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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妇还乡》是迪伦马特的一部经典名作,迪伦马特在作品中勾画出一个物欲横流的荒诞世界,提出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应该坚持勇敢地面对自我,承担责任。本文旨在通过对文本的再解读来阐释《老妇还乡》所蕴含的主题深意和表现主题所采用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主题 物欲横流 悲喜剧 艺术手法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在欧洲,迪伦马特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戏剧天才”。《老妇还乡》是迪伦马特剧作风格和创作技巧体现的代表作。在该剧中,迪伦马特以其特有的怪诞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看似荒诞实则发人深省的悲剧故事,一个类似于希腊悲剧《美狄亚》式的复仇故事: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老妇人克莱尔回到她的故乡居伦城,允诺为这个经济上濒临破产的城市和它的市民捐出十亿巨款,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这个城市将当年抛弃她的旧情人伊尔处死。居伦市民从一开始的坚定拒绝这一不人道的要求,到不自觉的意志动摇,再到积极行动阻挠伊尔出逃,最后发展到一场“集体性的谋杀”。伴随着居伦人一步步走向谋杀的是这个小城经济上的崛起,最后克莱尔在以科技重新装备的崭新的火车站乘特快列车离开了这个小城。老妇最后用金钱的魔力实现了她个人所要求的“正义”。围绕这一事件,迪伦马特用深邃哲理、奇特幻想、绝妙象征和怪诞形象的创作笔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现象和剧中一个个人物在金钱的诱惑下慢慢地屈服的过程。正是居伦城“高贵的传统”——仁爱、人道主义、传统价值观和良心等,使克莱尔讨回了自己的“公道”,从而也使丧失了“高贵的传统”的居伦城公民都变成了凶手。
《老妇还乡》中的人物都被金钱征服,心怀罪恶,从而拥有不可更改的共性。老妇克莱尔是一个阴谋的策划者,她要为她的谋杀寻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她要借助于“公正”的法律来实现她复仇的目的,她要让全体居伦城的居民成为她的同谋,她也要让伊尔在没有任何精神声援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伊尔在剧本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近乎小丑式的喜剧人物,在得知克莱尔带着大把的金钱回到居伦城时,他甚至还对克莱尔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想重修旧好以便大捞一把,想借他和克莱尔非同一般的关系做市长继承人,因此在克莱尔面前他竭力要表现旧情未了、含情脉脉,而在市长面前又以功臣自居,真是丑态百出。但当生活的境遇发生逆转后,伊尔的精神内核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克莱尔的谋杀计划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在这场良心与金钱的较量中,他孤立无援,渐渐地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从居伦城人中分裂出来,当他从最初的绝望、恐惧、懦弱中摆脱出来后,他终于能够勇敢地面对命运,愿意为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而承担起责任,最终战胜了自己。因此伊尔只是金钱社会的一个牺牲品,是喜剧环境下的一个悲剧角色。居伦城市民表面上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义正辞严的君子模样,可实际上,在物质享受、物质追求下,在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他们都轻易地放弃了生活的信念,走向堕落。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他们不自觉地产生了价值观的转向,最初标榜的人道己经让位给所谓的“正义”了,以至他们随后从赊账购物到阻止伊尔逃跑,最后合力完成了对伊尔的“集体谋杀”。市长代表的是政府官僚机构,他的实用主义使他和老妇克莱尔金钱相勾结,站到了恶势力一边。闹剧的高潮是在公审大会上,市长发表了“慷慨陈词,充满激情”的演说,他为这场谋杀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人道”,实际上他也是借人道的名义去唆使市民们完成一件谋杀。警察局长代表着维护法制的力量,可是当伊尔去警察局要求逮捕挑唆谋杀的老妇克莱尔时,他以不合法律为名拒绝;当伊尔提出对居伦人的怀疑时,他又声称“警察局的目的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只要发现任何威胁的嫌疑,不管这威胁来自何处,来自何人,警察局马上出面干预”,以此稳住伊尔。新闻媒体在《老妇还乡》中也受到无情的嘲讽。记者们围在老妇克莱尔身边,追逐如克莱尔再嫁、与旧情人重逢故里等诸如此类的无聊新闻,竭力打听克莱尔的风流史,对听到的巨额捐款后面的丑恶交易却漠不关心。尤为可笑的是,当摄影师发现闪光灯坏了,在他的要求下,最后表决又举行了一次,人们都煞有介事,郑重地一遍遍喊着口号,举着同意罪恶的拳头。媒体的庸俗、虚伪本质暴露无疑。《老妇还乡》中的教师,作为居伦城人文精神的传播者,他的良心使他在人道与利益之间挣扎。在喝醉酒后,他也曾喊出“我要向世界舆论揭露!居伦城人正在策划一件可怕的罪恶行动!”,“那该死的十亿把我们的良心都烧掉了。”但他没有勇气抵制诱惑,跨出正义的一步,反而随后彻底走向反面,在公民大会上作为代表为罪恶辩护。至此整个居伦城完成了蜕变,只有受害者被分离出来,其余的人都参与了谋杀。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和情节的叙述,毫不留情地嘲讽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观,人们在金钱诱惑下的虚伪和道德的沦丧,展示给读者一个混乱荒唐的世界。
最初,人们只是把《老妇还乡》这部剧作为“罪责剧”来理解。一方面,伊尔对克莱尔负有旧的罪责,而另一方面,居伦城人对伊尔又担负了新的罪责。但这种罪责是在带有命运色彩的无出路的强制下产生的,这种强制也体现了人的弱点,即人对物欲的无止境的追求,以至于这部戏成为了对人性中的弱点和在这个世界中由此必须承担罪责的一种审判。它在剧中是以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来体现的。诚然,这部戏在此方面表现的主题是有限的,因为它只涉及了道德问题,而在社会层面上考虑不够。集体行为是这部戏的价值载体。它不只揭露了社会的不断腐化,而且也越来越明显地指出,富裕生活总是毫无节制地增长了非人性的东西并且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居伦城的普通市民到教师和牧师都深信集体谋杀一个人的必要性,而且他们为这种行为鸣锣开道,赞扬它为正义的胜利。在剧情的开头,伊尔在他们眼中即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能够拯救这个小城的人,而转瞬之间,他们就认识到而且肯定地说,伊尔是一个卑鄙无耻的罪犯,并将以社会道德准则和社会价值的名义处死他。当伊尔准备出逃时,市民们将他在火车站团团围住,还口口声声说他是自由的,他可以选择去还是留。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借送行之名阻止伊尔出逃。由此,居伦城人虚伪,假道德的一面昭然若揭。因此,《老妇还乡》已经不再是描写简单的谋杀,而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正义的集体谋杀。在物欲面前,人文主义的崇高理想早已潜移默化,被金钱利益所代替。这种犯罪是一种隐藏着残酷和血腥的犯罪,它摧毁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这种毁灭却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合乎道德的外衣。在剧中,如果谋杀没有执行,那么就是违反了常理,践踏了正义。由此,这部剧的主题不能理解为“罪责剧”,而是居伦城人的物欲使他们无罪责感的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并让读者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已经堕落到了可以用金钱购买一切的地步。正如克莱尔所说:
“人性是由富翁的钱袋所创造的,以我的财力人们建立了这个社会秩序。当时正是这个世界使我成为了妓女,那么我现在要使这个世界成为妓院。”
“正义”当然也不是这部剧作的唯一主题,但是就剧中的人物而言,他们各自有着对正义的不同的理解和取向,剧中人的戏剧矛盾冲突正是围绕着“正义”这个主题逐步展开并走向深化的,而居伦市民们在金钱和欲望面前逐渐发生的道德价值转向更是值得思考。复仇往往是和正义的伸张相提并论的,因此经典的复仇主题承载的无疑也是一个悲剧的主题。在《老妇还乡》中悲剧主题却是隐藏在复仇情节之外的,迪伦马特要表现的不是正义的伸张和善恶的因果相报,他要表现的是现代人在物质世界中荒诞、尴尬的处境和人的心灵的迷失,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环境,当人类面对大得可怕,足以压倒一切的罪恶力量时,面对疯狂、不幸、变态和荒诞时,人类是否还能守住自己的尊严,这是作者所真正关注的问题。《老妇还乡》剧情的发展正如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样,迪伦马特在注释中这样写道:
“克莱尔既不代表着正义或是马歇尔计划或者是世界末日,她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依仗着她的财产使她像希腊悲剧中的英雄美狄亚一样,残酷无情的报复。”
在分析他们之间的旧情时,伊尔的罪责被逐渐拆穿,并最终以他的死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尾来赎罪。同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一样,个体的伊尔是这部戏的悲剧所在,而居伦城人的集体行为却是世界大欢喜的结局。
鲜明的主题必然要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迪伦马特后来为《老妇还乡》添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部悲喜剧”,在这里,他不再强调这部戏的社会问题,而是想要突出在这部戏中为了表现主题所采用的艺术手法,这种戏剧表现手法的应用推动了当代戏剧的发展,其意义非同一般。除此之外,这个副标题还深刻地概括了该剧的特点:首先这是喜剧,但是它不是莎士比亚式的传统喜剧,而是深含悲剧因素的喜剧。主人公的命运结局令人扼腕;同时这种悲剧性又不是传统悲剧的恢弘严肃而是以幽默和怪诞的方式表现命运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马丁·艾思林所说:
“因此悲喜剧是一种复杂的体裁,它要求观众高度地深于世故。因为一切戏剧对观众的效果,基本上决定于种种期待和满足这些期待之间微妙的相互影响。……一个头脑简中的观众,势必被它甩在一边,弄得惊惶失措,因为从一种形式变到另一种形式,他的头脑不可能转换得那么快。另一方面,对于比较老练的观众来说,这些突然的震动和意外的重新调整是乐趣和洞察力的源泉,因为剧中造成的紧张又解除了,提出了一些观众必须解决的谜。”
在欧洲的戏剧发展史上,经典的喜剧有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政治讽刺剧,以普劳图斯、泰伦斯为代表的生活喜剧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浪漫抒情喜剧,这些喜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剧作家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喜剧形式与内容上的和谐。而迪伦马特在戏剧创作中往往有意识地加进了许多悲剧的元素,在他的《老妇还乡》中更多地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黑色幽默精神和荒诞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在本质上又体现出了悲剧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习惯于称他的喜剧为悲喜剧。迪伦马特之所以采用这种悲喜剧并举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因为他感到这个权利纷争的世界是无形的,混乱的。悲剧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已经不能反映这个世界,因为悲剧作为一种最严肃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以有形世界为前提的,正如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悲剧是以罪责、困境为前提的,而在这部戏剧中,人们集体犯罪,不再承担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和罪责,因此,单纯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当伊尔勇敢地承担罪责并在居伦城人集会上无畏地遭受谴责时,他的形象已经被塑造成悲剧中的英雄人物。而对居伦城人的嘲讽,使观众达到对物欲横流的腐败效应的认识正是喜剧所要求的。迪伦马特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游离感和分裂感,在迪伦马特的戏剧美学中,他认为“悲剧可以克服距离”而“喜剧却可以制造距离”,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借助于喜剧来制造距离,从而使世界的荒谬性和滑稽性得以显现。因此,这是一部悲喜剧并行的反映时代对戏剧要求的开创性戏剧。《老妇还乡》的结局不再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嘲弄,而是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反讽,因而这部巨作被称为“现代经典悲喜剧”。
迪伦马特运用悲喜剧并举的艺术表现手法无情地嘲讽了《老妇还乡》中人物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勾画出一个物欲横流的荒诞世界,提出人在混乱、荒诞的世界里应该勇敢地面对自我,承担责任,战胜自己。
参考文献:
[1] [瑞士]迪伦马特,叶廷芳、韩瑞祥译:《老妇还乡》,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
[2] [瑞士]迪伦马特,叶廷芳、韩瑞样译:《老妇还乡》“作者后记”,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
[3] [美]马丁·艾思林,罗婉华译:《戏剧剖析》,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
[4] 李倩:《试析〈老妇还乡〉的现代戏剧美学意义》,《名作欣赏〈鉴赏专刊)》,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霞,女,1978—,陕西米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榆林学院。
关键词:主题 物欲横流 悲喜剧 艺术手法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在欧洲,迪伦马特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戏剧天才”。《老妇还乡》是迪伦马特剧作风格和创作技巧体现的代表作。在该剧中,迪伦马特以其特有的怪诞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看似荒诞实则发人深省的悲剧故事,一个类似于希腊悲剧《美狄亚》式的复仇故事: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老妇人克莱尔回到她的故乡居伦城,允诺为这个经济上濒临破产的城市和它的市民捐出十亿巨款,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这个城市将当年抛弃她的旧情人伊尔处死。居伦市民从一开始的坚定拒绝这一不人道的要求,到不自觉的意志动摇,再到积极行动阻挠伊尔出逃,最后发展到一场“集体性的谋杀”。伴随着居伦人一步步走向谋杀的是这个小城经济上的崛起,最后克莱尔在以科技重新装备的崭新的火车站乘特快列车离开了这个小城。老妇最后用金钱的魔力实现了她个人所要求的“正义”。围绕这一事件,迪伦马特用深邃哲理、奇特幻想、绝妙象征和怪诞形象的创作笔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现象和剧中一个个人物在金钱的诱惑下慢慢地屈服的过程。正是居伦城“高贵的传统”——仁爱、人道主义、传统价值观和良心等,使克莱尔讨回了自己的“公道”,从而也使丧失了“高贵的传统”的居伦城公民都变成了凶手。
《老妇还乡》中的人物都被金钱征服,心怀罪恶,从而拥有不可更改的共性。老妇克莱尔是一个阴谋的策划者,她要为她的谋杀寻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她要借助于“公正”的法律来实现她复仇的目的,她要让全体居伦城的居民成为她的同谋,她也要让伊尔在没有任何精神声援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伊尔在剧本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近乎小丑式的喜剧人物,在得知克莱尔带着大把的金钱回到居伦城时,他甚至还对克莱尔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想重修旧好以便大捞一把,想借他和克莱尔非同一般的关系做市长继承人,因此在克莱尔面前他竭力要表现旧情未了、含情脉脉,而在市长面前又以功臣自居,真是丑态百出。但当生活的境遇发生逆转后,伊尔的精神内核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克莱尔的谋杀计划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在这场良心与金钱的较量中,他孤立无援,渐渐地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从居伦城人中分裂出来,当他从最初的绝望、恐惧、懦弱中摆脱出来后,他终于能够勇敢地面对命运,愿意为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而承担起责任,最终战胜了自己。因此伊尔只是金钱社会的一个牺牲品,是喜剧环境下的一个悲剧角色。居伦城市民表面上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义正辞严的君子模样,可实际上,在物质享受、物质追求下,在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他们都轻易地放弃了生活的信念,走向堕落。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他们不自觉地产生了价值观的转向,最初标榜的人道己经让位给所谓的“正义”了,以至他们随后从赊账购物到阻止伊尔逃跑,最后合力完成了对伊尔的“集体谋杀”。市长代表的是政府官僚机构,他的实用主义使他和老妇克莱尔金钱相勾结,站到了恶势力一边。闹剧的高潮是在公审大会上,市长发表了“慷慨陈词,充满激情”的演说,他为这场谋杀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人道”,实际上他也是借人道的名义去唆使市民们完成一件谋杀。警察局长代表着维护法制的力量,可是当伊尔去警察局要求逮捕挑唆谋杀的老妇克莱尔时,他以不合法律为名拒绝;当伊尔提出对居伦人的怀疑时,他又声称“警察局的目的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只要发现任何威胁的嫌疑,不管这威胁来自何处,来自何人,警察局马上出面干预”,以此稳住伊尔。新闻媒体在《老妇还乡》中也受到无情的嘲讽。记者们围在老妇克莱尔身边,追逐如克莱尔再嫁、与旧情人重逢故里等诸如此类的无聊新闻,竭力打听克莱尔的风流史,对听到的巨额捐款后面的丑恶交易却漠不关心。尤为可笑的是,当摄影师发现闪光灯坏了,在他的要求下,最后表决又举行了一次,人们都煞有介事,郑重地一遍遍喊着口号,举着同意罪恶的拳头。媒体的庸俗、虚伪本质暴露无疑。《老妇还乡》中的教师,作为居伦城人文精神的传播者,他的良心使他在人道与利益之间挣扎。在喝醉酒后,他也曾喊出“我要向世界舆论揭露!居伦城人正在策划一件可怕的罪恶行动!”,“那该死的十亿把我们的良心都烧掉了。”但他没有勇气抵制诱惑,跨出正义的一步,反而随后彻底走向反面,在公民大会上作为代表为罪恶辩护。至此整个居伦城完成了蜕变,只有受害者被分离出来,其余的人都参与了谋杀。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和情节的叙述,毫不留情地嘲讽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观,人们在金钱诱惑下的虚伪和道德的沦丧,展示给读者一个混乱荒唐的世界。
最初,人们只是把《老妇还乡》这部剧作为“罪责剧”来理解。一方面,伊尔对克莱尔负有旧的罪责,而另一方面,居伦城人对伊尔又担负了新的罪责。但这种罪责是在带有命运色彩的无出路的强制下产生的,这种强制也体现了人的弱点,即人对物欲的无止境的追求,以至于这部戏成为了对人性中的弱点和在这个世界中由此必须承担罪责的一种审判。它在剧中是以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来体现的。诚然,这部戏在此方面表现的主题是有限的,因为它只涉及了道德问题,而在社会层面上考虑不够。集体行为是这部戏的价值载体。它不只揭露了社会的不断腐化,而且也越来越明显地指出,富裕生活总是毫无节制地增长了非人性的东西并且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居伦城的普通市民到教师和牧师都深信集体谋杀一个人的必要性,而且他们为这种行为鸣锣开道,赞扬它为正义的胜利。在剧情的开头,伊尔在他们眼中即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能够拯救这个小城的人,而转瞬之间,他们就认识到而且肯定地说,伊尔是一个卑鄙无耻的罪犯,并将以社会道德准则和社会价值的名义处死他。当伊尔准备出逃时,市民们将他在火车站团团围住,还口口声声说他是自由的,他可以选择去还是留。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借送行之名阻止伊尔出逃。由此,居伦城人虚伪,假道德的一面昭然若揭。因此,《老妇还乡》已经不再是描写简单的谋杀,而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正义的集体谋杀。在物欲面前,人文主义的崇高理想早已潜移默化,被金钱利益所代替。这种犯罪是一种隐藏着残酷和血腥的犯罪,它摧毁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这种毁灭却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合乎道德的外衣。在剧中,如果谋杀没有执行,那么就是违反了常理,践踏了正义。由此,这部剧的主题不能理解为“罪责剧”,而是居伦城人的物欲使他们无罪责感的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并让读者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已经堕落到了可以用金钱购买一切的地步。正如克莱尔所说:
“人性是由富翁的钱袋所创造的,以我的财力人们建立了这个社会秩序。当时正是这个世界使我成为了妓女,那么我现在要使这个世界成为妓院。”
“正义”当然也不是这部剧作的唯一主题,但是就剧中的人物而言,他们各自有着对正义的不同的理解和取向,剧中人的戏剧矛盾冲突正是围绕着“正义”这个主题逐步展开并走向深化的,而居伦市民们在金钱和欲望面前逐渐发生的道德价值转向更是值得思考。复仇往往是和正义的伸张相提并论的,因此经典的复仇主题承载的无疑也是一个悲剧的主题。在《老妇还乡》中悲剧主题却是隐藏在复仇情节之外的,迪伦马特要表现的不是正义的伸张和善恶的因果相报,他要表现的是现代人在物质世界中荒诞、尴尬的处境和人的心灵的迷失,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环境,当人类面对大得可怕,足以压倒一切的罪恶力量时,面对疯狂、不幸、变态和荒诞时,人类是否还能守住自己的尊严,这是作者所真正关注的问题。《老妇还乡》剧情的发展正如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样,迪伦马特在注释中这样写道:
“克莱尔既不代表着正义或是马歇尔计划或者是世界末日,她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依仗着她的财产使她像希腊悲剧中的英雄美狄亚一样,残酷无情的报复。”
在分析他们之间的旧情时,伊尔的罪责被逐渐拆穿,并最终以他的死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尾来赎罪。同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一样,个体的伊尔是这部戏的悲剧所在,而居伦城人的集体行为却是世界大欢喜的结局。
鲜明的主题必然要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迪伦马特后来为《老妇还乡》添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部悲喜剧”,在这里,他不再强调这部戏的社会问题,而是想要突出在这部戏中为了表现主题所采用的艺术手法,这种戏剧表现手法的应用推动了当代戏剧的发展,其意义非同一般。除此之外,这个副标题还深刻地概括了该剧的特点:首先这是喜剧,但是它不是莎士比亚式的传统喜剧,而是深含悲剧因素的喜剧。主人公的命运结局令人扼腕;同时这种悲剧性又不是传统悲剧的恢弘严肃而是以幽默和怪诞的方式表现命运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马丁·艾思林所说:
“因此悲喜剧是一种复杂的体裁,它要求观众高度地深于世故。因为一切戏剧对观众的效果,基本上决定于种种期待和满足这些期待之间微妙的相互影响。……一个头脑简中的观众,势必被它甩在一边,弄得惊惶失措,因为从一种形式变到另一种形式,他的头脑不可能转换得那么快。另一方面,对于比较老练的观众来说,这些突然的震动和意外的重新调整是乐趣和洞察力的源泉,因为剧中造成的紧张又解除了,提出了一些观众必须解决的谜。”
在欧洲的戏剧发展史上,经典的喜剧有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政治讽刺剧,以普劳图斯、泰伦斯为代表的生活喜剧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浪漫抒情喜剧,这些喜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剧作家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喜剧形式与内容上的和谐。而迪伦马特在戏剧创作中往往有意识地加进了许多悲剧的元素,在他的《老妇还乡》中更多地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黑色幽默精神和荒诞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在本质上又体现出了悲剧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习惯于称他的喜剧为悲喜剧。迪伦马特之所以采用这种悲喜剧并举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因为他感到这个权利纷争的世界是无形的,混乱的。悲剧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已经不能反映这个世界,因为悲剧作为一种最严肃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以有形世界为前提的,正如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悲剧是以罪责、困境为前提的,而在这部戏剧中,人们集体犯罪,不再承担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和罪责,因此,单纯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当伊尔勇敢地承担罪责并在居伦城人集会上无畏地遭受谴责时,他的形象已经被塑造成悲剧中的英雄人物。而对居伦城人的嘲讽,使观众达到对物欲横流的腐败效应的认识正是喜剧所要求的。迪伦马特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游离感和分裂感,在迪伦马特的戏剧美学中,他认为“悲剧可以克服距离”而“喜剧却可以制造距离”,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借助于喜剧来制造距离,从而使世界的荒谬性和滑稽性得以显现。因此,这是一部悲喜剧并行的反映时代对戏剧要求的开创性戏剧。《老妇还乡》的结局不再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嘲弄,而是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反讽,因而这部巨作被称为“现代经典悲喜剧”。
迪伦马特运用悲喜剧并举的艺术表现手法无情地嘲讽了《老妇还乡》中人物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勾画出一个物欲横流的荒诞世界,提出人在混乱、荒诞的世界里应该勇敢地面对自我,承担责任,战胜自己。
参考文献:
[1] [瑞士]迪伦马特,叶廷芳、韩瑞祥译:《老妇还乡》,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
[2] [瑞士]迪伦马特,叶廷芳、韩瑞样译:《老妇还乡》“作者后记”,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
[3] [美]马丁·艾思林,罗婉华译:《戏剧剖析》,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
[4] 李倩:《试析〈老妇还乡〉的现代戏剧美学意义》,《名作欣赏〈鉴赏专刊)》,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霞,女,1978—,陕西米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榆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