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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祖籍泽州县南岭乡葛万村，生于1950年10月8日，是家中长子，由于家境贫寒，1966年进入台湾“中国海事专科学校”学习，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服完兵役后，郭台铭在复兴航运当业务员。1971年进入台湾复兴航运公司，1974年成立鸿海塑料公司，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旋钮。1985年成立美国分公司，创立富士康自有品牌。1988年在内地投资兴办生产电脑接插件、精密零组件、机内线缆、精密模具及电脑整机，在深圳和昆山建成两大资讯科技工业园。目前，富士康员工总数120万人，其中大陆员工超过100万人。
面临交班难题
60岁的程天纵在加入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5年后，不留一丝痕迹地挂冠而去。这也意味着，尽管旗下员工逾120万人，但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失去两位被其寄予厚望的职业经理人——先是飞虎乐购董事长杜家滨离职，然后是程天纵。富士康内部知情人士甚至称，富士康一位主掌更核心业务的职业经理人高管近日亦爆出离职传言。
2007年7月，郭台铭属意培养的接班人——三弟郭台成因病辞世，郭台铭遂在富士康加大了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力度，冀望通过后者的管理经验，规范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企业发展，为资历较弱的后辈铺平接班道路。
但事与愿违。五年来，因为金融危机、员工连续“坠楼”等事件，郭台铭在富士康内部“独裁为公”的风格未有改换，其所期望的渠道谋局频频遇阻，职业经理人“改造”富士康的进程亦收效甚微。62岁的郭台铭举目四顾，究竟谁堪接其衣钵？
选择接班人
郭台铭在鸿海精密的角色也正逐渐发生着变化，虽然自己目前仍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重点已从以往的日常例行工作转移到了重大战略问题上。同时，郭台铭也把更多时间用在了处理一系列生活变故上。
“他还更多地关注于慈善事业，曾承诺最终将捐出个人财产的1/3。”报道中称。
此外，郭台铭已开始在鸿海精密寻找接班人，重点对象是那些年龄在35至45岁左右的员工。他还开始要求手下的高级经理在各自子公司独揽专权，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身实力。
郭台铭不大可能从家族成员中挑选继任者，因为膝下一子一女均不在鸿海精密就职。
郭台铭说，他之所以做出现在辞职的决定，是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尤其是乾隆皇帝。“他控制整个中国长达60年”，郭台铭说，“可他在位时间太长。我想休息休息，把更多机会和责任留给年轻人，虽然我自己还不老。”
职业经理人败走
《财富》杂志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上，鸿海（2317.TW，大陆一般称之为“富士康”）高居第43位，2011年，其营收、利润分别为1175.14亿美元和27.77亿美元。
作为代工领域的“巨无霸”，富士康旗下包含CMMSG、PCEBG等十多个年营收额数百亿元的子事业群。要在这样的企业接班，不仅要有极强的处理业务的能力，更要有管理各事业群“诸侯”的协调能力。
也正是意识到这些，在二弟郭台强自立门户后，郭台铭早早就开始培养三弟郭台成接班。但天不遂人意，2007年7月，46岁的郭台成因罹患血癌去世。恰值全球金融危机蔓延，郭台铭唯有推迟退休，继续带领鸿海大船前行。
彼时，郭台铭已意识到选择接班人的艰难：长子郭守正无意于代工业务，长女郭晓玲资历尚浅。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富士康进行规范管理，在富士康的创业元老们尚未退隐之前，由自己掌舵，实现公司2000年以来爆发式增长的平稳过渡。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德州仪器亚洲区总裁退任的原惠普中国区总裁程天纵加入富士康。
在加入富士康任副总裁之初，程天纵一直在苦苦等待一个“平台”。程此前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曾透露，自己之所以愿意加盟富士康，是因为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已经遇到了在“外企”工作的“天花板”，而郭台铭很理解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进一步施展其抱负。
但直到2010年6月，由于产线员工连续发生“坠楼”事件，程天纵以协助郭台铭处理重大危机事件，他在富士康的作用才得以引起外界广泛注意。
此后的2011年11月30日，由于FIH多年持续亏损，FIH董事长陈伟良退任FIH行政总裁，程天纵真正得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平台”。
当然，2011年11月底的任命，只是郭台铭给了程天纵彻底走向前台的“追认”机会，在此之前的2011年2月，程已经提前深入FIH厂区，调研扭亏大计：调整产品结构；健全员工激励及晋升体系的“双轨制”——在既有管理职位进阶的基础上增加技术职位，调动工程师的研发积极性；变“大企业”的“大锅饭”为员工个人施展抱负的“小舞台”、提高生产效率。
2012年3月，FIH财报显示，公司2011年实现净利润7300万美元，相较于2010年亏损2.18亿美元，程天纵看起来功不可没。
“程天纵具备超强能力，但问题在于，FIH的亏损有其制度性软肋——在全球智能手机业务崛起的情势之下，FIH仍然主要代工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业务，最赚钱的苹果手机代工则归属富士康另一子事业群，FIH无法置喙。所以，严格来说，程天纵希望带给FIH的管理变革，在上述掣肘之下打了折扣。这也正是让程感到无力、无奈的地方。”不愿表露姓名、接近程天纵的知情人士表示，程最终自富士康离职，还表明，郭台铭希望通过引入程天纵等职业经理人规范富士康内部管理、为后来者接班铺平道路的努力接近失败。
用人的哲学
像业界曾流传一句话：“郭台铭喜欢用没有退路的人。”一名鸿海内部员工观察郭台铭用人的一大原则，就是看他有没有卖命的决心。而没有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
“给已经吃饱的人一碗饭吃，不但用处不大，而且他也不会感激你，但是给饿肚子的人一碗饭吃，他不但会全力以赴，而且还会感谢你！”这也是郭台铭的用人一大法则。
接班隐忧
双方“友好分手”的后果就是，富士康依然故我，沿着其旧有的发展方式继续前行，而郭台铭本来寄望的规范管理再次落空，同时，富士康的未来谁能接盘，更成为迷雾。
熟悉富士康的业内人士，曾将郭台铭旗下高管分为四类：戴正吴、徐牧基、卢松青、游象富等创业老臣，戴丰树、程天纵、蒋浩良、吕芳铭等前外企加盟高管，简宜彬、钟依文等内部培养的新秀，以及李光陆、黄震智、刘灯桂等因并购等吸收的“空降兵”。
郭台铭的用人术也颇具“威权”特征。由于各子事业群内部业务界限不清，相互杀价的现象经常出现，且每隔几年，郭台铭就会进行一次内部组织的架构调整，以保持富士康的竞争力，各事业群高管的轮调也不时发生，因此，大权在握的郭台铭无须担心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影响力，其在公司内部“一言堂”、外部“放大炮”的场面成为常态。
但对于内部高管来说，“坐过山车”的滋味并不好受。
以蒋浩良为例。马来西亚人蒋浩良原为苹果公司高管，2001年加入富士康，并曾一度主掌为富士康带来主要营业利润、生产苹果产品的IDPBG事业群。但2009年7月，苹果iPhone(参数 图片样张 评测)4样机在产品推出前丢失，且造成富士康员工——大学生孙丹勇跳楼身亡，令苹果公司大为光火。苹果的巨大压力之下，蒋浩良不得不承担责任，自IDPBG离职。
郭台铭熟知蒋浩良的能力，让蒋负责TMSBG（天马事业群），主营三网合一产品。但由于业务发展阶段所限，天马事业群的盘子并不大。2011年底，杜家滨离职后，郭台铭一度希望蒋浩良接手飞虎乐购业务，但蒋浩良熟悉两个月之后，仍然回归TMSBG，数番起落。
富士康内部人士透露，在程天纵离职后，公司内部一负责苹果业务的事业群老总亦有离职流言传出。
不难发现，老臣子即将同郭台铭一样，站岗到班；外企加盟高管难于适应，离职率高；内部新秀、被并购吸收的“空降兵”资历尚浅，富士康的接班难题实在不易破解。
郭台铭不得不面对的是，与富士康迁往四川，当地政府减免税收、帮助招工等完全不同，2011年9月底，路透社曾援引巴西政府消息报道称，富士康原计划120亿美元在巴西设厂生产iPad，但由于与巴西政府的赋税优惠谈判陷入胶着，又面临缺乏劳工与技术等难题，计划搁浅后前景未明。
保持原有，还是继续向前，郭台铭确实走到了不得不需要做出选择的十字路口。
面临交班难题
60岁的程天纵在加入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5年后，不留一丝痕迹地挂冠而去。这也意味着，尽管旗下员工逾120万人，但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失去两位被其寄予厚望的职业经理人——先是飞虎乐购董事长杜家滨离职，然后是程天纵。富士康内部知情人士甚至称，富士康一位主掌更核心业务的职业经理人高管近日亦爆出离职传言。
2007年7月，郭台铭属意培养的接班人——三弟郭台成因病辞世，郭台铭遂在富士康加大了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力度，冀望通过后者的管理经验，规范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企业发展，为资历较弱的后辈铺平接班道路。
但事与愿违。五年来，因为金融危机、员工连续“坠楼”等事件，郭台铭在富士康内部“独裁为公”的风格未有改换，其所期望的渠道谋局频频遇阻，职业经理人“改造”富士康的进程亦收效甚微。62岁的郭台铭举目四顾，究竟谁堪接其衣钵？
选择接班人
郭台铭在鸿海精密的角色也正逐渐发生着变化，虽然自己目前仍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重点已从以往的日常例行工作转移到了重大战略问题上。同时，郭台铭也把更多时间用在了处理一系列生活变故上。
“他还更多地关注于慈善事业，曾承诺最终将捐出个人财产的1/3。”报道中称。
此外，郭台铭已开始在鸿海精密寻找接班人，重点对象是那些年龄在35至45岁左右的员工。他还开始要求手下的高级经理在各自子公司独揽专权，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身实力。
郭台铭不大可能从家族成员中挑选继任者，因为膝下一子一女均不在鸿海精密就职。
郭台铭说，他之所以做出现在辞职的决定，是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尤其是乾隆皇帝。“他控制整个中国长达60年”，郭台铭说，“可他在位时间太长。我想休息休息，把更多机会和责任留给年轻人，虽然我自己还不老。”
职业经理人败走
《财富》杂志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上，鸿海（2317.TW，大陆一般称之为“富士康”）高居第43位，2011年，其营收、利润分别为1175.14亿美元和27.77亿美元。
作为代工领域的“巨无霸”，富士康旗下包含CMMSG、PCEBG等十多个年营收额数百亿元的子事业群。要在这样的企业接班，不仅要有极强的处理业务的能力，更要有管理各事业群“诸侯”的协调能力。
也正是意识到这些，在二弟郭台强自立门户后，郭台铭早早就开始培养三弟郭台成接班。但天不遂人意，2007年7月，46岁的郭台成因罹患血癌去世。恰值全球金融危机蔓延，郭台铭唯有推迟退休，继续带领鸿海大船前行。
彼时，郭台铭已意识到选择接班人的艰难：长子郭守正无意于代工业务，长女郭晓玲资历尚浅。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富士康进行规范管理，在富士康的创业元老们尚未退隐之前，由自己掌舵，实现公司2000年以来爆发式增长的平稳过渡。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德州仪器亚洲区总裁退任的原惠普中国区总裁程天纵加入富士康。
在加入富士康任副总裁之初，程天纵一直在苦苦等待一个“平台”。程此前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曾透露，自己之所以愿意加盟富士康，是因为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已经遇到了在“外企”工作的“天花板”，而郭台铭很理解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进一步施展其抱负。
但直到2010年6月，由于产线员工连续发生“坠楼”事件，程天纵以协助郭台铭处理重大危机事件，他在富士康的作用才得以引起外界广泛注意。
此后的2011年11月30日，由于FIH多年持续亏损，FIH董事长陈伟良退任FIH行政总裁，程天纵真正得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平台”。
当然，2011年11月底的任命，只是郭台铭给了程天纵彻底走向前台的“追认”机会，在此之前的2011年2月，程已经提前深入FIH厂区，调研扭亏大计：调整产品结构；健全员工激励及晋升体系的“双轨制”——在既有管理职位进阶的基础上增加技术职位，调动工程师的研发积极性；变“大企业”的“大锅饭”为员工个人施展抱负的“小舞台”、提高生产效率。
2012年3月，FIH财报显示，公司2011年实现净利润7300万美元，相较于2010年亏损2.18亿美元，程天纵看起来功不可没。
“程天纵具备超强能力，但问题在于，FIH的亏损有其制度性软肋——在全球智能手机业务崛起的情势之下，FIH仍然主要代工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业务，最赚钱的苹果手机代工则归属富士康另一子事业群，FIH无法置喙。所以，严格来说，程天纵希望带给FIH的管理变革，在上述掣肘之下打了折扣。这也正是让程感到无力、无奈的地方。”不愿表露姓名、接近程天纵的知情人士表示，程最终自富士康离职，还表明，郭台铭希望通过引入程天纵等职业经理人规范富士康内部管理、为后来者接班铺平道路的努力接近失败。
用人的哲学
像业界曾流传一句话：“郭台铭喜欢用没有退路的人。”一名鸿海内部员工观察郭台铭用人的一大原则，就是看他有没有卖命的决心。而没有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
“给已经吃饱的人一碗饭吃，不但用处不大，而且他也不会感激你，但是给饿肚子的人一碗饭吃，他不但会全力以赴，而且还会感谢你！”这也是郭台铭的用人一大法则。
接班隐忧
双方“友好分手”的后果就是，富士康依然故我，沿着其旧有的发展方式继续前行，而郭台铭本来寄望的规范管理再次落空，同时，富士康的未来谁能接盘，更成为迷雾。
熟悉富士康的业内人士，曾将郭台铭旗下高管分为四类：戴正吴、徐牧基、卢松青、游象富等创业老臣，戴丰树、程天纵、蒋浩良、吕芳铭等前外企加盟高管，简宜彬、钟依文等内部培养的新秀，以及李光陆、黄震智、刘灯桂等因并购等吸收的“空降兵”。
郭台铭的用人术也颇具“威权”特征。由于各子事业群内部业务界限不清，相互杀价的现象经常出现，且每隔几年，郭台铭就会进行一次内部组织的架构调整，以保持富士康的竞争力，各事业群高管的轮调也不时发生，因此，大权在握的郭台铭无须担心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影响力，其在公司内部“一言堂”、外部“放大炮”的场面成为常态。
但对于内部高管来说，“坐过山车”的滋味并不好受。
以蒋浩良为例。马来西亚人蒋浩良原为苹果公司高管，2001年加入富士康，并曾一度主掌为富士康带来主要营业利润、生产苹果产品的IDPBG事业群。但2009年7月，苹果iPhone(参数 图片样张 评测)4样机在产品推出前丢失，且造成富士康员工——大学生孙丹勇跳楼身亡，令苹果公司大为光火。苹果的巨大压力之下，蒋浩良不得不承担责任，自IDPBG离职。
郭台铭熟知蒋浩良的能力，让蒋负责TMSBG（天马事业群），主营三网合一产品。但由于业务发展阶段所限，天马事业群的盘子并不大。2011年底，杜家滨离职后，郭台铭一度希望蒋浩良接手飞虎乐购业务，但蒋浩良熟悉两个月之后，仍然回归TMSBG，数番起落。
富士康内部人士透露，在程天纵离职后，公司内部一负责苹果业务的事业群老总亦有离职流言传出。
不难发现，老臣子即将同郭台铭一样，站岗到班；外企加盟高管难于适应，离职率高；内部新秀、被并购吸收的“空降兵”资历尚浅，富士康的接班难题实在不易破解。
郭台铭不得不面对的是，与富士康迁往四川，当地政府减免税收、帮助招工等完全不同，2011年9月底，路透社曾援引巴西政府消息报道称，富士康原计划120亿美元在巴西设厂生产iPad，但由于与巴西政府的赋税优惠谈判陷入胶着，又面临缺乏劳工与技术等难题，计划搁浅后前景未明。
保持原有，还是继续向前，郭台铭确实走到了不得不需要做出选择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