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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2年，至少有17个上榜富人获刑、6人在审或待审、1人被通缉。即使坐拥亿万身家，曾经一手编织的关系网络的坍塌，商业模式的难以为继，企业风险的经年累积，仍使富人如履薄冰。频繁的意外以及贫富差距、法制缺陷等社会失序带来的困扰，也不会绕过富人阶层。
财富能带来安全感，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事实上，富人的安全感未必与他们的财富成正比，其周遭的危险比普通人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造成富人们不安全感的因素多种多样。曾经一手编织的政商关系网络，可以瞬间从安全堡垒，变为牢笼。将企业送上行业塔尖的商业模式，也能在市场突变中难以为继，成为蚂蚁撬动大象的突破口。而有的行业或地区本身，则在经年累积的危机中，让经营者时刻如履薄冰。财富的膨胀，还有可能带来个人欲望和权力的虚妄想象，将危险的种子埋藏在富人的意念中，随时以危险的举动爆发。除此之外，频繁的意外以及贫富差距、法制缺陷等社会失序带来的困扰并不会绕过富人阶层。
危险的关系
曾经放话“从来不会输”的四川富豪刘汉，此前或许没有想过，自己一手经营的，一路为自己保驾护航的牢靠关系网，也能说破就破，成了他此生最大的危险所在。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多年登上各大富豪榜。他的汉龙集团曾拥有两家A股上市公司股权。与他“资本大鳄”和“矿业大亨”称号齐名的是“四川首善”。
2014年3月31日，他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非法经营等15项罪名，在湖北咸宁受审。此前的2013年，刘汉和他的弟弟刘维同时落网。也正是在此前后，反腐风暴席卷四川，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省文联主席郭永祥，省政协主席李崇禧等人先后落马。
几乎与政界震荡同时，四川商界也出现异动。根据成都上市公司国腾电子（300101）的公告，2013年7月，其实际控制人、国腾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燕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14年1月，何燕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批捕。同样被带走调查的富豪还包括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等。
细数这些富商的敛财轨迹，与其获得种种方便不无关系。何燕的国腾早年系出国资，此前她被举报非法侵占国有资产，国腾系企业亦在成都拿到大量土地。“会展大王”邓鸿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涉足会展地产以来，屡屡低价获得具有发展潜力的土地。郎酒改制及商标转让过程不仅迷雾重重，汪俊林同样在成都坐拥大面积土地。
政商联动出事的，除了四川，还有江苏、山西。2014年1月27日晚间，金螳螂（002081）公告称，其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因涉嫌行贿，已被批捕。此前，朱兴良已于2013年7月27日被监视居住。公开资料显示，金螳螂不仅接洽了众多江苏重要国有企业业务，还承揽了诸多国家级大型工程，包括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等工程的装饰装修。几乎同时，与朱兴良关系非同一般的南京市长季建业被传“双规”，后被确认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有报道称，季建业在扬州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近9年时间里，朱兴良的金螳螂公司在当地所获工程颇多，“几乎承包了扬州所有的酒店、医院、商品房的装潢”。
同样深陷关系网络，丢给外人一堆谜团的，还有曾经风光无限的美女富豪刘迎霞。2014年初，刘迎霞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原因却至今未正式公布。刘迎霞过去的一切遭遇外界重新审视。她一手创办的哈尔滨翔鹰集团，所投资和建设的项目无不与公共工程相关。她于2008年发起的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也被认为是出事的根源之一。该基金2012年启动时，首期募资25亿元，出资人中包括中石油。
梳理过去12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至少有17人获刑、6人在审或待审、1人被通缉，此外还有诸多被带走调查者。今年的富人榜上，先后失陷政商关系的问题富人达到6人，超过以往任何年度。他们包括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去年的江苏首富朱兴良、郎酒集团汪俊林、惠生工程控制人华邦嵩，及此前已获刑的前国美电器黄光裕、新恒德置业郁国祥。问题富豪伴随反腐力度的加强浮出水面，也警醒更多的人赚取“阳光财富”，培育资本文明、财富文明。
在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的中国，难以完全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手握巨大的资源，凡是有抱负的民企，都要碰触“如何与政府打交道”这一挑战智慧的难题。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有人能举步缜密，把控距离；而有人则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失了理智，在危险的关系中越陷越深。
因为东星航空停飞罗生门，商业帝国分崩离析、本人锒铛入狱的前湖北首富兰世立，在服刑3年9个月出狱后，对外界如此感慨：“要跟政府保持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宁可少赚点钱，也要离某些官员远一点。”
危险的模式
在一个互联网颠覆无处不在的时代，任何曾经站在金字塔尖的传统模式，都随时可能因一时的固守或偶尔的走神，而在瞬间遭遇滑铁卢。2013年互联网的创新迭起，让众多传统模式游走在危险边缘，经营者时刻如履薄冰。零售业是最典型的代表。苏宁张近东直白地说，中国零售业正处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线上线下数以千万计的大小商家搏杀于红海、失血于无序的竞争环境”。
苏宁用20年的时间由小变大，由区域到全国，击败众多竞争对手，成为行业老大，却在近年屡屡遭遇不是同行的同行，不是对手的对手。其背后是零售业的危机四伏：成本增速抵消消费增速，线上渠道不断分流线下交易，实体零售企业大面积效益下滑。危机意识强烈的苏宁，在商业模式的探索上开启大冒险之旅。它首先将“苏宁电器”改为“苏宁云商”，确立“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的新商业模式，并在内部进行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试图成为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互联网零售企业。
另一巨头李宁也几乎在同时开始刮骨疗伤。多年来的扩张导致其经销商积压大量库存，影响零售店铺的经营。在过度依赖批发的分销模式下，过度扩张，最终导致了短期供需的扭曲。李宁公司2012年度亏损近20亿元，深陷高库存泥潭。与旗下公司业绩不尽如人意相对应的，是李宁本人财富的缩水。曾经连续跻身富人榜百强的他，从2011年开始身家缩水，2012年身家跌至39亿元，排名第306位，2013年之后，已跌出“新财富500富人榜”榜单。 李宁公司一直以来的批发式经营模式成了被检讨的对象，这也是国内运动品牌的整体问题。2013年，李宁公司开始进行经营模式改革，放弃原来缺乏与消费者直接沟通的批发经营模式，转入零售导向模式，根据2013年财报，其业绩已经开始缓步上升。
危险的行业
富豪诞生自各行各业，其中不乏处于下行道路的周期性或产能过剩行业。在几年前尽享经济繁荣盛宴之后，如今，长期以来行业累积的危机随时可能让这些富豪们失陷。钢铁和煤炭行业是两大典型。
据中钢协数据，2013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9.4%，与行业效益最好的2007年末相比，上升了12.5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已经接近危险行业70%的负债率指标，钢铁行业的风险显而易见。产能过剩、需求疲软，大部分钢企都处于亏损状态，负债高企，各地普遍发出资金链紧绷的信号。
2014年3月中旬，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海鑫钢铁被爆至少遭30亿巨债缠身，资金链断裂，继2008年金融危机时停产达半年之后，再次全面停产。其掌门人“富二代”李兆会被认为沉迷资本市场而忽视企业经营。如今，不仅欠下巨额债款的李兆会及海鑫系多家公司被光大银行起诉，为其担保的姚俊良家族控制的美锦能源集团亦被牵连。
不过，钢铁行业虽然整体不景，其中亦不乏创新机遇。郭广昌控制的复星系企业上海钢联（300226），作为钢铁资讯和电子商务服务商，近年即因O2O概念走红资本市场。
钢铁之外，煤炭同样处于高危之中。煤炭行业曾走过近十年的黄金时期，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然而随着近年来煤炭价格持续低迷，昔日盛景不再，加之国家监管、整顿力度更甚，众多煤企陷入用高杠杆来维持并购及日常运营资金的境况，随着负债的走高，危险一触即发。
2011年上半年还暴涨的“炒煤”信托，下半年开始便不断“踩雷”。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的兑付危机，更拉开矿业信托红色警报第一弹。该信托于2010年1月31日推出，管理期限36个月，募集资金30.3亿元，预期年化收益9.5%-11%，投向山西柳林富豪王于锁、王平彦父子控制的振富能源集团。随着煤炭价格下跌，和其他经营因素，振富集团旗下一些煤矿被迫关闭，2012年5月，其副董事长王平彦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拘。2013年12月20日，中诚信托公告称，该信托无法按预期值兑付收益。直到2014年1月27日，在最后期限前，该信托才找到接盘者。
另一位来自煤炭业的柳林富豪邢利斌，2013年同样遭遇偿债问题。在邢利斌的联盛集团不断拖欠工资、偿债无力之下，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受理其下辖公司等12家企业的重整申请。根据法院数据，联盛集团金融负债近300亿，所欠信贷资金规模超过200亿，基本丧失债务清偿能力，且面临欠缴税款、职工养老保险金、工程款、材料设备等多项财务问题。与联盛集团有担保关系的民营企业有10多家。
当前，煤炭行业仍处于下行周期，大面积煤炭矿产能源面临信托风险。而在矿企云集的山西吕梁、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失控的民间借贷正显现出崩盘的迹象。实体行业危险之外，直接牵连的是与之有借贷关系的银行和信托，以及最终为之兜底的高风险投资者。他们将与行业富人们一并承担煤炭经济下行带来的巨大风险。
危险的地区
中国有不少地区，由于资源、地缘、头羊效应等因缘成为产业集聚地，比如，因煤而旺的山西柳林、内蒙古鄂尔多斯，鞋都晋江陈埭，工业电器之都温州柳市。区域经济的兴盛，常常伴生着娱乐业的野蛮生长，甚至畸形繁荣。同时以世界工厂与色情服务闻名的广东东莞，过往即迥异于他城地出现了诸多酒店业富人。2014年2月，一场扫黄风暴来袭之后，东莞、酒店成为两个危险的关键词。
过去很多年，投资酒店是不少东莞富人们不假思索的事情。制造业急速发展和商贸物流的集聚，曾经给了东莞酒店业最好的生长土壤。龙泉国际的张佛恩，上世纪80年代靠餐饮赚得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投资酒店。他的理由很简单，“文化水平不高，不懂高科技，酒店门槛低”。
从1996到2007年，东莞酒店业经历了十年的高增长，很多五星级酒店也在此期间兴建。集聚效应使得酒店业成为东莞的一张另类名片。在以制造业著称的东莞，来自酒店业的富豪们却在富人榜中长期占据着显赫位置。2009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的10位酒店业富人中，就有6位来自东莞。2014年，东莞共有9名富豪上榜，其中5位涉足酒店业，包括三正集团莫浩棠、兴业集团王玉城、龙泉国际张佛恩、名冠集团莫志明、富盈集团刘学斌。
酒店业一荣俱荣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一损俱损。长期以来东莞酒店涉黄为外界诟病。查询过往东莞经济指标，每有大规模扫黄行动的年份，餐饮住宿对GDP贡献值均会下降得不正常。东莞酒店繁荣的背后，是经营者对不稳定土壤环境的适应。然而今年年初央视的曝光，将危险彻底暴露。
央视曝光的东莞多个涉黄娱乐场所，包括由人称“太子辉”的梁耀辉兴建的太子酒店。扫黄风暴之后，不仅梁耀辉被拘，其他酒店富人亦面临向商务、会展、饮食、家庭度假等方向转型之困。而由于东莞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萎靡，商务往来人流呈下滑趋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东莞都将变成酒店投资的高危之地。当地民企已开始将投资转向东莞之外的珠三角其他地级市。
危险的举动
财富的累积，容易带来对自身地位抬升和权力膨胀的想象，富人的心态也因此容易发生微妙的变化。危险潜藏在意念中，随时可能以危险的举动爆发。
侨兴集团少东家吴志阳2013年末被警方刑拘，原因是涉嫌强奸一名高尔夫球教练。今年40岁的吴志阳是电话大王吴瑞林之子，早前离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这位教练。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志阳曾经试图以金钱解决此事，但遭到女方拒绝。
曾经的“四川首善”刘汉，是钱权欲望膨胀以至为所欲为的典型，被批捕后，检方公诉书中公布了他惊人的涉黑史，“故意杀人5起致6人死亡、故意伤害2起致2人死亡、非法拘禁1起致1人死亡”。
用金钱解决问题，能带来一时的方便，但也给后事带来不尽的隐患。加多宝集团陈鸿道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在2002至2003年间，行贿300万元港币，签订两份补充协议，将王老吉商标许可期限延长至2020年的行为，成了今日难以夺回王老吉商标的硬伤。陈鸿道至今仍然以“在逃犯”的身份滞留境外。
危险无处不在
即便没有自身的因素，无处不在的意外，以及贫富差距、法制缺陷等社会失序带来的困扰，并不会因为富人阶层拥有的财富而绕道。
2013年12月，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昆明柏联国际集团总裁郝琳与其12岁的儿子及柏联国际驻法国代表王鹏在法国乘直升机坠机身亡。46岁的郝琳是云南民营经济的旗帜性人物，他相继打造出柏联广场、和顺古镇、阳宗海SPA温泉等知名商业项目，也是云南首个民营银行金控基金的积极参与筹措者，并担任金控基金董事长。坠机之前，他和妻子刘湘云刚完成收购法国知名葡萄酒庄“大河城堡”的交易，却不想几小时后遭遇意外。
2013年的“500富人榜”首富宗庆后在安保严密的高档小区家门口也能遭遇莫名袭击。根据杭州公安通报称，疑犯因求安排工作未果后行凶。宗庆后本人稍后表示遇袭事件只是一场意外，自己伤势不重。接近他的人士普遍透露，宗庆后出门从来不带保镖，从不前呼后拥。他的遇袭一度引发公众对富人人身安全的讨论。
商业环境与法律界限的模糊，也容易让富人们在资本商业运作时，随时可能踩到雷区。华美集团董事长张克强2011年通过信托的方式，入股国有企业深圳兴云信投资，从而得以参与云南盐湖集团向国有企业进行的定增。其此举被公诉方认为是张克强等人“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骗取”国有资产盐湖钾肥的股权，而张克强方坚称，钾肥投资是向民营企业放开的，所谓“投资门槛”并不存在。这个连续多年上榜的富豪，至今被关押在昆明看守所，丧失人身自由已近3年。本案中“投资门槛民企禁入”等焦点，一直饱受外界争议。2014年2月，昆明市检察院追加起诉张克强等人“单位行贿罪”，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项新罪。
财富能带来安全感，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事实上，富人的安全感未必与他们的财富成正比，其周遭的危险比普通人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造成富人们不安全感的因素多种多样。曾经一手编织的政商关系网络，可以瞬间从安全堡垒，变为牢笼。将企业送上行业塔尖的商业模式，也能在市场突变中难以为继，成为蚂蚁撬动大象的突破口。而有的行业或地区本身，则在经年累积的危机中，让经营者时刻如履薄冰。财富的膨胀，还有可能带来个人欲望和权力的虚妄想象，将危险的种子埋藏在富人的意念中，随时以危险的举动爆发。除此之外，频繁的意外以及贫富差距、法制缺陷等社会失序带来的困扰并不会绕过富人阶层。
危险的关系
曾经放话“从来不会输”的四川富豪刘汉，此前或许没有想过，自己一手经营的，一路为自己保驾护航的牢靠关系网，也能说破就破，成了他此生最大的危险所在。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多年登上各大富豪榜。他的汉龙集团曾拥有两家A股上市公司股权。与他“资本大鳄”和“矿业大亨”称号齐名的是“四川首善”。
2014年3月31日，他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非法经营等15项罪名，在湖北咸宁受审。此前的2013年，刘汉和他的弟弟刘维同时落网。也正是在此前后，反腐风暴席卷四川，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省文联主席郭永祥，省政协主席李崇禧等人先后落马。
几乎与政界震荡同时，四川商界也出现异动。根据成都上市公司国腾电子（300101）的公告，2013年7月，其实际控制人、国腾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燕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14年1月，何燕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批捕。同样被带走调查的富豪还包括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等。
细数这些富商的敛财轨迹，与其获得种种方便不无关系。何燕的国腾早年系出国资，此前她被举报非法侵占国有资产，国腾系企业亦在成都拿到大量土地。“会展大王”邓鸿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涉足会展地产以来，屡屡低价获得具有发展潜力的土地。郎酒改制及商标转让过程不仅迷雾重重，汪俊林同样在成都坐拥大面积土地。
政商联动出事的，除了四川，还有江苏、山西。2014年1月27日晚间，金螳螂（002081）公告称，其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因涉嫌行贿，已被批捕。此前，朱兴良已于2013年7月27日被监视居住。公开资料显示，金螳螂不仅接洽了众多江苏重要国有企业业务，还承揽了诸多国家级大型工程，包括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等工程的装饰装修。几乎同时，与朱兴良关系非同一般的南京市长季建业被传“双规”，后被确认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有报道称，季建业在扬州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近9年时间里，朱兴良的金螳螂公司在当地所获工程颇多，“几乎承包了扬州所有的酒店、医院、商品房的装潢”。
同样深陷关系网络，丢给外人一堆谜团的，还有曾经风光无限的美女富豪刘迎霞。2014年初，刘迎霞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原因却至今未正式公布。刘迎霞过去的一切遭遇外界重新审视。她一手创办的哈尔滨翔鹰集团，所投资和建设的项目无不与公共工程相关。她于2008年发起的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也被认为是出事的根源之一。该基金2012年启动时，首期募资25亿元，出资人中包括中石油。
梳理过去12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至少有17人获刑、6人在审或待审、1人被通缉，此外还有诸多被带走调查者。今年的富人榜上，先后失陷政商关系的问题富人达到6人，超过以往任何年度。他们包括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去年的江苏首富朱兴良、郎酒集团汪俊林、惠生工程控制人华邦嵩，及此前已获刑的前国美电器黄光裕、新恒德置业郁国祥。问题富豪伴随反腐力度的加强浮出水面，也警醒更多的人赚取“阳光财富”，培育资本文明、财富文明。
在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的中国，难以完全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手握巨大的资源，凡是有抱负的民企，都要碰触“如何与政府打交道”这一挑战智慧的难题。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有人能举步缜密，把控距离；而有人则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失了理智，在危险的关系中越陷越深。
因为东星航空停飞罗生门，商业帝国分崩离析、本人锒铛入狱的前湖北首富兰世立，在服刑3年9个月出狱后，对外界如此感慨：“要跟政府保持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宁可少赚点钱，也要离某些官员远一点。”
危险的模式
在一个互联网颠覆无处不在的时代，任何曾经站在金字塔尖的传统模式，都随时可能因一时的固守或偶尔的走神，而在瞬间遭遇滑铁卢。2013年互联网的创新迭起，让众多传统模式游走在危险边缘，经营者时刻如履薄冰。零售业是最典型的代表。苏宁张近东直白地说，中国零售业正处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线上线下数以千万计的大小商家搏杀于红海、失血于无序的竞争环境”。
苏宁用20年的时间由小变大，由区域到全国，击败众多竞争对手，成为行业老大，却在近年屡屡遭遇不是同行的同行，不是对手的对手。其背后是零售业的危机四伏：成本增速抵消消费增速，线上渠道不断分流线下交易，实体零售企业大面积效益下滑。危机意识强烈的苏宁，在商业模式的探索上开启大冒险之旅。它首先将“苏宁电器”改为“苏宁云商”，确立“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的新商业模式，并在内部进行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试图成为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互联网零售企业。
另一巨头李宁也几乎在同时开始刮骨疗伤。多年来的扩张导致其经销商积压大量库存，影响零售店铺的经营。在过度依赖批发的分销模式下，过度扩张，最终导致了短期供需的扭曲。李宁公司2012年度亏损近20亿元，深陷高库存泥潭。与旗下公司业绩不尽如人意相对应的，是李宁本人财富的缩水。曾经连续跻身富人榜百强的他，从2011年开始身家缩水，2012年身家跌至39亿元，排名第306位，2013年之后，已跌出“新财富500富人榜”榜单。 李宁公司一直以来的批发式经营模式成了被检讨的对象，这也是国内运动品牌的整体问题。2013年，李宁公司开始进行经营模式改革，放弃原来缺乏与消费者直接沟通的批发经营模式，转入零售导向模式，根据2013年财报，其业绩已经开始缓步上升。
危险的行业
富豪诞生自各行各业，其中不乏处于下行道路的周期性或产能过剩行业。在几年前尽享经济繁荣盛宴之后，如今，长期以来行业累积的危机随时可能让这些富豪们失陷。钢铁和煤炭行业是两大典型。
据中钢协数据，2013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9.4%，与行业效益最好的2007年末相比，上升了12.5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已经接近危险行业70%的负债率指标，钢铁行业的风险显而易见。产能过剩、需求疲软，大部分钢企都处于亏损状态，负债高企，各地普遍发出资金链紧绷的信号。
2014年3月中旬，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海鑫钢铁被爆至少遭30亿巨债缠身，资金链断裂，继2008年金融危机时停产达半年之后，再次全面停产。其掌门人“富二代”李兆会被认为沉迷资本市场而忽视企业经营。如今，不仅欠下巨额债款的李兆会及海鑫系多家公司被光大银行起诉，为其担保的姚俊良家族控制的美锦能源集团亦被牵连。
不过，钢铁行业虽然整体不景，其中亦不乏创新机遇。郭广昌控制的复星系企业上海钢联（300226），作为钢铁资讯和电子商务服务商，近年即因O2O概念走红资本市场。
钢铁之外，煤炭同样处于高危之中。煤炭行业曾走过近十年的黄金时期，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然而随着近年来煤炭价格持续低迷，昔日盛景不再，加之国家监管、整顿力度更甚，众多煤企陷入用高杠杆来维持并购及日常运营资金的境况，随着负债的走高，危险一触即发。
2011年上半年还暴涨的“炒煤”信托，下半年开始便不断“踩雷”。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的兑付危机，更拉开矿业信托红色警报第一弹。该信托于2010年1月31日推出，管理期限36个月，募集资金30.3亿元，预期年化收益9.5%-11%，投向山西柳林富豪王于锁、王平彦父子控制的振富能源集团。随着煤炭价格下跌，和其他经营因素，振富集团旗下一些煤矿被迫关闭，2012年5月，其副董事长王平彦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拘。2013年12月20日，中诚信托公告称，该信托无法按预期值兑付收益。直到2014年1月27日，在最后期限前，该信托才找到接盘者。
另一位来自煤炭业的柳林富豪邢利斌，2013年同样遭遇偿债问题。在邢利斌的联盛集团不断拖欠工资、偿债无力之下，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受理其下辖公司等12家企业的重整申请。根据法院数据，联盛集团金融负债近300亿，所欠信贷资金规模超过200亿，基本丧失债务清偿能力，且面临欠缴税款、职工养老保险金、工程款、材料设备等多项财务问题。与联盛集团有担保关系的民营企业有10多家。
当前，煤炭行业仍处于下行周期，大面积煤炭矿产能源面临信托风险。而在矿企云集的山西吕梁、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失控的民间借贷正显现出崩盘的迹象。实体行业危险之外，直接牵连的是与之有借贷关系的银行和信托，以及最终为之兜底的高风险投资者。他们将与行业富人们一并承担煤炭经济下行带来的巨大风险。
危险的地区
中国有不少地区，由于资源、地缘、头羊效应等因缘成为产业集聚地，比如，因煤而旺的山西柳林、内蒙古鄂尔多斯，鞋都晋江陈埭，工业电器之都温州柳市。区域经济的兴盛，常常伴生着娱乐业的野蛮生长，甚至畸形繁荣。同时以世界工厂与色情服务闻名的广东东莞，过往即迥异于他城地出现了诸多酒店业富人。2014年2月，一场扫黄风暴来袭之后，东莞、酒店成为两个危险的关键词。
过去很多年，投资酒店是不少东莞富人们不假思索的事情。制造业急速发展和商贸物流的集聚，曾经给了东莞酒店业最好的生长土壤。龙泉国际的张佛恩，上世纪80年代靠餐饮赚得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投资酒店。他的理由很简单，“文化水平不高，不懂高科技，酒店门槛低”。
从1996到2007年，东莞酒店业经历了十年的高增长，很多五星级酒店也在此期间兴建。集聚效应使得酒店业成为东莞的一张另类名片。在以制造业著称的东莞，来自酒店业的富豪们却在富人榜中长期占据着显赫位置。2009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的10位酒店业富人中，就有6位来自东莞。2014年，东莞共有9名富豪上榜，其中5位涉足酒店业，包括三正集团莫浩棠、兴业集团王玉城、龙泉国际张佛恩、名冠集团莫志明、富盈集团刘学斌。
酒店业一荣俱荣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一损俱损。长期以来东莞酒店涉黄为外界诟病。查询过往东莞经济指标，每有大规模扫黄行动的年份，餐饮住宿对GDP贡献值均会下降得不正常。东莞酒店繁荣的背后，是经营者对不稳定土壤环境的适应。然而今年年初央视的曝光，将危险彻底暴露。
央视曝光的东莞多个涉黄娱乐场所，包括由人称“太子辉”的梁耀辉兴建的太子酒店。扫黄风暴之后，不仅梁耀辉被拘，其他酒店富人亦面临向商务、会展、饮食、家庭度假等方向转型之困。而由于东莞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萎靡，商务往来人流呈下滑趋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东莞都将变成酒店投资的高危之地。当地民企已开始将投资转向东莞之外的珠三角其他地级市。
危险的举动
财富的累积，容易带来对自身地位抬升和权力膨胀的想象，富人的心态也因此容易发生微妙的变化。危险潜藏在意念中，随时可能以危险的举动爆发。
侨兴集团少东家吴志阳2013年末被警方刑拘，原因是涉嫌强奸一名高尔夫球教练。今年40岁的吴志阳是电话大王吴瑞林之子，早前离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这位教练。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志阳曾经试图以金钱解决此事，但遭到女方拒绝。
曾经的“四川首善”刘汉，是钱权欲望膨胀以至为所欲为的典型，被批捕后，检方公诉书中公布了他惊人的涉黑史，“故意杀人5起致6人死亡、故意伤害2起致2人死亡、非法拘禁1起致1人死亡”。
用金钱解决问题，能带来一时的方便，但也给后事带来不尽的隐患。加多宝集团陈鸿道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在2002至2003年间，行贿300万元港币，签订两份补充协议，将王老吉商标许可期限延长至2020年的行为，成了今日难以夺回王老吉商标的硬伤。陈鸿道至今仍然以“在逃犯”的身份滞留境外。
危险无处不在
即便没有自身的因素，无处不在的意外，以及贫富差距、法制缺陷等社会失序带来的困扰，并不会因为富人阶层拥有的财富而绕道。
2013年12月，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昆明柏联国际集团总裁郝琳与其12岁的儿子及柏联国际驻法国代表王鹏在法国乘直升机坠机身亡。46岁的郝琳是云南民营经济的旗帜性人物，他相继打造出柏联广场、和顺古镇、阳宗海SPA温泉等知名商业项目，也是云南首个民营银行金控基金的积极参与筹措者，并担任金控基金董事长。坠机之前，他和妻子刘湘云刚完成收购法国知名葡萄酒庄“大河城堡”的交易，却不想几小时后遭遇意外。
2013年的“500富人榜”首富宗庆后在安保严密的高档小区家门口也能遭遇莫名袭击。根据杭州公安通报称，疑犯因求安排工作未果后行凶。宗庆后本人稍后表示遇袭事件只是一场意外，自己伤势不重。接近他的人士普遍透露，宗庆后出门从来不带保镖，从不前呼后拥。他的遇袭一度引发公众对富人人身安全的讨论。
商业环境与法律界限的模糊，也容易让富人们在资本商业运作时，随时可能踩到雷区。华美集团董事长张克强2011年通过信托的方式，入股国有企业深圳兴云信投资，从而得以参与云南盐湖集团向国有企业进行的定增。其此举被公诉方认为是张克强等人“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骗取”国有资产盐湖钾肥的股权，而张克强方坚称，钾肥投资是向民营企业放开的，所谓“投资门槛”并不存在。这个连续多年上榜的富豪，至今被关押在昆明看守所，丧失人身自由已近3年。本案中“投资门槛民企禁入”等焦点，一直饱受外界争议。2014年2月，昆明市检察院追加起诉张克强等人“单位行贿罪”，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项新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