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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晚碰头的饭局上，马新德再一次强调说，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注定一事无成。将近散场，他又伸长了脖子，凑过来轻声叮嘱我：“明天上午十点，不能准时进场，你得迟到半个小时，记住了啊。”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躺在后台的长椅上，用随身的便携研磨器磨着咖啡豆，看马新德在台前台后殷勤、谦卑地来来往往。水烧开了，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小法压壶落到了出租车上。
“哎呀，抱歉了各位，后台的小刘刚刚打过电话，说杨教授堵在路上了，估计要晚半个小时才能赶过来……”
台下一阵窸窣的交流。
我把研磨孔调细，继续摇着手里的研磨棒，咖啡豆一颗颗被碾碎的声音舒缓、有规律，平添万事尽在掌握中的安心。咖啡不喝也罢，我已准备就绪，问题是，他们会相信我吗？
“有请，北京新药研究中心科研部主管、韩国稻田医学会社名誉社长，杨学治教授！”
台下响起层层叠叠的掌声，十点三十六分，到我上台了。
马新德特地小跑到后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掰了掰肩膀，使我进一步高挺胸首，又摸出来个雾化瓶，朝我脸上胡乱喷上两下，以制造出迟到后奔跑冒汗的假象。“杨学治”当然不是我的真名，我怎么会叫这种干巴巴的名字——它只是为了配合前面虚构的两种身份罢了。你听，“杨学治”，叫这个名字的人，仿佛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我上台后双手合十，鞠下浅躬，为自己的“堵车迟到”道了歉：“实在是对不起，让大家久等啦。介地儿，堵嘞比北京都幸！（这个地方，堵得比北京都厉害）！”
一句方言便能扭转听众久等后焦躁的心境，甚至博取好感。
你听过励志演讲吗？对，就是那些自认为成功得体、油光粉面的人站在舞台上说的那些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一本正经的强词夺理。你怎会没有听过？既然听过，那就不妨多听几句吧。这次复述，我会把话说得尽量精简：
“每年换季，我都要去釜山开季度会议，稻田医学会社安排的酒店很邪门，商务间里的床大而圆，非常舒服，但是躺上去一准失眠。在那间酒店的餐厅里，连续三年，我都能见到一个来自天津的老先生，他姓张，七十岁左右的样子，长着花白的连鬓胡，满头银发，眼神清澈，精神矍铄。他的孙女儿在釜山做同声翻译，所以张老常去那边旅游。说到这位奇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跟你们讲，用‘仙风道骨’来形容他真是极其贴切。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荒唐透顶，所谓的亲身经历已不能更假。即便如此，如果讲话的语气不容辩驳，其内容也就无人质疑。
“凭空捏造的职业身份”，“摘抄拼凑的讲座内容”，“故意伪装的迟到”……这是在做什么？用马新德的话说，这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场“集体催眠”。
“集体催眠”无所谓困难与否，只要严格按照程序，就能够做到。
面对怀抱共同期望而来的高龄听众，首先需要的是精炼地总结出他们共同的糟糕处境：“寂寞”“节儉”“病痛”……诸如此类，词汇越宽泛就越准确，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套用于自身。在插科打诨的同时，不经意间，将它们掺杂而入。需要注意的是。在你的讲话中，每个词汇都要重复三遍以上。频繁提及某些简洁的词汇，就能让听众放弃理性，不假思索地接受它们的意义。
——是的，我当然知道它们都消极透顶。不过，我也知道跑来听讲座的人都满腹怨气，同他们一起怨恨这个世界有何不妥：
“人的晚年生活有两种，一种像兔子，你追求独立和自律，其实你过得寂寞、俭省，因为你视自己为一种累赘，连生病都不想惊扰别人。日子一天天过，但是你毕竟是兔子，人们对你视而不见，不会因为你的自律而高看你，也不会因为你的寂寞而怜悯你，因为人们根本就没注意到你，你到了动物园会去看兔子吗？当然不会……”
够了，个别人脸上已经露出嘴角上挑、眉头却紧皱的苦笑。别让谁哭出来了，马上，我就会满足他们的期望。还记得刚才总结的词汇吗？接下来，我要做一题反义填空：“寂寞一受到青睐”“节俭一过得张扬”“病痛一健康舒适”……诸如此类，正词与其反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会让人陷入现实的泥淖，而后者则会令其微醺于美妙的幻觉，而二者的共通之处，就是它们都能让你得到信任，甚至依赖。
找到反义之后，演讲方式如上法炮制——对了，不要忘了至关重要的重复：
“所以我们应该调整心态，每时每刻都要告诉自己，应该活得像头狮子，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怒吼，张扬地生活；你体面的精神风貌会让人们刮目相看，‘狂妄’一点儿，会让别人惊觉，甚至歆羡，他们无时不刻不注意到你张扬的存在；不要拘泥小钱，旅游去、想要什么尽管买来，夕阳西下，健康、快乐才是人到晚年应得的犒劳……”
就像股票经纪人、房产中介或是微商发在朋友圈里的那些陈词滥调，极尽虚假、浮夸以及千篇一律。——但是有效。闻到了吗？是多巴胺、肾上腺素在分泌、累积。看到了吗？他们的眼晴里闪烁着的是上了年纪后久违的激情，仿佛重获芳华。时间正好，接下来就是我最爱的环节，我将随便找个人进行互动。
记住，一定要“随便”。越随便也就越典型，譬如二排中间那位方脸白发的老先生。
“您贵姓？”
简单的问题，以印证我对他完全陌生、一无所知。
“姓罗，叫罗永贵。”
“只告诉我您的姓就行啦，那么多人，全名我可记不住呀。”
台下几声略带谄媚的佯笑，谁会拒绝被他人铭记？
“您精气神极好！来，让我瞧一瞧您的舌苔？”
“啊——”
一听要看舌苔，他竟熟练地“啊”出声来，压下舌根，露出咽喉，这是频繁患咽炎就医后养成的习惯。
“您应该戒烟了。”
一看舌苔便知晓烟龄，四十年以上。
“戒了，早戒了。”
“真戒了吗？”
台下一阵善意的取笑，他惊叹于我的“神机妙算”。 “从今天开始，彻底戒！”
“那这回您可要说到做到呀！——麻烦再让我瞧瞧您的眼睛。”
他像孩子般服从指挥，来回滚动着眼珠，一时紧张，竟混淆了上下左右。
“您应该有七、八年的气管病，现在偶尔轻咳，是因为还有些咽炎没消。看角膜和瞳孔，您的眼睛大概是前年开始花的，我建议您以后看书读报的时候都能戴上眼镜，以免视力下降得更快。另外，这两天您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膝盖，自己哪儿不舒服了，不说出来旁人可不知道呀。”
他瞪大了眼：“哎呀，我最近确实膝盖老疼，杨教授真是神了！真是！”
台下响起稀疏的掌声，逐渐增强，竟变成满堂喝彩。用马新德的话说，上了年纪的人无不畏惧死亡，而畏惧死亡的人无不渴望遇见一位值得信赖的高明医师。此时此地，他们看过来的眼神，仿佛我是华佗在世。
所以说这是我最爱的环节，就像魔术师最爱收割观众脸上的惊讶。
魔术终究不是魔法，我也当然没有那么神。老实说，我对医疗知识一无所知，我患病极少，几乎分不清阿奇霉素和罗红霉素的区别。和街头看手相的那些江湖骗子相似——或许比他们更高级一点——我只是在对的时间。和特定的人耍了一点小聪明而已。
这次讲座之前，马新德共搞过五次“预备活动”。蛋奶、粮油、小额现金红包……每次活动不仅免费入场，而且必然要送出数千元的礼品，所以每次活动都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假使你在讲座现场，不防环视四周，瞧瞧那些清洁工、端茶倒水的女孩儿、递工具擦白板的讲师助理……不要被他们的伪装所迷惑，实际上，这些人都是马新德精挑细选来的“信息间谍”。他们如此聚集一堂，为的是要帮马新德打赢一场“信息战争”。
每天早上七点，这些人就会准时打卡，随后开一个小时交流会，听马新德鼓舞士气、下达指示。期间，他们还会跳上约莫二十分钟的集体舞，对，和你在售楼处、美容院门口见到的场面类似，这类舞蹈丑态百出，若你真的参与其中，就会发现它可以降低舞者的羞耻感。让人脸皮变厚，从而敢于撒谎。八点半过后，当听众陆续赶来，他们已经换上工作服，在不起眼的身份伪装下，伺机同每个人倾谈心事。当人们浸泡在轻松惬意的谈话氛围中，就会渐渐放松警惕，随意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感悟。而马新德的“信息间谍们”就像淘金者，他们能准确地从听众东聊西侃的内容中萃取一切有用的细节。并及时记录在案。
——要说上述工作有没有难度，用马新德的话来回答就是：简直不能更简单。你甚至都不用费心套话，只需简单的一丝引导，他们就会主动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天呐，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是有多寂寞？他们似有半生的话都积压舌下，无人倾谈。他们在连贯、飞快的谈吐间，还要拉了你的手，抑或不时轻拍你的肩膀，生怕你漏听似的，生怕你逃离似的。
于是三五场活动下来，几乎每个听众都会留下来满满的、超过十页纸的个人资料。那简直算得上是一种馈赠，怀着感激之情，马新德爽快地收下了这份厚礼。
所以在最后的讲座开始之前，我，“杨学治教授”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类似这种信息：
罗永贵，男，六十六岁，两儿一女，林业局退休职工，独居，私人有两万以上活期存款；四十五年左右烟龄，咳嗽，常患呼吸系统疾病，喉管动过手术后抽烟频率下降；血压正常，睡眠正常，不用闹钟，每天五点二十准时醒来，视力两年前开始下降；腿略跛，参加第三次活动时，曾以近日膝盖不适为由拒绝跳舞；为人节俭，活动日中午不回家，自己会带盒饭，多为半块馒头或者一团米饭，一颗去黄鸡蛋，一碟超市买的散装咸菜，多是贡菜、地螺丝、腌黄瓜三选其一，偶有加餐，或是橡皮大小的一块红烧肉，或是削罢皮、切开的两瓣儿苹果和半根黄香蕉；建议他去饭馆吃碗面，他都要假装犹豫，最终作罢，假使有人请客，他则会欣然前往……
故而仅看两眼舌苔与眼球，就能“知晓”与罗永贵有关的一切。而接下来准备亮相的保健品，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
对，保健品。让我来介绍马新德在完成所谓的“集体催眠”之后，将会拿来出售的保健品——成分未知，疗效未知，副作用未知，我仅知道以下信息：
产品从昆山郊区某厂家直购，每盒成本约45元，每箱三十盒，共计二十五箱。我方下單后，由厂家仓库直接送往三河市某包装公司。那里有马新德监督、定制的精美包装盒，连带设计费每盒包装成本约8元。揽货后，二十五箱货物在一天内打包完毕，转发至我方后台仓库。
现在，它们将作为成品，正式在讲座后半场亮相。
这就是北京新药研究中心科研部主管、韩国稻田医学会社名誉社长“杨学治教授”隆重推荐的中老年专用保健品。看，讲桌上放着的三盒样品，虽然它们成分相同，但是包装精美程度依次递增，以示产品共分为三个等级，分别定价：600元、900元、1200元。
这批货就像早晨七点钟刚刚摆上家乐福货架的新鲜蔬菜，以被消费者买走为荣，可以说十分具有商品修养。另外，保险起见，讲座现场购买保健品仅接受现金付款。别嫌贵，售价绝对不打折扣。
这就衍生出另外一些问题，譬如，罗永贵这种人怎么可能带一万块现金出门晃荡？是的，没门儿，绝对不会。或者，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他参加过我们的预备活动。
说到那五次预备活动，信息收集仅是它发挥的众多价值之一，从第二次活动开始，随赠的礼品会按照价值区分开等级。任何时候都没人甘愿选择便宜货，为了防止大家争抢起来，就需要解决礼品的分配问题。我们会“突发奇想”，临时提议用抽奖的方式决定谁应该拿走何种礼品：
以百元人民币上的编号来抽奖乐趣多多，伺乐而不为？
让我们“临时制定”游戏规则，取出您身上的百元钞票，对了，假币可没有抽奖资格。来，瞧一眼那串编号：如果有“两个连号8”，可领三等奖；“两个连号8”加“一个6”，这是二等奖；“两个连号8”加“两个连号6”，这就算一等奖了……如果你有“三个连号8”，好吧，所有人都会嫉妒你的特等奖：价值两百块一桶的进口橄榄油归你了！什么？不，不能折现，也不能换成三桶廉价调和油。 礼品发放完毕，现场无人埋怨。如果你觉得不够尽兴，那就下次再来吧。
不必暗示，到了第二次活动抽奖，就已经有人自作聪明，他们开始随身带着数十张百元钞票，以在抽奖环节增加中奖几率。所有人心照不宣，如果没有多带点现金就来参加活动，那就抱歉了，你只能领到盒装的四颗咸鸭蛋。
效果立竿见影，不必等到最后的讲座，现场所有人已全部养成携带巨额现金的习惯。
“言听计从的老人”、“成叠的巨额现金”、“对享受消费的渴望”和“著名教授推荐的保健品”，这意味着什么？用马新德的话说，它们就是“人肉提款机”的四位取款密码。
终于，抢购开始了。这一次，罗永贵没有犹豫，他买了最贵的保健品，一口气揽下8盒，拦都拦不住，消费金额共计……你自己会算，我又伺必多言。
战胜了罗永贵，战胜了吝啬、多疑、惧怕子女的罗永贵，其他人自不必提。
很快，二十多箱货物就仅剩下一箱。好东西往往货源紧张，最后这箱不再售卖，组织方要把它们预留给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们家里也有老人等着被孝敬呀一现场当然要如是解说。不，如果听众坚持要买，我们也不会妥协，因为……好吧，其实这只道具箱子是空的。马新德的意思是，如想全身而退，后戏最好也要做足。
讲座终于散场，出租车司机竟把法压壶送回，这下可以喝上一杯了。
（2）
这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严格来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学代售作弊器。回想起来，事情开始于大二暑假结束后的一个下午，那时候我正在宿舍清理一只臭烘烘的巴西龟，年级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去见师范大学的一位思修课讲师。辅导员的意思是，这位讲师让他引荐一个学生，好兼职做些文案工作，而我正是他的合适人选。
当我赶到目的地，三言两语过后，才发现并没有所谓的文案工作。那位讲师自称姓胡，其余信息便不再透露，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在我们学校代理出售作弊器。我并没有当场答应，而是说会考虑一下——我的心思全不在此，把那只巴西龟放进水槽后，我就接到辅导员的电话，随即出门赶来，我好像忘了关上水龙头。
果不其然，尚未走到宿舍门口，我就踩到了汪汪一片的水。
另外，当晚我就答应了下来，作弊器是吧？我卖。
这座城市共有九所大学，分别为三个本科和六个大专，只要你是听话的好学生，保证各种考试将应接不暇：四六级、软件工程师、考研英语、会计证、导游證、记者证、教师资格证甚至驾驶执照……这些证照，假使你能全部考过，也将大都永远封存。即便如此，据统计，每类考试都会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报名，而平均每六个参考者，就会有一人作弊。
所以，在大学，作弊市场永不饱和。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偿所愿。
说到作弊器，那时候电子橡皮已经落伍，2010年前作过弊的人都知道它的模样，那东西很硬，麻将大小，中间挖出指甲似的一块屏幕，显示像素极低，作弊时还需手动翻页，极易被巡场逮住，最后为你赚来一通教训。2010年6月的那次期末考，一款入耳式作弊器横空出世并迅速风靡一时，米粒大小一颗播放器，耳屎颜色，考前推入耳孔，后场语音广播答案，边听边写即可，事后以电磁铁吸出，安全高效，无人不爱。
作为服务方，为了能够在考试中场得到答案，我们会频繁使用一套近似间谍战的操作方式：事先把几部数码相机藏到公厕，考卷发下不久，考场内应们分工把考卷内容誊抄下来，随后以拉肚子为由，在卫生间内拍照储存，再将内存卡丢出窗外。与此同时，就在考场对面教学楼顶的某个杂物间里，三个智商比肩霍金的家伙已经在摩拳擦掌，得到真题后马不停蹄整理答案，每确认一组，当即通过信号源发射器播放给每一粒接收器，以供考生听写。
那时候仿佛是作弊市场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客户无不满意，入耳式作弊器甚至会让他们在考场平生一种成就感，而非往日作弊前后的胆怯与羞耻。
言归正传，我所负责的“产品销售”与“答案获取”和“器材操作”三个环节相互独立，没有任伺接触。三个环节均由胡讲师统一指挥，有很强的保密性。老实说，我甚至不能确定胡讲师是否真的姓胡。作为“销售环节”。一次规模较大的考试，我能卖出多则数万的销售金额。而当考试结束，不晓得其它环节的报酬，我仅知道，分到自己手里的提成只有不到三千块。
你想的没错，这简直就是打发乞丐。
终于到了大学四年级。最后那个期末，我决定单干一回。
并非突发奇想。那段时间，学校英语系里突然流传开来一条所谓的“毕业新规”，说自本年度开始，举凡没有通过专四考试的英语专业毕业生，都将无法申请到学士学位。这流言太过荒谬，却在系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效果显而易见，年后的英语专四考试渐渐逼近，我们的工作就开始了。本已预知这次推广会较以往顺利，实际情况竟更夸张。我手里的五十枚作弊接收器几乎在三天内便销售一空，往日里，这种场景或许仅存在于胡讲师的梦中。
当我赶到师范大学，找胡讲师领取新的接收器时，他正戴着耳机啃一颗苹果。胡讲师说快递正在派送，让我等上半个小时。期间，我向他坦白，说自己已经开始实习，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考虑到这次不同以往，或许售额会是往年的三倍以上。因此，他应该提高我的报酬。
面对我的条件，胡讲师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脑袋随音乐轻微摇摆，似乎没有听到，似乎是在考虑。这时候，快递送来了。箱子比以往要大，他打开时有些迟疑：里面不仅有三盒接收器，还躺着三台信号源发射器，它们如三架台灯的形状，弯曲着蜷缩在箱子里。胡讲师取出接收器后迅速把箱口重新封起。按照常规，发射器与接收器，两种器材应该分开邮递，而非全部寄到这里。仿佛是一次严重的操作失误，为此他大发雷霆，打了很久的电话训斥发货方。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信号源发射器，虽然它马上就被掩盖起来，可是就在那么一瞬间，我还是看到了上面贴着的一张标签。对，那是一串电话号码。奇怪的是，它们竟像印章那样戳进了我的脑海。当晚睡觉前，每每闭眼，我就能清晰地看到那串数字。 第二天上午，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那串号码，接听者是一个声音嘶哑的男人。谈话进行得颇为简洁，仿佛仅仅知晓这串手机号就是某种足以合作的暗语。按照指示，我给他提供的账号汇了一笔款。当天下午，我就从快递收发室领到了一整套作弊器材。
我想，自己应该用它们做点什么事。
不过半个夜晚，我就找到了三个合作伙伴，以每枚接收器降低一百五十元的价格空间，让他们帮我在校内推广。至于胡讲师那边的销售工作，就像他对我的涨薪要求一样，我的态度也是：暂时搁置。话说回来，其实这三个家伙都是（或曾是）我的室友，他们全都不善言辞，其中甚至有一个家伙生着类似羊驼那种“地包天”的嘴唇，他说话磕磕巴巴，站在这人正对面，不过五句话下来，准能喷你一脸口水。
即便如此歪瓜裂枣的业余团队，不过一周，五十枚接收器就被他们销售一空。因此我不得不再次打去电话，重新定来两套。一切都超出预期得顺利，直到那晚——
胡讲师已经三天不回短信，电话关机，音讯全无。那晚我去师范大学找他，破天荒的，他那扇永远虚掩着的门居然上了锁。此人的失联让我顿生一丝危机感，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当真听到一些“教育局联合各地派出所打击作弊、抓获数个作弊团伙”的可怕传闻。
那种坐以待毙的忐忑弥漫数周无法消散，让我不得不在睡觉时戴上耳塞，以缓解自己对敲门声和脚步声的过分敏感与恐惧。直到后来，考试正式开场，一切都还安然无恙。我想即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胡講师那边的事情败露，那么自己或许是一条幸运的漏网之鱼。
但它同时也打乱了我的计划。
考试开始之后，要命的哨声不时响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又开始坐立不安。假使原有的作弊系统停止运行，那么我也将无法乘其便利，靠着一点移花接木的小把戏为自己的“客户”转播现成的答案（好吧，我承认，这就是我一开始的计划，我也承认，这计划有点下作）。直到考试逼近最后三十分钟，胡讲师的那些接收器居然奇迹般地发声了——那或许是我此生听到的最感动的女声，它舒缓温柔，有条不紊，有些近似火车报站广播，让我此后每乘高铁，就会回想起这件事来，脊梁骨上都会冒出一阵寒意。
确认了不是自己的幻听，我把三台信号源发射器依次打开，调好频段，给另外属于我自己的137枚接收器转播了听到的答案。
那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赌局！看到了吗？为表激动之情，我甚至在行文时使用了感叹号。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大学生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吧？没错，他们都是擅长作弊的天才，如果能跟他们共事，你应该感到骄傲。
事情结束后，我们约了另外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庆祝，当晚的饭店包厢不多，我们只好凑合入座。就在同一间包厢里，隔着一道屏风，另外的一桌是校剧团的聚餐。不知为何，马新德也混迹其中——我还记得他那爽朗、洪亮、极其刻意的笑声。
我与马新德的初次见面颇有些戏剧化，在此值得一提。
那段时间，我所实习的地方是一家在本市还算出名的传媒公司。靠着老板从当地日报退休后的人脉与影响力，公司出版的一本叫《时代金风》的杂志发行甚广。每期印刷完毕，将统一发往本城和省会两个城市的几乎所有政府、企业以及各种协会的办公室。
我所实习的部门，是以采访企业家后收取相应的版面费盈利。实习第一天，我就准备好了大干一场。不出所料，当天上午老板就从隔壁打来分机电话，指名道姓叫我过去。我猜测他看了我的简历，这是准备给我安排采访任务了。第一印象尤其重要，我做了点准备工作：带上了笔记簿、录音笔、甚至公司的单反相机，还戴上了刚配好的散光眼镜，系上了衬衫最上面的扣子。
一开门，尽是缭绕的烟雾，我被呛得咳上一通。办公室里除了老板，还坐着一个外来的年轻人，两人正在聊着什么。
他就是马新德。
见到我，老板先是一愣，随后把一个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推过来，说：“你去，把这个刷一下。”
是啊，刷烟灰缸，这就是他叫我过来的目的。
我端起烟灰缸，愤怒地走出办公室，心想：我他妈刷一泡狗屎给你。
约十五分钟过后，那个烟灰缸已经被我仔仔细细刷洗干净，又用纸巾擦干，放回办公桌上时，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出去后没有把门合拢，隔开三五米，仍能听到马新德窃窃地说了句：他怎么穿得跟要去采访美国总统似的。
随后就是两个人放肆的笑声。
那晚的聚餐，在屏风另一侧，马新德那洪亮的笑声穿越时空，重新在我耳畔响起。
到了后半场，屏风折叠，两桌人竟混到一起，聚餐变得索然无味。马新德自来熟，尤其是喝了些酒之后，他开始挨个搂上肩膀，冲每个人说着那类过夜忘的边角话。有些家伙刚在招聘会上签完协议，还没上班，就已经给自己印了名片四处发放。不过一个钟头，马新德就收集了几乎半副扑克牌在口袋里。管他呢，我也趁机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实习专访。马新德根本没时间理我，直到羊驼嘴唇那家伙喝多了，再一次向马新德隆重推荐我的专访，还自作主张声称有内部价格。马新德听后直言不讳，他说自己签了上海的一家外贸公司，一个季度后很可能再被调去公司驻扎在洛杉矶的办事处。随后他冲我反问一句：你们的杂志也发到金山区，或者美国硅谷吗？说话期间，他一直都在用一根没有点着的烟敲打着烟灰缸——为什么我会以为他是在暗示什么？说完马新德就跑回了屏风另一边，几分钟后，他又折返回来，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不方便记电话，问我有没有名片。
我把电话号码用菜单铅笔写在纸巾上，对折叠成一个三角递了过去。马新德噗嗤笑了，随后俯首弓腰，举双手接过，仿佛行了个隆重的大礼。
夜将深，我们这桌先散了场。临走，透过屏风的间隙，我看到大笑过后的马新德擤了擤鼻涕，我觉得他用的就是我那张纸巾。
（3）
几个月后的一个黄昏，马新德给我打来电话，他约我在一处农家乐见了面。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表面上装潢精致，实则偷工减料，大厅地面遍布坑洼，桌椅板凳粗糙毛边，门口挂着数盏红灯笼的复古式公社食堂。 马新德开门见山，他说既然今天约我小聚，显而易见，自己并没有去上海，美国就更不必提，而现在，让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隔着一张桌子，他探过身来，说自己在两天前拜访一个企业家朋友，看到对方的书房的展架上居然摆着最近的一期《时代金风》杂志。
马新德为接下来要讲的话提前道了歉，随后吐露心声。他说自己惊异于那位在他看来还算精明的朋友居然头脑发昏，肯拿出高额的版面费来登我们的杂志封面。在马新德看来，把自己的脸放到《时代金风》的杂志封面上可以说是一种羞辱，何况还要自掏腰包，简直可笑。他点了支烟，一边摇头一边呼出烟雾，说自己搞不明白我是给那人“施了什么魔法”。这自然是客套话，其实马新德眼光犀利，随后就指出了事情的蹊跷之处。他说自己在几个月前造访过我们老板的办公室（对，就是烟灰缸那次），在那里看到了我们的杂志。那一摞东西的装帧和印刷都很粗糙，并不是如今在展架看到的那么精致——甚至可以说是惊艳。
介于马新德言谈爽朗，从不遮掩，我也愿意向他坦言。
老实说来，《时代金风》杂志并没有表面上那么风光。虽然靠着老板日渐削弱的声望，杂志给很多还算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做过专访，并且收了他们不菲的版面费，但是总体而言，这里完全没有回头客（我一直怀疑他们肯花钱接受采访，是因为欠过老板的人情）。而等我实习结束正式上班后，行情每况愈下，能采访到的人已屈指可数。
对于公司而言，临时改版已经无济于事，况且成本过高。当一艘邮轮行将沉入大海，你會怎么做？弃船，或随之沉沦？——我选择的是第三条路，在邮轮完全沉没之前，卖点废铁。
经我手后重装出阵的《时代金风》简直就像一件艺术品：烫金硬皮封面，全铜版纸内文，封面人物同时出现在赠书票上。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专门摆放杂志的定制底座，以及足以维持半年之久的清香余味。在内容上，我虚构了更多引人遐想的发行地，掺入了网上杂摘的名人专访（这需要讲究技巧，照搬自然太过拙劣，我会根据已有内容重新叙述，或者干脆完全虚构），至于版权页上的印刷数目，则直接先添上一个零再说……
加上印刷店印刷，而非印刷厂，这么下来，一本杂志的制作费用几乎翻了二十倍，还好我只需额外做个八九册。这就是所谓内刊的优势，不必公开发行，接受采访的几个人只能看到我精心准备的昂贵样刊，从而天然地相信了全部杂志都如此精致。
当然了，这仅是我个人的把戏，公司并不知情，假使老板知道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或许会拿烟灰缸直接砸过来。刨去每期额外增加的成本，总体来说，我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经此改变，能采访到的人数马上就提升了数倍，或许还有一些偶尔的小惊喜：拿着那些“假冒却不伪劣”的样书去谈采访，到了饭点，我会得到更好的款待，对方甚至还会挑上一瓶好酒。搞得好像我是个什么大人物……类似男版的鲁豫那样。
这就是我“施出的魔法”。
马新德听后瞳孔放大，仿佛从我身上看到了某种期待已久的奇迹。
随后他就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亦是约我此行的目的。马新德的言语令人耳目一新，几场精心策划、场面隆重的讲座，唯一缺少的竟是台上的讲师，听来简直儿戏。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假扮讲师，因为这符合我“大胆虚构的才华”。我咂摸着其中的味道，总觉得这赞扬里羼杂着些许贬义。但是稍等，假扮讲师，这不是要利用我去欺骗听众吗？场面险些失控，因为当我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所遴选的词汇更加露骨：诈骗。马新德笑了一通，随后严肃起来，摇头说：错了，不算诈骗，这和揣着一本假杂志去骗采访又有什么区别呢？本质上，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满足别人的需求不是我们的专长，让别人以为我们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
这种人真是可怕，他们总能找到借口让自己心安理得，甚至感到光荣。气氛有些僵持。马新德话锋一转，说到了自己大学的前女友。他说那个有些神经质的女人来自宁波沿海的一个渔村，在大学的四年里，她会忽然挥霍无度，又忽然手头紧迫，如此反复，仿佛体内隐藏着两种人格。大三下学期那个五一假期，马新德同她一起去了那个渔村。从村民嘴里的闲聊中马新德得知，在附近的海域里有一种奇鱼，当地人称“金舌鱼”，属比目鱼的一种，通体金黄，神出鬼没，会在突然间大批量迁徙过来。或是一整年都不露踪迹。这种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鳞与眼皆可入药，简单蒸食鲜美嫩滑，所以售价极贵。与之相应，当金舌鱼来了，这个小渔村会突然暴富，当金舌鱼不再光临，渔村又会变得拮据起来。
当地的村民倒也坦然，他们在宽裕的时候不懂得收敛，陷入困顿后也不急不躁。他们一辈子都在和好运气、坏运气轮流跳着两种融洽的交谊舞，乐在其中。
说完这件轶事，马新德无视烟灰缸，把烟屁股直接戳到餐盘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大概就是我与她没能走下去的原因，我不是她那类人，我比较深思熟虑。
恰巧那时候我刚刚看过一套有关海洋的纪录片，于是我纠正说：那种鱼应该不是迁徙过去的，而是在短时间里大量繁殖出来的，就像赤潮现象。
马新德皱了眉头，他还是坚守“迁徙”的立场：那是一个老渔民亲口跟我说的，说什么跟太平洋的洋流网有关系。
我继续辩驳：靠经验跟直觉得到的结论不见得科学。要知道，海水温度只要变化一到两摄氏度，就是某类生物彻底灭绝或过量繁殖的天壤之别。
他开始焦躁。用食指关节叩着桌面，说：迁徙的，繁殖的，即便是外星人扔到那里的，这又他妈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哈哈大笑，说：没关系。我们又不是渔民，我们不用祈祷好运。
他凑上来说：不对。确切来说，我现在是渔民，而你就是我的渔网。现在我们金舌鱼来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他用缓慢、严肃的摇头来表达最深刻的惋惜。
终于，我答应下来。
于是，两个多月后你就见到了冠冕堂皇的“杨学洽教授”。
四个城市，五场讲座，集中开始并在一周内全部结束。与此同时，还有不到二十万的成本，和共计三百七十万的销售金额。毫无例外，每一块钱都是现金支付，甚至不用开具一张发票。 那简直就是一场场宰割的狂欢。
讲座着实让我发了笔小财，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我的收入不及马新德的十分之一。并非嫌怨自己的提成太少，相反，马新德处事公正，我对他的一切安排都无异议。强调这点，是为了让你分清谁才是这一场场宰割狂欢的幕后主角。假使你曾上当受骗，那可千万不要恨错了人。
事后，我在城市的新区重新租了套两居室的公寓，小区名叫白银庄园，南北分别紧贴着市政府和CBD，像是夹心饼干中间的那层奶油。小区西门地下停车场入口处时常停着一辆改装夺目的无牌跑车，到了深夜，CBD开阔的环形大道上空无一人，一些纨绔子弟就会冒出来飙车撒野，跑车发出一阵阵类似斯图卡轰炸机俯冲时的轰鸣声，害得你半夜惊醒，或经历一次亲临阿登战场的梦魇。后来那辆跑车在时速超过两百码的疾驰中侧翻撞毁，惊醒了半个新区的居民，车主和一个妓女（马新德断言说那是妓女，我则不置可否）当场身亡。现场极惨烈，车主的左手连着小臂失踪，伤口整齐，后来在散开的变速箱里找到，这才没有让整件事被定性为凶杀。
言归正传，白银庄园的主楼是全银色，呈凹凸相间的塔状，俯视图像极了一摞元宝。这里有24小时不歇的彩灯喷泉、超大面积的绿化、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本科以上学历的物业和保安，以及内置的某家不便透露品牌的高档小学……所有的一切，无不令人产生一种身居权贵的幻觉，只有一件事除外：庄园内每个单元都有门禁，刚搬过来当日，热心的物业给了我两张门禁卡，后来又打来电话表示第二张并非赠送，需要补缴8元押金。就为了这区区8块钱，他们频繁给我推送短信，直到半个月后，短信的措辞开始严厉，大概意思是说，若再不缴费就要对我进行停水断电。
第一次收到这种带有胁迫语气的短信，我嗤笑一声。回复了四个字：欢迎来断。
我搬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上一个租住的小区太过简陋，属拆迁安置社区，虽然建成不过十年，却已严重破败；那里的户型设计充满恶意，超过八层竟无电梯，朝南的窗户极小，统一安装的劣质防盗窗已被蛀成粉末，在墙上淌下数米长的鲜红锈迹；小区四周被各类山寨饭店环绕，无休止地放着恶心的DJ音乐；关键的关键，是我用望远镜发现对面楼上总是有个瘪老头子盯着这边流口水。
——别问我为什么会买望远镜。好吧，我坦白，那是我念大学时买来观察月食的。虽然我的室友经常会拿去偷窥女生宿舍——我自己可一次都没有。什么？挨着女生宿舍我就得避嫌，放弃观察壮观的月食吗？不可能，别欺人太甚了。
总而言之，我可不想看到自己跟杨子一起吃饭时，不远处有个老头子望着这边狗一样淌出了口水。
那么，杨子是谁？
杨子是我常去的一家“老莫”酒吧里的酒托。她随性而健谈，又有些“好吃懒做”，如果我把自己点的食物分她一份，她就不会再骗我喝酒。每次见面，我都会说她又瘦了，虽然千篇一律，但她百听不厌。当然，我还会伺机请她出来吃宵夜。
杨子的菜单令人触目惊心，她居然喜欢吃蝉。那种拔了钳爪和小腿的幼蝉，油炸后撒上粗研磨黑胡椒粉，端出来密密麻麻一碟。幼蝉脑袋与腹部之间的部分可吃，她说与撒尿虾同味，建议我也尝尝。为了躲过杨子的逼迫，我岔开话题，说起起自己老家的两种食物——
我所出生的县城位于广袤、平坦的华中平原，那里土壤酸硬，雨量贫瘠。九十年代初，县政府突发奇想，大张旗鼓地规划了大面积的果树试验田，经过不屑的奋斗和努力，终于在一夜之间，又把覆盖了全县的果树苗全部锯掉，变为了千家万户的炉膛里欢快燃烧的柴禾。在这场闹剧中，唯一的受益者是一种寄生在果树上的肉虫。它们通体金黄，腹部高耸，乍看很像桑蠶，人称“盗金蚕”。那东西油炸最好，次之烤食。我知道另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用清水烫洗，取肥而略嫩的“盗金蚕”，在烧开微沸的泉水里三进三出，其后盛盘，撒一层糖粉（或细盐）后即食，名为“霜盖盗金蚕”。这种做法略有腥臭，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关于“盗金蚕”名称的来历，倒是还有一种传说：民国十九年，上海法租界的百汇银行盗金案轰动一时，据传其关键就在这种虫子。在金库里，银行内贼用特制的研磨器把金块碎成米粒大小，随后取出“盗金蚕”实施偷窃。只需在金粒上涂抹些配好比例的杂花粉，它们就会大快朵颐，把金粒整颗整颗吞下，大概两个小时过后，再将其随粪便排出。
无论真假，这种虫子在我的故乡算是大材小用了，它们只能沦为一道盘中美食。
说完这些，杨子的餐盘里还剩下几只幼蝉，于是我马不停蹄又介绍了一道“油盐金银饭”给她：香油和细盐一起在烫嘴的白米饭里化开，稍加搅拌，盛一勺送嘴里，香而不腻，余味绕鼻。
“霜盖盗金蚕”与“油盐金银饭”让得出的是这种结论，仿佛她是个兼修美食文化的社会学家：这些都是底层穷人发明的食谱，穷到吃虫子、吃盐巴，还要在取名字的时候加个“金”字进去。
虽然一语道破玄机，但是依旧难抑垂涎之意。
如我所愿，最后，她提议择日拜访我的住所，以便尝尝我的手艺。
我当然不会请杨子来我家品尝上述两种民间料理——它们还是以传说的形式存在最为妥贴。为了迎接杨子的光临，我在一家韩国免税店抢购了上好的兵库县牛排和长江刀鱼。到货的时间刚刚好，我提前一天把它们放在冰箱的保险柜里，排列整齐，有备无患。那天凌晨，我带杨子来到自己的住所，开门后一团漆黑，公寓竟断了电。物业的“恶作剧”有点过分了……我嚎叫一声，摸黑打开冰箱，顿时闻到一股刺鼻的腥酸气味。坏事来得很纯粹。断电一整天后，保鲜桓里所有的东西都已开始腐败，刀鱼变得汤汤水水，拎起来就像一条条湿抹布，牛肉也变得色泽黯淡，不再鲜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低体会到了所谓“不解风情”的准确含义。总会这样，有些东西需要费尽心机争取、高额破费购得，再经过小心翼翼运输、像个婴儿般被护送上门，最后就是为了让某些不解风情的家伙因为一张不到10块钱的破卡片而烂到冰箱里。
除了保安，物业已然下班。争吵于事无补，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出门另找去处。 吃宵夜的时候，杨子把话题过渡到了我的工作。那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是离职状态，所以想要极力回避。她总是这样，对情况所知有限，却要努力抛出一些颇显专业的问题。我记得她如此质疑：停刊是必定的，那些采访对象除了满足虚荣，真的能够从中受益吗？真的有人看了杂志的专访稿，然后去找这些人合作吗？我敢说，一个都没有！
（4）
第二天傍晚，就有个家伙攥着本杂志来找我，他就是申由田——是啊，什么玩意儿，跟个笔名一样，写出来仿佛还有第四个字，只是因为笔画递减的规律而消失了。
申由田给我的第一印象倒不是他古怪的名字，这人个子不高，自然卷的头发交织在头顶，谈吐间语速飞快，稍不专注就很难听清—还有就是，他的两根大拇指各断了一小截，从指甲根朝上被齐刷刷截断，所以戴着假肢指套。相熟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断法很有学问，虽然剩下的大部分拇指都活动自如，但也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假装完全无法动弹。申由田靠着这个小把戏拿到了六级伤残鉴定，在此后生活和工作中，获取了不少譬如减免税费之类的特别补助。
这次见面是在咖啡厅。我点了伯爵茶，申由田点了拿铁。这家伙，晚上等着失眠吧。谈及过往，申由田话不择言：大概在半年之前，我曾经拒绝过你的采访。
而这次特地约我见面，他依旧对采访没有兴趣。
好吧，准备好的笑脸用不上了，我喝了口伯爵茶，它没有令我失望，与想象中一样难喝：没关系，反正那杂志也活不长了，我也注册有自己的公司，现在只是在这里做做兼职。
申由田情绪多变，不善言辞，三言两语的意思，到了他嘴里往往很难表述清晰。我像收废品的一样从他的连篇废话中提炼有用的信息：申由田经营着一家商标注册专利申请服务公司，还在一家商会性质的机构挂职名誉秘书长；另外，他在财务公司、律师事务所、教育机构甚至发改委之类的地方都有一些铁杆朋友。两天前，正好有一笔项目扶持资金从省里划拨下来，由那家商会做第三方审批——他切入正题，问我是不是认识一些做企业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只是从现在开始，我需要注意言辞。
申由田肯定是故意的：突然岔开话题，或是欲言又止，话锋的转变总能恰到好处，他精心拿捏着语言应有的分寸。
对话变成了一种沉默与猜谜的游戏，仿佛谁先说出自己的底细，谁就输了。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甚至凝视了对方一分钟以上，直到我开始厌烦，就带他一起去了老莫酒吧。
在喝酒方面，我们倒是兴趣相投。重口味，纯饮无冰，荷兰琴酒和美国威士忌用子弹杯交替饮用，甚至不品其味。不过六七杯，我们已然微醺。我在借口上厕所的空档里，把楊子叫来包厢陪他喝酒，自己则躲到了酒吧附近的洗浴中心。其后发生的事，皆是听自杨子转述：申由田喝多后变得非常自恋，语速却慢了下来，可见卸下了顾虑。杨子又给他点了款名叫“嗨饮风暴”的调制鸡尾酒，据说里面的基酒是苦艾酒，这玩意儿把他兴奋坏了，喝下两杯后，申由田彻底失态，抱着她的小腿不肯松手。在杨子的提议下，两个人玩起了“互相分享秘密”的游戏。杨子分享的秘密我至今不知，轮到申由田后，他伸展了两个巴掌，说自己的两截拇指都是假肢，随后他把假肢指套塞进鼻孔里，喊一声“发射”，又用力擤出来。杨子接着说了自己的第二个秘密，我依旧不晓得杨子究竟说了什么，而在现场的申由田则突然变得柔情似水，他说自己很快就会挣到一笔钱。
“情报”终于斩获，不过，那晚发生的事将永远困扰着我。
杨子知道如何折磨我的好奇心，第二天凌晨，我对那晚她和申由田具体都做了什么耿耿于怀。她抽着烟说，想从申由田嘴里套几句真话出来可真不容易，为此，自己还真做了不少好事。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我应该额外付给她两千块钱。我听后有些失控，好吧，其实是大发雷霆，说如果她继续含糊其辞，那么我将一分钱也不会给她。杨子听后哈哈大笑，突然又冷漠下来，摔了烟头，一声不吭就走了。过了两分钟，从门口走来个虎背熊腰、憨里憨气的保安，他问了我名字，说杨子付了他一百块钱，让他打我一拳。说到这里，又赶紧进一步解释，说杨子的意思是，要不要挨这一拳，将由我来决定。我想如果是杨子让他打的，那我就同意吧。于是我挺起胸膛，勾手示意他出拳。这时候他倒不敢了，挠了挠后脑勺有些不知所措。我像散打运动员那样弹跳着，轻捶他的肩膀，命令他打我一拳。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依旧犹豫不决，嘴里怯生生重复着一句话，“是他自己叫我打的啊。”我继续轻捶他的肩膀挑衅，他后退几步，又突然朝我走近，猛一挥肘。拳头砸到了嘴唇上，我感觉自己的双脚离了地。
检查结果出来了：1、下颌骨错位（骨科医生一推一拽，我则一阵耳鸣，再掉两串泪珠子，也就治愈了）；2、左嘴角肿得像个灯笼椒（医生说这是肌肉应激反应，并非血肿，几分钟就自然消退了）。
第二天，我跟申由田一起吃早餐，饭到中场，他拨弄着必胜客的半根烤香肠，突然问我，是不是昨晚他做错了什么，所以才招致我的被打。
说到这里，嘴唇就有些隐痛。我说当然不是，这事与他无关。
申由田说这事肯定与自己有关，他在前台听到了一些流言。他表示自己很内疚，虽然那晚的事他已经忘光了。
我让申由田停止这个话题，随后叹了口气，表示愿意帮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当然，前提是我得知道他想要哪种合作伙伴。随后我阻止申由田开口，继续说道，目前，我自己的广告公司拥有比往日更多的合作企业，所以他要办的事并不难。
他皱了皱眉，问我经营范围包括视频广告吗？
我说当然。
他听后表现得极为震惊，突然离座，找了面墙，翻半个筋斗倒立起来。这可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倒立不过几秒，申由田脸色渐渐转紫，额上凸出来数条血管。他解释说，倒立能够促进自己的脑部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让自己头脑清醒，以做出更加理智的选择。过了一会，他从墙上翻下来，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整理下衣装，坐下来说：“如果这都不算缘分，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随后，他说用不着找了，眼前就是最合适的合作人选：我。
正中靶心。
据申由田所言，省里下拨的那批扶持资金针对的是以“反应本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渐繁荣”为主题的偏公益性的广告项目，其中，视频类广告的扶持金额最高。因为在商会的老友负责整个审批过程，申由田几乎是被其勒令去申请这笔“天外来金”，当然，对方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那份回扣：找最熟悉的朋友共同消化这笔巨款，几乎可以排除一切风险，利人利己。很讽刺不是吗，“利人利己”和“利国利民”竟成了反义词。做这种事，时间和情报尤为重要，当扶持金申请事宜在官方网站正式公布时，一般企业只有三天的申报时间，一切为时已晚。而做为内部人员，申由田赢得了时间与人脉的一切便利，所以这是一场稳赢的战争。
那么，他为什么要来找我？
事情是这样的，申由田这家伙在前年已经拿过一笔财政扶持金，避嫌起见，短时间内自然不便多次申请，而且他名下的文化传播公司经营范围有限，并不符合这次扶持资金的项目方向。若想染指这笔钱，申由田必需找一个做广告公司的合伙人，而我？好像恰巧合适。
哪有那么多天然的巧让你我遇见，事在人为罢了。实际上，我所注册的是一家普通的文化公司，属民办非企业，而且完全空壳，没有一个员工，也没有办公场所。不过如我所说，事在人为，三天后我就托人帮我变更了公司名称与业务经营范围。这这座城市，如果你有关系，有些事情办起来就像喝一杯水那样容易。——没有机遇，或许可以试着创造它。申由田终于说到了重点，他压低声音：假如万事顺利，可以赚到两百万，事成后每人一半。
我抿了口咖啡上的拉花泡沫，礼貌性地说愿意考虑一下。申由田莫名就发了火，他命我现在就要决定，如同意，就携手共进，把事办成；如拒绝，他将马上离开，我俩互不相识。等待对于他而言像是一种非常具象的折磨，申由田气急败坏地说，他从自己前妻身上唯一学到的一点，就是对于大多事情而言，一切的“考虑”最后都指向“拒绝”。既然准备拒绝，为何又要用“考虑”来浪费他人的时间。
我表示自己相反，当我说要考虑，大概就是答应了。我只是不习惯太快表露自己的决定。
他进一步确认：这意思是已经同意了？
我点头说是。
申由田放缓了紧绷的神经，竟开心得笑出声来。
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你见过冰山吗？不必亲眼所见，在电视里见过即可（又不是BBC记录频道的摄影师，你怎么可能真的见过？）。想象这么一幅画面，北冰洋的海面上漂浮有一座孤独、美丽的冰山，按照冰山密度与海水浮力计算，它潜在水下的部分约有90%，而暴露在水面之上能够看到的部分只占冰山总体积的10%。在某种语境下，做项目与创造冰山或可等同。如果你想踏踏实实做事，就不能违反物理定律，你需要做到水下的90%以支撑水上那10%；但是如果要骗人，那么你只要伪造表面那10%即可。因为在外行看来，二者并没有多少区别。
我们称之为“浮冰戏法”。
这次我将不再是渔夫手中的渔网，而是经验丰富的海盗。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们要伪造简单的几块浮冰，再靠它们去俘获一整支舰队。
饭后，申由田忽然露出一丝狡黠，问我知不知道昨晚那个酒托，能否介绍给他认识。
我佯装糊涂：什么？昨晚有酒托吗？
（5）
两周过后，扶持资金的消息在官网正式公布，这时候，我们所需要的申请材料已经准备妥当。
并不需要真的做出来一些视频样片往上递交（当然了，我也没这个能力），靠着申由田在审批环节的关系，像模像样的几页广告策划即可通过初步审核。当然，整件事情也并非上述三言两语那么简单，申请资料的标准可以降到最低，繁琐的程序则必需严格走完。除了那些广告策划文案，我们还需要准备大量的表格、文书和签章：项目周期规划书，财务、税务证明，扶持资金拟用计划书、项目内容介绍以及现场答辩、商标版权证明、资质证明，甚至本单位的劳务合同、公司介绍手册……缺一不可。你已经糊涂了对吧，这都是些什么狗屁东西？
那便就此打住吧，谈点别的——你我都在关心的问题是：这些东西真的能弄到手吗？
能够限制你的只有想象力，打开电脑，一切都可以靠复制与拼凑获取。至于版权商标、财税证明，这些也非完全不可能——如果你朋友够多，并且甘愿为几页盖了戳子的纸就付给他们两万块的话，那就完全没有问题。没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姓朱的会计，当我把两万块钱递过去，问他要等几天才能完成：譬如，一周内可以吗？这并非催促，时间确实紧迫，我需要确定期限。面对疑问，这家伙笑而不语，他让我在会议室喝两杯咖啡稍等。其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给我捧来了两本完整的财务报表，账目详细，格式规范，盖着财务公司那新鲜的钢印。这就完事了？對，这就完事了。
这个西装革履的家伙挣起钱来更加如饕似餮，而且心安理得，你把两万块塞进他的胃里，这人砸咂嘴唇，嗝都不打一个。经历了这件事，我就像当年用了“入耳式作弊器”的考生，瞬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了任何负罪感，我甚至觉得有点吃亏。
所有环节都非常顺利。唯一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起初填申请表的时候，申由田在扶持资金额度的冒号后面写下的数字竟是"600"。看到我困惑的表情，他报以同样的困惑，说，这很难理解吗？行业规矩罢了。那四百万是审批方的回扣，这还属于关系好的，换作旁人，能分到一百万就谢天谢地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谢天谢地，那可是四百万呢，或许我应该被感谢。
一个月后，扶持金正式批复下来：自次年元月开始，每季度一次，分四次打到账上。
前两次划款都很顺利，直到第三次，划款日过去两天后，我依旧没有收到账户余额的变动信息。正准备打电话到银行核对时，申由田约我见了面。我在咖啡厅见了他，看得出来，申由田刚刚倒立过，他的脸还是红的，凸起的血管尚未完全恢复。他见到我之后一改电话中的沉稳，上来就低嚎了一句：你搞的什么鬼？ 事情出了点小意外。按照惯例，在第三次划款之前，主管单位需要对扶持项目进行进度考察一其实主管单位懒得做任何事，所以程序就有所调整一委托第三方象征性地打两通电话即可。在商会，负责项目审批的是申由田的朋友，而负责项目进度考察的却是另外一个部门，这种情况下，意外就出现：当考察方打着呵欠例行公事，把电话拨到我的“办公室座机”之后，铃响数秒（我记得这个座机号用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彩铃，如果换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或许会稍微缓解我的尴尬），接电话的竟然是个宾馆里的老头子，而且他脾气很差，认定了对方是诈骗电话后，毫无意外地把考察方给骂了一顿。还好那个老头子是个四川人，骂出去的脏话对方没听懂，所以考察方只是得出了“不配合考察，态度骄横”的结论。好吧，我不得不向申由田坦白了。去年填写申请资料的时候，我或许误解了申由田的那句“随便填填就行了”，所以办公室的座机电话那一项，我填的是以前在老城区租房时的房东电话（没办法，我就知道这一个座机号）。而月薪一万八的副總经理马桦，则是房东家那只狗的名字的谐音，它叫“麻花”，是一只白底黄纹的吉娃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后背上有一些类似麻花的黄色图案。另外，房东四岁的小孙女有一套油画棒，她喜欢给这只吉娃娃画眉、涂嘴唇，我一直觉得它化完妆很像贾樟柯。
虽然结结实实挨了顿骂，但是幸运的是，靠着商会里的关系，申由田设法让考察方相信公司只是更换了座机号。按照程序，单位座机变更后，考察方会在三天内联系申请表上预留的手机号。
申由田特别强调，这趟见面就是为了找我确认所谓“秘书长”的手机号不会再出差错。说完他慌慌张张站起，准备再次倒立起来，我上前阻止，免得他又在咖啡厅洁白的墙上留下一双脚印。我告诉申由田，“秘书长”确有其人。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还好当初，我在秘书长那栏填的是杨子的手机号。
于是，我第二次邀请杨子来我家做客。电话里的杨子对我的突然来电并未表示惊诧，只是询问能否推到一周以后，因为……因为什么都不行。把她说服后，当天上午我便不再外出，先是定了一家泰国免税店的食材宅急送，随后雇了个高级保洁员，这两种服务几乎在同时上了门。所谓高级保洁员竟然（或者说“果然”）有洁癖，即便戴着鞋套，她也要固执地倒着拖地，以防在拖过的地方留下脚印，这导致她的屁股撞到了墙上三次。
保洁员离开后，我才顾得上打开免税店送来的箱子，在这半个小时里，我一直感觉箱里似有动静。果然——我不知道这是泰国人的习俗，还是我正好订购到了这家店的第一千万份宅急送什么的，所以得到了礼物——当我打开箱子，发现店家还附送了一条巴掌大的小鳄鱼给我当宠物。那条小鳄鱼被拔光了牙齿，四腿并拢，匝了好几束麻绳，拴得像一只待售的大闸蟹（这种类比并不形象，我本来想用sM捆绑来比拟的）。
中饭差强人意，泰式的玩意儿还是按摩最好，料理就有些诡异，哪怕是最好的食材，卖相和味道都需要漫长的适应过程。那晚的菠萝饭令我和杨子都倒了两天牙，感觉嘴里上下挂着两串豆腐丁，唯一惊艳的是那瓶泰国酿的米酒，冰镇后饮用味道奇异，性极清凛。
而杨子就无福消受了，因为最近几天她不能喝酒食辣。
饭罢，杨子用遥控在电视机上玩起了打砖块游戏，问我这次有何目的。我深吸一口气，把一切讲毕，随后问她，最近是否接到过考察方打来的电话。她听后有些惊愕，说确实接到过，就在昨天下午。不过自己和那个老房东一样，以为那是诈骗电话，就直接挂断了。看到我绝望的样子，她大笑起来，说这个玩笑真把我吓得不轻呢。事实是，昨天下午，杨子确实接到了考察方的电话，因为稍微了解一点我和申由田的事情，她就变得很谨慎，对方问的几个问题，她都含糊其辞应付了过去。
这次可以谢天谢地了。
下午三点，杨子要去酒吧上班，我驾车送她。只是单纯喝了几杯米酒而已，跟吃了个放久了的苹果有什么区别吗，这就危害公共安全了？到了最后一段路的十字路口，我在等候左转，直行的绿红灯刚欲熄灭，居然有个交警冒出来，拿着个酒精测试仪朝我走来。接下来发生的事，大概是我见到的最儿戏的一次即兴表演。后坐的杨子踹了踹驾驶座，随后朝旁边一歪，闷头呻吟起来。等交警赶到，她气急败坏地催促我左转灯亮了为什么还不开车，而后她佯装看到交警，便向他解释，说自己急性肠炎发作，需要赶紧去医院。我的舌头在此刻打了个结，因为我在刚才就有所会意，差点同时说出她是“犯了肾结石的老毛病”。交警警惕地皱了皱眉，似乎嗅到了酒气，但是见我眼神清澈，他决定不再追究，再看到此刻的左转灯正在闪灭，他竟帮我疏通开一条路，还嘱咐我开慢一些。
驶去酒吧的最后两分钟，我们一路狂笑。下车前，我深情款款地看着后视镜中的杨子，突然发现她是如此美好。这个女人，在最近24小时内连续救了我两次。她似乎理解我的情境，便朝我翘了翘嘴角。——此时此刻，杨子的手机响了。
我说：别接。
她说：真的不接？
杨子举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串座机号码。
我说：快接！
杨子接通电话，嗯了四声之后，电话挂断，她说：电话里这个人说，作为考察方，他有义务提前通知我一声——主管方这几天随时都可能去公司现场考察。
第一次，我的后脑勺像个掉在地上的锣一样颤抖着嗡嗡响。简单的作假已经无法蒙混过关，用申由田的话说，这就像身体掉进井里，靠耳朵已经挂不住了。当人们对某件事彻底感到绝望，他们的表现将不再是团结合作，而是相互指责和推诿。申由田开始批判我的冒失与不负责任，这仅是书面描述，其实他耿爽直白，直接指责我欺骗了他——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这他妈算怎么回事？本来就只是做做表面功夫的事，没想到你连这都应不来！
而我还在搜刮一切可能，企图修复这次闪失。而且我成功了。待申由田骂够，颓丧地捂着额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一个办法。
还记得马新德和他的保健讲座吗？那次合作后不久，这类骗局就被中央电视台连做了两期焦点访谈节目进行揭露，在此之后，该行业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不过已然过了低风险、高收益的黄金时代，用马新德的话说：这群金舌鱼已经游走了。现在的马新德早就转了行，他在老城中心一座陈旧的办公楼的顶层开了一家公司，招来一堆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以发展会员的方式推销几款收藏品。——你想的没错，这确实就是个传销窝点。 于是我们登门拜访，现场如我所料：大厅乌烟瘴气，声音嘈杂，像晚上七八点的火锅店，面对面讲话需要叫喊方能听清。在这里，一群群坠入钱眼儿里的年轻人围着一块块小黑板，听一些家伙讲解着黑板上罗列出的一排排复杂的计算公式，以科学地证明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完全不会落空。另有一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刚刚扛着行李走出校门，就被拉拢过来，听上几分钟讲话后，迷茫的双眼开始发出自信的光来。我们在会客室见到了马新德，他依旧激情澎湃、争分夺秒，听罢我的求助，他表现得比我都着急，突然跑到大厅里拍起来巴掌。乱糟糟的人群在几秒内安静下来，在黑板前讲解的几个人同时放下手里的事情，走出人群，聚拢过来，听马新德发号施令。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见证马新德的效率和奇诡，这家公司虽然混乱得像个遭到烟熏的蜂箱，实际上它等级森严，执行力超强，马新德的指令按部就班下达，到了底层则分工明确，活儿干得非常麻利：他们为我新做了一块公司匾牌，花团锦簇着，大张旗鼓地挂在门口；他们装潢了简单的公司文化，在几个办公室门口贴上了“摄影部”“策划部”“发行部”之类特定的门牌，还为里面坐班的人设计了工作证；他们为我量身定制了几款公司风采展示图，用投影仪在墙上循环播放，甚至还搞来了几面“优秀民营企业”之类的锦旗；他们在大厅的桌子上堆了三大摞表示“项目正在火热进行中”的文案资料，而在“摄影部”的办公室里，我居然真看到了一台高清索尼摄像机；最后，他们给我和申由田拍了合影，莫名其妙的是，拍照的时候还在我俩中间放着一个空凳子……到了下午，照片洗印出来，装裱之后挂到了墙上，这时候那个空凳子已经坐上了一个戴着圆眼镜的光头男人——他身披黑色斗篷，歪着个嘴，一脸的严肃和不满。噗！这是陷入了中年危急的亚洲版哈利·波特吗？不，负责修图那个女孩介绍说，这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著名的文化类节目主持人。
除此之外，待考察团真的来了，马新德会临时调兵遣将，让多余的员工立刻撤离。
好吧，简直大开眼界。事后，马新德问我现场布置得怎么样，像不像一家专业的广告公司？申由田抢着摇了摇头，说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这压根就他妈是一家专业的广告公司。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主管方并没有过来实地考察。因为在两天之后，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考察方临时给杨子打去电话，说主管方经过研讨决定，让我们拍几张照片发到指定邮箱即可。
并不算白忙一场，这就像必要的保险支出。在处理照片时，我的手机响了，短信显示第三笔扶持金已经到账。
（6）
最后一笔扶持金于十月中旬到账，事情终于结束，我们特地庆祝了一番。期间，马新德的脸色有些难看，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对整件事都怀有了轻微的敌意。马新德谴责商会的傲慢，对方明明吃下了最大份额的回扣，却常常一个电话打来，让我们跑断双腿。而申由田也承认了今年是他倒立次数最多的一年——他总能拿捏好语言的分寸，以化解凝结后的空气。最后，马新德提议：或许我们三个联合起来，可以一起做点实事。
或许吧，有待商榷。
那天我在凌晨两点惊醒，听到CBD方向竟有烟花爆竹的声响。此刻，一个主意潜入脑海，令人为之兴奋。凌晨的想法大都经不起理性的考验，第二天早上，我躺在床上重新梳理着马新德的资源以及申由田的人脉所能发挥的价值，似乎水到渠成，到了第三天，我已经打印了厚厚的一叠策划书和一份拷贝，丢到了他们田面前。
那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一旦取胜，将会带来极其丰厚的战利品。计划是这样的：马新德曾透露，自己有一个在本城郊区开工厂的朋友，两人交清至深——这将是一切得以实行的前提。首先，我们会联合入股这家工厂，变更其名称为一家带有环保性质的新公司，其后，再靠着申由田在国土部门的关系，搭乘环境保护政策的便车，在城区近郊申请一块土地（2014年之前，这种事不难办到），成立“环保工业园”，表面上是为了满足扩大业务之需，实则可以利用这块土地经营商业地产。在此基础之上，再过一到三年，工业园会进一步融资，成立“环保基金会”，最终破茧成蝶，完成一家金融企业的蜕变。
负责公关和审批工作的申由田比较乐观，他总结说，如果马新德能走好第一步，那么这座空中楼阁就有了第一根基柱。对此，马新德不置可否，他啃着自己的拳头一言不发。申由田开始安抚他，说如果担心风险太大，自己倒是可以找来个傻瓜变更为法人，前提是申由田会在新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做手脚，在大权不会被其攫去的情况下，让这个傻瓜承担整件事的一切风险。这时候，马新德终于发了言。不出所料，他开始质疑整件事的可操作性，尤其是作为基金会的后半部分，听来就像天方夜谭。我向他解释这个部分的微妙之处：所谓的基金会，实际上只是一道障眼法，是否能够落实并不重要——能够申请到土地，做成工业园，一切就已经足够。基金会这部分存在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促成前面的部分。
在一开始，如果你要给合作者画饼，那就不妨画得大一些，再大一些。
那天中午散场后还有个插曲，一个老婆子在餐厅门口堵住了马新德。
这个乡下人操着与本地格格不入的方言尖叫着冲了过来，因为极薄的手工鞋底，每走一步都把地面捣得咚咚响。逮到马新德后，她拿了张照片出来比对。照片上的马新德西装革履，笑容灿烂，身后看起来应该是某种讲座现场——而真人马新德则一脸讶异，只有眼球在瞟动，仿佛在向我俩求助。确认了身份，老婆子把一兜混装的核桃、马蹄莲和花生递过来，企图“贿赂”马新德以博得好感。她称呼他为“李医生”，随后一脸懊恼地回忆起往事来，说自己在前年来城里暂住，几个年轻人拉拢她去一家诊所的二楼参加了几场保健交流会，交了两万五千块所谓“健康投资”之后才发现那是一场骗局，因为其中有两万块是自己女儿的存款，所以她希望“李医生”能帮帮忙，把这部分钱讨回来。马新德把对方的“礼品”递还回去，让她注意自己的措辞。他说不记得这回事了，另外这种情况属于投资，不是存款，更不是骗局。所谓投资本来就有风险，如果你想拿到超过10%的年息，那么最好同时也做好血本无归的心理準备。 最后，马新德说：即便这张照片是真的，我真的参加了那次活动，那我也只是活动方请来的嘉宾罢了，跟你们之间的交易没有任何瓜葛。
好似已经适应了这种推脱，她并未继续纠缠，哭丧着脸离开了。
其后的一路上，马新德都在调侃那个老婆子的无知与贪婪。针对这个话题，申由田发表了个人见解，他说：不能就这么说她是“贪婪”的。很明显，是活动方的虚假宣传误导了她，这个老太婆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她只想要回自己的东西罢了，瞧，她还带着土特产。相反，再看看咱们，咱们这些人才真的“贪婪”。我们在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眼都不眨一下，核桃？花生？屁都不会留下一个。
马新德一本正经地摇头，他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谁有能力“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很明显，那个女人是“不能”，而不是“不想”，如果能，她会比我们更加“贪婪”。
说罢，他俩一起朝这边看来，仿佛我是这场辩论孰胜孰负的裁判。——我是个看到书就会打瞌睡的人，没兴趣参与这种假设与遐想。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张宴会请柬，地址是在省会城市的一家会所。我如期赴约，准备好迎接一场谈判与惊喜。
才怪。
我不会详叙宴会现场布置得有多么富丽堂皇，因为对我而言，那次宴会与“最后的晚餐”唯一的区别就是背叛者的数量从“一”变成了“所有”。刚开始，马新德把一个矮个子男人拽到讲台上，举着麦克风大谈俩人的传奇往事：在念大学二年级时，马新德曾休学半年，他在青岛认识了那个家伙的堂弟，两个人整日厮混。一次在饭店吃饭，因为一缕烟灰落到脚上，他们和邻座闹起冲突。两桌人互不相让，最后以那家伙的堂弟被人失手打死、马新德被送回原籍告终。回家之后，马新德的父亲带他理了发、买了新鞋，帮他“驱除晦气，从头到脚重新生活”。谁知四天过后，马新德突然宣布要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他的父亲对此明令禁止，盛怒之下，警告若他执意要去，就把自己买的新鞋脱下来。马新德性子也拗。果真脱下鞋子，仅穿着双袜子去参加了葬礼。这可把葬礼现场的堂兄给感动坏了，从此两个人你来我往，也成了好朋友。
马新德说罢，矮个子男人接过话筒，他感慨万千，仿佛过去的事情来自神意，注定了要成为这次的合作的渊源。——等一等，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场宴会，我本以为是一次洽谈，没想到它是一场庆祝，难道整件事已经谈好了吗，为什么马新德和申由田从没参考我的意见？在这整整一个月的等待中，他们好像撇开我开过小会。
果然，接下来申由田登场，他当场宣布：新公司的重组圆满完成，“环保工业园”的营业执照已经得到正式批复（原谅我无法透露新公司的具体名字）。台下掌声雷动，申由田开始宣布新公司的人事安排，原来许给我的职位——行政总监，却是原工厂里的一个老头子。
我已经忘记了申由田口中的公司估值，在一阵刺耳、冗长的掌声过后，他特别感谢了我，说我作为策划者，将在重新组建的新公司中担任“要职”。——新城区办公处的业务部经理，负责山东和东北地区的业务接待工作（除了陪客户喝酒，好似没有任何权力）。如果接下这份尴尬的差事，我估计三年之内自己就会酒精中毒死掉。
宴会正式开始，我不在主桌，而是被安排在了靠近后门口的角落里。对，我的脸都绿了。
接下来，新任的行政总监，就是那个在屋里也不肯摘掉鸭舌帽的老头子，站起来开始了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自右手边第一位的马新德开始，他按照逆时针顺序，把主桌上的十二个人连名字带职称一口气背诵下来。当他背到一半，大厅里自发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背完一圈，他伸出食指表示暂停，而后喝了口红酒，开始更进一步，背诵起散坐着的人名。这时候，掌声已然充斥了整个大厅。我看到门窗上的玻璃在轻微地颤抖，走廊里的服务员好奇地探过头来。
宴会中场，我假装打电话，出去透了透风。此时月光正好，我有些懊恼，是啊，对于整件事而言，我只是出了套策划书罢了。最愚蠢的是，就连我亲拟的策划书里，也不能给自己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所以哪怕仅是负责接待的虚职，也算得上他们对我的馈赠。此刻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欢呼，似乎是对我此刻想法的回应。
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搭肩走出来，生拉硬拽，把我給架了回去。
（7）
我当晚醉驾被抓。从宴会现场到酒店只有两个路口，最后还是个丁字路。看到交警的反光服，我赶紧朝酒店调头，收费处的闸门已经开了一半，我还是被叫停下车。“7964，马上熄火！”听到这声呵斥，我彻底绝望，抓了把剥剩下的柠檬皮大口咀嚼，企图掩盖满嘴的酒气。
交警扒上车窗，探了张脸过来。
我跨起一条腿，朝副驾驶位的方向挪了几下屁股，嘴里却慌不择言，说了句自己不是司机。——可驾驶座的安全带还挂在我的脚脖子上呢。
是的，场面十分尴尬。我就像个初次撒谎的低能儿，成了当晚交警支队的笑柄。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判刑两个月，罚款3000元。后来我才得知，这段时间省会城市正在举办什么“四国友谊城市贸易促进会议”（其它三城分别为大阪、仁川和新加坡），几乎调来了全省的警备力量以管理市容、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这种五年开不来一次的会议竟让我给撞上了，作为典型，我没有任何缓刑的可能，就直接入狱了。
坏运气接二连三，服刑一周后，我又被“逮”了一次。
原因是涉嫌诈骗自己的狱友。没办法，没人能够抵挡“愚蠢”的诱惑，如果有人口袋里的钞票已经掉了半截出来，这该叫我如何把持住，不去顺手一捞？在监狱里，我认识了一个同样醉驾获刑的老家伙，他头脑木讷，痴迷般做着发财梦，不过不幸的是，他的头发四十多岁就已全白，为了顺利通过面试，他有过好几次染黑了头发去应聘的经历。这个人很快就上了我的当，同意让自己的老婆汇来两万块“理财资金”。头天晚上，我就跟他百般强调：第一，不能透露钱的用途；第二，绝对不能提到我。这人果然是个蠢货，蠢到了不会撒谎的程度，一张嘴就露了馅儿。探视不过三分钟，他老婆就直接在监狱报了警，狱警则直接把我揪出来，同她见了见面。 我想，自己应该破了从作案、报案、破案到入狱整个流程的全球最快纪录。
这件事影响恶劣，导致我的对公账号遭到冻结。没几天，申由田就给我寄来了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張盖了红戳的通知，以公司的名义说我醉驾入狱，又被起诉诈骗，已不再适合在新公司任职。而介于我曾经做过的贡献，他将委托马新德给我的私人账号汇一笔酬劳。
这通知来得真及时。我觉得自己患上被迫害妄想证，因为我开始怀疑整件事都是申由田一手策划的，以达到把我彻底摒弃的目的。
无论如何，从此以后我都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目睹那家新公司的兴盛与衰败。2014年底，基金会正式成立，乘着时下的风潮，他们大张旗鼓，以杠杆配资的方式进军股市，着实发了笔横财；不过到了2015初，日子就变得艰难起来，在那年的春季股灾里，基金会有上亿资金人间蒸发，下落不明；2016年初，市政府出台环保新政，勒令工厂停产两个月，以观后效；2016年10月，市政府的土地调控政策出现反弹，城郊的地皮价格不降反涨，工业园被勒令在半年内朝外搬迁，因而亏损严重，导致基金会也无力支付周期利息。
申由田的消息永远快人一步，据说在基金会破产之前，他弃船逃生，卷了两千多万跑去了澳大利亚。后来有次浏览新闻八卦，我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有个华裔移民在堪培拉郊区自驾游时同别人发生争执，后被几个年轻人用一瓶活泥鳅灌进嘴里，致使肠道大面积穿孔后死亡，新闻上死者的照片看起来很像申由田。
基金会破产后，马新德倒是完美脱身。他重新自立门户，这家伙忒有魄力，连地址都没换，直接搬到了原基金会办公楼的顶层，继续做起了原来的传销生意。
至于我——我倒是减了刑。七个月的刑期，实际上不到三个月就准予释放，准为缓刑。
回到白银庄园的公寓，我惊喜地发现那条小鳄鱼居然没有被饿死（虽然现场惨不忍睹，它削瘦干瘪，像只破袜子丢在笼子里，把锯末做成的窝都啃光了），它的两排新牙歪七扭八地长了出来，像胡乱按在梯田里的一颗颗米粒——久别重逢，它咬了我的手。约一周后，我打车去找杨子，在酒吧大门口，我发现拿大枣那个乡下老婆子竟然是杨子的妈——负责我人生剧本的人是哪个穷鬼，为了节省经费，一个群演非要这么反复使用吗？我退回车内，调头去了附近的银行。我的私人账户里尚有两万九千块，是马新德打给我的“策划费”。这个存款数字令人眩晕，仿佛老天把一种选择抛在了我眼前。于是，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像个私家侦探，偷偷摸摸找到那个老婆子，塞给了她两万五千块的现金。
这伎俩多么熟悉。让一个老人瞒着自己的儿女——不是给我钱，这次是收钱。你相信吗？我他妈一定是吃错药了。
白银庄园的租金到期后，我直接退了房。那天晚上，我在老莫酒吧喝多了，找杨子道个别，便打车到一家酒店休息，第二天我就回了老家。
我突然发现，自己就像一只盗金蚕，大口吞下一粒粒碎金，现如今，又完完整整拉了出去。
并非完全破产，我曾零星给家里打过一些钱。现如今，我家已经盖了一栋三层小楼，还把一楼的门面租给了一对炸油条的兄妹。——我妈说那是夫妻，我不敢苟同：夫妻哪有长得那么像的？另外，我妈还买下了我家对面的一块宅基地，令我爸把那里开辟成一个菜园。我时常去菜园摘菜。这片小天地让我想起自己偶然看到的半首诗：铲除了杂草，菜园就有了秩序，丝瓜在上，黄瓜在下。——谁管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的结局，一个骗子，却因为醉驾入狱，最终倒也钱财散尽，皆大欢喜。好似这个世界没有因果，或者是，因果之间并没有那么锱铢必较？好吧，我承认自己不擅长从某段经历中总结所谓的人生感悟。其实，我完全能理解申由田和马新德的所作所为，若想拉拢旁人共担风险，就需要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我，就像他们祈雨时献祭的牛头。现在，一切都将结束于这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假装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我已把一切交代完毕。问题是，你会相信我吗？
责任编辑 王小朋
那晚碰头的饭局上，马新德再一次强调说，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注定一事无成。将近散场，他又伸长了脖子，凑过来轻声叮嘱我：“明天上午十点，不能准时进场，你得迟到半个小时，记住了啊。”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躺在后台的长椅上，用随身的便携研磨器磨着咖啡豆，看马新德在台前台后殷勤、谦卑地来来往往。水烧开了，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小法压壶落到了出租车上。
“哎呀，抱歉了各位，后台的小刘刚刚打过电话，说杨教授堵在路上了，估计要晚半个小时才能赶过来……”
台下一阵窸窣的交流。
我把研磨孔调细，继续摇着手里的研磨棒，咖啡豆一颗颗被碾碎的声音舒缓、有规律，平添万事尽在掌握中的安心。咖啡不喝也罢，我已准备就绪，问题是，他们会相信我吗？
“有请，北京新药研究中心科研部主管、韩国稻田医学会社名誉社长，杨学治教授！”
台下响起层层叠叠的掌声，十点三十六分，到我上台了。
马新德特地小跑到后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掰了掰肩膀，使我进一步高挺胸首，又摸出来个雾化瓶，朝我脸上胡乱喷上两下，以制造出迟到后奔跑冒汗的假象。“杨学治”当然不是我的真名，我怎么会叫这种干巴巴的名字——它只是为了配合前面虚构的两种身份罢了。你听，“杨学治”，叫这个名字的人，仿佛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我上台后双手合十，鞠下浅躬，为自己的“堵车迟到”道了歉：“实在是对不起，让大家久等啦。介地儿，堵嘞比北京都幸！（这个地方，堵得比北京都厉害）！”
一句方言便能扭转听众久等后焦躁的心境，甚至博取好感。
你听过励志演讲吗？对，就是那些自认为成功得体、油光粉面的人站在舞台上说的那些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一本正经的强词夺理。你怎会没有听过？既然听过，那就不妨多听几句吧。这次复述，我会把话说得尽量精简：
“每年换季，我都要去釜山开季度会议，稻田医学会社安排的酒店很邪门，商务间里的床大而圆，非常舒服，但是躺上去一准失眠。在那间酒店的餐厅里，连续三年，我都能见到一个来自天津的老先生，他姓张，七十岁左右的样子，长着花白的连鬓胡，满头银发，眼神清澈，精神矍铄。他的孙女儿在釜山做同声翻译，所以张老常去那边旅游。说到这位奇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跟你们讲，用‘仙风道骨’来形容他真是极其贴切。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荒唐透顶，所谓的亲身经历已不能更假。即便如此，如果讲话的语气不容辩驳，其内容也就无人质疑。
“凭空捏造的职业身份”，“摘抄拼凑的讲座内容”，“故意伪装的迟到”……这是在做什么？用马新德的话说，这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场“集体催眠”。
“集体催眠”无所谓困难与否，只要严格按照程序，就能够做到。
面对怀抱共同期望而来的高龄听众，首先需要的是精炼地总结出他们共同的糟糕处境：“寂寞”“节儉”“病痛”……诸如此类，词汇越宽泛就越准确，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套用于自身。在插科打诨的同时，不经意间，将它们掺杂而入。需要注意的是。在你的讲话中，每个词汇都要重复三遍以上。频繁提及某些简洁的词汇，就能让听众放弃理性，不假思索地接受它们的意义。
——是的，我当然知道它们都消极透顶。不过，我也知道跑来听讲座的人都满腹怨气，同他们一起怨恨这个世界有何不妥：
“人的晚年生活有两种，一种像兔子，你追求独立和自律，其实你过得寂寞、俭省，因为你视自己为一种累赘，连生病都不想惊扰别人。日子一天天过，但是你毕竟是兔子，人们对你视而不见，不会因为你的自律而高看你，也不会因为你的寂寞而怜悯你，因为人们根本就没注意到你，你到了动物园会去看兔子吗？当然不会……”
够了，个别人脸上已经露出嘴角上挑、眉头却紧皱的苦笑。别让谁哭出来了，马上，我就会满足他们的期望。还记得刚才总结的词汇吗？接下来，我要做一题反义填空：“寂寞一受到青睐”“节俭一过得张扬”“病痛一健康舒适”……诸如此类，正词与其反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会让人陷入现实的泥淖，而后者则会令其微醺于美妙的幻觉，而二者的共通之处，就是它们都能让你得到信任，甚至依赖。
找到反义之后，演讲方式如上法炮制——对了，不要忘了至关重要的重复：
“所以我们应该调整心态，每时每刻都要告诉自己，应该活得像头狮子，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怒吼，张扬地生活；你体面的精神风貌会让人们刮目相看，‘狂妄’一点儿，会让别人惊觉，甚至歆羡，他们无时不刻不注意到你张扬的存在；不要拘泥小钱，旅游去、想要什么尽管买来，夕阳西下，健康、快乐才是人到晚年应得的犒劳……”
就像股票经纪人、房产中介或是微商发在朋友圈里的那些陈词滥调，极尽虚假、浮夸以及千篇一律。——但是有效。闻到了吗？是多巴胺、肾上腺素在分泌、累积。看到了吗？他们的眼晴里闪烁着的是上了年纪后久违的激情，仿佛重获芳华。时间正好，接下来就是我最爱的环节，我将随便找个人进行互动。
记住，一定要“随便”。越随便也就越典型，譬如二排中间那位方脸白发的老先生。
“您贵姓？”
简单的问题，以印证我对他完全陌生、一无所知。
“姓罗，叫罗永贵。”
“只告诉我您的姓就行啦，那么多人，全名我可记不住呀。”
台下几声略带谄媚的佯笑，谁会拒绝被他人铭记？
“您精气神极好！来，让我瞧一瞧您的舌苔？”
“啊——”
一听要看舌苔，他竟熟练地“啊”出声来，压下舌根，露出咽喉，这是频繁患咽炎就医后养成的习惯。
“您应该戒烟了。”
一看舌苔便知晓烟龄，四十年以上。
“戒了，早戒了。”
“真戒了吗？”
台下一阵善意的取笑，他惊叹于我的“神机妙算”。 “从今天开始，彻底戒！”
“那这回您可要说到做到呀！——麻烦再让我瞧瞧您的眼睛。”
他像孩子般服从指挥，来回滚动着眼珠，一时紧张，竟混淆了上下左右。
“您应该有七、八年的气管病，现在偶尔轻咳，是因为还有些咽炎没消。看角膜和瞳孔，您的眼睛大概是前年开始花的，我建议您以后看书读报的时候都能戴上眼镜，以免视力下降得更快。另外，这两天您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膝盖，自己哪儿不舒服了，不说出来旁人可不知道呀。”
他瞪大了眼：“哎呀，我最近确实膝盖老疼，杨教授真是神了！真是！”
台下响起稀疏的掌声，逐渐增强，竟变成满堂喝彩。用马新德的话说，上了年纪的人无不畏惧死亡，而畏惧死亡的人无不渴望遇见一位值得信赖的高明医师。此时此地，他们看过来的眼神，仿佛我是华佗在世。
所以说这是我最爱的环节，就像魔术师最爱收割观众脸上的惊讶。
魔术终究不是魔法，我也当然没有那么神。老实说，我对医疗知识一无所知，我患病极少，几乎分不清阿奇霉素和罗红霉素的区别。和街头看手相的那些江湖骗子相似——或许比他们更高级一点——我只是在对的时间。和特定的人耍了一点小聪明而已。
这次讲座之前，马新德共搞过五次“预备活动”。蛋奶、粮油、小额现金红包……每次活动不仅免费入场，而且必然要送出数千元的礼品，所以每次活动都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假使你在讲座现场，不防环视四周，瞧瞧那些清洁工、端茶倒水的女孩儿、递工具擦白板的讲师助理……不要被他们的伪装所迷惑，实际上，这些人都是马新德精挑细选来的“信息间谍”。他们如此聚集一堂，为的是要帮马新德打赢一场“信息战争”。
每天早上七点，这些人就会准时打卡，随后开一个小时交流会，听马新德鼓舞士气、下达指示。期间，他们还会跳上约莫二十分钟的集体舞，对，和你在售楼处、美容院门口见到的场面类似，这类舞蹈丑态百出，若你真的参与其中，就会发现它可以降低舞者的羞耻感。让人脸皮变厚，从而敢于撒谎。八点半过后，当听众陆续赶来，他们已经换上工作服，在不起眼的身份伪装下，伺机同每个人倾谈心事。当人们浸泡在轻松惬意的谈话氛围中，就会渐渐放松警惕，随意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感悟。而马新德的“信息间谍们”就像淘金者，他们能准确地从听众东聊西侃的内容中萃取一切有用的细节。并及时记录在案。
——要说上述工作有没有难度，用马新德的话来回答就是：简直不能更简单。你甚至都不用费心套话，只需简单的一丝引导，他们就会主动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天呐，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是有多寂寞？他们似有半生的话都积压舌下，无人倾谈。他们在连贯、飞快的谈吐间，还要拉了你的手，抑或不时轻拍你的肩膀，生怕你漏听似的，生怕你逃离似的。
于是三五场活动下来，几乎每个听众都会留下来满满的、超过十页纸的个人资料。那简直算得上是一种馈赠，怀着感激之情，马新德爽快地收下了这份厚礼。
所以在最后的讲座开始之前，我，“杨学治教授”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类似这种信息：
罗永贵，男，六十六岁，两儿一女，林业局退休职工，独居，私人有两万以上活期存款；四十五年左右烟龄，咳嗽，常患呼吸系统疾病，喉管动过手术后抽烟频率下降；血压正常，睡眠正常，不用闹钟，每天五点二十准时醒来，视力两年前开始下降；腿略跛，参加第三次活动时，曾以近日膝盖不适为由拒绝跳舞；为人节俭，活动日中午不回家，自己会带盒饭，多为半块馒头或者一团米饭，一颗去黄鸡蛋，一碟超市买的散装咸菜，多是贡菜、地螺丝、腌黄瓜三选其一，偶有加餐，或是橡皮大小的一块红烧肉，或是削罢皮、切开的两瓣儿苹果和半根黄香蕉；建议他去饭馆吃碗面，他都要假装犹豫，最终作罢，假使有人请客，他则会欣然前往……
故而仅看两眼舌苔与眼球，就能“知晓”与罗永贵有关的一切。而接下来准备亮相的保健品，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
对，保健品。让我来介绍马新德在完成所谓的“集体催眠”之后，将会拿来出售的保健品——成分未知，疗效未知，副作用未知，我仅知道以下信息：
产品从昆山郊区某厂家直购，每盒成本约45元，每箱三十盒，共计二十五箱。我方下單后，由厂家仓库直接送往三河市某包装公司。那里有马新德监督、定制的精美包装盒，连带设计费每盒包装成本约8元。揽货后，二十五箱货物在一天内打包完毕，转发至我方后台仓库。
现在，它们将作为成品，正式在讲座后半场亮相。
这就是北京新药研究中心科研部主管、韩国稻田医学会社名誉社长“杨学治教授”隆重推荐的中老年专用保健品。看，讲桌上放着的三盒样品，虽然它们成分相同，但是包装精美程度依次递增，以示产品共分为三个等级，分别定价：600元、900元、1200元。
这批货就像早晨七点钟刚刚摆上家乐福货架的新鲜蔬菜，以被消费者买走为荣，可以说十分具有商品修养。另外，保险起见，讲座现场购买保健品仅接受现金付款。别嫌贵，售价绝对不打折扣。
这就衍生出另外一些问题，譬如，罗永贵这种人怎么可能带一万块现金出门晃荡？是的，没门儿，绝对不会。或者，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他参加过我们的预备活动。
说到那五次预备活动，信息收集仅是它发挥的众多价值之一，从第二次活动开始，随赠的礼品会按照价值区分开等级。任何时候都没人甘愿选择便宜货，为了防止大家争抢起来，就需要解决礼品的分配问题。我们会“突发奇想”，临时提议用抽奖的方式决定谁应该拿走何种礼品：
以百元人民币上的编号来抽奖乐趣多多，伺乐而不为？
让我们“临时制定”游戏规则，取出您身上的百元钞票，对了，假币可没有抽奖资格。来，瞧一眼那串编号：如果有“两个连号8”，可领三等奖；“两个连号8”加“一个6”，这是二等奖；“两个连号8”加“两个连号6”，这就算一等奖了……如果你有“三个连号8”，好吧，所有人都会嫉妒你的特等奖：价值两百块一桶的进口橄榄油归你了！什么？不，不能折现，也不能换成三桶廉价调和油。 礼品发放完毕，现场无人埋怨。如果你觉得不够尽兴，那就下次再来吧。
不必暗示，到了第二次活动抽奖，就已经有人自作聪明，他们开始随身带着数十张百元钞票，以在抽奖环节增加中奖几率。所有人心照不宣，如果没有多带点现金就来参加活动，那就抱歉了，你只能领到盒装的四颗咸鸭蛋。
效果立竿见影，不必等到最后的讲座，现场所有人已全部养成携带巨额现金的习惯。
“言听计从的老人”、“成叠的巨额现金”、“对享受消费的渴望”和“著名教授推荐的保健品”，这意味着什么？用马新德的话说，它们就是“人肉提款机”的四位取款密码。
终于，抢购开始了。这一次，罗永贵没有犹豫，他买了最贵的保健品，一口气揽下8盒，拦都拦不住，消费金额共计……你自己会算，我又伺必多言。
战胜了罗永贵，战胜了吝啬、多疑、惧怕子女的罗永贵，其他人自不必提。
很快，二十多箱货物就仅剩下一箱。好东西往往货源紧张，最后这箱不再售卖，组织方要把它们预留给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们家里也有老人等着被孝敬呀一现场当然要如是解说。不，如果听众坚持要买，我们也不会妥协，因为……好吧，其实这只道具箱子是空的。马新德的意思是，如想全身而退，后戏最好也要做足。
讲座终于散场，出租车司机竟把法压壶送回，这下可以喝上一杯了。
（2）
这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严格来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学代售作弊器。回想起来，事情开始于大二暑假结束后的一个下午，那时候我正在宿舍清理一只臭烘烘的巴西龟，年级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去见师范大学的一位思修课讲师。辅导员的意思是，这位讲师让他引荐一个学生，好兼职做些文案工作，而我正是他的合适人选。
当我赶到目的地，三言两语过后，才发现并没有所谓的文案工作。那位讲师自称姓胡，其余信息便不再透露，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在我们学校代理出售作弊器。我并没有当场答应，而是说会考虑一下——我的心思全不在此，把那只巴西龟放进水槽后，我就接到辅导员的电话，随即出门赶来，我好像忘了关上水龙头。
果不其然，尚未走到宿舍门口，我就踩到了汪汪一片的水。
另外，当晚我就答应了下来，作弊器是吧？我卖。
这座城市共有九所大学，分别为三个本科和六个大专，只要你是听话的好学生，保证各种考试将应接不暇：四六级、软件工程师、考研英语、会计证、导游證、记者证、教师资格证甚至驾驶执照……这些证照，假使你能全部考过，也将大都永远封存。即便如此，据统计，每类考试都会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报名，而平均每六个参考者，就会有一人作弊。
所以，在大学，作弊市场永不饱和。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偿所愿。
说到作弊器，那时候电子橡皮已经落伍，2010年前作过弊的人都知道它的模样，那东西很硬，麻将大小，中间挖出指甲似的一块屏幕，显示像素极低，作弊时还需手动翻页，极易被巡场逮住，最后为你赚来一通教训。2010年6月的那次期末考，一款入耳式作弊器横空出世并迅速风靡一时，米粒大小一颗播放器，耳屎颜色，考前推入耳孔，后场语音广播答案，边听边写即可，事后以电磁铁吸出，安全高效，无人不爱。
作为服务方，为了能够在考试中场得到答案，我们会频繁使用一套近似间谍战的操作方式：事先把几部数码相机藏到公厕，考卷发下不久，考场内应们分工把考卷内容誊抄下来，随后以拉肚子为由，在卫生间内拍照储存，再将内存卡丢出窗外。与此同时，就在考场对面教学楼顶的某个杂物间里，三个智商比肩霍金的家伙已经在摩拳擦掌，得到真题后马不停蹄整理答案，每确认一组，当即通过信号源发射器播放给每一粒接收器，以供考生听写。
那时候仿佛是作弊市场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客户无不满意，入耳式作弊器甚至会让他们在考场平生一种成就感，而非往日作弊前后的胆怯与羞耻。
言归正传，我所负责的“产品销售”与“答案获取”和“器材操作”三个环节相互独立，没有任伺接触。三个环节均由胡讲师统一指挥，有很强的保密性。老实说，我甚至不能确定胡讲师是否真的姓胡。作为“销售环节”。一次规模较大的考试，我能卖出多则数万的销售金额。而当考试结束，不晓得其它环节的报酬，我仅知道，分到自己手里的提成只有不到三千块。
你想的没错，这简直就是打发乞丐。
终于到了大学四年级。最后那个期末，我决定单干一回。
并非突发奇想。那段时间，学校英语系里突然流传开来一条所谓的“毕业新规”，说自本年度开始，举凡没有通过专四考试的英语专业毕业生，都将无法申请到学士学位。这流言太过荒谬，却在系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效果显而易见，年后的英语专四考试渐渐逼近，我们的工作就开始了。本已预知这次推广会较以往顺利，实际情况竟更夸张。我手里的五十枚作弊接收器几乎在三天内便销售一空，往日里，这种场景或许仅存在于胡讲师的梦中。
当我赶到师范大学，找胡讲师领取新的接收器时，他正戴着耳机啃一颗苹果。胡讲师说快递正在派送，让我等上半个小时。期间，我向他坦白，说自己已经开始实习，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考虑到这次不同以往，或许售额会是往年的三倍以上。因此，他应该提高我的报酬。
面对我的条件，胡讲师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脑袋随音乐轻微摇摆，似乎没有听到，似乎是在考虑。这时候，快递送来了。箱子比以往要大，他打开时有些迟疑：里面不仅有三盒接收器，还躺着三台信号源发射器，它们如三架台灯的形状，弯曲着蜷缩在箱子里。胡讲师取出接收器后迅速把箱口重新封起。按照常规，发射器与接收器，两种器材应该分开邮递，而非全部寄到这里。仿佛是一次严重的操作失误，为此他大发雷霆，打了很久的电话训斥发货方。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信号源发射器，虽然它马上就被掩盖起来，可是就在那么一瞬间，我还是看到了上面贴着的一张标签。对，那是一串电话号码。奇怪的是，它们竟像印章那样戳进了我的脑海。当晚睡觉前，每每闭眼，我就能清晰地看到那串数字。 第二天上午，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那串号码，接听者是一个声音嘶哑的男人。谈话进行得颇为简洁，仿佛仅仅知晓这串手机号就是某种足以合作的暗语。按照指示，我给他提供的账号汇了一笔款。当天下午，我就从快递收发室领到了一整套作弊器材。
我想，自己应该用它们做点什么事。
不过半个夜晚，我就找到了三个合作伙伴，以每枚接收器降低一百五十元的价格空间，让他们帮我在校内推广。至于胡讲师那边的销售工作，就像他对我的涨薪要求一样，我的态度也是：暂时搁置。话说回来，其实这三个家伙都是（或曾是）我的室友，他们全都不善言辞，其中甚至有一个家伙生着类似羊驼那种“地包天”的嘴唇，他说话磕磕巴巴，站在这人正对面，不过五句话下来，准能喷你一脸口水。
即便如此歪瓜裂枣的业余团队，不过一周，五十枚接收器就被他们销售一空。因此我不得不再次打去电话，重新定来两套。一切都超出预期得顺利，直到那晚——
胡讲师已经三天不回短信，电话关机，音讯全无。那晚我去师范大学找他，破天荒的，他那扇永远虚掩着的门居然上了锁。此人的失联让我顿生一丝危机感，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当真听到一些“教育局联合各地派出所打击作弊、抓获数个作弊团伙”的可怕传闻。
那种坐以待毙的忐忑弥漫数周无法消散，让我不得不在睡觉时戴上耳塞，以缓解自己对敲门声和脚步声的过分敏感与恐惧。直到后来，考试正式开场，一切都还安然无恙。我想即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胡講师那边的事情败露，那么自己或许是一条幸运的漏网之鱼。
但它同时也打乱了我的计划。
考试开始之后，要命的哨声不时响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又开始坐立不安。假使原有的作弊系统停止运行，那么我也将无法乘其便利，靠着一点移花接木的小把戏为自己的“客户”转播现成的答案（好吧，我承认，这就是我一开始的计划，我也承认，这计划有点下作）。直到考试逼近最后三十分钟，胡讲师的那些接收器居然奇迹般地发声了——那或许是我此生听到的最感动的女声，它舒缓温柔，有条不紊，有些近似火车报站广播，让我此后每乘高铁，就会回想起这件事来，脊梁骨上都会冒出一阵寒意。
确认了不是自己的幻听，我把三台信号源发射器依次打开，调好频段，给另外属于我自己的137枚接收器转播了听到的答案。
那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赌局！看到了吗？为表激动之情，我甚至在行文时使用了感叹号。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大学生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吧？没错，他们都是擅长作弊的天才，如果能跟他们共事，你应该感到骄傲。
事情结束后，我们约了另外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庆祝，当晚的饭店包厢不多，我们只好凑合入座。就在同一间包厢里，隔着一道屏风，另外的一桌是校剧团的聚餐。不知为何，马新德也混迹其中——我还记得他那爽朗、洪亮、极其刻意的笑声。
我与马新德的初次见面颇有些戏剧化，在此值得一提。
那段时间，我所实习的地方是一家在本市还算出名的传媒公司。靠着老板从当地日报退休后的人脉与影响力，公司出版的一本叫《时代金风》的杂志发行甚广。每期印刷完毕，将统一发往本城和省会两个城市的几乎所有政府、企业以及各种协会的办公室。
我所实习的部门，是以采访企业家后收取相应的版面费盈利。实习第一天，我就准备好了大干一场。不出所料，当天上午老板就从隔壁打来分机电话，指名道姓叫我过去。我猜测他看了我的简历，这是准备给我安排采访任务了。第一印象尤其重要，我做了点准备工作：带上了笔记簿、录音笔、甚至公司的单反相机，还戴上了刚配好的散光眼镜，系上了衬衫最上面的扣子。
一开门，尽是缭绕的烟雾，我被呛得咳上一通。办公室里除了老板，还坐着一个外来的年轻人，两人正在聊着什么。
他就是马新德。
见到我，老板先是一愣，随后把一个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推过来，说：“你去，把这个刷一下。”
是啊，刷烟灰缸，这就是他叫我过来的目的。
我端起烟灰缸，愤怒地走出办公室，心想：我他妈刷一泡狗屎给你。
约十五分钟过后，那个烟灰缸已经被我仔仔细细刷洗干净，又用纸巾擦干，放回办公桌上时，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出去后没有把门合拢，隔开三五米，仍能听到马新德窃窃地说了句：他怎么穿得跟要去采访美国总统似的。
随后就是两个人放肆的笑声。
那晚的聚餐，在屏风另一侧，马新德那洪亮的笑声穿越时空，重新在我耳畔响起。
到了后半场，屏风折叠，两桌人竟混到一起，聚餐变得索然无味。马新德自来熟，尤其是喝了些酒之后，他开始挨个搂上肩膀，冲每个人说着那类过夜忘的边角话。有些家伙刚在招聘会上签完协议，还没上班，就已经给自己印了名片四处发放。不过一个钟头，马新德就收集了几乎半副扑克牌在口袋里。管他呢，我也趁机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实习专访。马新德根本没时间理我，直到羊驼嘴唇那家伙喝多了，再一次向马新德隆重推荐我的专访，还自作主张声称有内部价格。马新德听后直言不讳，他说自己签了上海的一家外贸公司，一个季度后很可能再被调去公司驻扎在洛杉矶的办事处。随后他冲我反问一句：你们的杂志也发到金山区，或者美国硅谷吗？说话期间，他一直都在用一根没有点着的烟敲打着烟灰缸——为什么我会以为他是在暗示什么？说完马新德就跑回了屏风另一边，几分钟后，他又折返回来，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不方便记电话，问我有没有名片。
我把电话号码用菜单铅笔写在纸巾上，对折叠成一个三角递了过去。马新德噗嗤笑了，随后俯首弓腰，举双手接过，仿佛行了个隆重的大礼。
夜将深，我们这桌先散了场。临走，透过屏风的间隙，我看到大笑过后的马新德擤了擤鼻涕，我觉得他用的就是我那张纸巾。
（3）
几个月后的一个黄昏，马新德给我打来电话，他约我在一处农家乐见了面。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表面上装潢精致，实则偷工减料，大厅地面遍布坑洼，桌椅板凳粗糙毛边，门口挂着数盏红灯笼的复古式公社食堂。 马新德开门见山，他说既然今天约我小聚，显而易见，自己并没有去上海，美国就更不必提，而现在，让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隔着一张桌子，他探过身来，说自己在两天前拜访一个企业家朋友，看到对方的书房的展架上居然摆着最近的一期《时代金风》杂志。
马新德为接下来要讲的话提前道了歉，随后吐露心声。他说自己惊异于那位在他看来还算精明的朋友居然头脑发昏，肯拿出高额的版面费来登我们的杂志封面。在马新德看来，把自己的脸放到《时代金风》的杂志封面上可以说是一种羞辱，何况还要自掏腰包，简直可笑。他点了支烟，一边摇头一边呼出烟雾，说自己搞不明白我是给那人“施了什么魔法”。这自然是客套话，其实马新德眼光犀利，随后就指出了事情的蹊跷之处。他说自己在几个月前造访过我们老板的办公室（对，就是烟灰缸那次），在那里看到了我们的杂志。那一摞东西的装帧和印刷都很粗糙，并不是如今在展架看到的那么精致——甚至可以说是惊艳。
介于马新德言谈爽朗，从不遮掩，我也愿意向他坦言。
老实说来，《时代金风》杂志并没有表面上那么风光。虽然靠着老板日渐削弱的声望，杂志给很多还算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做过专访，并且收了他们不菲的版面费，但是总体而言，这里完全没有回头客（我一直怀疑他们肯花钱接受采访，是因为欠过老板的人情）。而等我实习结束正式上班后，行情每况愈下，能采访到的人已屈指可数。
对于公司而言，临时改版已经无济于事，况且成本过高。当一艘邮轮行将沉入大海，你會怎么做？弃船，或随之沉沦？——我选择的是第三条路，在邮轮完全沉没之前，卖点废铁。
经我手后重装出阵的《时代金风》简直就像一件艺术品：烫金硬皮封面，全铜版纸内文，封面人物同时出现在赠书票上。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专门摆放杂志的定制底座，以及足以维持半年之久的清香余味。在内容上，我虚构了更多引人遐想的发行地，掺入了网上杂摘的名人专访（这需要讲究技巧，照搬自然太过拙劣，我会根据已有内容重新叙述，或者干脆完全虚构），至于版权页上的印刷数目，则直接先添上一个零再说……
加上印刷店印刷，而非印刷厂，这么下来，一本杂志的制作费用几乎翻了二十倍，还好我只需额外做个八九册。这就是所谓内刊的优势，不必公开发行，接受采访的几个人只能看到我精心准备的昂贵样刊，从而天然地相信了全部杂志都如此精致。
当然了，这仅是我个人的把戏，公司并不知情，假使老板知道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或许会拿烟灰缸直接砸过来。刨去每期额外增加的成本，总体来说，我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经此改变，能采访到的人数马上就提升了数倍，或许还有一些偶尔的小惊喜：拿着那些“假冒却不伪劣”的样书去谈采访，到了饭点，我会得到更好的款待，对方甚至还会挑上一瓶好酒。搞得好像我是个什么大人物……类似男版的鲁豫那样。
这就是我“施出的魔法”。
马新德听后瞳孔放大，仿佛从我身上看到了某种期待已久的奇迹。
随后他就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亦是约我此行的目的。马新德的言语令人耳目一新，几场精心策划、场面隆重的讲座，唯一缺少的竟是台上的讲师，听来简直儿戏。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假扮讲师，因为这符合我“大胆虚构的才华”。我咂摸着其中的味道，总觉得这赞扬里羼杂着些许贬义。但是稍等，假扮讲师，这不是要利用我去欺骗听众吗？场面险些失控，因为当我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所遴选的词汇更加露骨：诈骗。马新德笑了一通，随后严肃起来，摇头说：错了，不算诈骗，这和揣着一本假杂志去骗采访又有什么区别呢？本质上，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满足别人的需求不是我们的专长，让别人以为我们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
这种人真是可怕，他们总能找到借口让自己心安理得，甚至感到光荣。气氛有些僵持。马新德话锋一转，说到了自己大学的前女友。他说那个有些神经质的女人来自宁波沿海的一个渔村，在大学的四年里，她会忽然挥霍无度，又忽然手头紧迫，如此反复，仿佛体内隐藏着两种人格。大三下学期那个五一假期，马新德同她一起去了那个渔村。从村民嘴里的闲聊中马新德得知，在附近的海域里有一种奇鱼，当地人称“金舌鱼”，属比目鱼的一种，通体金黄，神出鬼没，会在突然间大批量迁徙过来。或是一整年都不露踪迹。这种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鳞与眼皆可入药，简单蒸食鲜美嫩滑，所以售价极贵。与之相应，当金舌鱼来了，这个小渔村会突然暴富，当金舌鱼不再光临，渔村又会变得拮据起来。
当地的村民倒也坦然，他们在宽裕的时候不懂得收敛，陷入困顿后也不急不躁。他们一辈子都在和好运气、坏运气轮流跳着两种融洽的交谊舞，乐在其中。
说完这件轶事，马新德无视烟灰缸，把烟屁股直接戳到餐盘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大概就是我与她没能走下去的原因，我不是她那类人，我比较深思熟虑。
恰巧那时候我刚刚看过一套有关海洋的纪录片，于是我纠正说：那种鱼应该不是迁徙过去的，而是在短时间里大量繁殖出来的，就像赤潮现象。
马新德皱了眉头，他还是坚守“迁徙”的立场：那是一个老渔民亲口跟我说的，说什么跟太平洋的洋流网有关系。
我继续辩驳：靠经验跟直觉得到的结论不见得科学。要知道，海水温度只要变化一到两摄氏度，就是某类生物彻底灭绝或过量繁殖的天壤之别。
他开始焦躁。用食指关节叩着桌面，说：迁徙的，繁殖的，即便是外星人扔到那里的，这又他妈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哈哈大笑，说：没关系。我们又不是渔民，我们不用祈祷好运。
他凑上来说：不对。确切来说，我现在是渔民，而你就是我的渔网。现在我们金舌鱼来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他用缓慢、严肃的摇头来表达最深刻的惋惜。
终于，我答应下来。
于是，两个多月后你就见到了冠冕堂皇的“杨学洽教授”。
四个城市，五场讲座，集中开始并在一周内全部结束。与此同时，还有不到二十万的成本，和共计三百七十万的销售金额。毫无例外，每一块钱都是现金支付，甚至不用开具一张发票。 那简直就是一场场宰割的狂欢。
讲座着实让我发了笔小财，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我的收入不及马新德的十分之一。并非嫌怨自己的提成太少，相反，马新德处事公正，我对他的一切安排都无异议。强调这点，是为了让你分清谁才是这一场场宰割狂欢的幕后主角。假使你曾上当受骗，那可千万不要恨错了人。
事后，我在城市的新区重新租了套两居室的公寓，小区名叫白银庄园，南北分别紧贴着市政府和CBD，像是夹心饼干中间的那层奶油。小区西门地下停车场入口处时常停着一辆改装夺目的无牌跑车，到了深夜，CBD开阔的环形大道上空无一人，一些纨绔子弟就会冒出来飙车撒野，跑车发出一阵阵类似斯图卡轰炸机俯冲时的轰鸣声，害得你半夜惊醒，或经历一次亲临阿登战场的梦魇。后来那辆跑车在时速超过两百码的疾驰中侧翻撞毁，惊醒了半个新区的居民，车主和一个妓女（马新德断言说那是妓女，我则不置可否）当场身亡。现场极惨烈，车主的左手连着小臂失踪，伤口整齐，后来在散开的变速箱里找到，这才没有让整件事被定性为凶杀。
言归正传，白银庄园的主楼是全银色，呈凹凸相间的塔状，俯视图像极了一摞元宝。这里有24小时不歇的彩灯喷泉、超大面积的绿化、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本科以上学历的物业和保安，以及内置的某家不便透露品牌的高档小学……所有的一切，无不令人产生一种身居权贵的幻觉，只有一件事除外：庄园内每个单元都有门禁，刚搬过来当日，热心的物业给了我两张门禁卡，后来又打来电话表示第二张并非赠送，需要补缴8元押金。就为了这区区8块钱，他们频繁给我推送短信，直到半个月后，短信的措辞开始严厉，大概意思是说，若再不缴费就要对我进行停水断电。
第一次收到这种带有胁迫语气的短信，我嗤笑一声。回复了四个字：欢迎来断。
我搬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上一个租住的小区太过简陋，属拆迁安置社区，虽然建成不过十年，却已严重破败；那里的户型设计充满恶意，超过八层竟无电梯，朝南的窗户极小，统一安装的劣质防盗窗已被蛀成粉末，在墙上淌下数米长的鲜红锈迹；小区四周被各类山寨饭店环绕，无休止地放着恶心的DJ音乐；关键的关键，是我用望远镜发现对面楼上总是有个瘪老头子盯着这边流口水。
——别问我为什么会买望远镜。好吧，我坦白，那是我念大学时买来观察月食的。虽然我的室友经常会拿去偷窥女生宿舍——我自己可一次都没有。什么？挨着女生宿舍我就得避嫌，放弃观察壮观的月食吗？不可能，别欺人太甚了。
总而言之，我可不想看到自己跟杨子一起吃饭时，不远处有个老头子望着这边狗一样淌出了口水。
那么，杨子是谁？
杨子是我常去的一家“老莫”酒吧里的酒托。她随性而健谈，又有些“好吃懒做”，如果我把自己点的食物分她一份，她就不会再骗我喝酒。每次见面，我都会说她又瘦了，虽然千篇一律，但她百听不厌。当然，我还会伺机请她出来吃宵夜。
杨子的菜单令人触目惊心，她居然喜欢吃蝉。那种拔了钳爪和小腿的幼蝉，油炸后撒上粗研磨黑胡椒粉，端出来密密麻麻一碟。幼蝉脑袋与腹部之间的部分可吃，她说与撒尿虾同味，建议我也尝尝。为了躲过杨子的逼迫，我岔开话题，说起起自己老家的两种食物——
我所出生的县城位于广袤、平坦的华中平原，那里土壤酸硬，雨量贫瘠。九十年代初，县政府突发奇想，大张旗鼓地规划了大面积的果树试验田，经过不屑的奋斗和努力，终于在一夜之间，又把覆盖了全县的果树苗全部锯掉，变为了千家万户的炉膛里欢快燃烧的柴禾。在这场闹剧中，唯一的受益者是一种寄生在果树上的肉虫。它们通体金黄，腹部高耸，乍看很像桑蠶，人称“盗金蚕”。那东西油炸最好，次之烤食。我知道另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用清水烫洗，取肥而略嫩的“盗金蚕”，在烧开微沸的泉水里三进三出，其后盛盘，撒一层糖粉（或细盐）后即食，名为“霜盖盗金蚕”。这种做法略有腥臭，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关于“盗金蚕”名称的来历，倒是还有一种传说：民国十九年，上海法租界的百汇银行盗金案轰动一时，据传其关键就在这种虫子。在金库里，银行内贼用特制的研磨器把金块碎成米粒大小，随后取出“盗金蚕”实施偷窃。只需在金粒上涂抹些配好比例的杂花粉，它们就会大快朵颐，把金粒整颗整颗吞下，大概两个小时过后，再将其随粪便排出。
无论真假，这种虫子在我的故乡算是大材小用了，它们只能沦为一道盘中美食。
说完这些，杨子的餐盘里还剩下几只幼蝉，于是我马不停蹄又介绍了一道“油盐金银饭”给她：香油和细盐一起在烫嘴的白米饭里化开，稍加搅拌，盛一勺送嘴里，香而不腻，余味绕鼻。
“霜盖盗金蚕”与“油盐金银饭”让得出的是这种结论，仿佛她是个兼修美食文化的社会学家：这些都是底层穷人发明的食谱，穷到吃虫子、吃盐巴，还要在取名字的时候加个“金”字进去。
虽然一语道破玄机，但是依旧难抑垂涎之意。
如我所愿，最后，她提议择日拜访我的住所，以便尝尝我的手艺。
我当然不会请杨子来我家品尝上述两种民间料理——它们还是以传说的形式存在最为妥贴。为了迎接杨子的光临，我在一家韩国免税店抢购了上好的兵库县牛排和长江刀鱼。到货的时间刚刚好，我提前一天把它们放在冰箱的保险柜里，排列整齐，有备无患。那天凌晨，我带杨子来到自己的住所，开门后一团漆黑，公寓竟断了电。物业的“恶作剧”有点过分了……我嚎叫一声，摸黑打开冰箱，顿时闻到一股刺鼻的腥酸气味。坏事来得很纯粹。断电一整天后，保鲜桓里所有的东西都已开始腐败，刀鱼变得汤汤水水，拎起来就像一条条湿抹布，牛肉也变得色泽黯淡，不再鲜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低体会到了所谓“不解风情”的准确含义。总会这样，有些东西需要费尽心机争取、高额破费购得，再经过小心翼翼运输、像个婴儿般被护送上门，最后就是为了让某些不解风情的家伙因为一张不到10块钱的破卡片而烂到冰箱里。
除了保安，物业已然下班。争吵于事无补，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出门另找去处。 吃宵夜的时候，杨子把话题过渡到了我的工作。那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是离职状态，所以想要极力回避。她总是这样，对情况所知有限，却要努力抛出一些颇显专业的问题。我记得她如此质疑：停刊是必定的，那些采访对象除了满足虚荣，真的能够从中受益吗？真的有人看了杂志的专访稿，然后去找这些人合作吗？我敢说，一个都没有！
（4）
第二天傍晚，就有个家伙攥着本杂志来找我，他就是申由田——是啊，什么玩意儿，跟个笔名一样，写出来仿佛还有第四个字，只是因为笔画递减的规律而消失了。
申由田给我的第一印象倒不是他古怪的名字，这人个子不高，自然卷的头发交织在头顶，谈吐间语速飞快，稍不专注就很难听清—还有就是，他的两根大拇指各断了一小截，从指甲根朝上被齐刷刷截断，所以戴着假肢指套。相熟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断法很有学问，虽然剩下的大部分拇指都活动自如，但也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假装完全无法动弹。申由田靠着这个小把戏拿到了六级伤残鉴定，在此后生活和工作中，获取了不少譬如减免税费之类的特别补助。
这次见面是在咖啡厅。我点了伯爵茶，申由田点了拿铁。这家伙，晚上等着失眠吧。谈及过往，申由田话不择言：大概在半年之前，我曾经拒绝过你的采访。
而这次特地约我见面，他依旧对采访没有兴趣。
好吧，准备好的笑脸用不上了，我喝了口伯爵茶，它没有令我失望，与想象中一样难喝：没关系，反正那杂志也活不长了，我也注册有自己的公司，现在只是在这里做做兼职。
申由田情绪多变，不善言辞，三言两语的意思，到了他嘴里往往很难表述清晰。我像收废品的一样从他的连篇废话中提炼有用的信息：申由田经营着一家商标注册专利申请服务公司，还在一家商会性质的机构挂职名誉秘书长；另外，他在财务公司、律师事务所、教育机构甚至发改委之类的地方都有一些铁杆朋友。两天前，正好有一笔项目扶持资金从省里划拨下来，由那家商会做第三方审批——他切入正题，问我是不是认识一些做企业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只是从现在开始，我需要注意言辞。
申由田肯定是故意的：突然岔开话题，或是欲言又止，话锋的转变总能恰到好处，他精心拿捏着语言应有的分寸。
对话变成了一种沉默与猜谜的游戏，仿佛谁先说出自己的底细，谁就输了。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甚至凝视了对方一分钟以上，直到我开始厌烦，就带他一起去了老莫酒吧。
在喝酒方面，我们倒是兴趣相投。重口味，纯饮无冰，荷兰琴酒和美国威士忌用子弹杯交替饮用，甚至不品其味。不过六七杯，我们已然微醺。我在借口上厕所的空档里，把楊子叫来包厢陪他喝酒，自己则躲到了酒吧附近的洗浴中心。其后发生的事，皆是听自杨子转述：申由田喝多后变得非常自恋，语速却慢了下来，可见卸下了顾虑。杨子又给他点了款名叫“嗨饮风暴”的调制鸡尾酒，据说里面的基酒是苦艾酒，这玩意儿把他兴奋坏了，喝下两杯后，申由田彻底失态，抱着她的小腿不肯松手。在杨子的提议下，两个人玩起了“互相分享秘密”的游戏。杨子分享的秘密我至今不知，轮到申由田后，他伸展了两个巴掌，说自己的两截拇指都是假肢，随后他把假肢指套塞进鼻孔里，喊一声“发射”，又用力擤出来。杨子接着说了自己的第二个秘密，我依旧不晓得杨子究竟说了什么，而在现场的申由田则突然变得柔情似水，他说自己很快就会挣到一笔钱。
“情报”终于斩获，不过，那晚发生的事将永远困扰着我。
杨子知道如何折磨我的好奇心，第二天凌晨，我对那晚她和申由田具体都做了什么耿耿于怀。她抽着烟说，想从申由田嘴里套几句真话出来可真不容易，为此，自己还真做了不少好事。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我应该额外付给她两千块钱。我听后有些失控，好吧，其实是大发雷霆，说如果她继续含糊其辞，那么我将一分钱也不会给她。杨子听后哈哈大笑，突然又冷漠下来，摔了烟头，一声不吭就走了。过了两分钟，从门口走来个虎背熊腰、憨里憨气的保安，他问了我名字，说杨子付了他一百块钱，让他打我一拳。说到这里，又赶紧进一步解释，说杨子的意思是，要不要挨这一拳，将由我来决定。我想如果是杨子让他打的，那我就同意吧。于是我挺起胸膛，勾手示意他出拳。这时候他倒不敢了，挠了挠后脑勺有些不知所措。我像散打运动员那样弹跳着，轻捶他的肩膀，命令他打我一拳。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依旧犹豫不决，嘴里怯生生重复着一句话，“是他自己叫我打的啊。”我继续轻捶他的肩膀挑衅，他后退几步，又突然朝我走近，猛一挥肘。拳头砸到了嘴唇上，我感觉自己的双脚离了地。
检查结果出来了：1、下颌骨错位（骨科医生一推一拽，我则一阵耳鸣，再掉两串泪珠子，也就治愈了）；2、左嘴角肿得像个灯笼椒（医生说这是肌肉应激反应，并非血肿，几分钟就自然消退了）。
第二天，我跟申由田一起吃早餐，饭到中场，他拨弄着必胜客的半根烤香肠，突然问我，是不是昨晚他做错了什么，所以才招致我的被打。
说到这里，嘴唇就有些隐痛。我说当然不是，这事与他无关。
申由田说这事肯定与自己有关，他在前台听到了一些流言。他表示自己很内疚，虽然那晚的事他已经忘光了。
我让申由田停止这个话题，随后叹了口气，表示愿意帮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当然，前提是我得知道他想要哪种合作伙伴。随后我阻止申由田开口，继续说道，目前，我自己的广告公司拥有比往日更多的合作企业，所以他要办的事并不难。
他皱了皱眉，问我经营范围包括视频广告吗？
我说当然。
他听后表现得极为震惊，突然离座，找了面墙，翻半个筋斗倒立起来。这可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倒立不过几秒，申由田脸色渐渐转紫，额上凸出来数条血管。他解释说，倒立能够促进自己的脑部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让自己头脑清醒，以做出更加理智的选择。过了一会，他从墙上翻下来，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整理下衣装，坐下来说：“如果这都不算缘分，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随后，他说用不着找了，眼前就是最合适的合作人选：我。
正中靶心。
据申由田所言，省里下拨的那批扶持资金针对的是以“反应本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渐繁荣”为主题的偏公益性的广告项目，其中，视频类广告的扶持金额最高。因为在商会的老友负责整个审批过程，申由田几乎是被其勒令去申请这笔“天外来金”，当然，对方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那份回扣：找最熟悉的朋友共同消化这笔巨款，几乎可以排除一切风险，利人利己。很讽刺不是吗，“利人利己”和“利国利民”竟成了反义词。做这种事，时间和情报尤为重要，当扶持金申请事宜在官方网站正式公布时，一般企业只有三天的申报时间，一切为时已晚。而做为内部人员，申由田赢得了时间与人脉的一切便利，所以这是一场稳赢的战争。
那么，他为什么要来找我？
事情是这样的，申由田这家伙在前年已经拿过一笔财政扶持金，避嫌起见，短时间内自然不便多次申请，而且他名下的文化传播公司经营范围有限，并不符合这次扶持资金的项目方向。若想染指这笔钱，申由田必需找一个做广告公司的合伙人，而我？好像恰巧合适。
哪有那么多天然的巧让你我遇见，事在人为罢了。实际上，我所注册的是一家普通的文化公司，属民办非企业，而且完全空壳，没有一个员工，也没有办公场所。不过如我所说，事在人为，三天后我就托人帮我变更了公司名称与业务经营范围。这这座城市，如果你有关系，有些事情办起来就像喝一杯水那样容易。——没有机遇，或许可以试着创造它。申由田终于说到了重点，他压低声音：假如万事顺利，可以赚到两百万，事成后每人一半。
我抿了口咖啡上的拉花泡沫，礼貌性地说愿意考虑一下。申由田莫名就发了火，他命我现在就要决定，如同意，就携手共进，把事办成；如拒绝，他将马上离开，我俩互不相识。等待对于他而言像是一种非常具象的折磨，申由田气急败坏地说，他从自己前妻身上唯一学到的一点，就是对于大多事情而言，一切的“考虑”最后都指向“拒绝”。既然准备拒绝，为何又要用“考虑”来浪费他人的时间。
我表示自己相反，当我说要考虑，大概就是答应了。我只是不习惯太快表露自己的决定。
他进一步确认：这意思是已经同意了？
我点头说是。
申由田放缓了紧绷的神经，竟开心得笑出声来。
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你见过冰山吗？不必亲眼所见，在电视里见过即可（又不是BBC记录频道的摄影师，你怎么可能真的见过？）。想象这么一幅画面，北冰洋的海面上漂浮有一座孤独、美丽的冰山，按照冰山密度与海水浮力计算，它潜在水下的部分约有90%，而暴露在水面之上能够看到的部分只占冰山总体积的10%。在某种语境下，做项目与创造冰山或可等同。如果你想踏踏实实做事，就不能违反物理定律，你需要做到水下的90%以支撑水上那10%；但是如果要骗人，那么你只要伪造表面那10%即可。因为在外行看来，二者并没有多少区别。
我们称之为“浮冰戏法”。
这次我将不再是渔夫手中的渔网，而是经验丰富的海盗。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们要伪造简单的几块浮冰，再靠它们去俘获一整支舰队。
饭后，申由田忽然露出一丝狡黠，问我知不知道昨晚那个酒托，能否介绍给他认识。
我佯装糊涂：什么？昨晚有酒托吗？
（5）
两周过后，扶持资金的消息在官网正式公布，这时候，我们所需要的申请材料已经准备妥当。
并不需要真的做出来一些视频样片往上递交（当然了，我也没这个能力），靠着申由田在审批环节的关系，像模像样的几页广告策划即可通过初步审核。当然，整件事情也并非上述三言两语那么简单，申请资料的标准可以降到最低，繁琐的程序则必需严格走完。除了那些广告策划文案，我们还需要准备大量的表格、文书和签章：项目周期规划书，财务、税务证明，扶持资金拟用计划书、项目内容介绍以及现场答辩、商标版权证明、资质证明，甚至本单位的劳务合同、公司介绍手册……缺一不可。你已经糊涂了对吧，这都是些什么狗屁东西？
那便就此打住吧，谈点别的——你我都在关心的问题是：这些东西真的能弄到手吗？
能够限制你的只有想象力，打开电脑，一切都可以靠复制与拼凑获取。至于版权商标、财税证明，这些也非完全不可能——如果你朋友够多，并且甘愿为几页盖了戳子的纸就付给他们两万块的话，那就完全没有问题。没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姓朱的会计，当我把两万块钱递过去，问他要等几天才能完成：譬如，一周内可以吗？这并非催促，时间确实紧迫，我需要确定期限。面对疑问，这家伙笑而不语，他让我在会议室喝两杯咖啡稍等。其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给我捧来了两本完整的财务报表，账目详细，格式规范，盖着财务公司那新鲜的钢印。这就完事了？對，这就完事了。
这个西装革履的家伙挣起钱来更加如饕似餮，而且心安理得，你把两万块塞进他的胃里，这人砸咂嘴唇，嗝都不打一个。经历了这件事，我就像当年用了“入耳式作弊器”的考生，瞬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了任何负罪感，我甚至觉得有点吃亏。
所有环节都非常顺利。唯一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起初填申请表的时候，申由田在扶持资金额度的冒号后面写下的数字竟是"600"。看到我困惑的表情，他报以同样的困惑，说，这很难理解吗？行业规矩罢了。那四百万是审批方的回扣，这还属于关系好的，换作旁人，能分到一百万就谢天谢地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谢天谢地，那可是四百万呢，或许我应该被感谢。
一个月后，扶持金正式批复下来：自次年元月开始，每季度一次，分四次打到账上。
前两次划款都很顺利，直到第三次，划款日过去两天后，我依旧没有收到账户余额的变动信息。正准备打电话到银行核对时，申由田约我见了面。我在咖啡厅见了他，看得出来，申由田刚刚倒立过，他的脸还是红的，凸起的血管尚未完全恢复。他见到我之后一改电话中的沉稳，上来就低嚎了一句：你搞的什么鬼？ 事情出了点小意外。按照惯例，在第三次划款之前，主管单位需要对扶持项目进行进度考察一其实主管单位懒得做任何事，所以程序就有所调整一委托第三方象征性地打两通电话即可。在商会，负责项目审批的是申由田的朋友，而负责项目进度考察的却是另外一个部门，这种情况下，意外就出现：当考察方打着呵欠例行公事，把电话拨到我的“办公室座机”之后，铃响数秒（我记得这个座机号用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彩铃，如果换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或许会稍微缓解我的尴尬），接电话的竟然是个宾馆里的老头子，而且他脾气很差，认定了对方是诈骗电话后，毫无意外地把考察方给骂了一顿。还好那个老头子是个四川人，骂出去的脏话对方没听懂，所以考察方只是得出了“不配合考察，态度骄横”的结论。好吧，我不得不向申由田坦白了。去年填写申请资料的时候，我或许误解了申由田的那句“随便填填就行了”，所以办公室的座机电话那一项，我填的是以前在老城区租房时的房东电话（没办法，我就知道这一个座机号）。而月薪一万八的副總经理马桦，则是房东家那只狗的名字的谐音，它叫“麻花”，是一只白底黄纹的吉娃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后背上有一些类似麻花的黄色图案。另外，房东四岁的小孙女有一套油画棒，她喜欢给这只吉娃娃画眉、涂嘴唇，我一直觉得它化完妆很像贾樟柯。
虽然结结实实挨了顿骂，但是幸运的是，靠着商会里的关系，申由田设法让考察方相信公司只是更换了座机号。按照程序，单位座机变更后，考察方会在三天内联系申请表上预留的手机号。
申由田特别强调，这趟见面就是为了找我确认所谓“秘书长”的手机号不会再出差错。说完他慌慌张张站起，准备再次倒立起来，我上前阻止，免得他又在咖啡厅洁白的墙上留下一双脚印。我告诉申由田，“秘书长”确有其人。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还好当初，我在秘书长那栏填的是杨子的手机号。
于是，我第二次邀请杨子来我家做客。电话里的杨子对我的突然来电并未表示惊诧，只是询问能否推到一周以后，因为……因为什么都不行。把她说服后，当天上午我便不再外出，先是定了一家泰国免税店的食材宅急送，随后雇了个高级保洁员，这两种服务几乎在同时上了门。所谓高级保洁员竟然（或者说“果然”）有洁癖，即便戴着鞋套，她也要固执地倒着拖地，以防在拖过的地方留下脚印，这导致她的屁股撞到了墙上三次。
保洁员离开后，我才顾得上打开免税店送来的箱子，在这半个小时里，我一直感觉箱里似有动静。果然——我不知道这是泰国人的习俗，还是我正好订购到了这家店的第一千万份宅急送什么的，所以得到了礼物——当我打开箱子，发现店家还附送了一条巴掌大的小鳄鱼给我当宠物。那条小鳄鱼被拔光了牙齿，四腿并拢，匝了好几束麻绳，拴得像一只待售的大闸蟹（这种类比并不形象，我本来想用sM捆绑来比拟的）。
中饭差强人意，泰式的玩意儿还是按摩最好，料理就有些诡异，哪怕是最好的食材，卖相和味道都需要漫长的适应过程。那晚的菠萝饭令我和杨子都倒了两天牙，感觉嘴里上下挂着两串豆腐丁，唯一惊艳的是那瓶泰国酿的米酒，冰镇后饮用味道奇异，性极清凛。
而杨子就无福消受了，因为最近几天她不能喝酒食辣。
饭罢，杨子用遥控在电视机上玩起了打砖块游戏，问我这次有何目的。我深吸一口气，把一切讲毕，随后问她，最近是否接到过考察方打来的电话。她听后有些惊愕，说确实接到过，就在昨天下午。不过自己和那个老房东一样，以为那是诈骗电话，就直接挂断了。看到我绝望的样子，她大笑起来，说这个玩笑真把我吓得不轻呢。事实是，昨天下午，杨子确实接到了考察方的电话，因为稍微了解一点我和申由田的事情，她就变得很谨慎，对方问的几个问题，她都含糊其辞应付了过去。
这次可以谢天谢地了。
下午三点，杨子要去酒吧上班，我驾车送她。只是单纯喝了几杯米酒而已，跟吃了个放久了的苹果有什么区别吗，这就危害公共安全了？到了最后一段路的十字路口，我在等候左转，直行的绿红灯刚欲熄灭，居然有个交警冒出来，拿着个酒精测试仪朝我走来。接下来发生的事，大概是我见到的最儿戏的一次即兴表演。后坐的杨子踹了踹驾驶座，随后朝旁边一歪，闷头呻吟起来。等交警赶到，她气急败坏地催促我左转灯亮了为什么还不开车，而后她佯装看到交警，便向他解释，说自己急性肠炎发作，需要赶紧去医院。我的舌头在此刻打了个结，因为我在刚才就有所会意，差点同时说出她是“犯了肾结石的老毛病”。交警警惕地皱了皱眉，似乎嗅到了酒气，但是见我眼神清澈，他决定不再追究，再看到此刻的左转灯正在闪灭，他竟帮我疏通开一条路，还嘱咐我开慢一些。
驶去酒吧的最后两分钟，我们一路狂笑。下车前，我深情款款地看着后视镜中的杨子，突然发现她是如此美好。这个女人，在最近24小时内连续救了我两次。她似乎理解我的情境，便朝我翘了翘嘴角。——此时此刻，杨子的手机响了。
我说：别接。
她说：真的不接？
杨子举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串座机号码。
我说：快接！
杨子接通电话，嗯了四声之后，电话挂断，她说：电话里这个人说，作为考察方，他有义务提前通知我一声——主管方这几天随时都可能去公司现场考察。
第一次，我的后脑勺像个掉在地上的锣一样颤抖着嗡嗡响。简单的作假已经无法蒙混过关，用申由田的话说，这就像身体掉进井里，靠耳朵已经挂不住了。当人们对某件事彻底感到绝望，他们的表现将不再是团结合作，而是相互指责和推诿。申由田开始批判我的冒失与不负责任，这仅是书面描述，其实他耿爽直白，直接指责我欺骗了他——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这他妈算怎么回事？本来就只是做做表面功夫的事，没想到你连这都应不来！
而我还在搜刮一切可能，企图修复这次闪失。而且我成功了。待申由田骂够，颓丧地捂着额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一个办法。
还记得马新德和他的保健讲座吗？那次合作后不久，这类骗局就被中央电视台连做了两期焦点访谈节目进行揭露，在此之后，该行业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不过已然过了低风险、高收益的黄金时代，用马新德的话说：这群金舌鱼已经游走了。现在的马新德早就转了行，他在老城中心一座陈旧的办公楼的顶层开了一家公司，招来一堆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以发展会员的方式推销几款收藏品。——你想的没错，这确实就是个传销窝点。 于是我们登门拜访，现场如我所料：大厅乌烟瘴气，声音嘈杂，像晚上七八点的火锅店，面对面讲话需要叫喊方能听清。在这里，一群群坠入钱眼儿里的年轻人围着一块块小黑板，听一些家伙讲解着黑板上罗列出的一排排复杂的计算公式，以科学地证明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完全不会落空。另有一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刚刚扛着行李走出校门，就被拉拢过来，听上几分钟讲话后，迷茫的双眼开始发出自信的光来。我们在会客室见到了马新德，他依旧激情澎湃、争分夺秒，听罢我的求助，他表现得比我都着急，突然跑到大厅里拍起来巴掌。乱糟糟的人群在几秒内安静下来，在黑板前讲解的几个人同时放下手里的事情，走出人群，聚拢过来，听马新德发号施令。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见证马新德的效率和奇诡，这家公司虽然混乱得像个遭到烟熏的蜂箱，实际上它等级森严，执行力超强，马新德的指令按部就班下达，到了底层则分工明确，活儿干得非常麻利：他们为我新做了一块公司匾牌，花团锦簇着，大张旗鼓地挂在门口；他们装潢了简单的公司文化，在几个办公室门口贴上了“摄影部”“策划部”“发行部”之类特定的门牌，还为里面坐班的人设计了工作证；他们为我量身定制了几款公司风采展示图，用投影仪在墙上循环播放，甚至还搞来了几面“优秀民营企业”之类的锦旗；他们在大厅的桌子上堆了三大摞表示“项目正在火热进行中”的文案资料，而在“摄影部”的办公室里，我居然真看到了一台高清索尼摄像机；最后，他们给我和申由田拍了合影，莫名其妙的是，拍照的时候还在我俩中间放着一个空凳子……到了下午，照片洗印出来，装裱之后挂到了墙上，这时候那个空凳子已经坐上了一个戴着圆眼镜的光头男人——他身披黑色斗篷，歪着个嘴，一脸的严肃和不满。噗！这是陷入了中年危急的亚洲版哈利·波特吗？不，负责修图那个女孩介绍说，这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著名的文化类节目主持人。
除此之外，待考察团真的来了，马新德会临时调兵遣将，让多余的员工立刻撤离。
好吧，简直大开眼界。事后，马新德问我现场布置得怎么样，像不像一家专业的广告公司？申由田抢着摇了摇头，说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这压根就他妈是一家专业的广告公司。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主管方并没有过来实地考察。因为在两天之后，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考察方临时给杨子打去电话，说主管方经过研讨决定，让我们拍几张照片发到指定邮箱即可。
并不算白忙一场，这就像必要的保险支出。在处理照片时，我的手机响了，短信显示第三笔扶持金已经到账。
（6）
最后一笔扶持金于十月中旬到账，事情终于结束，我们特地庆祝了一番。期间，马新德的脸色有些难看，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对整件事都怀有了轻微的敌意。马新德谴责商会的傲慢，对方明明吃下了最大份额的回扣，却常常一个电话打来，让我们跑断双腿。而申由田也承认了今年是他倒立次数最多的一年——他总能拿捏好语言的分寸，以化解凝结后的空气。最后，马新德提议：或许我们三个联合起来，可以一起做点实事。
或许吧，有待商榷。
那天我在凌晨两点惊醒，听到CBD方向竟有烟花爆竹的声响。此刻，一个主意潜入脑海，令人为之兴奋。凌晨的想法大都经不起理性的考验，第二天早上，我躺在床上重新梳理着马新德的资源以及申由田的人脉所能发挥的价值，似乎水到渠成，到了第三天，我已经打印了厚厚的一叠策划书和一份拷贝，丢到了他们田面前。
那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一旦取胜，将会带来极其丰厚的战利品。计划是这样的：马新德曾透露，自己有一个在本城郊区开工厂的朋友，两人交清至深——这将是一切得以实行的前提。首先，我们会联合入股这家工厂，变更其名称为一家带有环保性质的新公司，其后，再靠着申由田在国土部门的关系，搭乘环境保护政策的便车，在城区近郊申请一块土地（2014年之前，这种事不难办到），成立“环保工业园”，表面上是为了满足扩大业务之需，实则可以利用这块土地经营商业地产。在此基础之上，再过一到三年，工业园会进一步融资，成立“环保基金会”，最终破茧成蝶，完成一家金融企业的蜕变。
负责公关和审批工作的申由田比较乐观，他总结说，如果马新德能走好第一步，那么这座空中楼阁就有了第一根基柱。对此，马新德不置可否，他啃着自己的拳头一言不发。申由田开始安抚他，说如果担心风险太大，自己倒是可以找来个傻瓜变更为法人，前提是申由田会在新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做手脚，在大权不会被其攫去的情况下，让这个傻瓜承担整件事的一切风险。这时候，马新德终于发了言。不出所料，他开始质疑整件事的可操作性，尤其是作为基金会的后半部分，听来就像天方夜谭。我向他解释这个部分的微妙之处：所谓的基金会，实际上只是一道障眼法，是否能够落实并不重要——能够申请到土地，做成工业园，一切就已经足够。基金会这部分存在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促成前面的部分。
在一开始，如果你要给合作者画饼，那就不妨画得大一些，再大一些。
那天中午散场后还有个插曲，一个老婆子在餐厅门口堵住了马新德。
这个乡下人操着与本地格格不入的方言尖叫着冲了过来，因为极薄的手工鞋底，每走一步都把地面捣得咚咚响。逮到马新德后，她拿了张照片出来比对。照片上的马新德西装革履，笑容灿烂，身后看起来应该是某种讲座现场——而真人马新德则一脸讶异，只有眼球在瞟动，仿佛在向我俩求助。确认了身份，老婆子把一兜混装的核桃、马蹄莲和花生递过来，企图“贿赂”马新德以博得好感。她称呼他为“李医生”，随后一脸懊恼地回忆起往事来，说自己在前年来城里暂住，几个年轻人拉拢她去一家诊所的二楼参加了几场保健交流会，交了两万五千块所谓“健康投资”之后才发现那是一场骗局，因为其中有两万块是自己女儿的存款，所以她希望“李医生”能帮帮忙，把这部分钱讨回来。马新德把对方的“礼品”递还回去，让她注意自己的措辞。他说不记得这回事了，另外这种情况属于投资，不是存款，更不是骗局。所谓投资本来就有风险，如果你想拿到超过10%的年息，那么最好同时也做好血本无归的心理準备。 最后，马新德说：即便这张照片是真的，我真的参加了那次活动，那我也只是活动方请来的嘉宾罢了，跟你们之间的交易没有任何瓜葛。
好似已经适应了这种推脱，她并未继续纠缠，哭丧着脸离开了。
其后的一路上，马新德都在调侃那个老婆子的无知与贪婪。针对这个话题，申由田发表了个人见解，他说：不能就这么说她是“贪婪”的。很明显，是活动方的虚假宣传误导了她，这个老太婆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她只想要回自己的东西罢了，瞧，她还带着土特产。相反，再看看咱们，咱们这些人才真的“贪婪”。我们在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眼都不眨一下，核桃？花生？屁都不会留下一个。
马新德一本正经地摇头，他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谁有能力“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很明显，那个女人是“不能”，而不是“不想”，如果能，她会比我们更加“贪婪”。
说罢，他俩一起朝这边看来，仿佛我是这场辩论孰胜孰负的裁判。——我是个看到书就会打瞌睡的人，没兴趣参与这种假设与遐想。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张宴会请柬，地址是在省会城市的一家会所。我如期赴约，准备好迎接一场谈判与惊喜。
才怪。
我不会详叙宴会现场布置得有多么富丽堂皇，因为对我而言，那次宴会与“最后的晚餐”唯一的区别就是背叛者的数量从“一”变成了“所有”。刚开始，马新德把一个矮个子男人拽到讲台上，举着麦克风大谈俩人的传奇往事：在念大学二年级时，马新德曾休学半年，他在青岛认识了那个家伙的堂弟，两个人整日厮混。一次在饭店吃饭，因为一缕烟灰落到脚上，他们和邻座闹起冲突。两桌人互不相让，最后以那家伙的堂弟被人失手打死、马新德被送回原籍告终。回家之后，马新德的父亲带他理了发、买了新鞋，帮他“驱除晦气，从头到脚重新生活”。谁知四天过后，马新德突然宣布要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他的父亲对此明令禁止，盛怒之下，警告若他执意要去，就把自己买的新鞋脱下来。马新德性子也拗。果真脱下鞋子，仅穿着双袜子去参加了葬礼。这可把葬礼现场的堂兄给感动坏了，从此两个人你来我往，也成了好朋友。
马新德说罢，矮个子男人接过话筒，他感慨万千，仿佛过去的事情来自神意，注定了要成为这次的合作的渊源。——等一等，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场宴会，我本以为是一次洽谈，没想到它是一场庆祝，难道整件事已经谈好了吗，为什么马新德和申由田从没参考我的意见？在这整整一个月的等待中，他们好像撇开我开过小会。
果然，接下来申由田登场，他当场宣布：新公司的重组圆满完成，“环保工业园”的营业执照已经得到正式批复（原谅我无法透露新公司的具体名字）。台下掌声雷动，申由田开始宣布新公司的人事安排，原来许给我的职位——行政总监，却是原工厂里的一个老头子。
我已经忘记了申由田口中的公司估值，在一阵刺耳、冗长的掌声过后，他特别感谢了我，说我作为策划者，将在重新组建的新公司中担任“要职”。——新城区办公处的业务部经理，负责山东和东北地区的业务接待工作（除了陪客户喝酒，好似没有任何权力）。如果接下这份尴尬的差事，我估计三年之内自己就会酒精中毒死掉。
宴会正式开始，我不在主桌，而是被安排在了靠近后门口的角落里。对，我的脸都绿了。
接下来，新任的行政总监，就是那个在屋里也不肯摘掉鸭舌帽的老头子，站起来开始了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自右手边第一位的马新德开始，他按照逆时针顺序，把主桌上的十二个人连名字带职称一口气背诵下来。当他背到一半，大厅里自发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背完一圈，他伸出食指表示暂停，而后喝了口红酒，开始更进一步，背诵起散坐着的人名。这时候，掌声已然充斥了整个大厅。我看到门窗上的玻璃在轻微地颤抖，走廊里的服务员好奇地探过头来。
宴会中场，我假装打电话，出去透了透风。此时月光正好，我有些懊恼，是啊，对于整件事而言，我只是出了套策划书罢了。最愚蠢的是，就连我亲拟的策划书里，也不能给自己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所以哪怕仅是负责接待的虚职，也算得上他们对我的馈赠。此刻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欢呼，似乎是对我此刻想法的回应。
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搭肩走出来，生拉硬拽，把我給架了回去。
（7）
我当晚醉驾被抓。从宴会现场到酒店只有两个路口，最后还是个丁字路。看到交警的反光服，我赶紧朝酒店调头，收费处的闸门已经开了一半，我还是被叫停下车。“7964，马上熄火！”听到这声呵斥，我彻底绝望，抓了把剥剩下的柠檬皮大口咀嚼，企图掩盖满嘴的酒气。
交警扒上车窗，探了张脸过来。
我跨起一条腿，朝副驾驶位的方向挪了几下屁股，嘴里却慌不择言，说了句自己不是司机。——可驾驶座的安全带还挂在我的脚脖子上呢。
是的，场面十分尴尬。我就像个初次撒谎的低能儿，成了当晚交警支队的笑柄。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判刑两个月，罚款3000元。后来我才得知，这段时间省会城市正在举办什么“四国友谊城市贸易促进会议”（其它三城分别为大阪、仁川和新加坡），几乎调来了全省的警备力量以管理市容、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这种五年开不来一次的会议竟让我给撞上了，作为典型，我没有任何缓刑的可能，就直接入狱了。
坏运气接二连三，服刑一周后，我又被“逮”了一次。
原因是涉嫌诈骗自己的狱友。没办法，没人能够抵挡“愚蠢”的诱惑，如果有人口袋里的钞票已经掉了半截出来，这该叫我如何把持住，不去顺手一捞？在监狱里，我认识了一个同样醉驾获刑的老家伙，他头脑木讷，痴迷般做着发财梦，不过不幸的是，他的头发四十多岁就已全白，为了顺利通过面试，他有过好几次染黑了头发去应聘的经历。这个人很快就上了我的当，同意让自己的老婆汇来两万块“理财资金”。头天晚上，我就跟他百般强调：第一，不能透露钱的用途；第二，绝对不能提到我。这人果然是个蠢货，蠢到了不会撒谎的程度，一张嘴就露了馅儿。探视不过三分钟，他老婆就直接在监狱报了警，狱警则直接把我揪出来，同她见了见面。 我想，自己应该破了从作案、报案、破案到入狱整个流程的全球最快纪录。
这件事影响恶劣，导致我的对公账号遭到冻结。没几天，申由田就给我寄来了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張盖了红戳的通知，以公司的名义说我醉驾入狱，又被起诉诈骗，已不再适合在新公司任职。而介于我曾经做过的贡献，他将委托马新德给我的私人账号汇一笔酬劳。
这通知来得真及时。我觉得自己患上被迫害妄想证，因为我开始怀疑整件事都是申由田一手策划的，以达到把我彻底摒弃的目的。
无论如何，从此以后我都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目睹那家新公司的兴盛与衰败。2014年底，基金会正式成立，乘着时下的风潮，他们大张旗鼓，以杠杆配资的方式进军股市，着实发了笔横财；不过到了2015初，日子就变得艰难起来，在那年的春季股灾里，基金会有上亿资金人间蒸发，下落不明；2016年初，市政府出台环保新政，勒令工厂停产两个月，以观后效；2016年10月，市政府的土地调控政策出现反弹，城郊的地皮价格不降反涨，工业园被勒令在半年内朝外搬迁，因而亏损严重，导致基金会也无力支付周期利息。
申由田的消息永远快人一步，据说在基金会破产之前，他弃船逃生，卷了两千多万跑去了澳大利亚。后来有次浏览新闻八卦，我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有个华裔移民在堪培拉郊区自驾游时同别人发生争执，后被几个年轻人用一瓶活泥鳅灌进嘴里，致使肠道大面积穿孔后死亡，新闻上死者的照片看起来很像申由田。
基金会破产后，马新德倒是完美脱身。他重新自立门户，这家伙忒有魄力，连地址都没换，直接搬到了原基金会办公楼的顶层，继续做起了原来的传销生意。
至于我——我倒是减了刑。七个月的刑期，实际上不到三个月就准予释放，准为缓刑。
回到白银庄园的公寓，我惊喜地发现那条小鳄鱼居然没有被饿死（虽然现场惨不忍睹，它削瘦干瘪，像只破袜子丢在笼子里，把锯末做成的窝都啃光了），它的两排新牙歪七扭八地长了出来，像胡乱按在梯田里的一颗颗米粒——久别重逢，它咬了我的手。约一周后，我打车去找杨子，在酒吧大门口，我发现拿大枣那个乡下老婆子竟然是杨子的妈——负责我人生剧本的人是哪个穷鬼，为了节省经费，一个群演非要这么反复使用吗？我退回车内，调头去了附近的银行。我的私人账户里尚有两万九千块，是马新德打给我的“策划费”。这个存款数字令人眩晕，仿佛老天把一种选择抛在了我眼前。于是，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像个私家侦探，偷偷摸摸找到那个老婆子，塞给了她两万五千块的现金。
这伎俩多么熟悉。让一个老人瞒着自己的儿女——不是给我钱，这次是收钱。你相信吗？我他妈一定是吃错药了。
白银庄园的租金到期后，我直接退了房。那天晚上，我在老莫酒吧喝多了，找杨子道个别，便打车到一家酒店休息，第二天我就回了老家。
我突然发现，自己就像一只盗金蚕，大口吞下一粒粒碎金，现如今，又完完整整拉了出去。
并非完全破产，我曾零星给家里打过一些钱。现如今，我家已经盖了一栋三层小楼，还把一楼的门面租给了一对炸油条的兄妹。——我妈说那是夫妻，我不敢苟同：夫妻哪有长得那么像的？另外，我妈还买下了我家对面的一块宅基地，令我爸把那里开辟成一个菜园。我时常去菜园摘菜。这片小天地让我想起自己偶然看到的半首诗：铲除了杂草，菜园就有了秩序，丝瓜在上，黄瓜在下。——谁管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的结局，一个骗子，却因为醉驾入狱，最终倒也钱财散尽，皆大欢喜。好似这个世界没有因果，或者是，因果之间并没有那么锱铢必较？好吧，我承认自己不擅长从某段经历中总结所谓的人生感悟。其实，我完全能理解申由田和马新德的所作所为，若想拉拢旁人共担风险，就需要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我，就像他们祈雨时献祭的牛头。现在，一切都将结束于这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假装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我已把一切交代完毕。问题是，你会相信我吗？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