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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当数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甚至激化，究其深层原因，与党的执政方式未能充分适应与时俱进的要求有关。必须从把握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着眼，探索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
[关键词] 人民内部矛盾； 执政规律； 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 D0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3-0011-03
一、问题的提出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1]近年来，从全国群众信访态势看，各省市群众集体上访数量急剧攀升，集访规模越来越大，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处理难度不断增加，上访行为激烈，突发事件明显增多，组织化、政治化倾向有所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局部地区不稳定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从今后发展趋势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和调整还将继续，力度还会加大，由此发生群体性矛盾的几率不会减少。以上海为例，90年代初期以来，群众来信来访量急剧上升，呈现出频率高、批量大、突发性强、涉及面广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委、市政府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1993年为43792件（次），2002年为97033件（次），平均每年递增7.76%%。其中，群众集体上访1993年为376批，2002年达2108批，增加5.6倍，平均每个工作日要接待集体上访8.33批，191.64人次。近年来群众信访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最为突出的动迁安置问题，占总数的20.1%；企业改制分流过程中的补偿问题，占总数的12.5%；农村征使用土地方面的资产分配问题，占总数的7.5%；购房、合同、医患等各类纠纷，占总数的9.6%；还有就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占总数的3.2%。
实事求是地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具有这样一些新特点：
1.矛盾产生以致激化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或多或少与党和政府某些部门工作人员的失察、失误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这里既有历史遗留下来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既有利益冲突的原因，也有观念碰撞的原因；既有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原有政策与现实情况相脱节的原因，也有政策执行过程中具体操作不规范或不合理的原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但按政策一时难以解决的原因，也有群众对政策产生误解、曲解从而期望过高、要求过于苛刻的原因。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80%左右的信访情况表明：群众是有相当道理或有一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2.矛盾的表现程度趋于激化，对抗性增强。与以往上访群众情绪较为温和，方式多为找有关部门对话、静坐等情况不同，现在群众情绪往往容易失控。不少集访群众背后被人利用、操纵和指使，有的还利用现代通讯手段与国外新闻机构联系或通过互联网传播失实消息。
3.矛盾的对立面，由以往大多是人民内部各阶层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正在向某些社会群体直接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演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异加剧，不同利益关系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最令人不安的是，目前实际处在与党和政府之间较为对立位置的矛盾主体，相当部分是人民内部的弱势群体。他们其实也是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困难群体。这部分人包括低收入和收入水平下降的人、下岗失业的人、征田失地的人。这批人日益增长的不满不仅源于经济收入的绝对下降，还源于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特别是其合法权益未得到尊重或保护。这类群体本来是我国现行体制的社会基础，而现在恰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分析、解决当前突出矛盾的新视角，探索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二、深层原因：执政方式未能充分适应与时俱进的要求
目前相当数量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甚至激化，有其客观原因和群众的原因，但有一点不能忽视，作为执政党，我们尽管具有成熟的、完备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执政理论建设方面却显得准备不足。
所谓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明显和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主张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奉行“斗争哲学”，采取暴力革命、武装对抗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和维系政权；后者的权力来源则建立在民意和法理基础上，赞成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重视协调、对话、妥协，来平衡全社会各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对于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总是全力化解、调和，坚持以合法、和平的方式巩固执政地位。
应该说，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种执政角色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一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基于新的时代形势(包括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和我国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变化)，目前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在某些方面还未完全适应上述转变，客观上也会引发或加剧部分社会矛盾(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
第一，领导格局上越位：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执政者包揽过多。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管理领域，尽管已经处于体制转型期，党和政府包揽一切的后遗症仍比较突出。从现在大多数发生在基层的群体性事件上可以看出，一方面群众求助于政府，另一方面又往往把产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责任一概归咎于政府，一旦问题解决不好，就对政府不满。
本来许多问题的起因和解决的主要责任并不一定都在政府。如动迁户对商业动迁单位安置方案不满、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其中有些是国有企业，也有不少是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交通事故、股民炒股赔钱、个人买保险受误导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属于企业行为，有的属民间纠纷，有的则是个人理财不慎，却都来找政府，个别的还长期纠缠，甚至上京闹访。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就是由于过去党和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事，发生矛盾往往只靠行政的单一手段，寻求解决，以致长期形成一种社会习惯和心理依赖，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找党和政府，执政者总是被限制在冲突的一方，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
第二，治理方式上不到位：法治化水平尚低，主要依靠政策手段，而且公务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对经济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而政府又主要依赖政策工具进行。加之计划经济传统影响也有着依赖单位行政体制的传统，习惯于按政策办事，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政策、轻法律或者以政策代法律的现象。特别是处理一些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时，由于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工作态度、理解差异，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随意性很大，搞变通、搞特例、搞“土政策”，引发群众不满。
目前法制建设不够健全，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相对滞后，某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即使已订立的法规还存在质量不高甚至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况。一些新发生的事件处理起来无法可依，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无法找到法律作为解决依据。有一些问题，即使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在矛盾发生或激化时也往往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冲突。至于实际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司法不公、执行难等问题，更是人们对诉诸法律解决矛盾信心不足的原因。当法律一旦不能成为人们信赖的解决矛盾的工具时，群众就必然会习惯性地找政府解决。因此人们不选择打官司而选择上访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决策机制上缺位：偏重个人经验，科学民主程序不够完善。一些决策机关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不注意按规(法)定程序进行决策，政务透明度不高。制定政策时部门化、利益化倾向突出，“政出多门”而相互冲突。对群众的意愿、要求、呼声作为第一信号重视不够。
有些政策过于原则，针对性不强，缺乏可操作性；有的政策规定前后不尽一致，差异明显，缺乏衔接配套；一些部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没有及时做合适的调整等。一些改革政策出台后，必要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解疑释惑不够，也会引发群众的误解。
第四，干群关系上错位：有些干部有“为民做主”意识，缺为人民服务精神，少数干部敷衍塞责甚至为政不廉，群众影响恶劣。一些干部的群众观念淡化，官僚主义严重，作风浮夸，忽视群众的实际困难，伤害了群众的感情。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群众正常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使群众投诉无门，本应在基层得到解决的一些合理要求，因种种原由长期得不到解决和重视，结果导致群众强化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
另外，对一些领导干部自身行为规范和约束不够，少数人为政不廉、以权谋私甚至贪赃枉法，使群众的正当权益受损引起公愤，最容易造成群众心理失衡，产生对立不满情绪引起社会冲突。对腐败问题的深恶痛绝，是很多人民内部矛盾转而对党和政府不信任，采取激烈对抗形式的基本原因。
总之，伴随改革和发展出现的各类社会稳定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把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已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考验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课题。
三、化解思路：认识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我们有必要从把握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沉着冷静地应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兴国与执政为民的内在统一，兼顾效率和公开目标，确保经济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高应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执政能力：
(一)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社会矛盾现状、性质和形势的能力。
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现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还是以上海为例，总体上看，目前上海社会相对还比较稳定，各类矛盾基本处于可控制状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深化和发展的加快，新问题、新矛盾还会不断产生。今天上海市民的基本稳定取向，源于他们从过去10多年所获得的可观收益，以及他们对这种收益还能有所增长的预期。近年来上海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显著成就，奠定了估量和判断上海形势的基础。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某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这并没有改变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质。矛盾形式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两对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矛盾的激烈程度上说的，后者是从性质上说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但是，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产生一些对抗性因素，使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互相交叉、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对抗性矛盾。因为，这种不满的性质，不是人们穷得无法活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那种不满，而恰恰是在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之后的不满。这是一种对改革引发出来的新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的不满，一种对新的社会生产力正有机会产生出来，但却无法找到新的制度构架来加以容纳的不满。这是我们分析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状况时必须坚持的一个总的认识和判断。
（二)善于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和疑难矛盾的能力。
首先需要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预警系统，切实做到情况明了、方法得当。同时，要善于协调处理不同群体之间及群体内部的利益关系，建立科学有效的防范工作机制，努力把矛盾、问题限制和解决在基层或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 仅仅防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是不够的。降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成本的方法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减少矛盾发生的可能性，重点是关注可能触发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条件，建立和创造各种群众情绪释放机制和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降低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概率。第二种方法，即想方设法在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发生甚至激化的情况下，尽量缓解减小其破坏程度，消除和减少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的损害。
(三)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这是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三者有机辩证的统一，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特点。
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不能靠人治，我们要进一步把防止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逐步纳入法治轨道。国际经验表明，高素质的政府法律服务人员不仅可以帮助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效率，而且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依靠法治化解社会矛盾，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努力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要引导人民群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社会矛盾。消除“宁访人不访法”的落后观念，减少动辄找政府的不正常和不规范情况，从而减少和避免人为因素留下后遗症。要抓紧制定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法规，以利政府在必要时，可依法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四)善于辩证地看待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通过制度创新的办法，不断提高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矛盾的能力。
任何发展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但要注意把握代价的“度”以及人们对代价的承受能力。在总体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
要重视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成本。制度创新可能会增加经济的运营成本(资源投入)，暂时还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但是经验表明，这是发展必经之途。当前必须抓紧建立和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用市场经济手段逐步建立起社会安全网。
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基础和主要途径。
(五)善于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不断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创造性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党的领导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的政治优势，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随着社会多样化的发展，社会成员日益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许多社会领域和社会成员不可能纳入原来的单位管理和行政管理。这就需要创新组织结构，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把各种社会成员整合在政府可调控的社会组织范围内，同时还要创新管理方式，建立一种新型社会化整合机制。社会治理一般可以分为政府调控和社会自治两个层面内容，目前的政府调控和社会自治都显得不足，同时两者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各级党委要总揽全局，依法探索合理界定政府活动范围，通过培育市民社会，加强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依法自治。
社会化组织程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政府权力向公民社会转移是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最为艰难的问题，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环节。原政府部门中属于社会的权力应尽快赋予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通过政策法规引导，使之真正担负起行业管理的职能。使社会“私域”里的事情，例如，对灾难、贫困、疾病等问题的多渠道社会捐助和救助，可以由社会群众性组织按照自身发展起来的契约法则去办，促进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维护社会稳定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党的各级领导，要真正做到“通晓执政之道，善谋稳定之策”是极其不容易的，我们必须按着“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学习、努力实践。
注 释
[1]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本文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 许冬梅
[关键词] 人民内部矛盾； 执政规律； 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 D0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3-0011-03
一、问题的提出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1]近年来，从全国群众信访态势看，各省市群众集体上访数量急剧攀升，集访规模越来越大，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处理难度不断增加，上访行为激烈，突发事件明显增多，组织化、政治化倾向有所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局部地区不稳定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从今后发展趋势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和调整还将继续，力度还会加大，由此发生群体性矛盾的几率不会减少。以上海为例，90年代初期以来，群众来信来访量急剧上升，呈现出频率高、批量大、突发性强、涉及面广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委、市政府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1993年为43792件（次），2002年为97033件（次），平均每年递增7.76%%。其中，群众集体上访1993年为376批，2002年达2108批，增加5.6倍，平均每个工作日要接待集体上访8.33批，191.64人次。近年来群众信访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最为突出的动迁安置问题，占总数的20.1%；企业改制分流过程中的补偿问题，占总数的12.5%；农村征使用土地方面的资产分配问题，占总数的7.5%；购房、合同、医患等各类纠纷，占总数的9.6%；还有就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占总数的3.2%。
实事求是地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具有这样一些新特点：
1.矛盾产生以致激化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或多或少与党和政府某些部门工作人员的失察、失误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这里既有历史遗留下来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既有利益冲突的原因，也有观念碰撞的原因；既有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原有政策与现实情况相脱节的原因，也有政策执行过程中具体操作不规范或不合理的原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但按政策一时难以解决的原因，也有群众对政策产生误解、曲解从而期望过高、要求过于苛刻的原因。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80%左右的信访情况表明：群众是有相当道理或有一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2.矛盾的表现程度趋于激化，对抗性增强。与以往上访群众情绪较为温和，方式多为找有关部门对话、静坐等情况不同，现在群众情绪往往容易失控。不少集访群众背后被人利用、操纵和指使，有的还利用现代通讯手段与国外新闻机构联系或通过互联网传播失实消息。
3.矛盾的对立面，由以往大多是人民内部各阶层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正在向某些社会群体直接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演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异加剧，不同利益关系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最令人不安的是，目前实际处在与党和政府之间较为对立位置的矛盾主体，相当部分是人民内部的弱势群体。他们其实也是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困难群体。这部分人包括低收入和收入水平下降的人、下岗失业的人、征田失地的人。这批人日益增长的不满不仅源于经济收入的绝对下降，还源于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特别是其合法权益未得到尊重或保护。这类群体本来是我国现行体制的社会基础，而现在恰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分析、解决当前突出矛盾的新视角，探索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二、深层原因：执政方式未能充分适应与时俱进的要求
目前相当数量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甚至激化，有其客观原因和群众的原因，但有一点不能忽视，作为执政党，我们尽管具有成熟的、完备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执政理论建设方面却显得准备不足。
所谓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明显和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主张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奉行“斗争哲学”，采取暴力革命、武装对抗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和维系政权；后者的权力来源则建立在民意和法理基础上，赞成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重视协调、对话、妥协，来平衡全社会各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对于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总是全力化解、调和，坚持以合法、和平的方式巩固执政地位。
应该说，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种执政角色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一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基于新的时代形势(包括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和我国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变化)，目前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在某些方面还未完全适应上述转变，客观上也会引发或加剧部分社会矛盾(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
第一，领导格局上越位：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执政者包揽过多。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管理领域，尽管已经处于体制转型期，党和政府包揽一切的后遗症仍比较突出。从现在大多数发生在基层的群体性事件上可以看出，一方面群众求助于政府，另一方面又往往把产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责任一概归咎于政府，一旦问题解决不好，就对政府不满。
本来许多问题的起因和解决的主要责任并不一定都在政府。如动迁户对商业动迁单位安置方案不满、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其中有些是国有企业，也有不少是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交通事故、股民炒股赔钱、个人买保险受误导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属于企业行为，有的属民间纠纷，有的则是个人理财不慎，却都来找政府，个别的还长期纠缠，甚至上京闹访。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就是由于过去党和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事，发生矛盾往往只靠行政的单一手段，寻求解决，以致长期形成一种社会习惯和心理依赖，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找党和政府，执政者总是被限制在冲突的一方，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
第二，治理方式上不到位：法治化水平尚低，主要依靠政策手段，而且公务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对经济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而政府又主要依赖政策工具进行。加之计划经济传统影响也有着依赖单位行政体制的传统，习惯于按政策办事，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政策、轻法律或者以政策代法律的现象。特别是处理一些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时，由于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工作态度、理解差异，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随意性很大，搞变通、搞特例、搞“土政策”，引发群众不满。
目前法制建设不够健全，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相对滞后，某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即使已订立的法规还存在质量不高甚至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况。一些新发生的事件处理起来无法可依，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无法找到法律作为解决依据。有一些问题，即使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在矛盾发生或激化时也往往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冲突。至于实际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司法不公、执行难等问题，更是人们对诉诸法律解决矛盾信心不足的原因。当法律一旦不能成为人们信赖的解决矛盾的工具时，群众就必然会习惯性地找政府解决。因此人们不选择打官司而选择上访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决策机制上缺位：偏重个人经验，科学民主程序不够完善。一些决策机关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不注意按规(法)定程序进行决策，政务透明度不高。制定政策时部门化、利益化倾向突出，“政出多门”而相互冲突。对群众的意愿、要求、呼声作为第一信号重视不够。
有些政策过于原则，针对性不强，缺乏可操作性；有的政策规定前后不尽一致，差异明显，缺乏衔接配套；一些部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没有及时做合适的调整等。一些改革政策出台后，必要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解疑释惑不够，也会引发群众的误解。
第四，干群关系上错位：有些干部有“为民做主”意识，缺为人民服务精神，少数干部敷衍塞责甚至为政不廉，群众影响恶劣。一些干部的群众观念淡化，官僚主义严重，作风浮夸，忽视群众的实际困难，伤害了群众的感情。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群众正常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使群众投诉无门，本应在基层得到解决的一些合理要求，因种种原由长期得不到解决和重视，结果导致群众强化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
另外，对一些领导干部自身行为规范和约束不够，少数人为政不廉、以权谋私甚至贪赃枉法，使群众的正当权益受损引起公愤，最容易造成群众心理失衡，产生对立不满情绪引起社会冲突。对腐败问题的深恶痛绝，是很多人民内部矛盾转而对党和政府不信任，采取激烈对抗形式的基本原因。
总之，伴随改革和发展出现的各类社会稳定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把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已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考验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课题。
三、化解思路：认识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我们有必要从把握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沉着冷静地应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兴国与执政为民的内在统一，兼顾效率和公开目标，确保经济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高应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执政能力：
(一)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社会矛盾现状、性质和形势的能力。
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现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还是以上海为例，总体上看，目前上海社会相对还比较稳定，各类矛盾基本处于可控制状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深化和发展的加快，新问题、新矛盾还会不断产生。今天上海市民的基本稳定取向，源于他们从过去10多年所获得的可观收益，以及他们对这种收益还能有所增长的预期。近年来上海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显著成就，奠定了估量和判断上海形势的基础。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某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这并没有改变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质。矛盾形式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两对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矛盾的激烈程度上说的，后者是从性质上说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但是，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产生一些对抗性因素，使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互相交叉、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对抗性矛盾。因为，这种不满的性质，不是人们穷得无法活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那种不满，而恰恰是在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之后的不满。这是一种对改革引发出来的新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的不满，一种对新的社会生产力正有机会产生出来，但却无法找到新的制度构架来加以容纳的不满。这是我们分析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状况时必须坚持的一个总的认识和判断。
（二)善于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和疑难矛盾的能力。
首先需要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预警系统，切实做到情况明了、方法得当。同时，要善于协调处理不同群体之间及群体内部的利益关系，建立科学有效的防范工作机制，努力把矛盾、问题限制和解决在基层或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 仅仅防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是不够的。降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成本的方法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减少矛盾发生的可能性，重点是关注可能触发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条件，建立和创造各种群众情绪释放机制和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降低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概率。第二种方法，即想方设法在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发生甚至激化的情况下，尽量缓解减小其破坏程度，消除和减少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的损害。
(三)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这是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三者有机辩证的统一，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特点。
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不能靠人治，我们要进一步把防止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逐步纳入法治轨道。国际经验表明，高素质的政府法律服务人员不仅可以帮助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效率，而且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依靠法治化解社会矛盾，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努力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要引导人民群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社会矛盾。消除“宁访人不访法”的落后观念，减少动辄找政府的不正常和不规范情况，从而减少和避免人为因素留下后遗症。要抓紧制定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法规，以利政府在必要时，可依法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四)善于辩证地看待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通过制度创新的办法，不断提高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矛盾的能力。
任何发展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但要注意把握代价的“度”以及人们对代价的承受能力。在总体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
要重视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成本。制度创新可能会增加经济的运营成本(资源投入)，暂时还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但是经验表明，这是发展必经之途。当前必须抓紧建立和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用市场经济手段逐步建立起社会安全网。
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基础和主要途径。
(五)善于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不断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创造性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党的领导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的政治优势，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随着社会多样化的发展，社会成员日益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许多社会领域和社会成员不可能纳入原来的单位管理和行政管理。这就需要创新组织结构，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把各种社会成员整合在政府可调控的社会组织范围内，同时还要创新管理方式，建立一种新型社会化整合机制。社会治理一般可以分为政府调控和社会自治两个层面内容，目前的政府调控和社会自治都显得不足，同时两者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各级党委要总揽全局，依法探索合理界定政府活动范围，通过培育市民社会，加强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依法自治。
社会化组织程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政府权力向公民社会转移是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最为艰难的问题，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环节。原政府部门中属于社会的权力应尽快赋予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通过政策法规引导，使之真正担负起行业管理的职能。使社会“私域”里的事情，例如，对灾难、贫困、疾病等问题的多渠道社会捐助和救助，可以由社会群众性组织按照自身发展起来的契约法则去办，促进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维护社会稳定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党的各级领导，要真正做到“通晓执政之道，善谋稳定之策”是极其不容易的，我们必须按着“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学习、努力实践。
注 释
[1]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本文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 许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