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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于1964年9月21日，主要从事中国民族音乐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当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民族声乐系、音乐学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师生及附中民乐学科的师生共260余人分入该院工作、学习，连同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归属该院领导。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中央音乐学院一起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直到1977年12月27日，文化部在展览馆剧场召开的“庆祝恢复六所艺术院校大会”上，才宣布撤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恢复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名称和建制。1980年10月16日，文化部林默涵副部长在中央音乐学院全院大会上，宣布了文化部关于恢复中国音乐学院的决定。中央音乐学院仍保留民乐系，民族音乐专业的师生可按个人意愿自主择校。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前程的大事情啊。有时候，当一个人面临抉择、而且对所抉择的两条路都难以预料时，是相当困苦的。在此之前，就有几位领导找过我谈话，有的领导说：以后中国音乐学院就是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了，象你这样的高材生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而你也只有在中国音乐学院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如果留在中央院，将永远成为西洋音乐天地中的一个附属品，有什么前途啊？下决心来中国音乐学院吧。有的领导说：在中国，只有中央音乐学院才是全国艺术院校中的重点大学，我们是要大力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要将民乐系办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民族音乐基地。一分院，师资会严重不足，我们正在考虑让你们这些高材生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呢。怎么样？下决心留下来吧。
双方都要我下决心，这决心可怎么下呀？为此事，我和王国潼老师、刘逸安老师、父亲以及同学们讨论了多次，多数的意见还是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除了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外，还考虑到在中央院音乐的接触面比较宽、各学科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强等因素;更重要的一点是，王国潼老师即将要调入中央院工作。我们班里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倾向于留在中央院，于是在12月14日，一辆大客车，将我连人带行李搬回了鲍家街43号的院本部。
人回来了，可院本部尚未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和琴房。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十分体谅学院的难处，就在小礼堂边上临时开了两个大教室做宿舍，男生一间，女生一间。没有琴房，同学们到处“打游击”，楼道里、厕所中、操场边、工地上，反正什么犄角旮旯都能听到我们练琴的声音。直至1981年2月份，状况才有所改善，但我们全班同学都无怨无悔，照样个个成绩优秀。
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又说“初学三年，天下无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此话一点不假。
那是在1980年的8月份，有一个国家级的民乐团在友协排练场作出访前的审查演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也准备要去香港，文化部就给我们发了观摩票。
8月17日，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穿上父亲给的一身粗布工作服，带着二胡就去了友协排练场。因为我曾在此住过一个月，所以对地形十分熟悉，没费劲就找到了这位二胡演奏家。一进屋，先是恭恭敬敬地叫了声“老师”，然后做自我介绍道：我是北京五金厂的工人，叫杨杰，自幼喜欢二胡，就是苦于找不到老师。前几天，在这里看了你们的演出，啊呀，佩服极了。尤其是您的二胡独奏和广东音乐，太好了，我兴奋得回去都睡不好觉。我一定得来跟您学学，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这位老师一听，根本没当回事，因为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演奏家，平时来拜访的爱好者自然不少。既然晚上没什么事，而这个爱好者又这么虔诚，那就教教吧。于是，泡上一杯清茶，（不是给我喝的）往床沿上一坐，指着凳子说：你坐在这儿，拉给我听听。我略一欠身，道了一声“谢谢”，就打开了琴盒，他一见这把二胡，就说：“哟！你这把二胡不错啊，是你的？”
这把二胡当然是不错了，它是王国潼老师亲自为我去上海民族乐器厂定做的、由王根兴师傅制作的一把紫檀二胡，按现价不低于一万元人民币。我说：“不是，不是，我哪会有这么好的二胡呢？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在剧团工作，今天特地问他借来拉一下的。”他把二胡接过去，拉了几下，赞不绝口，然后把二胡递给我。
“你拉什么曲子呢？”
“先拉一首《秦腔主题随想曲》吧”。
“你会拉《秦腔主题随想曲》啊，这曲子可不好拉。来，拉拉看。”
这首《秦腔主题随想曲》是我参加比赛、出国演出必拉的拿手曲目，当时也是仗着年轻人的一股朝气，加上受过名师的精心培育，拉出来自然还听得过去。一曲终了，只见他沉吟了半晌，说：你不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啊，你这水平一般搞专业的都比不了，你为什么不搞专业呢？
我心中暗笑，嘴上还一个劲地谦虚道：“老师您过奖了，我这就是自己学着玩玩的，这点水平哪个专业团体会要我啊，下面我再拉一首《豫北叙事曲》，您一定要多多指教。我又拉了一首《豫北叙事曲》，拉完后将二胡递到他的手里，说：这首《豫北叙事曲》我刚学的，实在拉不出味道。老师，请您拉一遍，让我学习学习吧。”这次他却不敢接我的琴了，疑惑地说：“你是跟谁学的？我聽着教你的这个老师可不是一般人啊。”
但我还是装着什么都不懂地说：“我哪有什么老师啊，不过是和几个朋友常在一起玩玩而已。这不今天我就找到老师了吗？老师您就教教我吧。”他还是不敢接我的琴，说：你拉吧，你拉吧，这首《豫北叙事曲》我也不熟。我又说：“老师啊，前几天我听您演出拉的广东音乐真有味道，我回去找了一个谱子也拉拉，可没人教实在不行，要不您教教我《雨打芭蕉》吧。”
我说完拉了一曲《雨打芭蕉》，这首乐曲也是我出国演出时的保留曲目，一听就知道不是随便找个谱子拉了几天的水平。他听完后，又仔细地打量打量我一身工人的打扮，思考了一会儿，问道：你真是北京五金厂的工人吗？我说：是啊，你没看我下了班，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就赶来了吗？他又试探性地问道：你想不想搞专业啊？我做出一副很迫切的样子，说：想啊，我从小就想搞专业，可考音乐学院考不上，考团体人家不要。咳！总归还是没有老师教，自己水平低呗。他一听高兴地说：我们团要人啊，你来不来？等我们出国回来，我带你去拉给我们团长听一下，这事就成啦。这二胡要进人嘛，其实就是我说了算。怎么样？ 我心里很得意，但外表却显得十分遗憾地说：“啊呀，你们团不在北京吧？”
“嗯，在济南。”
“你们团要是在北京就好了，要去外地，我父母亲一定不放我去的。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平时晚一点回去都不让。这可怎么办呢？”
他一听，也有些着急地说：“我们团是部队编制，待遇很好的。你回去和你父母亲好好商量商量，这是我的地址，一个月后你写信和我联系，好不好？”说着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了他的联系地址。
我站起来，双手接过纸条，再三称谢后，告别出来。他一直将我送出友协排练场，看着我骑上自行车。过了三四年后，我以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的身份第二次见到他，他竟没有认出我来。这位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后来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我一直很内疚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曾欺骗过他，想找个机会向他道歉，不料在几年前他却不幸因病去世了。
时间一晃，到了1982年，我们就要面临毕业了。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党中央十分重视，1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高等院校毕业生报告会”，有一万二千多人参加了大会，薄一波副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号召毕业生们响应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专业毕业考试是4月25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举行的，这一天正是我进京四周年的纪念日，这次的毕业考试是对我四年来学习的一次检验。那天的音乐会来了很多观众，北京一些文艺团体的负责人都到场了。因为这一届学生在外面的名气很大，所以各乐团、剧院都想争取到几个毕业生，来充实本单位的艺术实力。
作为一个学生，对毕业音乐会自然是下了苦功的。演出结束后，当我看到王国潼老师面带笑容的神情时，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各文艺团体的同行们都上台来向我祝贺演出成功。中央民族乐团的周耀锟老师当即询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去他们团工作。但我的志向是想留校当一名教师，对二胡的演奏艺术作进一步的研究。可在我能否留校的问题上，系领导的看法并不统一，正副系主任为此争论不下，几成反目，只得请示院领导的意见。
在留校的问题上，我十分感激赵沨院长的知遇之恩，他批示说：“赵寒阳是我院的优秀学生，应该予以留校工作。”但某系领导仍说：赵寒阳即使留校，系里也不要，哪个部门要就哪个部门要去。
我听了这样的消息心中十分不安，此时有老师建议我毕业后去附中工作。经过我再三思考及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认可了这个选择，在毕业志愿书上填写了第一志愿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我们全班同学和班主任王直老师一起去颐和园、圆明园春游，照了不少相。大家知道，这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了，毕业后各奔东西，再要聚齐就不容易了。果然在此以后，全班同学就再也没有聚齐过。在2002年我们班毕业二十周年时，曾举行过一次小小的聚会，但到会人数只占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一，大家看着当年的照片，感慨万分。尤其还请来了我们的班主任王直老师，和教我们视唱练耳课的沈松涛老师。看着老师那苍老的面容，同学们心里都是酸酸的，不知道用什么語言才能表达我们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6月30日，学院宣布了我们的毕业分配方案。全系除了我留在附中民乐学科工作外，还有八位同学留在大学民乐系任教。有人就说开风凉话了：赵寒阳不是能吗？又是比赛获奖，又是出国演出，这下让他教小儿科去吧。我当时如同胸中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同时也暗暗地下决心，就要在这“小儿科”上闯出自己的一条新路来。
在7月5日参加完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首都高等学院毕业生大会”后，四年的大学生活就此结束了。以后就要踏上社会了，可路该怎么走？人该怎么做？说实在话，我还没有准备好。
（全文完）
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于1964年9月21日，主要从事中国民族音乐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当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民族声乐系、音乐学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师生及附中民乐学科的师生共260余人分入该院工作、学习，连同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归属该院领导。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中央音乐学院一起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直到1977年12月27日，文化部在展览馆剧场召开的“庆祝恢复六所艺术院校大会”上，才宣布撤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恢复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名称和建制。1980年10月16日，文化部林默涵副部长在中央音乐学院全院大会上，宣布了文化部关于恢复中国音乐学院的决定。中央音乐学院仍保留民乐系，民族音乐专业的师生可按个人意愿自主择校。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前程的大事情啊。有时候，当一个人面临抉择、而且对所抉择的两条路都难以预料时，是相当困苦的。在此之前，就有几位领导找过我谈话，有的领导说：以后中国音乐学院就是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了，象你这样的高材生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而你也只有在中国音乐学院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如果留在中央院，将永远成为西洋音乐天地中的一个附属品，有什么前途啊？下决心来中国音乐学院吧。有的领导说：在中国，只有中央音乐学院才是全国艺术院校中的重点大学，我们是要大力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要将民乐系办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民族音乐基地。一分院，师资会严重不足，我们正在考虑让你们这些高材生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呢。怎么样？下决心留下来吧。
双方都要我下决心，这决心可怎么下呀？为此事，我和王国潼老师、刘逸安老师、父亲以及同学们讨论了多次，多数的意见还是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除了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外，还考虑到在中央院音乐的接触面比较宽、各学科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强等因素;更重要的一点是，王国潼老师即将要调入中央院工作。我们班里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倾向于留在中央院，于是在12月14日，一辆大客车，将我连人带行李搬回了鲍家街43号的院本部。
人回来了，可院本部尚未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和琴房。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十分体谅学院的难处，就在小礼堂边上临时开了两个大教室做宿舍，男生一间，女生一间。没有琴房，同学们到处“打游击”，楼道里、厕所中、操场边、工地上，反正什么犄角旮旯都能听到我们练琴的声音。直至1981年2月份，状况才有所改善，但我们全班同学都无怨无悔，照样个个成绩优秀。
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又说“初学三年，天下无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此话一点不假。
那是在1980年的8月份，有一个国家级的民乐团在友协排练场作出访前的审查演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也准备要去香港，文化部就给我们发了观摩票。
8月17日，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穿上父亲给的一身粗布工作服，带着二胡就去了友协排练场。因为我曾在此住过一个月，所以对地形十分熟悉，没费劲就找到了这位二胡演奏家。一进屋，先是恭恭敬敬地叫了声“老师”，然后做自我介绍道：我是北京五金厂的工人，叫杨杰，自幼喜欢二胡，就是苦于找不到老师。前几天，在这里看了你们的演出，啊呀，佩服极了。尤其是您的二胡独奏和广东音乐，太好了，我兴奋得回去都睡不好觉。我一定得来跟您学学，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这位老师一听，根本没当回事，因为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演奏家，平时来拜访的爱好者自然不少。既然晚上没什么事，而这个爱好者又这么虔诚，那就教教吧。于是，泡上一杯清茶，（不是给我喝的）往床沿上一坐，指着凳子说：你坐在这儿，拉给我听听。我略一欠身，道了一声“谢谢”，就打开了琴盒，他一见这把二胡，就说：“哟！你这把二胡不错啊，是你的？”
这把二胡当然是不错了，它是王国潼老师亲自为我去上海民族乐器厂定做的、由王根兴师傅制作的一把紫檀二胡，按现价不低于一万元人民币。我说：“不是，不是，我哪会有这么好的二胡呢？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在剧团工作，今天特地问他借来拉一下的。”他把二胡接过去，拉了几下，赞不绝口，然后把二胡递给我。
“你拉什么曲子呢？”
“先拉一首《秦腔主题随想曲》吧”。
“你会拉《秦腔主题随想曲》啊，这曲子可不好拉。来，拉拉看。”
这首《秦腔主题随想曲》是我参加比赛、出国演出必拉的拿手曲目，当时也是仗着年轻人的一股朝气，加上受过名师的精心培育，拉出来自然还听得过去。一曲终了，只见他沉吟了半晌，说：你不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啊，你这水平一般搞专业的都比不了，你为什么不搞专业呢？
我心中暗笑，嘴上还一个劲地谦虚道：“老师您过奖了，我这就是自己学着玩玩的，这点水平哪个专业团体会要我啊，下面我再拉一首《豫北叙事曲》，您一定要多多指教。我又拉了一首《豫北叙事曲》，拉完后将二胡递到他的手里，说：这首《豫北叙事曲》我刚学的，实在拉不出味道。老师，请您拉一遍，让我学习学习吧。”这次他却不敢接我的琴了，疑惑地说：“你是跟谁学的？我聽着教你的这个老师可不是一般人啊。”
但我还是装着什么都不懂地说：“我哪有什么老师啊，不过是和几个朋友常在一起玩玩而已。这不今天我就找到老师了吗？老师您就教教我吧。”他还是不敢接我的琴，说：你拉吧，你拉吧，这首《豫北叙事曲》我也不熟。我又说：“老师啊，前几天我听您演出拉的广东音乐真有味道，我回去找了一个谱子也拉拉，可没人教实在不行，要不您教教我《雨打芭蕉》吧。”
我说完拉了一曲《雨打芭蕉》，这首乐曲也是我出国演出时的保留曲目，一听就知道不是随便找个谱子拉了几天的水平。他听完后，又仔细地打量打量我一身工人的打扮，思考了一会儿，问道：你真是北京五金厂的工人吗？我说：是啊，你没看我下了班，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就赶来了吗？他又试探性地问道：你想不想搞专业啊？我做出一副很迫切的样子，说：想啊，我从小就想搞专业，可考音乐学院考不上，考团体人家不要。咳！总归还是没有老师教，自己水平低呗。他一听高兴地说：我们团要人啊，你来不来？等我们出国回来，我带你去拉给我们团长听一下，这事就成啦。这二胡要进人嘛，其实就是我说了算。怎么样？ 我心里很得意，但外表却显得十分遗憾地说：“啊呀，你们团不在北京吧？”
“嗯，在济南。”
“你们团要是在北京就好了，要去外地，我父母亲一定不放我去的。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平时晚一点回去都不让。这可怎么办呢？”
他一听，也有些着急地说：“我们团是部队编制，待遇很好的。你回去和你父母亲好好商量商量，这是我的地址，一个月后你写信和我联系，好不好？”说着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了他的联系地址。
我站起来，双手接过纸条，再三称谢后，告别出来。他一直将我送出友协排练场，看着我骑上自行车。过了三四年后，我以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的身份第二次见到他，他竟没有认出我来。这位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后来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我一直很内疚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曾欺骗过他，想找个机会向他道歉，不料在几年前他却不幸因病去世了。
时间一晃，到了1982年，我们就要面临毕业了。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党中央十分重视，1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高等院校毕业生报告会”，有一万二千多人参加了大会，薄一波副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号召毕业生们响应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专业毕业考试是4月25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举行的，这一天正是我进京四周年的纪念日，这次的毕业考试是对我四年来学习的一次检验。那天的音乐会来了很多观众，北京一些文艺团体的负责人都到场了。因为这一届学生在外面的名气很大，所以各乐团、剧院都想争取到几个毕业生，来充实本单位的艺术实力。
作为一个学生，对毕业音乐会自然是下了苦功的。演出结束后，当我看到王国潼老师面带笑容的神情时，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各文艺团体的同行们都上台来向我祝贺演出成功。中央民族乐团的周耀锟老师当即询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去他们团工作。但我的志向是想留校当一名教师，对二胡的演奏艺术作进一步的研究。可在我能否留校的问题上，系领导的看法并不统一，正副系主任为此争论不下，几成反目，只得请示院领导的意见。
在留校的问题上，我十分感激赵沨院长的知遇之恩，他批示说：“赵寒阳是我院的优秀学生，应该予以留校工作。”但某系领导仍说：赵寒阳即使留校，系里也不要，哪个部门要就哪个部门要去。
我听了这样的消息心中十分不安，此时有老师建议我毕业后去附中工作。经过我再三思考及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认可了这个选择，在毕业志愿书上填写了第一志愿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我们全班同学和班主任王直老师一起去颐和园、圆明园春游，照了不少相。大家知道，这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了，毕业后各奔东西，再要聚齐就不容易了。果然在此以后，全班同学就再也没有聚齐过。在2002年我们班毕业二十周年时，曾举行过一次小小的聚会，但到会人数只占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一，大家看着当年的照片，感慨万分。尤其还请来了我们的班主任王直老师，和教我们视唱练耳课的沈松涛老师。看着老师那苍老的面容，同学们心里都是酸酸的，不知道用什么語言才能表达我们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6月30日，学院宣布了我们的毕业分配方案。全系除了我留在附中民乐学科工作外，还有八位同学留在大学民乐系任教。有人就说开风凉话了：赵寒阳不是能吗？又是比赛获奖，又是出国演出，这下让他教小儿科去吧。我当时如同胸中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同时也暗暗地下决心，就要在这“小儿科”上闯出自己的一条新路来。
在7月5日参加完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首都高等学院毕业生大会”后，四年的大学生活就此结束了。以后就要踏上社会了，可路该怎么走？人该怎么做？说实在话，我还没有准备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