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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李莉指出民族手工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她认为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手工艺是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一种更具有人性化、生态化、艺术化、环保化的生产方式，这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建立生态中国、创建现代创新文化具有重要启示。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复兴，需要就其艺术审美语言进行现代转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与人文艺术融合，从而促使我国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文化中国。
关键词：民族手工艺;文化复兴;生态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5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5-0094-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5.013
Abstract：FANG Lili points out that national handicraf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She holds that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human society to move from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the ecological one， while handicraf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ndicraft is a production mode that is more humanized， ecological， artistic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which giv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China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innovative culture.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culture needs a modern transformation concerning its artistic aesthetic language， meanwhile it need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ities and arts to spu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rural China to an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one.
Key words：national handicraft; cultural revival; ecological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方李莉在“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是方李莉教授在2018年12月5日在中南大学进行的讲座主题。和“从人类学角度看当代审美转向”“从人类学角度看当代审美转向”是方李莉教授在2018年12月5日在湖南大学进行的讲座主题。等系列讲座中，着重阐述了手工艺复兴与生态中国及民族文化复兴的理论观点。她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去研究民族文化的复兴无疑是很独特的。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传统手工艺审美生产及艺术语言需要进行现代转化，而审美的转化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是人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逐渐认同和自身传统审美价值的重新认知。中国大地上手工艺复兴热潮不断涌动，这种在工业社会中早已被淘汰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再次复炽？方李莉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或者是全球人类社会转型的结果，手工艺这种传统生产方式的重新复兴，正如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曾出现的“文艺复兴”一样，如今的“手工艺复兴”，也许是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信号。
一、民族文化的涌动与传统文化复兴观
方李莉提出的民族文化涌动现象与传统文化复兴观，是基于大量调研、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所发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是考察发掘民族优秀手工艺文化因子本身“遗传基因”的强大和所具有的发展活力而得出的判断，是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观点。
首先，民族文化的涌动，是采掘传统文化里的“優秀种子”，培植在现代土质环境中结出新“文化果实”的过程。这一方面源于民族文化拥有优质“富矿”资源和强大的民族手工艺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和文化创新的发展需求。
方李莉在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的考察中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出现包括景德镇在内的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大量国营工艺厂，主要从事模具化陶瓷制品的生产;1990年代初，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作坊的工艺品出现仿制现象;2000年陶瓷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活动出现;2008年“景漂”“景漂”是指景德镇的外来移民。20世纪90年代的“景漂”多为进城务工的周边农民，如今“景漂”多为被景德镇手工艺术吸引的不同学校、地域、国家的大学生、艺术家。与当地手工艺人的艺术品创造等，这些都是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求，传统手工艺因子与现代文化因子再生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时代变迁下传统精湛陶瓷技艺与手工艺生产的传承。由此探究出文化复兴的实质，是采掘“优秀种子”在现代土质环境中来培育，结出新“文化果实”的过程。诸如宜兴紫砂壶、镇湖苏绣、杨家埠风筝等，这表明在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民族手工艺涌动的文化现象。方李莉站在中国乡村发展和国家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图景的重要时刻，她在2017年发表的《在“从实求知”中寻找中国经验》一文中表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开始出现民粹主义，关起门来扫自家雪的时候，中国却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快速地迈向全球化。其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正在呈现一股文艺复兴的趋势。”[1]再次表明了文化复兴在中国的确切之势，我国文化呈现一种多元融合、开放创新的态势。方李莉作为一个艺术人类学文化学者，以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到文化复兴已成为当前社会阶段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她的思想响应了国家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充分肯定优秀文化基因是利国利民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在促进文化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强国家民族文化话语权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传统文化复兴观，源于创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传统文化的复兴对生态中国和文化中国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回顾文化历史的发展，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当下，以文化为资源、以创新为核心、以生态为理念、以审美为基准的传统文化复兴观是振兴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理念。方李莉认为在后工业时期，民族手工艺、文化精神、生态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工业化过度发展后文化产品去价值化、去意义化、去传统化的“症状”，出现产品千篇一律、高度雷同而缺乏审美认同、缺失情感温度、缺少人文关怀的危害，出现资源浪费等系列问题。由此，她提出“遗产资源论”和“建设生态中国和文化中国”[2]的主张。她认为的生态中国不仅仅是节约资源、使用可降解材料，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生态的生产方式，而传统手工艺就是一种蕴含传统生态思想、可再生、独具审美特性的生产方式。建设文化中国需要从历史悠久、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资源，并满足人们对审美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新时代需求而大力进行创新文化建设，以达到实现民族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创新、民族文化大国的目的。
再次，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化和生态生产方式，这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民族手工艺的选材一般以木、竹、藤、草、泥、石、皮革、羊毛等为主。如我国南方地区，竹林繁茂，竹制手工艺品多种多样，各式家具、生产用品都离不开竹制产品的应用，由竹篾、竹簧制作的各式竹筐、竹篮、竹雕刻品各式各样。手工艺的表达形式无不渗透着天人和谐、质朴自然的生态观。无论是瓷器上的吉祥图案，还是绣品上的诗句，生态景象、生态文化是艺术审美表现的重要主题。这些包含生态理念与生活方式的手工艺生产给建设生态中国提供了发展样态与智慧启示，在现代交通、物流运输、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把大江南北的手工艺人作品更好地对接市场，把生态的生产方式更好地传播给社会，可形成完整的建设生态中国的有效途径，可实现人们对手工艺产品的需求，可实现人们对审美文化产品的需求。
最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建设文化中国的重要智力支撑。其一，手工艺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展现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及历史信息，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成就。例如陶器的手制、模制、轮制等工艺的逐步形成，见证了工艺进步与历史变迁;犹如墨子“巧为輗，拙为鸢”，表达了战国时期人们的工艺科技与文化思想;唐朝铜镜的外观由圆形与方形到葵花、菱花、荷花等多样形式的出现，还新产生了浮雕、线雕、剔雕的装饰技法和贴金银、嵌宝石、镀金、彩釉、彩漆绘、嵌琉璃等制作工艺。这不仅是审美的需求，更是制作工艺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也从侧面凸显了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其二，传统文化为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新技术提供海量方式与广泛思路。例如电影《白蛇传》《天仙配》，著名曲目《茉莉花》《梁祝》，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都是依托于小戏、民乐、故事、民间传说所创造，传统文化为创新提供了文化资源;其三，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是保护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证。中国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例如黎族的黎锦、壮族的壮锦、黑衣壮的民歌、蒙古族的那达慕、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文化才如此绚烂多姿。[3]所以在全球文化一体化和文化霸权的冲击下，应该对被边缘化的傳统文化予以保护重视，这对保留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手工艺对文化历史的传承、文化创新的开拓、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传统文化的复兴过程中，探索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因子，对实现“生态文明”“文化大国”有极大帮助。在此过程中，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既有国家的支持、市场的需求、产业的兴起、文化意识的提高，也有在不断实践过程中遵循的古代文化思想和科技智慧的助力。目前，在国家战略上，我国提出“两创”方针，坚持继承与创新，把握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关系，应对时代需求和挑战;其二，在市场层面上，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4]把文化当作一种资源去建构文化产业、经济产业;其三，在审美需求上，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意为将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美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大同之美。;其四，在智力支持上，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智库的一部分，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其五，在生态文明上，传统文化与手工艺提供了与自然共存的生产理念、生产样态。
二、民族手工艺及其生态智慧
民族手工艺是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中摸索出的精雕细琢的技艺智慧，是被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生态理念、生产生活实践经验、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浇灌形成的。民族手工艺品是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其种类多样，在原始社会以陶艺、玉器、骨雕等为主;在奴隶社会以青铜、陶器等为主;在封建社会以陶瓷、织绣、建筑装饰等为主。这些手工艺品无不体现了其所处时期的精神内涵、历史特征、审美偏好。这些民族手工艺包含丰富的自然生态观、文化生态观和文化哲学观。
首先，民族手工艺与自然生态观。文化的发展具有生态性。方李莉在《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中，曾列举刘晓春对自然生态的看法，“狩猎文化源于森林，游牧文化源于草原，如果森林没有了，如果草原沙化了，其文化还存在吗？”[5]方李莉就此提出观点：“如果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消失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还会存在吗？许多传统的、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在其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和生长起来的，而且不少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与自然相处的生存策略。”[5]这些观点都表明了文化和生态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她在《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中用生态论来诠释新旧文明的演替过程，认为文化和生态有相似的发展规律。生态演替是动态的过程，原有生物群落被淘汰后会遗留下大量的孢子和种子，它们为新的生物群落的发育扩展提供来源基础，这也是新旧生物群落交替的媒介。人类文明转型形式与生物演替方式异曲同工，如今民族手工艺的复燃，是旧农业文明中极具生命力的种子遇到适宜“土壤”与“气候”破土而出的现象，也是后工业社会亟待转型的征兆。 文化也需要保持多样性与动态平衡。方李莉曾担心文化多样性会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她1998年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中问道：“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也许就像一个生物群落里最不起眼的微生物的消失一样，并不会对整个的生物群落带来任何的影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类似这样的文化都在消失的话，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6]如果多种生物的消失导致生物链断裂，生物圈就会坍塌消失。由于文化群落与生物群落有一定的相似性，方李莉用类比的方式从文化生态观角度诠释民族手工艺的存续与兴盛对构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犹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物圈存在的重要保证。民族手工艺的存在与繁荣是“文化生态”健康的重要表现。同时，生物圈在生物群落的不断演变中保持动态平衡，那么“文化圈”是否会在旧文化不断消失中坍塌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会在新产生的“文化群落”中得到解决。新“生物群落”是由原生物群落破灭后遗留下的孢子和种子发育扩展形成，那么原“文化群落”中的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作为“文化孢子”和“文化种子”存留下来，在适宜环境和条件下衍生了新“文化群落”——景德镇文化。所以传统手工艺在新时期衍生的新“文化群落”，不仅确保了文化多样性，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化平衡。[2]
其次，民族手工艺与文化生态观。方李莉在《写艺术——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中提到：“人类学家们也倾向将艺术看成是一种语言符号，”“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们看到的是，在许多土著民族生活中，文化浸染了用意义制造或使用的每个物体的外表，而这种文化的意义正是通过艺术的语言给不断表达出来的。”[7]正如民族手工艺是生态智慧的重要呈现载体，所呈现的生态智慧大都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常见的古代手工艺品，例如瓷盘、瓷瓶、家具、绣品上的图画、诗句，就体现了浓浓的“生态伦理观”，既有遵循自然生态、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也有“鸳鸯戏水”“瓜瓞绵绵”的生态场景，暗含着子孙延绵不断的吉祥寓意;既有“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的不绝生而猎的生态理念，也有“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等生态生成的哲学观;既有表达人与天地同脉相连，是天地万物之子，受其滋养而同生共荣的发展观，也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顺天时，量地利”的生态秩序观，表达人要与天地万物和合共生，和谐相处。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的“斧斤以时入山林”等，[5] 皆体现了古代思想家的文化生态智慧。此外，生物基因改造对民族手工艺文化的实践运用有启发作用。在湖北有一种人工培植的大豆，遭遇虫灾，对大豆产量造成严重影响，相关人员将野生大豆中的优良基因培育到原本的大豆中去，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这让人联想到原始传统的文化基因是否也存在强大的文化“种子”，可以强化现有文化？答案是肯定的。[5]在我国浩瀚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未经探索的宝贵经验，应当从中采掘优秀的文化基因，强化现有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复兴。
再次，民族手工艺与生态文明观。2018年方李莉在中南大学“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之路”的演讲中提到，当今社会俨然已经处于后工业时代，资源枯竭加环境污染已让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与价值理念都发展到了瓶颈时期，社会转型势不可挡，而能让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就是生态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必须是逆城市化的生态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生态文明。而乡村价值的重估及乡村文化的凸显，许多地区将会出现逆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将会从崇尚高楼大厦式的城市生活转向崇尚牧歌式的田园风光”[6]。她認为生态文明是高科技、新能源、互联网、高铁、手工艺、生态农业组合形成的，那么手工艺是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一种更具有人性化、生态化、艺术化、环保化的生产方式。这样的文明形象和生产方式有点类似农业文明的回归，当然，其是建立在高度智能化和新能源以及新材料和互联网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她强调在以高科技不断发展来做技术支撑的同时，我们不要忽视民族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需要回溯到过去去寻找未来的道路。从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智慧中去探寻生态文明发展的路径和艺术智慧，庆幸的是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还保存有一定的文化资源，而西方发达国家其农业文明的根基几乎在工业革命时已经被连根拔起。中国的民族手工艺、农业文明资源与一些手工艺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可利用的独有资源，手工业是除了农业以外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支撑和技术支持。方李莉在考察国内外手工艺生产发展的现状后，前瞻性地指出：19世纪前，中国是“世界的手工艺工场”，如今中国在发展工业4.0、新能源和互联网的基础上，可能再次成为“世界的手工艺”发展中心，可以创造出以高科技作为技术支持的、有文化和艺术含量的、多品种少批量、甚至是私人订制的手工艺品，可以再次创造出具有当代中国审美和当代中国设计文化的世界级时尚产品，并顺着新的“一带一路”再次走向国际市场。[2]
方李莉在《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走出生态文明之路》中提到，手工艺是更具有人性，更具有艺术性和生态性及环保性的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基础。[7]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她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哪个国家先有一种超前意识，哪个国家就能在社会转型中领先一步。在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欧美领先了一步。如今处在后工业时期，社会亟待转型，哪个国家能率先进入新的文明形态，它就拥有主动权。欧美文明占据世界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在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时，他们领先其他国家进行了工业革命，提前进入了工业社会。那么在这个后工业社会，哪个国家能够一马当先进入生态文明，就能拿到发展的优先权。
三、传统手工艺与当代民族审美观
审美观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评价及对于美的看法。不同的审美主体对美的认识是不同的。对个人来说爱美是人的属性要求，是身份的象征，是自爱、自重、自尊的体现。方李莉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个人定制”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类便更加注重自身审美属性的认同与需求;另一方面，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1990年12月在“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为费孝通先生提出。意为人们不但要懂得欣赏自己文化的美，还要懂得欣赏其他文化的美，将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美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大同之美。观，在不同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和社会组织的影响下，人的审美观虽有差异性，但它具备历史特性、人类共性、阶级属性，尤其具有民族审美的重要特性。 首先，时代特性。从时代特性方面来谈，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方李莉在讲座中提出近些年来兴起的“中式时尚”，正是中国审美品位由“西式”转向“中式”的重要例证，也是国家实力进步带来的结果。以前主流审美是以洋为美，不论是室内陈设、建筑风格、衣服式样、饮食习惯、语言习惯都崇尚欧美风格。但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讲究的品位不再盲从西方的审美范式，而是越来越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审美范式。在时尚界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例如在服装设计上运用“香云纱”的材质、“金色龙纹、凤凰、祥云”的古典纹样、“南京云锦”刺绣手法等，在家居设计上运用竹子、丝绸、刺绣、辣椒、扇子等元素。先富起来的人们和精英阶层推崇文化意蕴浓厚、花费不菲的中式风格，用红木家具和古风文玩来装饰家居环境，彰显不俗品位，从以前聊天休憩以喝咖啡为时髦到现在品茶、听乐之风兴起，从以前不太讲究茶壶器具到现在讲究茶具的精巧雅致、手工制作的独一无二及小杯浅酌的悠然，慢慢在回溯我国古代文人的雅趣生活，这不再是附庸雅兴，而是时代审美自觉与审美认同的被唤醒。
其次，民族特征。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的农耕国家，手工制作的技艺与艺术审美不仅形式多样、哲理深刻，而且技艺水平高超。同时民族心理具有以仁爱、美、善、生态、和谐相生的民族特征。从现存乡间民居的建筑装饰、家具陈设、陶瓷雕刻、生产器具等，都反映了民族爱美的特性与崇尚生态和谐的文化特性;从各大博物馆现存的文化遗产同样感到华夏民族重视艺术审美的特性。沿河分布的村落选址、依山而建的建筑修砌、依托环境的农业生产、取材自然的手工技艺，其衍生出来的理念是符合自然生态的。我们可以从方李莉西部人文资源等系列考察及其出版发行的文章著述中，感知到我国手工艺品从制作材料、制作工具、产品工艺、形制内容上所体现的取之自然、回归自然、反映自然的民族审美观和文化生态观。传统手工艺的再度复兴，实际上也是传统生态观适用于现今后工业社会环境的外在表现。
再次，人类共性。 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方李莉提出，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种类之分，并指出人类有一个共性特征，只有在物质经济富足的时候，才会去“追逐精神刺激”与文化审美。方李莉以“中式时尚”为例来说明这一文化审美现象。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文化审美现象开始回溯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中，开始思考复兴与创新中国古代的传统手工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语境。传统手工艺是农耕文明历史阶段的重要生产方式和动力模式，围绕其应运而生的地方性和乡土性的文化，便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传统手工艺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8]目前最能代表“中式时尚”的手工艺品，是景德镇出产的陶瓷艺术品。众所周知，陶瓷是中国人发明的，在历史上瓷器工艺品饱受西方人喜爱和追捧，是过去重要的外贸商品之一，它是中国雅文化的重要标志。在现如今中国有大量的市场需求，这背后的市场需求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批有经济实力的文化阶层和白领群体，物质上的富足，让他们开始追求文化上的充盈和认同感，以及追本溯源地去寻求文化的根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近百年来中国有一段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曾有过批判、有过迷茫。现在这些群体在追求属于本民族文化话语体系和艺术形式的同时，自觉来复兴、创造高雅生活，传统生活中的雅致文化逐渐受到更多关注与认可，慢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式时尚”。
最后，社会属性。从社会阶级属性说，不同阶级主体会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在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主体保护和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不同社会属性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国家层面上，在注重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这种非物质形态存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口头传承、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等是世代相承的民族基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李莉在讲座中分析了景德镇新的手工陶瓷艺术品的出现，认为这代表的是新的社会取向和新的审美需求趋势所带来的新时尚。传统的茶道、香道、花道，还有雅聚等的复兴，仿佛是对古代文人那种高雅情趣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样的时尚潮流不仅使景德镇这座传统的陶瓷手工艺城市有了新的生机和变化，还改变了许多类似的城镇与乡村。精英阶层大多喜爱的是文人生活中的雅文化，这种雅文化曾在宋代时达到顶峰，而为了市场需求，景德镇的手工艺品大多在立足宋代风格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追求样式含蓄简练、色彩雅致素净、审美隽素清新、风格沉静典雅、体现心物相应的美学风范，同时跟随制作工艺的时代变化，注重传统材质与现代材质的结合，加入现代风尚与审美趣味，以满足社会文化审美的不同需要。方李莉在演讲中提到，在人类学中，审美是一种价值选择，正如批判传统文化或者是崇尚“中式时尚”，都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就是价值观的体现。所以审美的转型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转型，是对社会认识的转型。
四、手工艺的未来与“美美与共”的发展观
“在思考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应该如何进行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应该存留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文化变迁中什么应该留下，什么应该随变迁而去”。在这一点上，方李莉认为民族手工艺应该结合新时代审美的需求，进行创新发展。这对促进社会文化发展，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审美理想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与实践意义。对提高文化自信与民族审美心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认真审视这些民族手工艺文化。
第一，手工艺体现了民族心理的个性与自信。传统手工艺文化中包含着优秀的民族心理，拥有文化精神和充满民族智慧的哲学底蕴。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与“仁爱”共生思想是中华民族心理个性的重要体现。方李莉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具有新诠释，是构成未来发展理念的基准与思想来源。“中和”与“仁”属于古代孔子的思想，其依托于万物本身，又超越于万物且符合自然发展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中和”思想是一种中立的思维模式和适度的价值观，这与工业社会的两极分化思维模式相反，它讲求万事力求适中，在生产生活中应当“效率”与“质量”并重、“物质”与“精神”共存，其倡导的生活方式不仅可缓解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现状，也吻合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仁”则是从关怀人文出发，人需要具备“仁”的心灵，应该在生产生活中心存溫情与善念，珍惜生命和环境。同时这些民族个性文化对建立民族心理自信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也与国家综合实力息息相关。从民族尊卑心理的角度去评判传统文化，也就是方李莉在《请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中提出的，当“面对实力强劲的民族，弱小民族会有自卑感，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自信，甚至到批判的态度。”五四运动时，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英美国家文化的热切追捧，到现如今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本民族文化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同时国家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项保护政策，都反映出国家实力的强弱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被认可与否的影响程度之深。[9]所以传统文化得到的重视性不仅仅来自于其自身价值，也深受本民族综合实力的影响。 第二，手工艺的创新利用可促进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杰·基辛的观点：人类的未来发展必定需要各种经验与智慧，如果失去这些精神财富，就会失去很多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把这些智慧收集起来，就像收集“种子”，到了一定的“气候”和“土壤”，还可以“发芽”。民族传统文化正在从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从遗产到资源”是方李莉在《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不仅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利用，以创造符合时代脉搏的新文化。[4] 这些新文化可应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会成为重要的发展支柱。同时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构建生态中国、文化中国提供智力支撑和思想源泉。首先，在政治文化上，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国家树立正确导向，增强特色鲜明的民族政治与文化主体意识，争取在全球文化语境下占据一定的主导权。由于全球化的冲击，全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世界主流文化主权掌握在强国手中，伴随着广泛又迅速的信息传播，他们用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冲击和解构他国民族文化。如何抵挡文化侵略与政治主体意识的丧失，是国家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文化创新上，传统文化作为文化遗产，变成了各种资源宝库，被挖掘再运用到生产生活中，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或文化本身的升华发展。中国千年连续的文化里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现代的科技手法提取。比如《本草纲目》所记载的青蒿，给新型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研发者屠呦呦以启示，她在2011年获得了有“诺贝尔风向标”之称的美国阿拉斯克奖，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传统医学资源作为可挖掘开采的宝藏所反映出的一个文化信号。谭盾创作的《地图》交响协奏曲，是湘西民间音乐元素、历史影像与西方交响乐结合而形成的作品。它不但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是人类文化学与艺术人类学等概念元素贯彻音乐作品的体现。作者把音乐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思维方式不仅给音乐带来更多创作来源，也为传统民间音乐的活态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再者，从建设生态中国的角度，传统手工艺在与高科技结合后再次被激活，获得了一种健康生态的生产方式。方李莉认为，生态文明终究会代替工业文明，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更好地延续，而生态的生产方式是其中重要一环，由于手工艺从材料、制作到成品具有亲和力、绿色性、生态性、独特性，它是极其贴合生态文明特征的。同时，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比大机器生产的产品更容易被人们珍藏，无形中减少了资源浪费与垃圾排放，更主要的是会传递生态化的生活理念和艺术化的生活品质。最后，在经济建设上，由于精神需求的提升，艺术市场也逐渐从西方文化聚焦于本国传统文化，文化产业也蓬勃发展，包括手工艺生产的传统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头。方李莉举景德镇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例：从1980、1990年代的小手工作坊，到“景漂”现象的产生，再到如今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这是艺术家群体的加入与文化创作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发展就是对景德镇传统文化的复制、重构、创新、再利用的过程，如今各种手工艺等传统文化产业的兴起，成为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先天的优势，那些丰富的民族手工艺文化中包含多种多样的“文化种子”，这对文化产业的“出芽”与“繁茂”具有基础铺垫作用。
第三，科学智慧与艺术智慧是人类智慧的一对翅膀，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认知与思维方式。前者是探寻对象的真，即真理;后者是对境界、情感、艺术等道的感悟、想象与体验。艺术遗产资源是艺术智慧的表现，是艺术化、审美化的境界领悟、情感感受与审美体验。随着人工智能这种科学智慧的到来，产品在被创造的时候，不但要注重使用功能的实现，也要注重主观情感的注入，在快节奏生活的现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感和危机感，机器化生产的“冰冷”物质产品让人们渴求带有温情的相处与物质符号。这两种思想都在现今时代背景下对社会生产生活有正向指导作用，也是应该传承的文化理念。[10]而汲取艺术遗产资源进行智能化、情感化设计创作的同时，艺术家不能只看到面前的“一亩三分地”，应该注入情感温度及艺术智慧，推陈出新，不断创新，为现代美好生活服务。
第四，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是必然的趋势。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必然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哪一个国家率先迈入生态社会，哪一个国家就会掌握世界发展的优先权，中国有没有这种开先风的可能性？方李莉指出生态文明的特点：高科技（3D打印，工业4.0）加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汐能等），加互联网，加高铁（便利的交通），加手工艺（文化产品、私人定制，多品种少批量、个性化、艺术化的日用产品），加生态农业，加扁平式分散化的社会结构，牧歌式的田园风光。她同时分析了生态中国的可能性：农工中国的文化基因，具有强大的手工艺传统;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具有扁平式分散化的社会结构传统;天地人和的哲学思想，具有传统的生态农业智慧;作为后发达工业国家，乡村文化保留相对完好;1950年代实施的以换取外汇而出口手工艺产品的政策，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中国目前出现的生活革命与手工艺复兴的态势;高铁与机场等的交通建设;一百余年来向西方努力学习及在科学技术上的迅速发展。综上可知，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2]
结 语
笔者在方李莉系列讲座的基础上，诠释并探讨她的手工艺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理论观点，论述其主旨内容及产生的内在原因与意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探知手工艺在农业社会中承担了生产生活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分析了其表征的生态文化、艺术智慧。她指出手工艺是更具人性，更具艺术性和生态性及环保性的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基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分析经济、文化、环境发展的现状过程中，指出以污染环境、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后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手工艺发展将不可逆转地成为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她认为民族手工艺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它不但记载民族文化、蕴含民族精神，也丰富物质生活和给予人文关怀;同时民族手工艺作为农业文明所遗留的珍贵文化“种子”，在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中可再度发芽，应作为一种资源加以保护、培育与重视。从生态的角度而言，阐述民族手工艺是一种表现载体，呈现着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對现在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告诫与警示意义，并指出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必然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结合审美转向问题，她指出现代审美的需求促进了手工艺的发展，这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建设生态中国、文化中国指引了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方李莉教授作为学者兼行政领导，在对待手工艺文化发展的生与死的问题上，看到了兴盛发展的一面，具有乐观的、理想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手工艺和传统文化快速败落的一面，目前民族手工技艺衰败的脚步没有停止，珍贵的历史手工艺品屡屡被偷的问题也一直存在，为迎合市场而仿造、假造的现象不在少数，为大众服务的设计机制没有科学建立。这需要方李莉在关注民族文化复兴的同时，更好地引领民众关注手工艺当下的保护与传承利用、关注乡村资源的转化与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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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超.孔子美学思想初探[J].大众文艺，2018（05）：21-22.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关键词：民族手工艺;文化复兴;生态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5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5-0094-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5.013
Abstract：FANG Lili points out that national handicraf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She holds that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human society to move from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the ecological one， while handicraf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ndicraft is a production mode that is more humanized， ecological， artistic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which giv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China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innovative culture.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culture needs a modern transformation concerning its artistic aesthetic language， meanwhile it need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ities and arts to spu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rural China to an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one.
Key words：national handicraft; cultural revival; ecological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方李莉在“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是方李莉教授在2018年12月5日在中南大学进行的讲座主题。和“从人类学角度看当代审美转向”“从人类学角度看当代审美转向”是方李莉教授在2018年12月5日在湖南大学进行的讲座主题。等系列讲座中，着重阐述了手工艺复兴与生态中国及民族文化复兴的理论观点。她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去研究民族文化的复兴无疑是很独特的。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传统手工艺审美生产及艺术语言需要进行现代转化，而审美的转化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是人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逐渐认同和自身传统审美价值的重新认知。中国大地上手工艺复兴热潮不断涌动，这种在工业社会中早已被淘汰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再次复炽？方李莉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或者是全球人类社会转型的结果，手工艺这种传统生产方式的重新复兴，正如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曾出现的“文艺复兴”一样，如今的“手工艺复兴”，也许是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信号。
一、民族文化的涌动与传统文化复兴观
方李莉提出的民族文化涌动现象与传统文化复兴观，是基于大量调研、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所发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是考察发掘民族优秀手工艺文化因子本身“遗传基因”的强大和所具有的发展活力而得出的判断，是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观点。
首先，民族文化的涌动，是采掘传统文化里的“優秀种子”，培植在现代土质环境中结出新“文化果实”的过程。这一方面源于民族文化拥有优质“富矿”资源和强大的民族手工艺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和文化创新的发展需求。
方李莉在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的考察中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出现包括景德镇在内的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大量国营工艺厂，主要从事模具化陶瓷制品的生产;1990年代初，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作坊的工艺品出现仿制现象;2000年陶瓷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活动出现;2008年“景漂”“景漂”是指景德镇的外来移民。20世纪90年代的“景漂”多为进城务工的周边农民，如今“景漂”多为被景德镇手工艺术吸引的不同学校、地域、国家的大学生、艺术家。与当地手工艺人的艺术品创造等，这些都是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求，传统手工艺因子与现代文化因子再生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时代变迁下传统精湛陶瓷技艺与手工艺生产的传承。由此探究出文化复兴的实质，是采掘“优秀种子”在现代土质环境中来培育，结出新“文化果实”的过程。诸如宜兴紫砂壶、镇湖苏绣、杨家埠风筝等，这表明在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民族手工艺涌动的文化现象。方李莉站在中国乡村发展和国家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图景的重要时刻，她在2017年发表的《在“从实求知”中寻找中国经验》一文中表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开始出现民粹主义，关起门来扫自家雪的时候，中国却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快速地迈向全球化。其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正在呈现一股文艺复兴的趋势。”[1]再次表明了文化复兴在中国的确切之势，我国文化呈现一种多元融合、开放创新的态势。方李莉作为一个艺术人类学文化学者，以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到文化复兴已成为当前社会阶段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她的思想响应了国家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充分肯定优秀文化基因是利国利民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在促进文化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强国家民族文化话语权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传统文化复兴观，源于创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传统文化的复兴对生态中国和文化中国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回顾文化历史的发展，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当下，以文化为资源、以创新为核心、以生态为理念、以审美为基准的传统文化复兴观是振兴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理念。方李莉认为在后工业时期，民族手工艺、文化精神、生态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工业化过度发展后文化产品去价值化、去意义化、去传统化的“症状”，出现产品千篇一律、高度雷同而缺乏审美认同、缺失情感温度、缺少人文关怀的危害，出现资源浪费等系列问题。由此，她提出“遗产资源论”和“建设生态中国和文化中国”[2]的主张。她认为的生态中国不仅仅是节约资源、使用可降解材料，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生态的生产方式，而传统手工艺就是一种蕴含传统生态思想、可再生、独具审美特性的生产方式。建设文化中国需要从历史悠久、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资源，并满足人们对审美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新时代需求而大力进行创新文化建设，以达到实现民族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创新、民族文化大国的目的。
再次，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化和生态生产方式，这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民族手工艺的选材一般以木、竹、藤、草、泥、石、皮革、羊毛等为主。如我国南方地区，竹林繁茂，竹制手工艺品多种多样，各式家具、生产用品都离不开竹制产品的应用，由竹篾、竹簧制作的各式竹筐、竹篮、竹雕刻品各式各样。手工艺的表达形式无不渗透着天人和谐、质朴自然的生态观。无论是瓷器上的吉祥图案，还是绣品上的诗句，生态景象、生态文化是艺术审美表现的重要主题。这些包含生态理念与生活方式的手工艺生产给建设生态中国提供了发展样态与智慧启示，在现代交通、物流运输、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把大江南北的手工艺人作品更好地对接市场，把生态的生产方式更好地传播给社会，可形成完整的建设生态中国的有效途径，可实现人们对手工艺产品的需求，可实现人们对审美文化产品的需求。
最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建设文化中国的重要智力支撑。其一，手工艺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展现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及历史信息，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成就。例如陶器的手制、模制、轮制等工艺的逐步形成，见证了工艺进步与历史变迁;犹如墨子“巧为輗，拙为鸢”，表达了战国时期人们的工艺科技与文化思想;唐朝铜镜的外观由圆形与方形到葵花、菱花、荷花等多样形式的出现，还新产生了浮雕、线雕、剔雕的装饰技法和贴金银、嵌宝石、镀金、彩釉、彩漆绘、嵌琉璃等制作工艺。这不仅是审美的需求，更是制作工艺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也从侧面凸显了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其二，传统文化为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新技术提供海量方式与广泛思路。例如电影《白蛇传》《天仙配》，著名曲目《茉莉花》《梁祝》，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都是依托于小戏、民乐、故事、民间传说所创造，传统文化为创新提供了文化资源;其三，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是保护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证。中国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例如黎族的黎锦、壮族的壮锦、黑衣壮的民歌、蒙古族的那达慕、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文化才如此绚烂多姿。[3]所以在全球文化一体化和文化霸权的冲击下，应该对被边缘化的傳统文化予以保护重视，这对保留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手工艺对文化历史的传承、文化创新的开拓、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传统文化的复兴过程中，探索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因子，对实现“生态文明”“文化大国”有极大帮助。在此过程中，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既有国家的支持、市场的需求、产业的兴起、文化意识的提高，也有在不断实践过程中遵循的古代文化思想和科技智慧的助力。目前，在国家战略上，我国提出“两创”方针，坚持继承与创新，把握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关系，应对时代需求和挑战;其二，在市场层面上，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4]把文化当作一种资源去建构文化产业、经济产业;其三，在审美需求上，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意为将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美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大同之美。;其四，在智力支持上，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智库的一部分，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其五，在生态文明上，传统文化与手工艺提供了与自然共存的生产理念、生产样态。
二、民族手工艺及其生态智慧
民族手工艺是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中摸索出的精雕细琢的技艺智慧，是被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生态理念、生产生活实践经验、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浇灌形成的。民族手工艺品是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其种类多样，在原始社会以陶艺、玉器、骨雕等为主;在奴隶社会以青铜、陶器等为主;在封建社会以陶瓷、织绣、建筑装饰等为主。这些手工艺品无不体现了其所处时期的精神内涵、历史特征、审美偏好。这些民族手工艺包含丰富的自然生态观、文化生态观和文化哲学观。
首先，民族手工艺与自然生态观。文化的发展具有生态性。方李莉在《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中，曾列举刘晓春对自然生态的看法，“狩猎文化源于森林，游牧文化源于草原，如果森林没有了，如果草原沙化了，其文化还存在吗？”[5]方李莉就此提出观点：“如果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消失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还会存在吗？许多传统的、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在其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和生长起来的，而且不少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与自然相处的生存策略。”[5]这些观点都表明了文化和生态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她在《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中用生态论来诠释新旧文明的演替过程，认为文化和生态有相似的发展规律。生态演替是动态的过程，原有生物群落被淘汰后会遗留下大量的孢子和种子，它们为新的生物群落的发育扩展提供来源基础，这也是新旧生物群落交替的媒介。人类文明转型形式与生物演替方式异曲同工，如今民族手工艺的复燃，是旧农业文明中极具生命力的种子遇到适宜“土壤”与“气候”破土而出的现象，也是后工业社会亟待转型的征兆。 文化也需要保持多样性与动态平衡。方李莉曾担心文化多样性会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她1998年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中问道：“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也许就像一个生物群落里最不起眼的微生物的消失一样，并不会对整个的生物群落带来任何的影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类似这样的文化都在消失的话，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6]如果多种生物的消失导致生物链断裂，生物圈就会坍塌消失。由于文化群落与生物群落有一定的相似性，方李莉用类比的方式从文化生态观角度诠释民族手工艺的存续与兴盛对构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犹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物圈存在的重要保证。民族手工艺的存在与繁荣是“文化生态”健康的重要表现。同时，生物圈在生物群落的不断演变中保持动态平衡，那么“文化圈”是否会在旧文化不断消失中坍塌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会在新产生的“文化群落”中得到解决。新“生物群落”是由原生物群落破灭后遗留下的孢子和种子发育扩展形成，那么原“文化群落”中的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作为“文化孢子”和“文化种子”存留下来，在适宜环境和条件下衍生了新“文化群落”——景德镇文化。所以传统手工艺在新时期衍生的新“文化群落”，不仅确保了文化多样性，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化平衡。[2]
其次，民族手工艺与文化生态观。方李莉在《写艺术——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中提到：“人类学家们也倾向将艺术看成是一种语言符号，”“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们看到的是，在许多土著民族生活中，文化浸染了用意义制造或使用的每个物体的外表，而这种文化的意义正是通过艺术的语言给不断表达出来的。”[7]正如民族手工艺是生态智慧的重要呈现载体，所呈现的生态智慧大都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常见的古代手工艺品，例如瓷盘、瓷瓶、家具、绣品上的图画、诗句，就体现了浓浓的“生态伦理观”，既有遵循自然生态、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也有“鸳鸯戏水”“瓜瓞绵绵”的生态场景，暗含着子孙延绵不断的吉祥寓意;既有“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的不绝生而猎的生态理念，也有“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等生态生成的哲学观;既有表达人与天地同脉相连，是天地万物之子，受其滋养而同生共荣的发展观，也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顺天时，量地利”的生态秩序观，表达人要与天地万物和合共生，和谐相处。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的“斧斤以时入山林”等，[5] 皆体现了古代思想家的文化生态智慧。此外，生物基因改造对民族手工艺文化的实践运用有启发作用。在湖北有一种人工培植的大豆，遭遇虫灾，对大豆产量造成严重影响，相关人员将野生大豆中的优良基因培育到原本的大豆中去，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这让人联想到原始传统的文化基因是否也存在强大的文化“种子”，可以强化现有文化？答案是肯定的。[5]在我国浩瀚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未经探索的宝贵经验，应当从中采掘优秀的文化基因，强化现有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复兴。
再次，民族手工艺与生态文明观。2018年方李莉在中南大学“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之路”的演讲中提到，当今社会俨然已经处于后工业时代，资源枯竭加环境污染已让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与价值理念都发展到了瓶颈时期，社会转型势不可挡，而能让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就是生态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必须是逆城市化的生态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生态文明。而乡村价值的重估及乡村文化的凸显，许多地区将会出现逆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将会从崇尚高楼大厦式的城市生活转向崇尚牧歌式的田园风光”[6]。她認为生态文明是高科技、新能源、互联网、高铁、手工艺、生态农业组合形成的，那么手工艺是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一种更具有人性化、生态化、艺术化、环保化的生产方式。这样的文明形象和生产方式有点类似农业文明的回归，当然，其是建立在高度智能化和新能源以及新材料和互联网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她强调在以高科技不断发展来做技术支撑的同时，我们不要忽视民族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需要回溯到过去去寻找未来的道路。从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智慧中去探寻生态文明发展的路径和艺术智慧，庆幸的是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还保存有一定的文化资源，而西方发达国家其农业文明的根基几乎在工业革命时已经被连根拔起。中国的民族手工艺、农业文明资源与一些手工艺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可利用的独有资源，手工业是除了农业以外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支撑和技术支持。方李莉在考察国内外手工艺生产发展的现状后，前瞻性地指出：19世纪前，中国是“世界的手工艺工场”，如今中国在发展工业4.0、新能源和互联网的基础上，可能再次成为“世界的手工艺”发展中心，可以创造出以高科技作为技术支持的、有文化和艺术含量的、多品种少批量、甚至是私人订制的手工艺品，可以再次创造出具有当代中国审美和当代中国设计文化的世界级时尚产品，并顺着新的“一带一路”再次走向国际市场。[2]
方李莉在《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走出生态文明之路》中提到，手工艺是更具有人性，更具有艺术性和生态性及环保性的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基础。[7]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她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哪个国家先有一种超前意识，哪个国家就能在社会转型中领先一步。在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欧美领先了一步。如今处在后工业时期，社会亟待转型，哪个国家能率先进入新的文明形态，它就拥有主动权。欧美文明占据世界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在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时，他们领先其他国家进行了工业革命，提前进入了工业社会。那么在这个后工业社会，哪个国家能够一马当先进入生态文明，就能拿到发展的优先权。
三、传统手工艺与当代民族审美观
审美观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评价及对于美的看法。不同的审美主体对美的认识是不同的。对个人来说爱美是人的属性要求，是身份的象征，是自爱、自重、自尊的体现。方李莉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个人定制”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类便更加注重自身审美属性的认同与需求;另一方面，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1990年12月在“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为费孝通先生提出。意为人们不但要懂得欣赏自己文化的美，还要懂得欣赏其他文化的美，将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美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大同之美。观，在不同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和社会组织的影响下，人的审美观虽有差异性，但它具备历史特性、人类共性、阶级属性，尤其具有民族审美的重要特性。 首先，时代特性。从时代特性方面来谈，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方李莉在讲座中提出近些年来兴起的“中式时尚”，正是中国审美品位由“西式”转向“中式”的重要例证，也是国家实力进步带来的结果。以前主流审美是以洋为美，不论是室内陈设、建筑风格、衣服式样、饮食习惯、语言习惯都崇尚欧美风格。但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讲究的品位不再盲从西方的审美范式，而是越来越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审美范式。在时尚界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例如在服装设计上运用“香云纱”的材质、“金色龙纹、凤凰、祥云”的古典纹样、“南京云锦”刺绣手法等，在家居设计上运用竹子、丝绸、刺绣、辣椒、扇子等元素。先富起来的人们和精英阶层推崇文化意蕴浓厚、花费不菲的中式风格，用红木家具和古风文玩来装饰家居环境，彰显不俗品位，从以前聊天休憩以喝咖啡为时髦到现在品茶、听乐之风兴起，从以前不太讲究茶壶器具到现在讲究茶具的精巧雅致、手工制作的独一无二及小杯浅酌的悠然，慢慢在回溯我国古代文人的雅趣生活，这不再是附庸雅兴，而是时代审美自觉与审美认同的被唤醒。
其次，民族特征。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的农耕国家，手工制作的技艺与艺术审美不仅形式多样、哲理深刻，而且技艺水平高超。同时民族心理具有以仁爱、美、善、生态、和谐相生的民族特征。从现存乡间民居的建筑装饰、家具陈设、陶瓷雕刻、生产器具等，都反映了民族爱美的特性与崇尚生态和谐的文化特性;从各大博物馆现存的文化遗产同样感到华夏民族重视艺术审美的特性。沿河分布的村落选址、依山而建的建筑修砌、依托环境的农业生产、取材自然的手工技艺，其衍生出来的理念是符合自然生态的。我们可以从方李莉西部人文资源等系列考察及其出版发行的文章著述中，感知到我国手工艺品从制作材料、制作工具、产品工艺、形制内容上所体现的取之自然、回归自然、反映自然的民族审美观和文化生态观。传统手工艺的再度复兴，实际上也是传统生态观适用于现今后工业社会环境的外在表现。
再次，人类共性。 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方李莉提出，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种类之分，并指出人类有一个共性特征，只有在物质经济富足的时候，才会去“追逐精神刺激”与文化审美。方李莉以“中式时尚”为例来说明这一文化审美现象。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文化审美现象开始回溯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中，开始思考复兴与创新中国古代的传统手工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语境。传统手工艺是农耕文明历史阶段的重要生产方式和动力模式，围绕其应运而生的地方性和乡土性的文化，便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传统手工艺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8]目前最能代表“中式时尚”的手工艺品，是景德镇出产的陶瓷艺术品。众所周知，陶瓷是中国人发明的，在历史上瓷器工艺品饱受西方人喜爱和追捧，是过去重要的外贸商品之一，它是中国雅文化的重要标志。在现如今中国有大量的市场需求，这背后的市场需求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批有经济实力的文化阶层和白领群体，物质上的富足，让他们开始追求文化上的充盈和认同感，以及追本溯源地去寻求文化的根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近百年来中国有一段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曾有过批判、有过迷茫。现在这些群体在追求属于本民族文化话语体系和艺术形式的同时，自觉来复兴、创造高雅生活，传统生活中的雅致文化逐渐受到更多关注与认可，慢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式时尚”。
最后，社会属性。从社会阶级属性说，不同阶级主体会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在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主体保护和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不同社会属性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国家层面上，在注重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这种非物质形态存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口头传承、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等是世代相承的民族基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李莉在讲座中分析了景德镇新的手工陶瓷艺术品的出现，认为这代表的是新的社会取向和新的审美需求趋势所带来的新时尚。传统的茶道、香道、花道，还有雅聚等的复兴，仿佛是对古代文人那种高雅情趣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样的时尚潮流不仅使景德镇这座传统的陶瓷手工艺城市有了新的生机和变化，还改变了许多类似的城镇与乡村。精英阶层大多喜爱的是文人生活中的雅文化，这种雅文化曾在宋代时达到顶峰，而为了市场需求，景德镇的手工艺品大多在立足宋代风格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追求样式含蓄简练、色彩雅致素净、审美隽素清新、风格沉静典雅、体现心物相应的美学风范，同时跟随制作工艺的时代变化，注重传统材质与现代材质的结合，加入现代风尚与审美趣味，以满足社会文化审美的不同需要。方李莉在演讲中提到，在人类学中，审美是一种价值选择，正如批判传统文化或者是崇尚“中式时尚”，都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就是价值观的体现。所以审美的转型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转型，是对社会认识的转型。
四、手工艺的未来与“美美与共”的发展观
“在思考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应该如何进行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应该存留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文化变迁中什么应该留下，什么应该随变迁而去”。在这一点上，方李莉认为民族手工艺应该结合新时代审美的需求，进行创新发展。这对促进社会文化发展，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审美理想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与实践意义。对提高文化自信与民族审美心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认真审视这些民族手工艺文化。
第一，手工艺体现了民族心理的个性与自信。传统手工艺文化中包含着优秀的民族心理，拥有文化精神和充满民族智慧的哲学底蕴。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与“仁爱”共生思想是中华民族心理个性的重要体现。方李莉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具有新诠释，是构成未来发展理念的基准与思想来源。“中和”与“仁”属于古代孔子的思想，其依托于万物本身，又超越于万物且符合自然发展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中和”思想是一种中立的思维模式和适度的价值观，这与工业社会的两极分化思维模式相反，它讲求万事力求适中，在生产生活中应当“效率”与“质量”并重、“物质”与“精神”共存，其倡导的生活方式不仅可缓解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现状，也吻合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仁”则是从关怀人文出发，人需要具备“仁”的心灵，应该在生产生活中心存溫情与善念，珍惜生命和环境。同时这些民族个性文化对建立民族心理自信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也与国家综合实力息息相关。从民族尊卑心理的角度去评判传统文化，也就是方李莉在《请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中提出的，当“面对实力强劲的民族，弱小民族会有自卑感，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自信，甚至到批判的态度。”五四运动时，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英美国家文化的热切追捧，到现如今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本民族文化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同时国家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项保护政策，都反映出国家实力的强弱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被认可与否的影响程度之深。[9]所以传统文化得到的重视性不仅仅来自于其自身价值，也深受本民族综合实力的影响。 第二，手工艺的创新利用可促进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杰·基辛的观点：人类的未来发展必定需要各种经验与智慧，如果失去这些精神财富，就会失去很多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把这些智慧收集起来，就像收集“种子”，到了一定的“气候”和“土壤”，还可以“发芽”。民族传统文化正在从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从遗产到资源”是方李莉在《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不仅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利用，以创造符合时代脉搏的新文化。[4] 这些新文化可应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会成为重要的发展支柱。同时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构建生态中国、文化中国提供智力支撑和思想源泉。首先，在政治文化上，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国家树立正确导向，增强特色鲜明的民族政治与文化主体意识，争取在全球文化语境下占据一定的主导权。由于全球化的冲击，全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世界主流文化主权掌握在强国手中，伴随着广泛又迅速的信息传播，他们用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冲击和解构他国民族文化。如何抵挡文化侵略与政治主体意识的丧失，是国家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文化创新上，传统文化作为文化遗产，变成了各种资源宝库，被挖掘再运用到生产生活中，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或文化本身的升华发展。中国千年连续的文化里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现代的科技手法提取。比如《本草纲目》所记载的青蒿，给新型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研发者屠呦呦以启示，她在2011年获得了有“诺贝尔风向标”之称的美国阿拉斯克奖，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传统医学资源作为可挖掘开采的宝藏所反映出的一个文化信号。谭盾创作的《地图》交响协奏曲，是湘西民间音乐元素、历史影像与西方交响乐结合而形成的作品。它不但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是人类文化学与艺术人类学等概念元素贯彻音乐作品的体现。作者把音乐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思维方式不仅给音乐带来更多创作来源，也为传统民间音乐的活态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再者，从建设生态中国的角度，传统手工艺在与高科技结合后再次被激活，获得了一种健康生态的生产方式。方李莉认为，生态文明终究会代替工业文明，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更好地延续，而生态的生产方式是其中重要一环，由于手工艺从材料、制作到成品具有亲和力、绿色性、生态性、独特性，它是极其贴合生态文明特征的。同时，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比大机器生产的产品更容易被人们珍藏，无形中减少了资源浪费与垃圾排放，更主要的是会传递生态化的生活理念和艺术化的生活品质。最后，在经济建设上，由于精神需求的提升，艺术市场也逐渐从西方文化聚焦于本国传统文化，文化产业也蓬勃发展，包括手工艺生产的传统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头。方李莉举景德镇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例：从1980、1990年代的小手工作坊，到“景漂”现象的产生，再到如今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这是艺术家群体的加入与文化创作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发展就是对景德镇传统文化的复制、重构、创新、再利用的过程，如今各种手工艺等传统文化产业的兴起，成为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先天的优势，那些丰富的民族手工艺文化中包含多种多样的“文化种子”，这对文化产业的“出芽”与“繁茂”具有基础铺垫作用。
第三，科学智慧与艺术智慧是人类智慧的一对翅膀，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认知与思维方式。前者是探寻对象的真，即真理;后者是对境界、情感、艺术等道的感悟、想象与体验。艺术遗产资源是艺术智慧的表现，是艺术化、审美化的境界领悟、情感感受与审美体验。随着人工智能这种科学智慧的到来，产品在被创造的时候，不但要注重使用功能的实现，也要注重主观情感的注入，在快节奏生活的现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感和危机感，机器化生产的“冰冷”物质产品让人们渴求带有温情的相处与物质符号。这两种思想都在现今时代背景下对社会生产生活有正向指导作用，也是应该传承的文化理念。[10]而汲取艺术遗产资源进行智能化、情感化设计创作的同时，艺术家不能只看到面前的“一亩三分地”，应该注入情感温度及艺术智慧，推陈出新，不断创新，为现代美好生活服务。
第四，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是必然的趋势。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必然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哪一个国家率先迈入生态社会，哪一个国家就会掌握世界发展的优先权，中国有没有这种开先风的可能性？方李莉指出生态文明的特点：高科技（3D打印，工业4.0）加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汐能等），加互联网，加高铁（便利的交通），加手工艺（文化产品、私人定制，多品种少批量、个性化、艺术化的日用产品），加生态农业，加扁平式分散化的社会结构，牧歌式的田园风光。她同时分析了生态中国的可能性：农工中国的文化基因，具有强大的手工艺传统;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具有扁平式分散化的社会结构传统;天地人和的哲学思想，具有传统的生态农业智慧;作为后发达工业国家，乡村文化保留相对完好;1950年代实施的以换取外汇而出口手工艺产品的政策，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中国目前出现的生活革命与手工艺复兴的态势;高铁与机场等的交通建设;一百余年来向西方努力学习及在科学技术上的迅速发展。综上可知，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2]
结 语
笔者在方李莉系列讲座的基础上，诠释并探讨她的手工艺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理论观点，论述其主旨内容及产生的内在原因与意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探知手工艺在农业社会中承担了生产生活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分析了其表征的生态文化、艺术智慧。她指出手工艺是更具人性，更具艺术性和生态性及环保性的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基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分析经济、文化、环境发展的现状过程中，指出以污染环境、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后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手工艺发展将不可逆转地成为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她认为民族手工艺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它不但记载民族文化、蕴含民族精神，也丰富物质生活和给予人文关怀;同时民族手工艺作为农业文明所遗留的珍贵文化“种子”，在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中可再度发芽，应作为一种资源加以保护、培育与重视。从生态的角度而言，阐述民族手工艺是一种表现载体，呈现着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對现在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告诫与警示意义，并指出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必然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结合审美转向问题，她指出现代审美的需求促进了手工艺的发展，这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建设生态中国、文化中国指引了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方李莉教授作为学者兼行政领导，在对待手工艺文化发展的生与死的问题上，看到了兴盛发展的一面，具有乐观的、理想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手工艺和传统文化快速败落的一面，目前民族手工技艺衰败的脚步没有停止，珍贵的历史手工艺品屡屡被偷的问题也一直存在，为迎合市场而仿造、假造的现象不在少数，为大众服务的设计机制没有科学建立。这需要方李莉在关注民族文化复兴的同时，更好地引领民众关注手工艺当下的保护与传承利用、关注乡村资源的转化与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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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超.孔子美学思想初探[J].大众文艺，2018（05）：21-22.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