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沈从文的杂文创作虽然很少进入研究视野，但却能反映出沈从文精神思想的复杂图景，让人看到近些年越来越“边城化”“扁平化”的沈从文原本具有的丰富个性和内涵。
新时期以来的很多研究都认为沈从文一直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避免与现实的纠缠，其实沈从文的现实关怀一点都不少，特别是他写于三四十年代纪念五四运动与五四学人的文章，如《“五四”二十一年》《五四》《纪念五四》《五四和五四人》《新的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等。沈从文形容五四运动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充满着青春大无畏的“天真”“勇敢”，五四学人自主自发的去追求真理，去尝试新的东西，即使有些作品很幼稚甚至失败了，也不能阻挡他们改革的脚步。文学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才能发挥效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文学遭遇到商业、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五四精神消失了，为此他一直在追忆五四，企图找回作家的“天真”和“勇敢”。沈从文既反对将文学商业化，也反对将文学政治化。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沈从文指出发自内心拥护五四精神的人越来越少，作家大部分都很功利化，失掉了初心。
沈从文的杂文创作集中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关注与介入，比如他对作家的价值阐释和角色定位。任何人都脱离不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政治文化语境在某种程度上会迫使所有人对其发生反应，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作家群体，他们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对现实作出反应。沈从文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家与政治家难以分离的共同属性，“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良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良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沈从文全集·给志在写作者》）鲁迅也有类似观点：“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鲁迅全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对现实不满”“不安于现状”是起点，由此进行虚幻的想象、建构，只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而已。文学家通过文字表达对美好社会的想象，用手中的笔来描绘关于未来的“中国梦”；社会改良者、政治家则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他们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像思想家一样，他们的爱国方式理应不同于政治家，有追求独立自由的权利，站在客观立场上去认识社会，表现人生，感受历史，推测未来，和社会上的其他专家一样贡献于人民。
我到如今还不是任何文学团体的会员。我用不着这么做，正如用不着如别的作家那么集團拜生送丧赋诗饮酒。别的人若居然能于社交方式宣传技术中，即可得到伟大的满足，很可以那么继续做下去，这出于个人嗜好。（《沈从文全集·文学与政治》）
沈从文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还犀利地讽刺了那些惯于拉帮结派的人。但是对于自己与某些人物交好，经常在某些固定刊物上发表文章，先归于“京派”核心人物，后亲近《战国策》派，沈从文觉得他和朋友们只是单纯的志趣相投。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引起的争议和批评，沈从文不甚在意，还加以调侃，他说自己的痛苦恰恰来源于没有属于任何集团组织，没有后台也没有钱，否则可以把批评文章汇总起来以供鉴赏。
沈从文从文学的根本属性出发，希望给“文学”一个新的定位，更新人们的观念态度，让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认为作家有一定的自由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才可能以作品去影响现实：
明日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群指导者，设计者，对于民族前途的憧憬，能善于运用文学作工具，来帮助政治，实现政治家的理想为了事。尚有许多未来政治家与专家，就还比任何人更需要受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表示的人生优美原则与人性渊博知识所指导，还运用政治作工具，追求并实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理想，政治也才会有它更深更远的意义。（《沈从文全集·“文艺政策检讨”》）
沈从文竭力解释作家的批判性，即使某些作家作品，表面上看与某些具体政策稍稍不同，好像只集中于表现民族弱点与负面消息，但长远来看，提出问题的人比歌功颂德的人有价值，只有求真的勇敢批评，才能真正将时代精神、历史得失加以艺术化的表现，才能启发教育读者，才能对完善政治理念有所助益。沈从文的表述曲折复杂，当中不乏前后矛盾之处，因为彼时他的思想尚处于浪漫与现实之间，杂文所代表的精神转向总是受到固有诗化思维的约束。
沈从文不是死守文学至上观念的人，他也知道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切都得为革命服务，他所希望的是允许一部分不为时事的文学存在，有归入宣传部作职员的作家，也有自由用笔的作家，二者之间有个良性竞争，这才是现代性国家高呼的民主与进步。
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极其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沈从文全集·文学与政治》）
作家如果不能驾驭文字，无视文学的特技、规律，不能把人类高尚健康的理想融解在文字里，使其有活力、有生命，那么他们的作品也无法成为革命的火炬、杠杆，无法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总之，沈从文并非不知变通的坚守文学独立性，从他的杂文可以看出他在寻求文艺与时代的某种平衡，他也在努力地回应和适应时代。
作为“杂文家”的沈从文感时忧国，不仅对文艺问题发出很多“狂论”，还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发声，他呼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两性观点，从两性“对立”转到两性“合作”上来；他倡导报纸要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义务，激励人们的正面情绪，唤醒公民独立的灵魂和人格，不让人堕落消沉；他希望北平人可以多多关注国家民生，以同甘共苦之心帮助其他省份受水灾的百姓。身处战争年代，国家内忧外患，个人生活不能顺心顺意，负面情绪弥漫，社会风气难免悲观，消沉颓废之风盛行，沈从文一直写文章让大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想办法排解胸中烦闷，不能一味地挨混日子。《明天的“子曰”怎么办》《论中庸》《变变作风》等文章就批评了知识阶层在战争年代的消沉、庸俗与懦弱。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之前对现代知识阶层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嘲讽的态度，而在杂文创作中沈从文却在对他们的批评中寄予了希望。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沈从文态度的转变多少预示着他对现代文明的重新思考与接受。 沈从文并没有埋首在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里，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追求纯粹唯美的浪漫作家，还是一位忧国忧民、现实济世的作家。《呆官日记》《都市的刺激》《统治责任与权力测验》《论读经》等杂文，涉及阶级剥削、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通货膨胀、白色恐怖等，就内容上看，与左翼文学并无根本的不同，被人认为贯彻自由主义的沈从文，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站在与国民党当局对立的立场上。身处战争年代，国家内忧外患，个人生活不能顺心顺意，负面情绪弥漫，社会风气难免悲观，消沉颓废之风盛行，沈从文一直写文章让大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想办法排解胸中烦闷，只是不能一味地挨混日子。他特别关心青年人的生活思想，他相信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中国青年决绝奋进一定可以重造中国，战争炮火毁不掉人求进步的意志和精神。身体素质好的，可以考军校，准备上战场杀敌；体力一般的，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教育，不管在什么团体服务，都要保持一股赤子之心；不管遭受什么打击，也需保持信心，不能因悲观失望而堕落。
沈从文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内心深处对民族命运有很深的责任感，4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时政杂文的写作上。沈从文所论没有局限在具体的社会民生问题，他还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途径和方法，这既体现了沈从文作为文人的天真迂闊，也体现了他确实想为中国献计献策的真诚恳切。他认为中国要强大，只有依靠制度化和专家化以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沈从文全集·读英雄崇拜》）
要建立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一种“稍稍幸福的生活”，摆脱中国的“穷”与“愚”这两大病根，一方面需要“开发地利，征服自然”，发展农业，重视工业，利用土地资源和矿藏资源，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知识和素质，以新习惯新态度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沈从文屡次提到过彼时出现的英雄崇拜问题，沈从文的观点是造神运动在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让人们集中无条件地崇拜英雄，不过重复了古老的封建迷信。他提倡的是利用泛神方法，把神性分散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造偶像，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每一种职业都各有其神圣性，应该都赋予一种尊敬。沈从文对人民的力量早有觉悟，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说：
真正在求国家进步，由进步而得到解放，爱人类真理且为真理而致力的，或者倒是在各种科学研究室埋头工作的，各种事业上认真苦斗的，作地质调查的，作铁道水利建设测量的，改良农产的，办理乡村教育的，此外还有那分布在国内各大都市的几百万工人，分布国内各处生活极苦的几千万农民，和生活极苦同时还拘束极严的几十万兵士。（《沈从文全集·再谈差不多》）
姑且不论沈从文的批评建言是否正确，但这些杂文凝聚了他感时忧国、不甘沉沦的道德情怀，表达了他积极参与社会的意愿，这种创作焦点的转移同时也张显了他精神思想的重要变化。
杂文是沈从文的另一个天地，通过他的杂文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一味地追求自由主义，固守着自己的人性家园，《长河》的未完成与杂文的大量创作，无论是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刺激，还是对自我艺术世界的转向突破，都表明沈从文充满着探索的热情，他的思想图景可能驳杂矛盾，但足够鲜活。
（作者系山东管理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新时期以来的很多研究都认为沈从文一直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避免与现实的纠缠，其实沈从文的现实关怀一点都不少，特别是他写于三四十年代纪念五四运动与五四学人的文章，如《“五四”二十一年》《五四》《纪念五四》《五四和五四人》《新的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等。沈从文形容五四运动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充满着青春大无畏的“天真”“勇敢”，五四学人自主自发的去追求真理，去尝试新的东西，即使有些作品很幼稚甚至失败了，也不能阻挡他们改革的脚步。文学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才能发挥效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文学遭遇到商业、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五四精神消失了，为此他一直在追忆五四，企图找回作家的“天真”和“勇敢”。沈从文既反对将文学商业化，也反对将文学政治化。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沈从文指出发自内心拥护五四精神的人越来越少，作家大部分都很功利化，失掉了初心。
沈从文的杂文创作集中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关注与介入，比如他对作家的价值阐释和角色定位。任何人都脱离不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政治文化语境在某种程度上会迫使所有人对其发生反应，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作家群体，他们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对现实作出反应。沈从文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家与政治家难以分离的共同属性，“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良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良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沈从文全集·给志在写作者》）鲁迅也有类似观点：“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鲁迅全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对现实不满”“不安于现状”是起点，由此进行虚幻的想象、建构，只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而已。文学家通过文字表达对美好社会的想象，用手中的笔来描绘关于未来的“中国梦”；社会改良者、政治家则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他们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像思想家一样，他们的爱国方式理应不同于政治家，有追求独立自由的权利，站在客观立场上去认识社会，表现人生，感受历史，推测未来，和社会上的其他专家一样贡献于人民。
我到如今还不是任何文学团体的会员。我用不着这么做，正如用不着如别的作家那么集團拜生送丧赋诗饮酒。别的人若居然能于社交方式宣传技术中，即可得到伟大的满足，很可以那么继续做下去，这出于个人嗜好。（《沈从文全集·文学与政治》）
沈从文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还犀利地讽刺了那些惯于拉帮结派的人。但是对于自己与某些人物交好，经常在某些固定刊物上发表文章，先归于“京派”核心人物，后亲近《战国策》派，沈从文觉得他和朋友们只是单纯的志趣相投。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引起的争议和批评，沈从文不甚在意，还加以调侃，他说自己的痛苦恰恰来源于没有属于任何集团组织，没有后台也没有钱，否则可以把批评文章汇总起来以供鉴赏。
沈从文从文学的根本属性出发，希望给“文学”一个新的定位，更新人们的观念态度，让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认为作家有一定的自由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才可能以作品去影响现实：
明日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群指导者，设计者，对于民族前途的憧憬，能善于运用文学作工具，来帮助政治，实现政治家的理想为了事。尚有许多未来政治家与专家，就还比任何人更需要受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表示的人生优美原则与人性渊博知识所指导，还运用政治作工具，追求并实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理想，政治也才会有它更深更远的意义。（《沈从文全集·“文艺政策检讨”》）
沈从文竭力解释作家的批判性，即使某些作家作品，表面上看与某些具体政策稍稍不同，好像只集中于表现民族弱点与负面消息，但长远来看，提出问题的人比歌功颂德的人有价值，只有求真的勇敢批评，才能真正将时代精神、历史得失加以艺术化的表现，才能启发教育读者，才能对完善政治理念有所助益。沈从文的表述曲折复杂，当中不乏前后矛盾之处，因为彼时他的思想尚处于浪漫与现实之间，杂文所代表的精神转向总是受到固有诗化思维的约束。
沈从文不是死守文学至上观念的人，他也知道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切都得为革命服务，他所希望的是允许一部分不为时事的文学存在，有归入宣传部作职员的作家，也有自由用笔的作家，二者之间有个良性竞争，这才是现代性国家高呼的民主与进步。
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极其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沈从文全集·文学与政治》）
作家如果不能驾驭文字，无视文学的特技、规律，不能把人类高尚健康的理想融解在文字里，使其有活力、有生命，那么他们的作品也无法成为革命的火炬、杠杆，无法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总之，沈从文并非不知变通的坚守文学独立性，从他的杂文可以看出他在寻求文艺与时代的某种平衡，他也在努力地回应和适应时代。
作为“杂文家”的沈从文感时忧国，不仅对文艺问题发出很多“狂论”，还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发声，他呼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两性观点，从两性“对立”转到两性“合作”上来；他倡导报纸要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义务，激励人们的正面情绪，唤醒公民独立的灵魂和人格，不让人堕落消沉；他希望北平人可以多多关注国家民生，以同甘共苦之心帮助其他省份受水灾的百姓。身处战争年代，国家内忧外患，个人生活不能顺心顺意，负面情绪弥漫，社会风气难免悲观，消沉颓废之风盛行，沈从文一直写文章让大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想办法排解胸中烦闷，不能一味地挨混日子。《明天的“子曰”怎么办》《论中庸》《变变作风》等文章就批评了知识阶层在战争年代的消沉、庸俗与懦弱。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之前对现代知识阶层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嘲讽的态度，而在杂文创作中沈从文却在对他们的批评中寄予了希望。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沈从文态度的转变多少预示着他对现代文明的重新思考与接受。 沈从文并没有埋首在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里，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追求纯粹唯美的浪漫作家，还是一位忧国忧民、现实济世的作家。《呆官日记》《都市的刺激》《统治责任与权力测验》《论读经》等杂文，涉及阶级剥削、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通货膨胀、白色恐怖等，就内容上看，与左翼文学并无根本的不同，被人认为贯彻自由主义的沈从文，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站在与国民党当局对立的立场上。身处战争年代，国家内忧外患，个人生活不能顺心顺意，负面情绪弥漫，社会风气难免悲观，消沉颓废之风盛行，沈从文一直写文章让大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想办法排解胸中烦闷，只是不能一味地挨混日子。他特别关心青年人的生活思想，他相信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中国青年决绝奋进一定可以重造中国，战争炮火毁不掉人求进步的意志和精神。身体素质好的，可以考军校，准备上战场杀敌；体力一般的，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教育，不管在什么团体服务，都要保持一股赤子之心；不管遭受什么打击，也需保持信心，不能因悲观失望而堕落。
沈从文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内心深处对民族命运有很深的责任感，4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时政杂文的写作上。沈从文所论没有局限在具体的社会民生问题，他还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途径和方法，这既体现了沈从文作为文人的天真迂闊，也体现了他确实想为中国献计献策的真诚恳切。他认为中国要强大，只有依靠制度化和专家化以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沈从文全集·读英雄崇拜》）
要建立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一种“稍稍幸福的生活”，摆脱中国的“穷”与“愚”这两大病根，一方面需要“开发地利，征服自然”，发展农业，重视工业，利用土地资源和矿藏资源，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知识和素质，以新习惯新态度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沈从文屡次提到过彼时出现的英雄崇拜问题，沈从文的观点是造神运动在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让人们集中无条件地崇拜英雄，不过重复了古老的封建迷信。他提倡的是利用泛神方法，把神性分散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造偶像，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每一种职业都各有其神圣性，应该都赋予一种尊敬。沈从文对人民的力量早有觉悟，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说：
真正在求国家进步，由进步而得到解放，爱人类真理且为真理而致力的，或者倒是在各种科学研究室埋头工作的，各种事业上认真苦斗的，作地质调查的，作铁道水利建设测量的，改良农产的，办理乡村教育的，此外还有那分布在国内各大都市的几百万工人，分布国内各处生活极苦的几千万农民，和生活极苦同时还拘束极严的几十万兵士。（《沈从文全集·再谈差不多》）
姑且不论沈从文的批评建言是否正确，但这些杂文凝聚了他感时忧国、不甘沉沦的道德情怀，表达了他积极参与社会的意愿，这种创作焦点的转移同时也张显了他精神思想的重要变化。
杂文是沈从文的另一个天地，通过他的杂文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一味地追求自由主义，固守着自己的人性家园，《长河》的未完成与杂文的大量创作，无论是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刺激，还是对自我艺术世界的转向突破，都表明沈从文充满着探索的热情，他的思想图景可能驳杂矛盾，但足够鲜活。
（作者系山东管理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