。小说所表现出的超俗的理解力,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再次,小说在塑造王三巧形象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倾向。一般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缺乏人道主义。儒家思想中具有丰厚的人道主义遗产。儒家讲“仁”,其中就包含人道主义内容。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对人确有人道主义的关怀,但这种人道主义所关心的“人”不是指个体的人,而是指总体的人,即“民”。“民”是皇权政治的根基。而“人”(个人利益)则是皇权主义的大敌。儒家学说的核心是政治学说。它以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为最高原则。它对“人”的理解是从皇权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它关注“民”的生存而无视个体生命,注重社会伦理而忽视个人权利。
但是,本篇小说在塑造王三巧形象的过程中,突破了传统人道主义的框框,开始注重个人权益。小说在描写王三巧感情变化的情节中,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在个体生命与封建伦理发生冲突时,坚定地站在个体生命一边。比如,当王三巧误认为丈夫要她自裁而赴死时,其母百般开导:
“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在道学家看来,这简直是愚民贪图享乐的不知羞耻,良知丧尽。但这恰恰显示了市民意识的豁达和开放,表现出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全新理解。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即便是通奸,也并非罪在不赦。女人甚至不必从一而终,爱情也不一定终身只有一次。人活着就是要好好享受。这种看似浅俗甚至庸俗的人生哲学其实正蕴含着走向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
不仅如此,本篇小说还肯定了自然人性在人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并不否认自然人性的存在。《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理学家也认为人欲是客观存在。关键问题是,道学不承认“人欲”在人性中的地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必须要用“天地之性”去定义“气质之性”,只有符合道心的人,心才是合乎人性的。人性与天理完全同一。这样,自然人性就被排除在道德体系之外。有人问朱熹,“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答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人欲只能限制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照这一标准,王三巧自然是被排除在传统人道主义关怀之外的。她既无生存之忧,又不是少女怀春,而是一个有夫之妇的情欲饥渴,实乃人欲横流。
但本篇小说却针锋相对,对女主人公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表达了对人性的全新理解。人性不是封建伦理的道德模式,人不仅有生存的欲望,还有发展的要求;不仅有饮食的需求,还有美味的需要;不仅有繁衍的要求,还有享受性快乐的权利。小说对人性的理解已不像理学家那样把人性等同于神性,而是直面于社会的人生实践,探讨人性的内涵,并将人欲看作人性的重要内容。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才是关怀人生的人道主义,而不是维护礼教的神道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类似于王三巧这样具有深刻人道主义内涵的人物形象还是非常罕见的。王三巧形象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孟子注疏·尽心下》,《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李双华,男,1957—,江苏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关键词:王三巧 冯梦龙 明代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冯梦龙的《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名作之一,其中表现出的人道情怀,大大超越了当时的小说创作的思想水平。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三巧(三巧儿)是一个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背叛丈夫的失贞者,她与当时众多话本小说中其他的失贞妇女有较大的差别。小说自始自终没有将她写成一个“淫妇”的形象,而是一个与丈夫感情甚笃的良家妇女,只因丈夫外出经商长期不归,她经不住诱惑,才失身于青年商人陈商。
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对这类形象的处理通常是在“淫”与“贞”的层面上进行处理的,贞则旌表,淫则惩戒。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始终没有将王三巧简单地处理成一个淫妇,而是越出了主流话语的轨道,用细致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展示人性的内在矛盾。王三巧本是一个有情有义,循规蹈矩的女子。丈夫外出经商,她则在家静心等待他的归来。“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在街坊四邻中有很好的口碑,乃至于青年商人陈商欲结识王三巧,请薛婆作媒时,被薛婆一口回绝。
“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得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
由于抵挡不住陈商银子的诱惑,薛婆最终还是当起了陈商的媒人。为了解除王三巧的道德和心理防线,薛婆颇费了一番心机。她主要从两方面向王三巧发起进攻:一是揭露封建社会中男女在性权利上极端不平等的现实。她说道:
“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比如我的第四个女婿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欢暮乐,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才回一遍,住不上一两个月,又来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担孤受寡,那晓得他外边之事?”
其实,王三巧就生活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王三巧夫妻情深,她相信夫妻感情的力量,坚信“我家官人倒不是这样的人”。不过,嘴上是这样说,内心的隐忧还是有的。况且兴哥又是一去不回,音信皆无。当然,即便蒋兴哥在外有艳遇,她王三巧也奈何他不得,社会舆论、道德、法律都不会干涉。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一个觉醒的女子必然会产生心理上的失衡。薛婆最后说道:“一品官,二品客,作客的哪一处没有风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这时,王三巧叹了口气,低头不语。王三巧态度的变化意味着她对薛婆观点的认同。她已认识到社会上男女之间的极端的不平等。她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
另一方面,薛婆从人的自然本能入手,极力唤起王三巧的情欲。薛婆巧设机关,与王三巧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同吃同睡,言谈之间便涉及秽亵之事。尽管王三巧心静如水,但作为一个生理健康的人,她不可能对性事毫无兴趣。更何况她还是个久旷的少妇。到最后,王三巧的情欲终于被薛婆煽起,道德武装被解除,心理防线开始崩溃。她被褪去了文化的壳,还原成为一个自然的人,此时她所需要的也是一个自然的男性。薛婆此时将陈商从黑暗中推出,可说是水到渠成。至此,薛婆大功告成,帮助王三巧完成了由“善”到“恶”的蜕变。
按当时话本小说的叙述传统,王三巧因意志薄弱而变成了“淫妇”,下面的情节发展就是昭示她的罪恶,为最终的惩罚作铺垫。然而,本篇小说却摆脱了旧的模式,进入新的思想境界。王三巧非但没有变成恶妇,反而与陈商爱得如火如荼,她甚至主动要求和陈商一起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分别之夜,倍加爱恋。“二人说一会,哭一会,狂荡一会,整整一夜不曾合眼”。王三巧以蒋家祖传之珍珠衫相赠,嘱道:“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陈商感恩不尽,“哭得出声不得,软作一堆”。显然,这种爱情是由性本能作为先导的,是由性而爱,而非由爱而性。这是对传统道德情感的解构,其作用在于强调性在爱情中的关键地位。小说通过其夫蒋兴哥的态度表现出了鲜明的倾向性。蒋兴哥在得知妻子失贞后,虽然“如针刺肚”,但同时也体量妻子“少年守寡”,自己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尽管休了妻子,却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惩罚,甚至不忍当面指责她。这种态度实际上意味着对人性复杂内涵的认可和理解。
肯定乃至张扬自然人性,是明代中后期文学的重要内容。描写妇女偷情是小说戏曲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一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少女逾矩,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刘慧娘;另一类是寡妇失节,如《况太守断死孩儿》中的邵氏;再一类就是有夫之妇的私通。这些行为都是被封建礼教视为有违妇德的。晚明文学利用这一题材给予了传统道德以巨大冲击。但我们又必须看到,对于前两类题材,传统道德是有松动之处的。少女逾矩在古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诗经》中就不乏其人。寡妇失节也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能够被人传为美谈就是明证。相比之下,最受封建道德谴责的就是王三巧这样的女子。一个有夫之妇,而且感情甚笃,只不过是暂别一时,她便移情别恋。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一般的社会心理对此都是不能容忍的。若在文学作品中将这类妇女丑化一下,以戒世人,可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本篇小说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从深入展示人性的复杂内涵的高度审视王三巧的情感历程,揭示既成的伦理体系与人性正常发展的深刻矛盾,认可自然人性的合理性,并从正面展开细致的描写,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作品。
首先,小说通过对王三巧形象的塑造,强烈地震撼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根基。客观地审视王三巧的情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婚姻,而并非欲壑难填。她乐于沉溺于与陈商的恋情并自愿随之逃走,正是基于这一追求。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她将情欲的满足当作婚姻的重要基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与儒家伦理道德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
从表面上看,儒家伦理是不主张禁欲的。但它反对将人的自然欲望视为人们寻求快乐的权利,而是把人的自然欲望规定为履行伦理义务的途径。《周易》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
它认为,人的自然欲望正是道德本体的具体体现。男女亲合本来就不应该为了寻求快乐,而是履行天赋的延续香火的义务。非为乐也,乃为后也。忠孝赖此两全。
但生命的进程不会按照儒家伦理的规定发展,它有自己的逻辑。王三巧的情感历程,就是生命力合乎逻辑的发展,同时又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强调,是对封建礼教的尖锐的挑战。
其次,王三巧的形象具有争取男女平权的意味。封建伦理虽然否认婚姻关系中的享乐成分,但在实际操作中是男女有别的。它对男性宽容乃至于纵容,对女性则超常地严厉。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男人寻花问柳可以传为佳话,而女子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种不平等在传统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影响到我们民族审美观的建立:我们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贾宝玉与大观园众女儿的绵绵情事,而容不得潘金莲勾引小叔子。
实在说来,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两性对对方的需求都是相等的,并非是一方需求迫切,另一方可有可无。男女在性权利上的悬殊完全是封建制度长期压制的结果。在这种压制下,无数妇女鲜活的青春,旺盛的生命力,炽烈的爱欲都被残酷地扼杀了。个中痛苦只有她们自己知晓。据冯梦龙《情史》记载:
昔有妇以贞节被旌,寿八十余,临殁,招其子媳至前。嘱曰:“吾今日知免矣。倘家门不幸,有少而寡者,必速嫁,毋守。节妇非容易事也”。因出左手示之,掌心有大疤。乃少时中夜心动,以手拍案自忍,误触烛钉,贯其掌。家人从未知之。
这是一个节妇临死前的大彻大悟:女人应当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本篇小说中,薛婆既是一个引诱者,也是一个启蒙者。她揭穿了封建社会中的种种道德谎言,揭露了封建礼教中男女不平等的实质。正是在薛婆的启发下,王三巧走上了叛逆之路。诚然,对蒋兴哥来说,她确是失贞的,理当受到批评。王三巧当时也确实愧对丈夫。但我们不能将矛盾仅仅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否则审美鉴赏就无法进行。本篇小说的视野是开阔的,它将家庭矛盾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揭示社会的深层弊病。王三巧的失贞实可视为对封建伦理中男女不平等内容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她的失贞,蒋兴哥有权指责她,但封建道德无权指责她。王三巧有愧于丈夫但无愧于社会。小说所表现出的超俗的理解力,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再次,小说在塑造王三巧形象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倾向。一般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缺乏人道主义。儒家思想中具有丰厚的人道主义遗产。儒家讲“仁”,其中就包含人道主义内容。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对人确有人道主义的关怀,但这种人道主义所关心的“人”不是指个体的人,而是指总体的人,即“民”。“民”是皇权政治的根基。而“人”(个人利益)则是皇权主义的大敌。儒家学说的核心是政治学说。它以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为最高原则。它对“人”的理解是从皇权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它关注“民”的生存而无视个体生命,注重社会伦理而忽视个人权利。
但是,本篇小说在塑造王三巧形象的过程中,突破了传统人道主义的框框,开始注重个人权益。小说在描写王三巧感情变化的情节中,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在个体生命与封建伦理发生冲突时,坚定地站在个体生命一边。比如,当王三巧误认为丈夫要她自裁而赴死时,其母百般开导:
“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在道学家看来,这简直是愚民贪图享乐的不知羞耻,良知丧尽。但这恰恰显示了市民意识的豁达和开放,表现出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全新理解。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即便是通奸,也并非罪在不赦。女人甚至不必从一而终,爱情也不一定终身只有一次。人活着就是要好好享受。这种看似浅俗甚至庸俗的人生哲学其实正蕴含着走向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
不仅如此,本篇小说还肯定了自然人性在人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并不否认自然人性的存在。《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理学家也认为人欲是客观存在。关键问题是,道学不承认“人欲”在人性中的地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必须要用“天地之性”去定义“气质之性”,只有符合道心的人,心才是合乎人性的。人性与天理完全同一。这样,自然人性就被排除在道德体系之外。有人问朱熹,“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答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人欲只能限制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照这一标准,王三巧自然是被排除在传统人道主义关怀之外的。她既无生存之忧,又不是少女怀春,而是一个有夫之妇的情欲饥渴,实乃人欲横流。
但本篇小说却针锋相对,对女主人公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表达了对人性的全新理解。人性不是封建伦理的道德模式,人不仅有生存的欲望,还有发展的要求;不仅有饮食的需求,还有美味的需要;不仅有繁衍的要求,还有享受性快乐的权利。小说对人性的理解已不像理学家那样把人性等同于神性,而是直面于社会的人生实践,探讨人性的内涵,并将人欲看作人性的重要内容。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才是关怀人生的人道主义,而不是维护礼教的神道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类似于王三巧这样具有深刻人道主义内涵的人物形象还是非常罕见的。王三巧形象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孟子注疏·尽心下》,《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李双华,男,1957—,江苏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