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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英国和法国已分别占有2250万和9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而德国还没有一寸海外殖民地。但1871年实现国家统一后，善于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的德国人，到19世纪末年，工业生产已大大超过了英国和法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口迅速膨胀，产品大量增加，有限的销售市场，成为制约德国发展的一大障碍。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虽然参与了非洲的瓜分，但大片土地被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鲸吞”，德国只得到了一些小岛屿和贫穷零散的小块陆地，既不能转移国内多余的人口，也没有解决产品销售市场问题。于是，在中国“宝盆”里抢占殖民地，成了19世纪末年德国人推行“世界政策”的中心问题。
一、德国抢占殖民地的迫切性
必须在中国抢占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在巨大的中国宝盆里抢占一席之地，而俄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先行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在我看来，狼吞虎咽的民族总比拜伦笔下细细咀嚼的贵夫人在风采上要逊色得多。可是当我们在埃及旁观了英国人的鲸吞后，又在中国目睹了俄国人和法国人大口地咀嚼，我想是时候应当让我们也参与到其中了。(1897年2月25日)
这是伊丽莎白写给她的好友、时任德国驻丹麦公使基德伦的信里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当时德国人急于在中国抢占殖民地的愿望。当然，伊丽莎白也意识到，抢夺中国领土，德国是处于劣势的，因为“俄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先行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从19世纪中叶起，俄国从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割去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继而把势力伸展到了满洲和长城内外；法国则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占领了越南，并把势力伸展到广东、广西和云南诸省。这样，俄、法两国就近扩展，在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方面，占得了优势和先机，这使后起的德国分外眼红。特别是海靖任驻开罗总领事期间，他们“在埃及旁观了英国人的鲸吞后，又在中国目睹了俄国人和法国人大口地咀嚼”，深深感到“时不待我”，德国必须趁机参与到“鲸吞”或“大口地咀嚼”中国领土的争斗中去了。
提尔皮茨确定占领胶州湾午饭的时候我同他(提尔皮茨将军)聊了很久关于建立殖民地的迫切性。他很赞同埃多蒙多的观点，与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1896年7月31日)
将军(提尔皮茨)在烟台以南处找到了一个港湾，在他看来非常适合作为德国的海军基地。那里地面平坦，可以轻而易举地铺设一条铁轨，直接通往北京。据说在这条计划中的铁轨线路的两旁还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他(提尔皮茨)认为(国家的)前景一片黯淡，由于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我们会被无限膨胀的人口压得喘不过气来。(1896年8月5日)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元帅，享有德国海军之父的声誉。他一贯鼓吹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意义。德国历史学家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说，1896年5月，提尔皮茨被委任为东亚舰队司令以后，“比其所有前任都积极地谋求实现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海军据点的计划”。他认为：“一个德国据点可以使德意志帝国在中国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强权，……德国人在中国广泛的经济和民族文化活动，就可以对德意志帝国有所贡献，而德国自身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工商业国家’。”经过考察，并参照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的意见，提尔皮茨认定胶州湾就是德国在东亚的理想殖民据点。因此，当海靖偕夫人来华任职，途经烟台与正在山东沿海考察的提尔皮茨会面时，共同的使命让他们就建立殖民地的话题谈得非常投机。在德国“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人口“无限膨胀”、“前景一片黯淡”的情势下，提尔皮茨认为，占领胶州湾，把它建设成为德国在东亚工商业和军事的坚强据点，必定对德国未来的发展具有伟大意义。因此，与海靖夫妇会面一个月后，即9月5日，提尔皮茨就向德国海军司令部提供了一份有步骤地占领和建设胶州湾的系统方案：首先占领外围半岛，用东亚站的军舰驱逐中国军队，并尽可能地逐渐向内地扩展；进而补充驻防部队，修筑军事工事；开放该地为’自由港，修建港口和船坞；铺设通往济南的铁路；发展工商业等等。提尔皮茨冀图用这种“商业与强权”，“使德国在即将来临的种族和民族斗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提尔皮茨是德皇威廉二世倚重的海军将领，他考察完中国沿海港湾以后，1897年6月，就被提升为德意志帝国海军大臣了。此后德国占领和建设胶州湾的实践，基本上都与提尔皮茨所提方案相吻合。
海靖迫使中国屈从法国的要求
杰拉德(旧译施阿兰)先生要求把海南岛割让给法国作为补偿，同时允许法国在河南(云南?)省新建一条铁路。埃德蒙多给柏林发电报，希望法国人如今在中国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德国人最终也能够有勇气去实现。(1897年2月17日)
埃德蒙多从柏林得到答复，要求我们如果获悉法国人确实得到补偿，务必设法争取到舰队基地。
埃德蒙多现在准备尝试迫使中国人屈从杰拉德的要求，这样我们就能够放手行动，同时尽可能地同杰拉德达成谅解，避免他们给我们制造麻烦。(1897年2月20日)
1897年2月，法国外交部令其驻华公使杰拉德(施阿兰)与中国政府谈判，争取将海南岛割让给法国，作为迫使日本“还辽”事件的“补偿”。德国公使海靖得到这一信息后，便认为这是一根可以利用的“棍棒”，于是决定“迫使中国人屈从杰拉德的要求”。在法、德公使的胁迫下，清政府不得已，于是年3月5日，公开发表了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照会。法国虽然没有达到“割让”目的，但这却意味着海南岛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杰拉德说：“这是那些希望在这个时期确定他们势力范围的列强，迫使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个不割让声明。”由此开创了各国列强把中国领土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的恶例。
二、安治泰鼓动德国侵略山东
安治泰其人安治泰主教到我们公使馆做客。……(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巴伐利亚人。他身着铁色棉袍和青色长裤，外面裹了一件海蓝色的外衣，头上还梳着小辫子，我瞅着他感觉特别滑稽。(1896年11月4日)
安治泰(Jean Baptist Anzer，1818～1903)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1879年来华，先在香港和济南学习汉语，1882年到山东南部的兖州府、曹州府、沂州府和济宁直隶州等地传教。1885至1903年，任山东南界(鲁南)代牧区主教。这一带是孔夫子的故乡，士绅民众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历来深疾洋教，爆发的反教案件最多。安治泰为了缓和矛盾，便穿上中式服装，留起发辫，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以便于接近民众，宣传教义，发展教徒。然而，由于他“生硬鲁莽”，专横跋扈，常常僭越揽权，抑扬官府，俨然若清朝各级政府的太上皇。所以，不仅中国人都对他持批评态度，就是西方也有人对他描述说：“对总理衙门，他用的是盛气凌人的口吻；对地方官吏，他像上峰一般走进走出他们的衙门，把他不喜欢的官吏报告给上级官吏以至北京政府。”但就是这样一位主教，却经常借口“办理教 务甚为和平”，不断通过德国公使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获得了三品顶戴，次年获得二品顶戴，到1902年就成为头品顶戴了。这种公然伸手要官阶的行为，当然不会给中国人留下好印象。
安治泰积极鼓动侵占胶州湾从欧洲回到中国的安治泰主教今天来到公使馆做客。他积极评价了埃德蒙多对传教事务和对整个德意志帝国作出的贡献，令我们感到欣慰。当他得知迄今为止没有对埃德蒙多进行任何奖励时，顿时哑然无语，并将此归因于霍尔施泰因和巴兰德(前驻华公使)的影响。我同他在真正友好、轻松的氛围里进行了谈话，这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因为我的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消沉和郁闷。(1898年5月7日)
安治泰于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前回欧洲度假，11月1日教案发生时，他正在荷兰的斯泰尔。他4日得到电报，5日便赶到柏林极力鼓动德国侵占胶州湾。11月7日，他对德国外交副大臣罗登汉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17日，德皇威廉二世接见他，他又进一步对德皇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管代价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胶州，——在经济与工业方面，胶州有一个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胶州的占领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这件事。”安治泰完全脱下了披在他身上的“悲天悯人”的宗教外衣，赤裸裸地露出了他作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帮凶的面目。
巨野教案和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安治泰虽然不在中国，但他委托助手、副主教福若瑟赶到北京，在海靖已经对教案索赔六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一是又增加了对七名道、府、县地方官的惩处；二是又额外勒索了15万6千两白银，由官拨地，为圣言会增盖两座教堂，为传教士扩建七处两层住房(见前篇)。因为海靖对德国传教事务和侵占胶州湾作出了贡献，所以安治泰从欧洲回来后，特地到公使馆表示感谢和慰问，对海靖未获“任何奖励”表示同情，并乘机进一步离间海靖与其政府的关系。安治泰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教义，所以罗马教廷始终没有给他“封圣”。
安治泰请求德军入侵日照许景澄和张翼拜访了埃德蒙多，中国人看起来打算顺从我们的意愿。没曾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恰在此时从山东传来可怕的消息，安治泰主教请求军事保护，新的总督耶施克认为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绝对有必要。(1899年3月17日)
正当埃德蒙多·海靖为德国争取津镇铁路建筑权，与清政府谈判取得进展时，山东却传来了可怕的消息：安治泰要求军事保护，德国新任胶州总督耶施克决定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海靖夫妇为什么感到这消息“可怕”呢?因为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省为其势力范围后，公使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德国企业家争取尽量多的投资项目了，如果这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就可能使他费力争取的津镇铁路投资项目泡汤，这是他很不情愿的。不过，作为外交官，海靖还是支持了德国在山东的军事行动的。
安治泰“请求军事保护”的借口，是他的教会在鲁南遭到了攻击。1898年11月8日，安治泰刚把传教士薛田资调到日照县后街村，第二天就遭到了反教民众的架殴游街，使其受轻伤，并被押到陀儿山，囚禁在一座小庙中。日照县令闻讯后赶往弹压，对教士安慰保护，接回县城。接着该县与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举行谈判，双方议定：由后街村民众代修教堂房屋，仍请教士在教堂传教；教民所失衣物，令村民如数交出，短少之件，由该县计值赔偿；为首滋事之人，速拿严办。双方签订合同，将此案办结。但安治泰认为这个合同太“温和”了，是一种不能指望的和平，只能助长仇教分子的气焰。于是他迫使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员与他重新谈判，又签订了第二个合同，除承认前一个合同继续有效外，又以薛田资“受惊伤脑”，需要“终身”养身费为借口，格外勒索了2.5万两银子的赔款，并由官府在日照县城择地五六亩修建教堂一座，县官要率绅士赔礼等等。安治泰本想通过苛刻的教案赔偿，迫使地方官实行积极镇压的政策，把反教风潮平息下去，但结果适得其反。在大刀会的鼓动下，沂州府各县的反教活动更加广泛地发展了起来，从1898年底到次年初，仅仅几个月时间，圣言会的教民就被抢719家，被杀3人，伤2人，念经房被毁9处。于是安治泰强烈要求青岛德国当局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他鼓动说：“骚乱不仅起源于宗教上的狂热情绪，而且起源于爱国主义。”因为“黑会”的旗帜上大书“灭洋扶清”，他们之所以组织起来，就是为了驱除德人，为胶州的沦丧雪耻。因此，对于这种反德的暴乱，德国海军理应出面干涉。接着，他又派薛田资和另一名传教士到青岛去见耶施克，要求尽快派兵。耶施克与安治泰协商，决定占领日照县城。德国公使海靖则主张把保护中国教徒放在首位。他说：“随着我国在山东经济活动的开展，有必要在当地居民中造就一批‘追随者’，而基督教徒则是最好的苗子，……因此，对于针对他们的暴力行动及排斥他们的企图断难坐视。”就这样，德军于3月底入侵日照和兰山(今临沂市兰山区)，用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居民，先后枪杀3人、伤2人，并放火烧毁了兰山县韩家村的300多间房屋，使40户居民无家可归，各种损失近4万8千两。海靖利用德军入侵日照事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苛刻的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安治泰则又勒索了近7万8千两的教案赔款，德军入侵日照事件才告结束。
传教士的胃口增长很快
自从我们来到青岛以后，我才发觉离开中国变得越来越沉重，因为我们很清楚在这里所要肩负的任务。埃德蒙多却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传教士的胃口增长很快，迟早有一天在他们与政府之间会发生大的争执，所以他对能够脱身这场纷争感到高兴。(1899年4月14日)
海靖夫妇离开中国前，决定到他们奋力争来的殖民据点青岛看看。可是到了青岛后，伊丽莎白“才发觉离开中国变得越来越沉重”。为什么?海靖夫妇虽然对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很不满意，要求换换岗位，最好到日本去，可是德国外交部却把海靖派到了墨西哥任公使，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不管怎么说，19世纪末年的中国，是列强弱肉强食的角逐场，北京是德国驻外使馆中的重要岗位，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说不定还有建功扬名升迁的机会；而到墨西哥，就成了闲散职位，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但海靖却看到了另一面——“这里传教士的胃口增长很快”，他们动辄增加教案赔款，添建教堂，扩大惩处地方官，甚至要求军事保护等等，必然进一步激化矛盾，给德国在山东的铁路、矿务和商务开拓等造成麻烦，因而“迟早有一天在他们与政府之间会发生大的争执”。事实上，德国海军部已经有人对安治泰的教会提出了批评，认为“山东的骚乱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引起的，特别是中国教徒们惹是生非的行为引起的”。所以海靖“对能够脱身这场纷争感到高兴”。
三、德英争夺铁路利权
德国要求修建宁苏铁路这期间埃德蒙多草拟好了一封写给张之洞的信，向他游说德国关于出资修建南京至苏州铁路的提议。(1897年11月13日) 1897年10月28日至11月13日，海靖偕夫人到汉口视察新设立的德国租界，并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料，11月1日发生了“暴徒”向德国汽艇扔石子事件，海靖立即以此为口实，向张之洞提出了侮辱性的赔罪要求。德皇威廉二世也即刻命令德国外交部并海军部进行讨论，想利用这一事件作为侵占胶州湾的借口。只因接着又发生了巨野教案，扔石子事件遂以惩治罪犯并向德国人赔礼道歉得以了结。可是海靖离开武昌前，却给张之洞出了一道难题，要他帮助德国获得宁苏铁路建筑权，以便挤进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未费多少周章，英国就满足了德国人的愿望，答应由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联合兜揽沪宁铁路的投资、建筑和经营。英国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德国承认它已取得的津镇铁路建筑权，由此引发了英、德瓜分中国铁路利权的激烈竞争。
德国力争津镇铁路炎热的天气让埃德蒙多变得脾气非常暴躁。他没日没夜地忙着天津铁路，即津江铁路的筹建，德意志亚洲银行(旧称德华银行)希望能够由它来承建该项目。(1898年7月)
这里所说的“津江铁路”，即后来的津浦铁路，因初拟由天津通至镇江，故先称津镇或津江铁路。此路最初是刘铭传于1880年首先倡议的，因遭到顽固保守派的大力反对而搁浅。1896年，江苏补用道容闳又发起筹建该路，并于1898年2月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但德国提出抗议，谓“山东造路之权，为德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云”。容闳无奈，“遂拟以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
其实，容闳本无造路能力，他发起筹建津镇铁路，本来就是由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插手操纵的，这更进一步加强了德国争夺该路的决心。
德意志亚洲银行的电报
因为收到了德意志亚洲银行极力争取的天津津江铁路的电报，所以埃德蒙多不得不顶着可怕的炎热踏上了回北京的行程。(1898年8月28日)
正在北戴河避暑的海靖，为什么因德意志亚洲银行的一封电报，而急火火地赶回北京呢?因为英国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对津镇铁路的争夺已达白热化，它们都寻求本国政府和公使的支持，以确保自己财团的利益。但是两国政府互不相让，反而直接影响了财团的利益。最后英、德政府妥协，让资本财团自行讨论，以实现其商业目标。于是，德意志亚洲银行和汇丰银行重新开始瓜分中国铁路利权的谈判，于1898年9月2日在伦敦达成一项新协议。协议规定：长江流域及山西省为英国建筑铁路的利益范围，山东省及黄河流域为德国建筑铁路的利益范围。津镇铁路按德国独占山东铁路建筑权的原则分成三段：山东南界至镇江段由英国方面建筑、装备与经营，山东北界至天津段由德国方面建筑、装备与经营，山东省内一段由德国自造。
就会议记录记载，另外又同意：除非山东路线是在同时建筑，德国方面或英国方面俱不限于只在其指定范围内建造铁路。
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政府的存在，背地里任意签订宰割中国利权的协议，中国还有什么主权可言?
柏林又出难题关于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谈判原本很有希望得到签署，但柏林方面突然又出了意想不到的难题，向中国人提了一堆他们根本无法实现的要求。如果这项铁路合同能够顺利签署的话，休假也就离我们很近了。(1899年2月21日)
英、德金融财团达成分赃协议后，两国驻华公使分别照会总理衙门，共同要求该路承筑权。其间，清政府的一些大员们虽然提出过反对，总理衙门也进行了一些拖延，但德、英两国不断施加压力，特别是德国公使海靖，更是不择手段。他向总理衙门声称：“德商请办津镇路，出自国家之意，如果不允，中德交谊就此终止。”清政府只得派许景澄和张翼为该路督办和帮办大臣，与英、德银行代表谈判借款事宜。在谈判中，德方坚持该路山东境内一段归德国自造。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津镇路中段，即《胶澳租界条约》规定的“胶沂济旧线”，理应由德国筑造经营。这样，津镇铁路就将南北分隔，“窒碍甚多”，所以中方坚持该路山东段，亦归中国借款筑造，不能由德国自造。与海靖辩论多次，驻德公使吕海寰也同德国外交部反复交涉，德国坚执不允，中方遂终止了谈判。身体有病急于完成谈判任务休假的海靖，只得常到总理衙门去催促，甚至发出了要“设法帮助皇帝重新夺回他的权力”的狠话，对慈禧进行恐吓。然而这一招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引起了慈禧的反感。直到1899年3月，德国才不得不答应将该路经过山东一段“并归中国借款订办”，并利用德军入侵日照事件，迫使清政府于5月18日签订了借款的草合同，议定向德意志亚洲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及中英公司借款700万英镑，以山东峄县韩庄为界，分为南北两段，由英、德两国分别筑造并代为经理。因为该草合同中国路权损失太重，后又经过数次反复周折，最终于1908年1月签订正式合同并破土动工，1912年建成通车。
1896年8月至1899年5月，海靖任驻华公使期间，为德国侵占胶州湾和确定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路矿利权、为传教士争赔款争特权等等方面，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可能因最初受其反英亲俄立场所限，在某些问题上与其国内主权者有一定分歧，所以海靖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他们夫妇俩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特别当他们得知占领胶州湾的海军将领，甚至驻上海的总领事都得到了皇冠勋章后，更是郁闷至极。对此，连李鸿章也不能理解。1898年5月23日，他曾直接向访问北京的海因里希亲王提出：“为什么像海靖这样为他的国家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的人，却得不到任何表彰?”海因里希只含糊地回答：“在德国，人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奖赏而为国家效力的。”海靖夫妇却因此感到十分丢脸，抬不起头来，最后竟然由北京的重要岗位被贬到了墨西哥，这更使他们郁闷到了极点!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耍尽威风，为德国侵略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最后竟得如此下场!这是我们在阅读《日记》前所不曾知道的。
一、德国抢占殖民地的迫切性
必须在中国抢占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在巨大的中国宝盆里抢占一席之地，而俄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先行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在我看来，狼吞虎咽的民族总比拜伦笔下细细咀嚼的贵夫人在风采上要逊色得多。可是当我们在埃及旁观了英国人的鲸吞后，又在中国目睹了俄国人和法国人大口地咀嚼，我想是时候应当让我们也参与到其中了。(1897年2月25日)
这是伊丽莎白写给她的好友、时任德国驻丹麦公使基德伦的信里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当时德国人急于在中国抢占殖民地的愿望。当然，伊丽莎白也意识到，抢夺中国领土，德国是处于劣势的，因为“俄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先行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从19世纪中叶起，俄国从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割去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继而把势力伸展到了满洲和长城内外；法国则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占领了越南，并把势力伸展到广东、广西和云南诸省。这样，俄、法两国就近扩展，在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方面，占得了优势和先机，这使后起的德国分外眼红。特别是海靖任驻开罗总领事期间，他们“在埃及旁观了英国人的鲸吞后，又在中国目睹了俄国人和法国人大口地咀嚼”，深深感到“时不待我”，德国必须趁机参与到“鲸吞”或“大口地咀嚼”中国领土的争斗中去了。
提尔皮茨确定占领胶州湾午饭的时候我同他(提尔皮茨将军)聊了很久关于建立殖民地的迫切性。他很赞同埃多蒙多的观点，与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1896年7月31日)
将军(提尔皮茨)在烟台以南处找到了一个港湾，在他看来非常适合作为德国的海军基地。那里地面平坦，可以轻而易举地铺设一条铁轨，直接通往北京。据说在这条计划中的铁轨线路的两旁还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他(提尔皮茨)认为(国家的)前景一片黯淡，由于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我们会被无限膨胀的人口压得喘不过气来。(1896年8月5日)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元帅，享有德国海军之父的声誉。他一贯鼓吹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意义。德国历史学家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说，1896年5月，提尔皮茨被委任为东亚舰队司令以后，“比其所有前任都积极地谋求实现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海军据点的计划”。他认为：“一个德国据点可以使德意志帝国在中国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强权，……德国人在中国广泛的经济和民族文化活动，就可以对德意志帝国有所贡献，而德国自身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工商业国家’。”经过考察，并参照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的意见，提尔皮茨认定胶州湾就是德国在东亚的理想殖民据点。因此，当海靖偕夫人来华任职，途经烟台与正在山东沿海考察的提尔皮茨会面时，共同的使命让他们就建立殖民地的话题谈得非常投机。在德国“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人口“无限膨胀”、“前景一片黯淡”的情势下，提尔皮茨认为，占领胶州湾，把它建设成为德国在东亚工商业和军事的坚强据点，必定对德国未来的发展具有伟大意义。因此，与海靖夫妇会面一个月后，即9月5日，提尔皮茨就向德国海军司令部提供了一份有步骤地占领和建设胶州湾的系统方案：首先占领外围半岛，用东亚站的军舰驱逐中国军队，并尽可能地逐渐向内地扩展；进而补充驻防部队，修筑军事工事；开放该地为’自由港，修建港口和船坞；铺设通往济南的铁路；发展工商业等等。提尔皮茨冀图用这种“商业与强权”，“使德国在即将来临的种族和民族斗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提尔皮茨是德皇威廉二世倚重的海军将领，他考察完中国沿海港湾以后，1897年6月，就被提升为德意志帝国海军大臣了。此后德国占领和建设胶州湾的实践，基本上都与提尔皮茨所提方案相吻合。
海靖迫使中国屈从法国的要求
杰拉德(旧译施阿兰)先生要求把海南岛割让给法国作为补偿，同时允许法国在河南(云南?)省新建一条铁路。埃德蒙多给柏林发电报，希望法国人如今在中国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德国人最终也能够有勇气去实现。(1897年2月17日)
埃德蒙多从柏林得到答复，要求我们如果获悉法国人确实得到补偿，务必设法争取到舰队基地。
埃德蒙多现在准备尝试迫使中国人屈从杰拉德的要求，这样我们就能够放手行动，同时尽可能地同杰拉德达成谅解，避免他们给我们制造麻烦。(1897年2月20日)
1897年2月，法国外交部令其驻华公使杰拉德(施阿兰)与中国政府谈判，争取将海南岛割让给法国，作为迫使日本“还辽”事件的“补偿”。德国公使海靖得到这一信息后，便认为这是一根可以利用的“棍棒”，于是决定“迫使中国人屈从杰拉德的要求”。在法、德公使的胁迫下，清政府不得已，于是年3月5日，公开发表了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照会。法国虽然没有达到“割让”目的，但这却意味着海南岛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杰拉德说：“这是那些希望在这个时期确定他们势力范围的列强，迫使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个不割让声明。”由此开创了各国列强把中国领土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的恶例。
二、安治泰鼓动德国侵略山东
安治泰其人安治泰主教到我们公使馆做客。……(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巴伐利亚人。他身着铁色棉袍和青色长裤，外面裹了一件海蓝色的外衣，头上还梳着小辫子，我瞅着他感觉特别滑稽。(1896年11月4日)
安治泰(Jean Baptist Anzer，1818～1903)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1879年来华，先在香港和济南学习汉语，1882年到山东南部的兖州府、曹州府、沂州府和济宁直隶州等地传教。1885至1903年，任山东南界(鲁南)代牧区主教。这一带是孔夫子的故乡，士绅民众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历来深疾洋教，爆发的反教案件最多。安治泰为了缓和矛盾，便穿上中式服装，留起发辫，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以便于接近民众，宣传教义，发展教徒。然而，由于他“生硬鲁莽”，专横跋扈，常常僭越揽权，抑扬官府，俨然若清朝各级政府的太上皇。所以，不仅中国人都对他持批评态度，就是西方也有人对他描述说：“对总理衙门，他用的是盛气凌人的口吻；对地方官吏，他像上峰一般走进走出他们的衙门，把他不喜欢的官吏报告给上级官吏以至北京政府。”但就是这样一位主教，却经常借口“办理教 务甚为和平”，不断通过德国公使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获得了三品顶戴，次年获得二品顶戴，到1902年就成为头品顶戴了。这种公然伸手要官阶的行为，当然不会给中国人留下好印象。
安治泰积极鼓动侵占胶州湾从欧洲回到中国的安治泰主教今天来到公使馆做客。他积极评价了埃德蒙多对传教事务和对整个德意志帝国作出的贡献，令我们感到欣慰。当他得知迄今为止没有对埃德蒙多进行任何奖励时，顿时哑然无语，并将此归因于霍尔施泰因和巴兰德(前驻华公使)的影响。我同他在真正友好、轻松的氛围里进行了谈话，这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因为我的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消沉和郁闷。(1898年5月7日)
安治泰于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前回欧洲度假，11月1日教案发生时，他正在荷兰的斯泰尔。他4日得到电报，5日便赶到柏林极力鼓动德国侵占胶州湾。11月7日，他对德国外交副大臣罗登汉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17日，德皇威廉二世接见他，他又进一步对德皇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管代价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胶州，——在经济与工业方面，胶州有一个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胶州的占领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这件事。”安治泰完全脱下了披在他身上的“悲天悯人”的宗教外衣，赤裸裸地露出了他作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帮凶的面目。
巨野教案和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安治泰虽然不在中国，但他委托助手、副主教福若瑟赶到北京，在海靖已经对教案索赔六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一是又增加了对七名道、府、县地方官的惩处；二是又额外勒索了15万6千两白银，由官拨地，为圣言会增盖两座教堂，为传教士扩建七处两层住房(见前篇)。因为海靖对德国传教事务和侵占胶州湾作出了贡献，所以安治泰从欧洲回来后，特地到公使馆表示感谢和慰问，对海靖未获“任何奖励”表示同情，并乘机进一步离间海靖与其政府的关系。安治泰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教义，所以罗马教廷始终没有给他“封圣”。
安治泰请求德军入侵日照许景澄和张翼拜访了埃德蒙多，中国人看起来打算顺从我们的意愿。没曾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恰在此时从山东传来可怕的消息，安治泰主教请求军事保护，新的总督耶施克认为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绝对有必要。(1899年3月17日)
正当埃德蒙多·海靖为德国争取津镇铁路建筑权，与清政府谈判取得进展时，山东却传来了可怕的消息：安治泰要求军事保护，德国新任胶州总督耶施克决定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海靖夫妇为什么感到这消息“可怕”呢?因为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省为其势力范围后，公使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德国企业家争取尽量多的投资项目了，如果这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就可能使他费力争取的津镇铁路投资项目泡汤，这是他很不情愿的。不过，作为外交官，海靖还是支持了德国在山东的军事行动的。
安治泰“请求军事保护”的借口，是他的教会在鲁南遭到了攻击。1898年11月8日，安治泰刚把传教士薛田资调到日照县后街村，第二天就遭到了反教民众的架殴游街，使其受轻伤，并被押到陀儿山，囚禁在一座小庙中。日照县令闻讯后赶往弹压，对教士安慰保护，接回县城。接着该县与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举行谈判，双方议定：由后街村民众代修教堂房屋，仍请教士在教堂传教；教民所失衣物，令村民如数交出，短少之件，由该县计值赔偿；为首滋事之人，速拿严办。双方签订合同，将此案办结。但安治泰认为这个合同太“温和”了，是一种不能指望的和平，只能助长仇教分子的气焰。于是他迫使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员与他重新谈判，又签订了第二个合同，除承认前一个合同继续有效外，又以薛田资“受惊伤脑”，需要“终身”养身费为借口，格外勒索了2.5万两银子的赔款，并由官府在日照县城择地五六亩修建教堂一座，县官要率绅士赔礼等等。安治泰本想通过苛刻的教案赔偿，迫使地方官实行积极镇压的政策，把反教风潮平息下去，但结果适得其反。在大刀会的鼓动下，沂州府各县的反教活动更加广泛地发展了起来，从1898年底到次年初，仅仅几个月时间，圣言会的教民就被抢719家，被杀3人，伤2人，念经房被毁9处。于是安治泰强烈要求青岛德国当局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他鼓动说：“骚乱不仅起源于宗教上的狂热情绪，而且起源于爱国主义。”因为“黑会”的旗帜上大书“灭洋扶清”，他们之所以组织起来，就是为了驱除德人，为胶州的沦丧雪耻。因此，对于这种反德的暴乱，德国海军理应出面干涉。接着，他又派薛田资和另一名传教士到青岛去见耶施克，要求尽快派兵。耶施克与安治泰协商，决定占领日照县城。德国公使海靖则主张把保护中国教徒放在首位。他说：“随着我国在山东经济活动的开展，有必要在当地居民中造就一批‘追随者’，而基督教徒则是最好的苗子，……因此，对于针对他们的暴力行动及排斥他们的企图断难坐视。”就这样，德军于3月底入侵日照和兰山(今临沂市兰山区)，用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居民，先后枪杀3人、伤2人，并放火烧毁了兰山县韩家村的300多间房屋，使40户居民无家可归，各种损失近4万8千两。海靖利用德军入侵日照事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苛刻的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安治泰则又勒索了近7万8千两的教案赔款，德军入侵日照事件才告结束。
传教士的胃口增长很快
自从我们来到青岛以后，我才发觉离开中国变得越来越沉重，因为我们很清楚在这里所要肩负的任务。埃德蒙多却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传教士的胃口增长很快，迟早有一天在他们与政府之间会发生大的争执，所以他对能够脱身这场纷争感到高兴。(1899年4月14日)
海靖夫妇离开中国前，决定到他们奋力争来的殖民据点青岛看看。可是到了青岛后，伊丽莎白“才发觉离开中国变得越来越沉重”。为什么?海靖夫妇虽然对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很不满意，要求换换岗位，最好到日本去，可是德国外交部却把海靖派到了墨西哥任公使，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不管怎么说，19世纪末年的中国，是列强弱肉强食的角逐场，北京是德国驻外使馆中的重要岗位，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说不定还有建功扬名升迁的机会；而到墨西哥，就成了闲散职位，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但海靖却看到了另一面——“这里传教士的胃口增长很快”，他们动辄增加教案赔款，添建教堂，扩大惩处地方官，甚至要求军事保护等等，必然进一步激化矛盾，给德国在山东的铁路、矿务和商务开拓等造成麻烦，因而“迟早有一天在他们与政府之间会发生大的争执”。事实上，德国海军部已经有人对安治泰的教会提出了批评，认为“山东的骚乱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引起的，特别是中国教徒们惹是生非的行为引起的”。所以海靖“对能够脱身这场纷争感到高兴”。
三、德英争夺铁路利权
德国要求修建宁苏铁路这期间埃德蒙多草拟好了一封写给张之洞的信，向他游说德国关于出资修建南京至苏州铁路的提议。(1897年11月13日) 1897年10月28日至11月13日，海靖偕夫人到汉口视察新设立的德国租界，并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料，11月1日发生了“暴徒”向德国汽艇扔石子事件，海靖立即以此为口实，向张之洞提出了侮辱性的赔罪要求。德皇威廉二世也即刻命令德国外交部并海军部进行讨论，想利用这一事件作为侵占胶州湾的借口。只因接着又发生了巨野教案，扔石子事件遂以惩治罪犯并向德国人赔礼道歉得以了结。可是海靖离开武昌前，却给张之洞出了一道难题，要他帮助德国获得宁苏铁路建筑权，以便挤进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未费多少周章，英国就满足了德国人的愿望，答应由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联合兜揽沪宁铁路的投资、建筑和经营。英国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德国承认它已取得的津镇铁路建筑权，由此引发了英、德瓜分中国铁路利权的激烈竞争。
德国力争津镇铁路炎热的天气让埃德蒙多变得脾气非常暴躁。他没日没夜地忙着天津铁路，即津江铁路的筹建，德意志亚洲银行(旧称德华银行)希望能够由它来承建该项目。(1898年7月)
这里所说的“津江铁路”，即后来的津浦铁路，因初拟由天津通至镇江，故先称津镇或津江铁路。此路最初是刘铭传于1880年首先倡议的，因遭到顽固保守派的大力反对而搁浅。1896年，江苏补用道容闳又发起筹建该路，并于1898年2月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但德国提出抗议，谓“山东造路之权，为德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云”。容闳无奈，“遂拟以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
其实，容闳本无造路能力，他发起筹建津镇铁路，本来就是由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插手操纵的，这更进一步加强了德国争夺该路的决心。
德意志亚洲银行的电报
因为收到了德意志亚洲银行极力争取的天津津江铁路的电报，所以埃德蒙多不得不顶着可怕的炎热踏上了回北京的行程。(1898年8月28日)
正在北戴河避暑的海靖，为什么因德意志亚洲银行的一封电报，而急火火地赶回北京呢?因为英国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对津镇铁路的争夺已达白热化，它们都寻求本国政府和公使的支持，以确保自己财团的利益。但是两国政府互不相让，反而直接影响了财团的利益。最后英、德政府妥协，让资本财团自行讨论，以实现其商业目标。于是，德意志亚洲银行和汇丰银行重新开始瓜分中国铁路利权的谈判，于1898年9月2日在伦敦达成一项新协议。协议规定：长江流域及山西省为英国建筑铁路的利益范围，山东省及黄河流域为德国建筑铁路的利益范围。津镇铁路按德国独占山东铁路建筑权的原则分成三段：山东南界至镇江段由英国方面建筑、装备与经营，山东北界至天津段由德国方面建筑、装备与经营，山东省内一段由德国自造。
就会议记录记载，另外又同意：除非山东路线是在同时建筑，德国方面或英国方面俱不限于只在其指定范围内建造铁路。
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政府的存在，背地里任意签订宰割中国利权的协议，中国还有什么主权可言?
柏林又出难题关于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谈判原本很有希望得到签署，但柏林方面突然又出了意想不到的难题，向中国人提了一堆他们根本无法实现的要求。如果这项铁路合同能够顺利签署的话，休假也就离我们很近了。(1899年2月21日)
英、德金融财团达成分赃协议后，两国驻华公使分别照会总理衙门，共同要求该路承筑权。其间，清政府的一些大员们虽然提出过反对，总理衙门也进行了一些拖延，但德、英两国不断施加压力，特别是德国公使海靖，更是不择手段。他向总理衙门声称：“德商请办津镇路，出自国家之意，如果不允，中德交谊就此终止。”清政府只得派许景澄和张翼为该路督办和帮办大臣，与英、德银行代表谈判借款事宜。在谈判中，德方坚持该路山东境内一段归德国自造。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津镇路中段，即《胶澳租界条约》规定的“胶沂济旧线”，理应由德国筑造经营。这样，津镇铁路就将南北分隔，“窒碍甚多”，所以中方坚持该路山东段，亦归中国借款筑造，不能由德国自造。与海靖辩论多次，驻德公使吕海寰也同德国外交部反复交涉，德国坚执不允，中方遂终止了谈判。身体有病急于完成谈判任务休假的海靖，只得常到总理衙门去催促，甚至发出了要“设法帮助皇帝重新夺回他的权力”的狠话，对慈禧进行恐吓。然而这一招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引起了慈禧的反感。直到1899年3月，德国才不得不答应将该路经过山东一段“并归中国借款订办”，并利用德军入侵日照事件，迫使清政府于5月18日签订了借款的草合同，议定向德意志亚洲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及中英公司借款700万英镑，以山东峄县韩庄为界，分为南北两段，由英、德两国分别筑造并代为经理。因为该草合同中国路权损失太重，后又经过数次反复周折，最终于1908年1月签订正式合同并破土动工，1912年建成通车。
1896年8月至1899年5月，海靖任驻华公使期间，为德国侵占胶州湾和确定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路矿利权、为传教士争赔款争特权等等方面，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可能因最初受其反英亲俄立场所限，在某些问题上与其国内主权者有一定分歧，所以海靖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他们夫妇俩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特别当他们得知占领胶州湾的海军将领，甚至驻上海的总领事都得到了皇冠勋章后，更是郁闷至极。对此，连李鸿章也不能理解。1898年5月23日，他曾直接向访问北京的海因里希亲王提出：“为什么像海靖这样为他的国家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的人，却得不到任何表彰?”海因里希只含糊地回答：“在德国，人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奖赏而为国家效力的。”海靖夫妇却因此感到十分丢脸，抬不起头来，最后竟然由北京的重要岗位被贬到了墨西哥，这更使他们郁闷到了极点!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耍尽威风，为德国侵略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最后竟得如此下场!这是我们在阅读《日记》前所不曾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