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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参政议政，显示了政府的强大吸引力，无疑也使得政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此之下，名校、政治之间似乎蒙上一种耐人寻味的关系。
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迎来一场“公务员飓风”。外交部等多个国家部委主动走进大学，用幻灯片等多种形式向大学生推销自己，欢迎他们报考公务员。对此，一位从事就业工作十来年的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国家部委机关如此大规模地联手在高校做“推广”，在他印象里并不多见。
这三所学校，无疑是全国高校中被这场“飓风”席卷得最彻底的学校。
2008年下半年，仅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就有四场关于公务员的讲座相继拉开：已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机关工作的校友讲述自身的工作经历；为师弟师妹了解公务员职业、备战考试做好宣讲；公务员考试培训学校的专业教师来辅导学生备考。几乎每一场，都是座无虚席。
而这样的火爆场面对于人大来说，已然并不陌生。早在2004年，当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文化部和人事部等八部委联袂来到人大进行招聘的时候，就曾迎来了从应届毕业生到低年级学生的“全年级化”参与。直到去年，商务部、公安部、人民日报等国家部委、单位被人大评为“2008最佳雇主”称号。据不完全统计，仅外交部在职干部中就有130多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随着各行各业改革的加速，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人民银行一位负责招聘的同志说。他以人民银行为例，过去都是学生找上门，投递简历。 “现在不一样了。中央部委机关从过去的被动接受人才，转为现在的主动去选人才。”
政府部门希望在这些知名院校中选拔到最优秀的人才，与之对应的是，在中央公务员录用名单中出现了大批名校学子的身影。根据2007年中宣部、国资委、商务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公务员招录公示统计，总共招录应届毕业生194人，排名在全国前20所大学的占到一半以上，其中人大、北大、清华输送的学子分别以20人、12人、10人位列前三。
在商务部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考取公务员那年，具有面试资格的110多人有70％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全国知名的大学不但培养了大量的学术和技术人才在各行各业广泛发挥作用，还培养了高层次的政治人才。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自智立教授认为，这种公共部门人员的精英化，既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需求，同时也是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 “在这种背景之下，吸纳和长期保有精英人才，这对组织的发展十分有利，也是对社会期待的回应。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由于主要担当重大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制定，非常需要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专门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因此其职业化、精英化趋势很难避免。”
以中国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成长为杰出政治家为数据基础统计得出的“2009年中国高校杰出政治家校友排行榜”，是衡量高校党政管理人才贡献能力的重要尺度，是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党政管理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标志。结果显示，清华大学毕业的杰出政治家校友人数最多，以49人高居榜首；北京大学有46人，位居第二，中国人民大学有36人，位居第三，吉林大学有28人，位居第四；复旦大学有21人列第五。
这些“杰出政治家”是指现任国家级正职领导、国家级副职领导、省部级等正职领导，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等，这些人才都是中国党政人才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治党、治国、治军的核心。
从上榜高校的类型可以看出，“985工程”高校在杰出党政管理人才培养方面优势最为明显，位居前15名的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均是“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包括新疆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等“211工程”高校的表现也非常好。
在“70后”正厅级领导干部的履历中不难发现，有“70后”各级职务晋升时限与职务晋升规定不大相符，破格晋升者，绝大多数人出身“团口”。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不少“70后”的仕途是一帆风顺。而他们的学历虽然本硕博皆有，但基本都出自清華、人大、山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及中央党校。
在国外，这种选拔任用人才向名校集中的趋势则非常明显。日本的东京大学在诞生之初就担负起为了日本迅速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现代官僚体系输送人才的主要任务。东京大学尤其是法学部，一直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和高级官僚最重要的培育基地。自明治政府以来，曾担任过日本总理大臣的56人当中，就有包括中国人也较熟悉的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等15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
以2007年为例，日本国家公务员1种考试共录取1545人，其中东京大学毕业的437人，是第二名京都大学的两倍还要多。可以这样说，在官僚体系内部， “东大毕业、东大法学部毕业”成为判断一个人仕途前景的重要标签。
翻开美国历史，更不难发现，名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政坛奇迹。常春藤走出过多少美国总统?哈佛大学6位、哥伦比亚大学3位、耶鲁大学5位……有人曾粗略统计，在美国新上任总统奥巴马最初任命的35位阁僚中，有22位出身于常春藤联盟及MIT、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名校或者英国的顶尖大学，其中包括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后来当了校长的萨默斯，几位他哈佛法学院的同学，以及一大堆博士、学者。难怪有人说，奥巴马的班底在种族和性别上都非常多元，但在教育背景上则单一得出奇：整套人马几乎都是名校毕业。白宫马上要变得活似个“象牙塔”。
即使是以南部口音来掩饰自己和希拉里的北部精英实质身份的克林顿，同样贯彻的是精英主义路线，他的班底同样强大，只不过“对外更加谨慎行事”。
在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大学则被称为“台湾的东京大学”。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任用刘兆玄为行政部门最高长官，其组成的“内阁”因逾半数成员具有博士学位而被称为“博士内阁”。在35名文职“内阁”成员中，仅台湾大学毕业的就有至少18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又多出自法律系、经济系、政治系。另外政治大学毕业的4人，加上曾任“新闻局长”的史亚平，曾被称为“政大帮”——而马英九和萧万长两人恰好也是分别毕业于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
即使在有更多“草莽性”的民进党中，情况也是一样，诸如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蔡英文都是毕业于台大法律系的系友。所以台湾政坛有所谓“台大半天下”之语。
似乎每个文明都有一套潜在的规范——这一连串规矩和原则像重复的图案不停操纵着所有的活动。当精英风行全球之际，这个潜在的特殊图案变得十分明显。其中包括政府名校化的相关原则，这些原 则起源于选拔任用制度的分歧，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每一方面，从法律、文化到战争。但是，人们自然地运用和维护这些原则。
国家需求
“学而优则仕”，这在上古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士人没有自由评论政治的权力，参与政治的机会也只剩下投靠当权者之一途。而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的实行，其基本特点是公开考试，择优授任。比起汉代的察举制、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打破了官吏职务的世袭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虽然这种官员选拔的制度仍以封建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但是它为士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平等机会，由此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此一政治号召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也成为文人自觉的心理追求，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853年，莫礼森(Morison)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谈到在中国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为政府提供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官员的巨大的国立学院。“那些被证明具有占据政府官职的求取入仕必须要经过考试过程，这使著名的德国大学考试显得黯然失色。因此，这一制度应该得到更多的特别注意。”
西方学者空前一致地认为，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对各国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甚至大于指南针、火药等技术方面的发明。美国学者顾立雅认为，“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也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
在亚洲的日本，东京大学和日本高等文官考试的制度设计更和中国旧时文官制度有着很深的渊源。与清末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诞生类似，东京大学也是日本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产物。法学部一方面继承了开成学校的法学科，另一方面又在明治十八年并入了当时位于司法省内部、培养法律条文专家的东京法学校，可以说从一开始在法律人才的培养上就独具优势。明治十九年，东京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明确提出要以为国家发展培养人才为目标，校长由文部大臣担任，学费由国家负担。优秀的毕业生甚至在毕业典礼上能得到天皇亲自赐予的银表，后来大部分也成为了“天皇的官僚”。这一大学制度也为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开辟了渠道。
1887年，日本明治政府仿照中国的科举制摸索在平民子弟中选取人才的方法，直到第一次实施高等文官考试，这一制度才正式定型下来。这一时期，熟悉西方法律体系的人才是明治政府最大的需要。一直采取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开国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为了取消英、美、俄等在横滨等地的治外法权和不平等的关税条约，从而避免被殖民的危险，明治政府以建立被当时西方认同的法律体系为基本要务。因此高等文官考试的内容也以法律方面的知识为主，这一考试在后期又分为行政科和司法科，兼具了司法考试的功能。东京大学的教授们作为法律界权威成为了主要出题人，东大的学生尤其法学部自然而然成为高等文官考试考生和合格者最主要的来源。
也因如此，东京大学和高等文官考试同时为日本法律、行政体系的急速现代化提供最大的人才来源，很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也通过成为高级官僚进而抓住了改变政治前程的机会。正是从那个时候，东大的学生和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官僚被公认为是社会的精英。
与中国古代体现皇权性的科举制度、西方现代选举制度相对照的，是新中国的政党领导干部选拔人用制度，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变化。
在上世纪50、60年代，从战争岁月中走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军人出身，很少有科班出身的其它专业人才。比如，在中共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中，保留軍人身份的就有30. 9％，加之从军队转业的更达到一半以上。在文革前的三届国务院中，有上将以上军衔的副总理分别为5人、8人、8人，恰好都占到副总理的一半，其他副总理也都有长期的军队工作经验。到了60年代以后，更是强调出身甚于学历，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
“文革”结束后，干部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当时全国2000多万干部中，大学毕业的只占20％左右，初中以下文化的在40％以上。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懂专业、会管理的干部更少。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次论述，以选拔中青年干部为开端，先后提出了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的要求，并且要把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从1982年到1984年夏，全国共提拔200多万中青年干部，到1985年底，共有46万名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为改革开放准备了领导人才资源。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教育模式(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三大“资产阶级科学”长期被扼杀)，这个时候走上中坚岗位的干部(大多是50、60年代读的大学)其专业主要是工程科学类，其履历则大多是从工程师到厂长、再到行政首长。所以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央高层领导中工科院校出身的占据了多数，在北京大学就曾流传着“大清天下北大荒”的民谣。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情况已经开始悄悄起了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提出，法律(法学)、经济、管理、财会等专业开始走俏，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经过近30年的积累后，这类“律师、经济师”人才逐渐取代了“工程师”的部分地位。
在现任的国务院领导人中，温家宝总理毕业于地质构造专业，而四位副总理中李克强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系，张德江先后毕业于延边大学朝鲜语专业、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并曾任延边大学副校长，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并曾在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都是人文社会学科出身。五名国务委员中，除军人出身的梁光烈外，刘延东第一学历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但后来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获得学位，马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孟建柱为工科出身，外交系统的戴秉国则为外语专业毕业。
如果考察部级、司局级官员，特别是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司法等职能部门，就会发现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法学等专业出身的比例更大。从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的职位要求也可以看出，中央国家机 关公务员考试最热门的十大专业依次为：管理、财务、会计、法律、计算机、经济、中文、新闻、行政、汉语一绝大多数都为社会科学专业。可以预见，这些通过招考进入公务员系统的青年若干年后也将会成为中高级公务员的主流。
这种公务员队伍专业结构的变化，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学校的来源。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业、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教授指出，通过杰出政治家的求学背景可以发现，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政治家目前总体而言还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具有文科教育背景也占有相当多比例，特别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文科背景的官员开始进入领导层。这种趋势的一个结果就是，综合性高校比理工科高校在杰出政治家培养上更具优势。
据统计，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在68个学士学位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
名校驱动
政治与名校，似乎一直就有一种撇不开的自然的联系。最为人们貌似花边新闻的谈论就是“骷髅会”了——在美国，从白宫、国会、内阁、最高法院到中央情报局，其成员几乎无所不在。《坟墓的秘密：美国权力的秘密通道》一书作者罗宾斯写道：“骷髅会的家族成员逐渐控制了美国社会，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封闭性和封建性的美国版贵族阶层。”
到今天，美国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有秘密的、排外性的精英学生组织。美国公众已经把这种精神解释为不屈不挠的政治野心。
与美国精英政治息息相关的常春藤盟校大都建于美国立国之前，许多重要部门首脑、媒体垄断者以及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皆出于此。这些常春藤名校也非常会造势，每年召开很多大型会议，邀请名校友，征集募捐，特别是邀请富豪、政要、名流成为校董(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前曾任哥大校长)集成所谓“名流圈”。在美国，这一切都在一种认可了的游戏规则下进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大人物宁可捐上几百万美元也要让其子弟就读于常春藤盟校。因此常春藤成了金字招牌，成了官僚、财阀、门第繁荣和希望的代名词。上名校不只是读书，更是为广泛交友、八面得风，预埋一张无形的社会关系网。
如此看来，尽管奥巴马的出身贫穷成功地体现了“American Dream”的美丽，但也折射出美国精英政治的力量所在——有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如果考虑到遍布媒体、投资界中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所组成的庞大关系网，也就不难想到今天这种结果了。这使人想起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以及常春藤和其他名牌大学在精英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将这些学校称为“未来领袖的实验室”。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当有人问乔治·布什究竟是耶鲁在传授领袖能力还是耶鲁只吸引那些天生具有领袖能力的学生时，布什回答说这两者皆有。“我认为这所大学对于培养‘领袖能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布什说， “这里的全部信念是服务是一种高尚的责任，这种信念会给人们以激励。我认为这结合了杰出意识、教育以及大学的众多协会。”
当然，布什在这没有说的是，正是耶鲁这些深深依靠兄弟会网络礼仪和金融支持的协会，帮助布什家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王朝。
对于日本来说，虽然在二战后经历了教育改革，高级文官考试宣告终结，改制成为国家公务员1种考试，但是麦克阿瑟领导下的盟国占领军退出日本之后教育体系又重新回到国家、官僚的管制之下。在体制上国立大学的教职人员本身就是国家公务员。以后的东京大学尤其是法学部，仍然一直保持了国家公务员和高级官僚最重要培育基地的地位。
在日本官僚体系内部，通过国家公务员I种的官员，与通过其他种类考试或者地方公务员在地位和发展前途上有着天壤之别。一般前者被俗称为“职业晋升”者，后者则被称为“非职业晋升”。前者一般人职以后就相当于主任科员，并且晋升速度较快，可以升为事务次官等高级官僚，进而再转为政治家或者到企业担当顾问。而后者辛苦一生却最多只能升到科长一级。虽然這种明显的不平等待遇在2007年的法律条文上已得到了矫正，东大毕业、东大法学部毕业却早已成为判断一个人仕途前景的重要标签，这种传统也是根深蒂固。
除了上面提到的名校与政府在不同时期选拔官员的制度设计有联系之外，在中国似乎也依然存在着很深的名校历史沿革的渊源关系。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这些高校的学子们就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任，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建国后，这些高校秉承着为国输送英才的信念，以多学科、多层次，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格局和体系，造就了国家一大批高水平的建设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是诞生于1937年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当年这所学校为培养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而创办。它也是惟一一所由前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规划建设的大学。在不同革命阶段，人大出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建国后则以积极培养“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为己任。
当时间进入21世纪，尽管人大也会经历许多变革，然而其核心和气氛几乎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不论是在哪个时期，人大的传统是培养干部为建设服务，鼓励学生到政府部门任职。从建校的最早年开始，人大可以说一直名符其实地坚守着这个信条。
在公务员录取名单中出现了大批人大学子的身影，人大在政界的中层实权校友国内高校无出其右，每年人大考取的公务员是最多的。这除了主要得益于人大至今仍然牢牢把持着国内高校社会科学总体实力第一的地位，具有社科培养大平台化的优势，而且人大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深谙实习求职面试之道。
“在学校时，社团的经验肯定是对日后的工作有帮助，比如协调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为人处世的能力，都是潜移默化的。”2003级商学院商品学系的闵帅奇说。大一入校时，他创办了自己的科幻协会，后来深得老师赏识，当上了学校社团联合会理事长。
如今的他已经是首都大学生新世纪英才学校的学生。这里有来自于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干部，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会主席、学联代表。回忆起当时参加英才学校考试时，他说， “当时学校有四个人参加考试，一个是青协的副会长，一个学生会的副主席，一个学校校报社长，还有我，最后录取了三个。”论整个激烈的竞争气氛不亚于学生会选举，可能偶尔某位候选人会因为当天下午的紧张气氛而昏过去。
由于英才学校每届只招生十几人，主管单位北京团市委投入的资金和精力非常大，每 周末的课程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心理学、政治，教师来自国内一流的知名学者，包括中央党校的老师。“很多授课教师都是政府官员，因此我们多了一些在政府里的实习机会。从大四开始，很多人就开始从政了。”
但是在人大原学生会成员王高星看来，加入学生会和社团，无非就是多了一些保研、锻炼自己协调和管理能力，还有留校的机会。
“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在大学里头三年的活动就是想全面体验一下各种可能性，重点却有意无意地集中在被选人高年级社团协会上……一系列另有目的、策划好的社会价值观被附加在学校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首都师范大学一位从事管理工作的老师说。这些社团不仅仅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还推动了它。
当然，这股暗流延伸到了大学生活的各个根基和组织，学生工作的分支在这股暗流般的生命线所能提供的给养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了。
在人民大学最新公开招聘应届优秀毕业生充实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时，首要报名条件是“须取得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或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邀请政府部门里出色的校友回到人大做演讲，对于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学校每年会专门安排一系列的讲座，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就把从政理念渗透进去了。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关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介绍，她所在的学院中部分教师在政府部门兼职工作，大部分MPA学生通过他们或是自己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师兄师姐的联系进人实习单位。今年，人大MPA学生几乎全部进入政府部门实习，基本都是通过这个途径。 “尽管所有的部委机关都可以去实习，但目前就业、实习不直接挂钩，仍需通过国家公务员的统一考试。但不少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提前在政府部门实习，有些表现不错的，过后就有机会留下来。” 这种情况在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的清华大学，仍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接任清华校长，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的目标，要求学生政治素质和专业素养都要过硬。清华大学对政治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有目共睹，这与学校的教育模式是分不开的。
在清华大学，从学校的学生会、校团委，到各个院系的学生会、团委，再到基层的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形成了一整套的学生干部培养机制。清华鼓励学生参加任何一个层面的学生工作，优秀者有机会“晋升”，比如从学生会干事、到部长，甚至竞选学生会主席；同时对于在班级、院系表现突出的学生干部，可经由院系推荐到学校层面工作，各个院系内部也有一套类似于科层制的体制。除此之外，各个社团对学生干部的培养起着补充作用。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学生们参与学生工作的积极性很高。到本科毕业时还没担任过学生工作的学生寥寥无几。
清华大学还有着较浓厚的政治氖围。由于是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和北大一样，学子们有较多近距离接触各国政要的机会。国家各部部长等也经常受邀清华演讲或座谈，美国前总统布什、克林顿、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都曾在清华演讲，这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领导人物的政治抱负引导着学生们树立政治理想，迈入仕途，并为理想而奋斗。
与人大所不同的是，清华不单纯是为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提供文化和制度条件。它不但有引导和激励，还有一整套输出人才的措施以实现学校培养和社会体制的对接。
清华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学生正式步入仕途提供条件。清华鼓励学生“入主流、上大舞台”，进入国家重点行业和领域。学校大力鼓励应届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这几乎成为一种十分便捷之路。但是，由于公务员考试竞争日益激烈，好几百甚至几千人争夺一个职位，只有少数人能够有此运气。
当世易时移，拥有基层工作经验对于政治人才的成长越来越重要时，去基层担任“村官”、参加各省市的选调以及针对优秀学生干部去地方挂职，成为另外一条入仕之路。
自2000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的通知》；2005年6月京组办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创业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目标的实施方案》之后，清华大学一直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通過校内宣传和院系的就业指导，大力引导毕业生去基层任职。
据了解，每年10月份就业工作刚启动的时候，学校就业中心就会通过院系就业指导办公室下发有意向参加选调生和村官项目的调查表，学生填好后交由学校备案，学校会根据学生的意向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进行引导。清华大学还专门举行政策咨询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广大毕业生宣传介绍“村村有大学生”计划的相关内容及政策。除此之外，清华大学极具特色的一个项目是选拔学生干部去基层挂职。与选调、村官项目不同，挂职项目由学校出面与地方组织部门联系接洽，地方提供有一定级别的岗位。
如今，这些2006级本科毕业生在基层已干出了一定的成绩，门头沟村支书助理周倍良还于2008年12月当选了“首届中国十佳优秀村官”。从2008年10月到现在，重庆市、辽宁、湖北、山东、江苏、天津、青海等省市陆续来清华选调优秀毕业生到基层任职。清华大学正在通过这种方式为地方输送人才，很多已经扎根基层。
依然十分明显，学校是有条理的。这些名校在她的学子们心中激起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名校的学生考取公务员意味着参与激烈的竞争和大学培养的无穷的实践能力和精心设计的雄心。在竞争机构和学术改革者看来，这些名校“有某种振奋人心，并使人不安”的力量。
在学校的带动下，专业化人才在社会政治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同时，社会的需要也在推动或制约精英政治。这两年，国家部委与外企一样以积极姿态进入高校宣传自己，甚至有些部委也充分利用了校友资源，来高校招聘的人都是该校毕业生，一个副局长还特地到学校现身说法。他们表示， “其实所有单位，都希望想找到最优秀的人才。”
在白智立看来，中央高层的任用确实有名校化的趋势。其成因比较复杂，有可能是重视人才、重视知识的价值取向在起作用；也有可能是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但如果是后者，他认为，随着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这一趋势会发生较大变化。
“同美国相比，传统上中国政府与社会对公务员的精英化需求较高。”白智立说，如历史上就有严格科举考试以及超出常人的伦理要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当今中国，公务员的评价标准就有：德、能、勤、绩、廉，要求其具有卓越的能力和较高的道德水准。而且长期以来，为了保持公务员的这些精英特征，在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仅福利政策向其偏斜，还拥有许多特权，拥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
中国名校的毕业生们一方面在就业压力 之下看中了公务员的“生存特权”，一方面才能在身，怀揣着从政报国的想法，甚至怀有小小的“精英情结”。2004年考入商务部的一位年轻公务员说， “读完硕士，再读个博士，直到考入政府里把自己的饭碗打造成‘金’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3级学生会主席吴卓昀告诉记者， “我相信大多数人在一开始不会有这么明确的计划，而是随着对人生定位的逐步确定而设定自己的发展路径的。即使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路径，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真想做点事情的人还是得去政府里嘛。”
路在何方
其实，还是有很多精英人才并不以“吃财政饭”作为择业的唯一方向，现在担任北京英浩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李海波就是一例。1993年李海波考入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当时根本没想到去当律师，学了这个专业当然是当公务员了。”毕业后他凭借考进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成为一名公务员，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几年后还可以提个科级、处级。但李海波却渐渐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而年轻人一直待在政府机关会“磨掉身上的锐气和冲劲”。
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不理解的举动，辞掉了公务员的职位， “下海”做了一名律师，继而又自立门户。现在他的收入已经是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生更有价值”。
对近年的“公务员热”，也有一些人进行了反思，认为专业人才过度追逐公务员职位是一种浪费也是不正常的现象。按照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关于“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理论，人们把过多的精力用于“分蛋糕”的“分配性努力”，其实是对社会不公平的一种认识，并将进一步妨碍经济增长。
但是，在制度变迁相对缓慢的历史中，让更懂得专业的人才去“分蛋糕”，也许是一种次优的选择，至少在决策效率上会提高很多。而这种人才的作用，还是不够而不是太多。
对于专业知识在工作中的作用，毕业于某著名法学院、现任职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张法之(化名)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法工委每年要参与众多法律的起草，但真正承担具体工作的也就是各个室的那几个人，对于一些部门提出的草案，从整体结构到每个术语的使用，都要一一审核。 “现在的法律不同于二三十年前，涉及的领域越来越细，法律技术越来越复杂，是不是专业人士做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近年来社会上对“立法神秘化”、 “法学家造法”的批评，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法学家的意见有多少能被认真听取的，主要还是部门利益在起作用。”
除了专业背景外，名校出身的官员往往也会有独特的视角和广泛的人脉。现任河南省安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的李若鹏，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在校期间曾是北大第一位女研究生会主席。毕业后她到安阳市下属的安阳县任副县长，分管教育工作，2007年又升任市外侨办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基层的工作比在校园里想象的要复杂，六年研究生期间学到的东西可以指导实践却不能照搬，但是她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些年我还一直坚持读书、作笔记，遇到问题还会发邮件请教学校的老师。”她还利用在北大培养的人脉，邀请了不少北大师生来安阳“帮扶结对”。
到市外侨办工作后，她感觉已经适应了基层政治的规律。作为中国著名古都、殷墟故里，安阳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侨胞来旅游和寻根，李若鹏的外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也发挥了更大作用。她还利用交往关系帮助安阳到北京进行国际旅游推广活动，增加了安阳的知名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既要避免专业人才的精英思维脱离基层民情，也要防止他们被酱缸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政治斗争而非专业治理。
还有一些人有着这样的担心：出身名校的官员们垄断了决策与行政，是否会带来脱离民意的精英统治甚至寡头政治?虽然中国没有美国那样明显的反智主义传统，但是也确实存在足以引起警惕的史实：蒋介石也曾有一个由强大的精英社团组成的班底；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他的书《中国的雷声》里写道： “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除了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国民党政府内还存在着众多依靠校友关系形成的派系：蒋一手扶植起来的黄埔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发展起来的CC系，军内势力庞大的保定系……时人称蒋是“左手拉住保定系，右手拉住政学系，左脚踏住CC，右脚踏住黄埔。”分庭抗礼的派系之争造成国民党政权的极大“内耗”，1 927年，1937年这十年间仅内政部就更换了10多位部长，每次更換又引起下属人员大规模的更换。这对于本来就极不稳固的国民党政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国民党迁台之后，特别是蒋经国当政之后，虽然开始走平民路线，却并没有放弃对精英人才的培养与延揽，90年代至今的许多高级行政官员，都是很早就被列入精英培养计划，甚至是当上了校长、主任之后被延揽。
上个世纪80年代“解严”后，选举成为台湾政治博弈的主要手段，地方政治实力乃至家族、派系势力日益重要，这时确实出现了“草根化”的倾向。比如在去年当选的113名“民代”中，虽然台大和政大的校友占到28人之多，但是专科甚至高中、初中毕业的也有十几人，国民党的实力人物王金平就只是中学毕业。
但是，靠基层耕耘和“拜票”上台的政客，也许更了解民意，却未必能胜任专业化的行政工作，所以无论是民进党上台还是国民党回锅，都还是要依靠名校毕业的精英们来负责行政部门。按孙中山先生的“政权”与“治权”学说，民意是“政权”的问题，“治权”还是要靠精英，当然还需要二者的制约。
事实上，所谓“精英化”或者“名校化”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而可能使其逆转的绝不是民意而是其他的考量。
司法系统可以作为我们考察的一个例子。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 “法律人”一直被视为精英的象征。在去年中国法学界关于“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的大争论中，绝大多数参与争论的学者对通 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选拔专业人才的制度都持赞赏的态度，甚至称之为“司法改革唯一的成果”。但是也有人指出，虽然司法考试制度已经培养了大批法律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却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西部基层法官和律师稀缺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这其中一个原因则被认为是“名牌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不愿意去基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他对记者说： “根据我的了解，现在不是法学院学生不愿意去基层，而是基层法院不愿意要，说白了就是大量的位子被没有法学修养和法律精神的人占据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更让我感到更失望，是违背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他说的“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指这样一条新闻：4040名中国退伍军人和1000多名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体育教育、机械制造等专业的应届大学生自2008年11月起，陆续走进中国最有名的政法院校学习。学成毕业后，他们将奔赴中西部基层公检法。在这些退伍军人和被政法院校学生戏称为“非法专业”学生的选拔中，政治素质被放在了突出地位。《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曾引用一位老师的话这样评价他们：“他们都是军人出身，纪律性强，上课哪怕像听天书也能够坐得笔直。”除了“听天书”之外，他们还有相当多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早操等活动，并配有专门的政治辅导员进行思想教育。
十多年前，著名学者贺卫方的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曾经引起巨大反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而今天，在充实基层公检法队伍的旗帜下，退伍军人开始堂而皇之大规模地进法院了。这种“听天书”培训出来的学员，如果到了法官岗位上，能否真正通过司法考试，又能否履行好职责，这种做法最终会给我国的法治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也许还有待历史来作结论，但是这个“退伍军人进法院”的举措只是司法领域“逆专业化”潮流的一拨。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非法律背景出身的王勝俊接任后，许多“非法专业”的高官开始进入大法官队伍，比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据媒体报道，张立勇的下属称，他们的院长学哲学出身反而“是一种优势”，而张院长则声称，这一年法院最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解决理念的问题”，也就是“抛弃西方崇拜，重倡社会主义法制理念”。
正如去年的司法改革大争论中一些学者指出的，在现今中国与“精英化”、“职业化”相对的绝非“大众化”、 “民主化”，而只能是泛政治化。
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迎来一场“公务员飓风”。外交部等多个国家部委主动走进大学，用幻灯片等多种形式向大学生推销自己，欢迎他们报考公务员。对此，一位从事就业工作十来年的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国家部委机关如此大规模地联手在高校做“推广”，在他印象里并不多见。
这三所学校，无疑是全国高校中被这场“飓风”席卷得最彻底的学校。
2008年下半年，仅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就有四场关于公务员的讲座相继拉开：已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机关工作的校友讲述自身的工作经历；为师弟师妹了解公务员职业、备战考试做好宣讲；公务员考试培训学校的专业教师来辅导学生备考。几乎每一场，都是座无虚席。
而这样的火爆场面对于人大来说，已然并不陌生。早在2004年，当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文化部和人事部等八部委联袂来到人大进行招聘的时候，就曾迎来了从应届毕业生到低年级学生的“全年级化”参与。直到去年，商务部、公安部、人民日报等国家部委、单位被人大评为“2008最佳雇主”称号。据不完全统计，仅外交部在职干部中就有130多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随着各行各业改革的加速，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人民银行一位负责招聘的同志说。他以人民银行为例，过去都是学生找上门，投递简历。 “现在不一样了。中央部委机关从过去的被动接受人才，转为现在的主动去选人才。”
政府部门希望在这些知名院校中选拔到最优秀的人才，与之对应的是，在中央公务员录用名单中出现了大批名校学子的身影。根据2007年中宣部、国资委、商务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公务员招录公示统计，总共招录应届毕业生194人，排名在全国前20所大学的占到一半以上，其中人大、北大、清华输送的学子分别以20人、12人、10人位列前三。
在商务部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考取公务员那年，具有面试资格的110多人有70％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全国知名的大学不但培养了大量的学术和技术人才在各行各业广泛发挥作用，还培养了高层次的政治人才。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自智立教授认为，这种公共部门人员的精英化，既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需求，同时也是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 “在这种背景之下，吸纳和长期保有精英人才，这对组织的发展十分有利，也是对社会期待的回应。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由于主要担当重大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制定，非常需要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专门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因此其职业化、精英化趋势很难避免。”
以中国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成长为杰出政治家为数据基础统计得出的“2009年中国高校杰出政治家校友排行榜”，是衡量高校党政管理人才贡献能力的重要尺度，是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党政管理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标志。结果显示，清华大学毕业的杰出政治家校友人数最多，以49人高居榜首；北京大学有46人，位居第二，中国人民大学有36人，位居第三，吉林大学有28人，位居第四；复旦大学有21人列第五。
这些“杰出政治家”是指现任国家级正职领导、国家级副职领导、省部级等正职领导，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等，这些人才都是中国党政人才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治党、治国、治军的核心。
从上榜高校的类型可以看出，“985工程”高校在杰出党政管理人才培养方面优势最为明显，位居前15名的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均是“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包括新疆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等“211工程”高校的表现也非常好。
在“70后”正厅级领导干部的履历中不难发现，有“70后”各级职务晋升时限与职务晋升规定不大相符，破格晋升者，绝大多数人出身“团口”。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不少“70后”的仕途是一帆风顺。而他们的学历虽然本硕博皆有，但基本都出自清華、人大、山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及中央党校。
在国外，这种选拔任用人才向名校集中的趋势则非常明显。日本的东京大学在诞生之初就担负起为了日本迅速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现代官僚体系输送人才的主要任务。东京大学尤其是法学部，一直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和高级官僚最重要的培育基地。自明治政府以来，曾担任过日本总理大臣的56人当中，就有包括中国人也较熟悉的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等15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
以2007年为例，日本国家公务员1种考试共录取1545人，其中东京大学毕业的437人，是第二名京都大学的两倍还要多。可以这样说，在官僚体系内部， “东大毕业、东大法学部毕业”成为判断一个人仕途前景的重要标签。
翻开美国历史，更不难发现，名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政坛奇迹。常春藤走出过多少美国总统?哈佛大学6位、哥伦比亚大学3位、耶鲁大学5位……有人曾粗略统计，在美国新上任总统奥巴马最初任命的35位阁僚中，有22位出身于常春藤联盟及MIT、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名校或者英国的顶尖大学，其中包括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后来当了校长的萨默斯，几位他哈佛法学院的同学，以及一大堆博士、学者。难怪有人说，奥巴马的班底在种族和性别上都非常多元，但在教育背景上则单一得出奇：整套人马几乎都是名校毕业。白宫马上要变得活似个“象牙塔”。
即使是以南部口音来掩饰自己和希拉里的北部精英实质身份的克林顿，同样贯彻的是精英主义路线，他的班底同样强大，只不过“对外更加谨慎行事”。
在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大学则被称为“台湾的东京大学”。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任用刘兆玄为行政部门最高长官，其组成的“内阁”因逾半数成员具有博士学位而被称为“博士内阁”。在35名文职“内阁”成员中，仅台湾大学毕业的就有至少18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又多出自法律系、经济系、政治系。另外政治大学毕业的4人，加上曾任“新闻局长”的史亚平，曾被称为“政大帮”——而马英九和萧万长两人恰好也是分别毕业于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
即使在有更多“草莽性”的民进党中，情况也是一样，诸如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蔡英文都是毕业于台大法律系的系友。所以台湾政坛有所谓“台大半天下”之语。
似乎每个文明都有一套潜在的规范——这一连串规矩和原则像重复的图案不停操纵着所有的活动。当精英风行全球之际，这个潜在的特殊图案变得十分明显。其中包括政府名校化的相关原则，这些原 则起源于选拔任用制度的分歧，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每一方面，从法律、文化到战争。但是，人们自然地运用和维护这些原则。
国家需求
“学而优则仕”，这在上古时代，还只是一个政治号召，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士人没有自由评论政治的权力，参与政治的机会也只剩下投靠当权者之一途。而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的实行，其基本特点是公开考试，择优授任。比起汉代的察举制、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打破了官吏职务的世袭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虽然这种官员选拔的制度仍以封建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但是它为士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平等机会，由此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此一政治号召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也成为文人自觉的心理追求，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853年，莫礼森(Morison)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谈到在中国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为政府提供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官员的巨大的国立学院。“那些被证明具有占据政府官职的求取入仕必须要经过考试过程，这使著名的德国大学考试显得黯然失色。因此，这一制度应该得到更多的特别注意。”
西方学者空前一致地认为，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对各国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甚至大于指南针、火药等技术方面的发明。美国学者顾立雅认为，“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也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
在亚洲的日本，东京大学和日本高等文官考试的制度设计更和中国旧时文官制度有着很深的渊源。与清末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诞生类似，东京大学也是日本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产物。法学部一方面继承了开成学校的法学科，另一方面又在明治十八年并入了当时位于司法省内部、培养法律条文专家的东京法学校，可以说从一开始在法律人才的培养上就独具优势。明治十九年，东京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明确提出要以为国家发展培养人才为目标，校长由文部大臣担任，学费由国家负担。优秀的毕业生甚至在毕业典礼上能得到天皇亲自赐予的银表，后来大部分也成为了“天皇的官僚”。这一大学制度也为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开辟了渠道。
1887年，日本明治政府仿照中国的科举制摸索在平民子弟中选取人才的方法，直到第一次实施高等文官考试，这一制度才正式定型下来。这一时期，熟悉西方法律体系的人才是明治政府最大的需要。一直采取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开国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为了取消英、美、俄等在横滨等地的治外法权和不平等的关税条约，从而避免被殖民的危险，明治政府以建立被当时西方认同的法律体系为基本要务。因此高等文官考试的内容也以法律方面的知识为主，这一考试在后期又分为行政科和司法科，兼具了司法考试的功能。东京大学的教授们作为法律界权威成为了主要出题人，东大的学生尤其法学部自然而然成为高等文官考试考生和合格者最主要的来源。
也因如此，东京大学和高等文官考试同时为日本法律、行政体系的急速现代化提供最大的人才来源，很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也通过成为高级官僚进而抓住了改变政治前程的机会。正是从那个时候，东大的学生和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官僚被公认为是社会的精英。
与中国古代体现皇权性的科举制度、西方现代选举制度相对照的，是新中国的政党领导干部选拔人用制度，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变化。
在上世纪50、60年代，从战争岁月中走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军人出身，很少有科班出身的其它专业人才。比如，在中共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中，保留軍人身份的就有30. 9％，加之从军队转业的更达到一半以上。在文革前的三届国务院中，有上将以上军衔的副总理分别为5人、8人、8人，恰好都占到副总理的一半，其他副总理也都有长期的军队工作经验。到了60年代以后，更是强调出身甚于学历，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
“文革”结束后，干部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当时全国2000多万干部中，大学毕业的只占20％左右，初中以下文化的在40％以上。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懂专业、会管理的干部更少。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次论述，以选拔中青年干部为开端，先后提出了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的要求，并且要把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从1982年到1984年夏，全国共提拔200多万中青年干部，到1985年底，共有46万名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为改革开放准备了领导人才资源。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教育模式(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三大“资产阶级科学”长期被扼杀)，这个时候走上中坚岗位的干部(大多是50、60年代读的大学)其专业主要是工程科学类，其履历则大多是从工程师到厂长、再到行政首长。所以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央高层领导中工科院校出身的占据了多数，在北京大学就曾流传着“大清天下北大荒”的民谣。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情况已经开始悄悄起了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提出，法律(法学)、经济、管理、财会等专业开始走俏，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经过近30年的积累后，这类“律师、经济师”人才逐渐取代了“工程师”的部分地位。
在现任的国务院领导人中，温家宝总理毕业于地质构造专业，而四位副总理中李克强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系，张德江先后毕业于延边大学朝鲜语专业、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并曾任延边大学副校长，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并曾在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都是人文社会学科出身。五名国务委员中，除军人出身的梁光烈外，刘延东第一学历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但后来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获得学位，马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孟建柱为工科出身，外交系统的戴秉国则为外语专业毕业。
如果考察部级、司局级官员，特别是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司法等职能部门，就会发现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法学等专业出身的比例更大。从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的职位要求也可以看出，中央国家机 关公务员考试最热门的十大专业依次为：管理、财务、会计、法律、计算机、经济、中文、新闻、行政、汉语一绝大多数都为社会科学专业。可以预见，这些通过招考进入公务员系统的青年若干年后也将会成为中高级公务员的主流。
这种公务员队伍专业结构的变化，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学校的来源。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业、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教授指出，通过杰出政治家的求学背景可以发现，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政治家目前总体而言还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具有文科教育背景也占有相当多比例，特别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文科背景的官员开始进入领导层。这种趋势的一个结果就是，综合性高校比理工科高校在杰出政治家培养上更具优势。
据统计，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在68个学士学位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
名校驱动
政治与名校，似乎一直就有一种撇不开的自然的联系。最为人们貌似花边新闻的谈论就是“骷髅会”了——在美国，从白宫、国会、内阁、最高法院到中央情报局，其成员几乎无所不在。《坟墓的秘密：美国权力的秘密通道》一书作者罗宾斯写道：“骷髅会的家族成员逐渐控制了美国社会，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封闭性和封建性的美国版贵族阶层。”
到今天，美国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有秘密的、排外性的精英学生组织。美国公众已经把这种精神解释为不屈不挠的政治野心。
与美国精英政治息息相关的常春藤盟校大都建于美国立国之前，许多重要部门首脑、媒体垄断者以及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皆出于此。这些常春藤名校也非常会造势，每年召开很多大型会议，邀请名校友，征集募捐，特别是邀请富豪、政要、名流成为校董(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前曾任哥大校长)集成所谓“名流圈”。在美国，这一切都在一种认可了的游戏规则下进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大人物宁可捐上几百万美元也要让其子弟就读于常春藤盟校。因此常春藤成了金字招牌，成了官僚、财阀、门第繁荣和希望的代名词。上名校不只是读书，更是为广泛交友、八面得风，预埋一张无形的社会关系网。
如此看来，尽管奥巴马的出身贫穷成功地体现了“American Dream”的美丽，但也折射出美国精英政治的力量所在——有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如果考虑到遍布媒体、投资界中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所组成的庞大关系网，也就不难想到今天这种结果了。这使人想起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以及常春藤和其他名牌大学在精英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将这些学校称为“未来领袖的实验室”。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当有人问乔治·布什究竟是耶鲁在传授领袖能力还是耶鲁只吸引那些天生具有领袖能力的学生时，布什回答说这两者皆有。“我认为这所大学对于培养‘领袖能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布什说， “这里的全部信念是服务是一种高尚的责任，这种信念会给人们以激励。我认为这结合了杰出意识、教育以及大学的众多协会。”
当然，布什在这没有说的是，正是耶鲁这些深深依靠兄弟会网络礼仪和金融支持的协会，帮助布什家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王朝。
对于日本来说，虽然在二战后经历了教育改革，高级文官考试宣告终结，改制成为国家公务员1种考试，但是麦克阿瑟领导下的盟国占领军退出日本之后教育体系又重新回到国家、官僚的管制之下。在体制上国立大学的教职人员本身就是国家公务员。以后的东京大学尤其是法学部，仍然一直保持了国家公务员和高级官僚最重要培育基地的地位。
在日本官僚体系内部，通过国家公务员I种的官员，与通过其他种类考试或者地方公务员在地位和发展前途上有着天壤之别。一般前者被俗称为“职业晋升”者，后者则被称为“非职业晋升”。前者一般人职以后就相当于主任科员，并且晋升速度较快，可以升为事务次官等高级官僚，进而再转为政治家或者到企业担当顾问。而后者辛苦一生却最多只能升到科长一级。虽然這种明显的不平等待遇在2007年的法律条文上已得到了矫正，东大毕业、东大法学部毕业却早已成为判断一个人仕途前景的重要标签，这种传统也是根深蒂固。
除了上面提到的名校与政府在不同时期选拔官员的制度设计有联系之外，在中国似乎也依然存在着很深的名校历史沿革的渊源关系。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这些高校的学子们就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任，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建国后，这些高校秉承着为国输送英才的信念，以多学科、多层次，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格局和体系，造就了国家一大批高水平的建设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是诞生于1937年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当年这所学校为培养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而创办。它也是惟一一所由前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规划建设的大学。在不同革命阶段，人大出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建国后则以积极培养“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为己任。
当时间进入21世纪，尽管人大也会经历许多变革，然而其核心和气氛几乎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不论是在哪个时期，人大的传统是培养干部为建设服务，鼓励学生到政府部门任职。从建校的最早年开始，人大可以说一直名符其实地坚守着这个信条。
在公务员录取名单中出现了大批人大学子的身影，人大在政界的中层实权校友国内高校无出其右，每年人大考取的公务员是最多的。这除了主要得益于人大至今仍然牢牢把持着国内高校社会科学总体实力第一的地位，具有社科培养大平台化的优势，而且人大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深谙实习求职面试之道。
“在学校时，社团的经验肯定是对日后的工作有帮助，比如协调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为人处世的能力，都是潜移默化的。”2003级商学院商品学系的闵帅奇说。大一入校时，他创办了自己的科幻协会，后来深得老师赏识，当上了学校社团联合会理事长。
如今的他已经是首都大学生新世纪英才学校的学生。这里有来自于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干部，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会主席、学联代表。回忆起当时参加英才学校考试时，他说， “当时学校有四个人参加考试，一个是青协的副会长，一个学生会的副主席，一个学校校报社长，还有我，最后录取了三个。”论整个激烈的竞争气氛不亚于学生会选举，可能偶尔某位候选人会因为当天下午的紧张气氛而昏过去。
由于英才学校每届只招生十几人，主管单位北京团市委投入的资金和精力非常大，每 周末的课程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心理学、政治，教师来自国内一流的知名学者，包括中央党校的老师。“很多授课教师都是政府官员，因此我们多了一些在政府里的实习机会。从大四开始，很多人就开始从政了。”
但是在人大原学生会成员王高星看来，加入学生会和社团，无非就是多了一些保研、锻炼自己协调和管理能力，还有留校的机会。
“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在大学里头三年的活动就是想全面体验一下各种可能性，重点却有意无意地集中在被选人高年级社团协会上……一系列另有目的、策划好的社会价值观被附加在学校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首都师范大学一位从事管理工作的老师说。这些社团不仅仅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还推动了它。
当然，这股暗流延伸到了大学生活的各个根基和组织，学生工作的分支在这股暗流般的生命线所能提供的给养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了。
在人民大学最新公开招聘应届优秀毕业生充实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时，首要报名条件是“须取得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或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邀请政府部门里出色的校友回到人大做演讲，对于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学校每年会专门安排一系列的讲座，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就把从政理念渗透进去了。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关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介绍，她所在的学院中部分教师在政府部门兼职工作，大部分MPA学生通过他们或是自己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师兄师姐的联系进人实习单位。今年，人大MPA学生几乎全部进入政府部门实习，基本都是通过这个途径。 “尽管所有的部委机关都可以去实习，但目前就业、实习不直接挂钩，仍需通过国家公务员的统一考试。但不少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提前在政府部门实习，有些表现不错的，过后就有机会留下来。” 这种情况在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的清华大学，仍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接任清华校长，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的目标，要求学生政治素质和专业素养都要过硬。清华大学对政治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有目共睹，这与学校的教育模式是分不开的。
在清华大学，从学校的学生会、校团委，到各个院系的学生会、团委，再到基层的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形成了一整套的学生干部培养机制。清华鼓励学生参加任何一个层面的学生工作，优秀者有机会“晋升”，比如从学生会干事、到部长，甚至竞选学生会主席；同时对于在班级、院系表现突出的学生干部，可经由院系推荐到学校层面工作，各个院系内部也有一套类似于科层制的体制。除此之外，各个社团对学生干部的培养起着补充作用。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学生们参与学生工作的积极性很高。到本科毕业时还没担任过学生工作的学生寥寥无几。
清华大学还有着较浓厚的政治氖围。由于是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和北大一样，学子们有较多近距离接触各国政要的机会。国家各部部长等也经常受邀清华演讲或座谈，美国前总统布什、克林顿、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都曾在清华演讲，这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领导人物的政治抱负引导着学生们树立政治理想，迈入仕途，并为理想而奋斗。
与人大所不同的是，清华不单纯是为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提供文化和制度条件。它不但有引导和激励，还有一整套输出人才的措施以实现学校培养和社会体制的对接。
清华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学生正式步入仕途提供条件。清华鼓励学生“入主流、上大舞台”，进入国家重点行业和领域。学校大力鼓励应届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这几乎成为一种十分便捷之路。但是，由于公务员考试竞争日益激烈，好几百甚至几千人争夺一个职位，只有少数人能够有此运气。
当世易时移，拥有基层工作经验对于政治人才的成长越来越重要时，去基层担任“村官”、参加各省市的选调以及针对优秀学生干部去地方挂职，成为另外一条入仕之路。
自2000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的通知》；2005年6月京组办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创业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目标的实施方案》之后，清华大学一直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通過校内宣传和院系的就业指导，大力引导毕业生去基层任职。
据了解，每年10月份就业工作刚启动的时候，学校就业中心就会通过院系就业指导办公室下发有意向参加选调生和村官项目的调查表，学生填好后交由学校备案，学校会根据学生的意向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进行引导。清华大学还专门举行政策咨询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广大毕业生宣传介绍“村村有大学生”计划的相关内容及政策。除此之外，清华大学极具特色的一个项目是选拔学生干部去基层挂职。与选调、村官项目不同，挂职项目由学校出面与地方组织部门联系接洽，地方提供有一定级别的岗位。
如今，这些2006级本科毕业生在基层已干出了一定的成绩，门头沟村支书助理周倍良还于2008年12月当选了“首届中国十佳优秀村官”。从2008年10月到现在，重庆市、辽宁、湖北、山东、江苏、天津、青海等省市陆续来清华选调优秀毕业生到基层任职。清华大学正在通过这种方式为地方输送人才，很多已经扎根基层。
依然十分明显，学校是有条理的。这些名校在她的学子们心中激起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名校的学生考取公务员意味着参与激烈的竞争和大学培养的无穷的实践能力和精心设计的雄心。在竞争机构和学术改革者看来，这些名校“有某种振奋人心，并使人不安”的力量。
在学校的带动下，专业化人才在社会政治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同时，社会的需要也在推动或制约精英政治。这两年，国家部委与外企一样以积极姿态进入高校宣传自己，甚至有些部委也充分利用了校友资源，来高校招聘的人都是该校毕业生，一个副局长还特地到学校现身说法。他们表示， “其实所有单位，都希望想找到最优秀的人才。”
在白智立看来，中央高层的任用确实有名校化的趋势。其成因比较复杂，有可能是重视人才、重视知识的价值取向在起作用；也有可能是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但如果是后者，他认为，随着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这一趋势会发生较大变化。
“同美国相比，传统上中国政府与社会对公务员的精英化需求较高。”白智立说，如历史上就有严格科举考试以及超出常人的伦理要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当今中国，公务员的评价标准就有：德、能、勤、绩、廉，要求其具有卓越的能力和较高的道德水准。而且长期以来，为了保持公务员的这些精英特征，在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仅福利政策向其偏斜，还拥有许多特权，拥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
中国名校的毕业生们一方面在就业压力 之下看中了公务员的“生存特权”，一方面才能在身，怀揣着从政报国的想法，甚至怀有小小的“精英情结”。2004年考入商务部的一位年轻公务员说， “读完硕士，再读个博士，直到考入政府里把自己的饭碗打造成‘金’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3级学生会主席吴卓昀告诉记者， “我相信大多数人在一开始不会有这么明确的计划，而是随着对人生定位的逐步确定而设定自己的发展路径的。即使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路径，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真想做点事情的人还是得去政府里嘛。”
路在何方
其实，还是有很多精英人才并不以“吃财政饭”作为择业的唯一方向，现在担任北京英浩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李海波就是一例。1993年李海波考入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当时根本没想到去当律师，学了这个专业当然是当公务员了。”毕业后他凭借考进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成为一名公务员，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几年后还可以提个科级、处级。但李海波却渐渐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而年轻人一直待在政府机关会“磨掉身上的锐气和冲劲”。
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不理解的举动，辞掉了公务员的职位， “下海”做了一名律师，继而又自立门户。现在他的收入已经是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生更有价值”。
对近年的“公务员热”，也有一些人进行了反思，认为专业人才过度追逐公务员职位是一种浪费也是不正常的现象。按照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关于“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理论，人们把过多的精力用于“分蛋糕”的“分配性努力”，其实是对社会不公平的一种认识，并将进一步妨碍经济增长。
但是，在制度变迁相对缓慢的历史中，让更懂得专业的人才去“分蛋糕”，也许是一种次优的选择，至少在决策效率上会提高很多。而这种人才的作用，还是不够而不是太多。
对于专业知识在工作中的作用，毕业于某著名法学院、现任职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张法之(化名)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法工委每年要参与众多法律的起草，但真正承担具体工作的也就是各个室的那几个人，对于一些部门提出的草案，从整体结构到每个术语的使用，都要一一审核。 “现在的法律不同于二三十年前，涉及的领域越来越细，法律技术越来越复杂，是不是专业人士做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近年来社会上对“立法神秘化”、 “法学家造法”的批评，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法学家的意见有多少能被认真听取的，主要还是部门利益在起作用。”
除了专业背景外，名校出身的官员往往也会有独特的视角和广泛的人脉。现任河南省安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的李若鹏，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在校期间曾是北大第一位女研究生会主席。毕业后她到安阳市下属的安阳县任副县长，分管教育工作，2007年又升任市外侨办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基层的工作比在校园里想象的要复杂，六年研究生期间学到的东西可以指导实践却不能照搬，但是她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些年我还一直坚持读书、作笔记，遇到问题还会发邮件请教学校的老师。”她还利用在北大培养的人脉，邀请了不少北大师生来安阳“帮扶结对”。
到市外侨办工作后，她感觉已经适应了基层政治的规律。作为中国著名古都、殷墟故里，安阳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侨胞来旅游和寻根，李若鹏的外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也发挥了更大作用。她还利用交往关系帮助安阳到北京进行国际旅游推广活动，增加了安阳的知名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既要避免专业人才的精英思维脱离基层民情，也要防止他们被酱缸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政治斗争而非专业治理。
还有一些人有着这样的担心：出身名校的官员们垄断了决策与行政，是否会带来脱离民意的精英统治甚至寡头政治?虽然中国没有美国那样明显的反智主义传统，但是也确实存在足以引起警惕的史实：蒋介石也曾有一个由强大的精英社团组成的班底；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他的书《中国的雷声》里写道： “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除了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国民党政府内还存在着众多依靠校友关系形成的派系：蒋一手扶植起来的黄埔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发展起来的CC系，军内势力庞大的保定系……时人称蒋是“左手拉住保定系，右手拉住政学系，左脚踏住CC，右脚踏住黄埔。”分庭抗礼的派系之争造成国民党政权的极大“内耗”，1 927年，1937年这十年间仅内政部就更换了10多位部长，每次更換又引起下属人员大规模的更换。这对于本来就极不稳固的国民党政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国民党迁台之后，特别是蒋经国当政之后，虽然开始走平民路线，却并没有放弃对精英人才的培养与延揽，90年代至今的许多高级行政官员，都是很早就被列入精英培养计划，甚至是当上了校长、主任之后被延揽。
上个世纪80年代“解严”后，选举成为台湾政治博弈的主要手段，地方政治实力乃至家族、派系势力日益重要，这时确实出现了“草根化”的倾向。比如在去年当选的113名“民代”中，虽然台大和政大的校友占到28人之多，但是专科甚至高中、初中毕业的也有十几人，国民党的实力人物王金平就只是中学毕业。
但是，靠基层耕耘和“拜票”上台的政客，也许更了解民意，却未必能胜任专业化的行政工作，所以无论是民进党上台还是国民党回锅，都还是要依靠名校毕业的精英们来负责行政部门。按孙中山先生的“政权”与“治权”学说，民意是“政权”的问题，“治权”还是要靠精英，当然还需要二者的制约。
事实上，所谓“精英化”或者“名校化”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而可能使其逆转的绝不是民意而是其他的考量。
司法系统可以作为我们考察的一个例子。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 “法律人”一直被视为精英的象征。在去年中国法学界关于“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的大争论中，绝大多数参与争论的学者对通 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选拔专业人才的制度都持赞赏的态度，甚至称之为“司法改革唯一的成果”。但是也有人指出，虽然司法考试制度已经培养了大批法律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却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西部基层法官和律师稀缺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这其中一个原因则被认为是“名牌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不愿意去基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他对记者说： “根据我的了解，现在不是法学院学生不愿意去基层，而是基层法院不愿意要，说白了就是大量的位子被没有法学修养和法律精神的人占据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更让我感到更失望，是违背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他说的“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指这样一条新闻：4040名中国退伍军人和1000多名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体育教育、机械制造等专业的应届大学生自2008年11月起，陆续走进中国最有名的政法院校学习。学成毕业后，他们将奔赴中西部基层公检法。在这些退伍军人和被政法院校学生戏称为“非法专业”学生的选拔中，政治素质被放在了突出地位。《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曾引用一位老师的话这样评价他们：“他们都是军人出身，纪律性强，上课哪怕像听天书也能够坐得笔直。”除了“听天书”之外，他们还有相当多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早操等活动，并配有专门的政治辅导员进行思想教育。
十多年前，著名学者贺卫方的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曾经引起巨大反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而今天，在充实基层公检法队伍的旗帜下，退伍军人开始堂而皇之大规模地进法院了。这种“听天书”培训出来的学员，如果到了法官岗位上，能否真正通过司法考试，又能否履行好职责，这种做法最终会给我国的法治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也许还有待历史来作结论，但是这个“退伍军人进法院”的举措只是司法领域“逆专业化”潮流的一拨。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非法律背景出身的王勝俊接任后，许多“非法专业”的高官开始进入大法官队伍，比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据媒体报道，张立勇的下属称，他们的院长学哲学出身反而“是一种优势”，而张院长则声称，这一年法院最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解决理念的问题”，也就是“抛弃西方崇拜，重倡社会主义法制理念”。
正如去年的司法改革大争论中一些学者指出的，在现今中国与“精英化”、“职业化”相对的绝非“大众化”、 “民主化”，而只能是泛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