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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下简称《工作规划》），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也为今后五年全国的反腐败工作指明了重要方向。《工作规划》的突出创新之处是将教育、制度和监督三者并重的惩防体系，进一步发展为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和惩处六位一体的惩防体系，丰富和拓展了反腐败的战略思路。
一、强化廉政教育，构建全社会的廉政文化氛围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道德风尚好的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状况也一定较好；相反，腐败现象必泛滥成灾。曾经一度“制度反腐”被拔得很高，甚至有人认为，只要制度建设好了，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可否认，制度在反腐倡廉中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作用。但是，一方面，徒法无以自行。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即良法和遵守法律的意识。法规制度如果不被人们信仰，就犹如一纸空文。因此，廉政教育有助于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与制度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制度并非万能的，在某些领域，再好的制度，再高超的技术仍然会让腐败分子有漏洞可钻。在此情况下，个人的职业道德、内心自律尤为重要。尤其在当前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腐败现象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自律显得更加重要。
廉政教育的最大功能是起到警钟长鸣、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这种教育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应当经常性、长期性地开展。一个国家若是腐败文化盛行，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社会对于官员搞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需求，并使得社会的腐朽落后思想与官员的消极腐败意识之间相互激发，最终使腐败行为愈演愈烈。因此，问卷调查显示，超过70％的人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对反腐败有作用，64.5%的人赞同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企业、学校、农村。因此，我们认为，要克服腐败文化的消极作用，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净化社会环境，减少社会大众对腐败行为的需求，直至营造不能容忍腐败的社会环境，使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从而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腐败现象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之下，与市场和对市场的各种管制手段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实的经济体制中，完全自由的市场配置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市场和非市场的双重制度。正是由于非市场配置的存在，预留了腐败行为产生的空间。可以说，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且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腐败的滋生呈正相关性。虽然近年来上海行政审批改革的力度很大，50％以上的行政审批权已经取消或调整。但是，问卷调查显示，有63.9％的受访者仍然认为上海地区政府的审批权非常多或比较多。上海社保资金案的发生也暴露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管理的薄弱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房地产开发、金融市场、私营企业发展及国有企业改制等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而以市场为导向的相关管理却未能同步跟上，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致使这些领域往往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当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要逐渐转变强势政府局面，应由市场做的，政府要逐步放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科学、合理地增加。尤其是行政垄断部门，如土地管理部门、建筑工程管理部门等，要逐步改变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现状，最大限度地打击官僚利益集团和资本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现象。
三、完善廉政法规，构筑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
实践反复证明，制度建设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质量和效果。完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首先，要在制度的制定上下功夫。为防止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制定制度之前应尽量多听取专家学者、干部群众等各方意见。可进行理论研讨，对制定制度的缘由、是否需要、实现的目标、运行实施条件等作出详细论证。也可开展听证会，吸纳民意，让群众参与。使制度真正成为实践所需要，基层可执行的有用武器。其次，要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不在于制度之多，重要的是要构成有机的制度体系，发挥制度的整体效应。制度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毫不相关的单个要素，而是各要素之间要有内在联系，构成完整的要素链。我国现有各种廉政制度3000多条，仅是各种各样的“不准”就多达30多个。但由于制度太多、太泛，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约束效果，反而使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极大影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权力运行的影响，要进一步梳理现行的各种制度，使制度之间相互矛盾、重复的部分修正过来。同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尤其是要使党内规范与国家宪法和法律衔接起来。最后，制度执行中应不断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对于不完善之处要及时补充、修正。对于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约束效果的制度应大胆清理和改进。如对于长期以来为社会诟病较多的收入申报制度，建议尽早废黜，代之以已被国外证明行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问卷调查也显示，有68％的人认为收入申报制度对遏制腐败没有效果或说不清，而认为领导干部有必要公布个人财产的高达68.4%。当然，要求所有官员都一步到位实行申报财产不具有现实性且社会风险大，建议从新提拔的具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开始，要求在任职之前申报本人的收入和包括其父母、配偶及子女在内的家庭财产状况。由纪委或者其他反腐败职能部门对其财产进行有效审计，审计结果面向全社会公开，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这样，经过长期的推行，使财产申报的观念逐渐为人所接受，在条件成熟时再向所有公职人员全面推开，使官员的财产真正“阳光化”。
四、立足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资源配置、资金使用和干部选拔的全程监管
公共权力行使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问卷调查显示，有54％的人认为影响监督效果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务活动公开不够，群众不知情，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电子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和发达，使权力公开和全程监督具备了更便捷和有利的条件。根据中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资源在市场中配置，资金在网络上监管”的总体要求，应加大信息网络技术在人、财、物管理使用中的监督作用。一是实现行政权力运作阳光化。上海市浦东新区为规范行政权力运作，构建统一的行政审批软件平台，推行网上阳光审批，实行“网上公开、网上办公、网上监督”。群众对行政审批程序可以随时从网上了解，相关监督部门通过专门技术软件对审批进行全程监督。阳光审批不仅简化了办事流程，有效提高行政效能，要求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有效遏制了暗箱操作和腐败的滋生。二是利用信息网络平台规范資源配置。为进一步规范土地交易行为，上海市房地局构筑全市统一的土地交易操作平台，通过联网互通、信息共享，实现集中入市发布信息、集中入市交易。在运作监管上，开发完善“土地交易子系统”，实现与现有土地审批系统的对接和信息共享。这种做法有效降低了因土地审批不落地和纸上批土地而带来的寻租行为。因此，建立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是实现资源在市场中公平配置的有效手段。三是对资金使用实行全程监控。上海市松江区利用软件技术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变以往财务管理少数人决策、少数人操作和少数人知情，为多数人共知，相关部门及时可知的联动管理办法，取得初步成效。信息软件技术在资金管理中的应用，有利于实时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出问题之后再来追究造成的经济损失。四是建立领导干部个人信息平台。在一些发达国家，每个公民都有几乎包含了个人所有信息的身份号码，这不仅便于金融、商业等机构及时了解个人诚信状况，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随时调取办案对象的相关资料。建议纪委或检察机关建立类似于公民身份号码的领导干部个人信息平台，将领导干部的婚姻、房产、银行帐户、工作经历等个人信息输入其中。一方面可以作为组织部门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避免“带病提拔”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便于执法执纪部门及时掌握被调查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从而快速便捷地实现对腐败分子的制裁。
五、增强权力制约，打造完整坚固的监控链条
加强监督是保障公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条件。关键是发挥各种监督的有效力量，构筑完整高效的监督体系。一是强化自上而下的巡视制度。巡视制度作为自上而下的派遣制度，一定程度上割断了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有利于巡视监督工作的独立开展，对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班子主要负责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的监督真空地带。二是逐步放开新闻舆论监督。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反腐败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新闻自由。由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可实行渐进式的新闻舆论自由，逐步放开监督的领域。建议利用现代互联网平台，由政府批准专门的网站允许对一些腐败现象全面报道，也允许网民发表评论和提供有根据的线索。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大社会舆论对官员的监督，也有利于舆论监督在政府的管理和引导下有秩序地开展。三是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纪检监督体制。当前，纪检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大纪委的相对独立性。调查显示，有近90％的人主张纪委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但是多数受访者又认为要逐步实现。由此，我们认为，加强纪委垂直领导的分量是非常必要也较为可行的出路，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可以先行试点，经过实践检验完全可行后，建议可对党章相应作出修改。同样，检察体制的改革，也应当推行人事由上级检察机关直接提名，财政由国家统一发放管理，逐步摆脱与地方的依附关系，真正成为国家的执法机构。四是整合各反腐败职能机构力量，形成监督合力。上海社保资金案的顺利查处，得益于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以及上海市纪检、监察、法院和公安等各执法执纪部门的有力配合。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反腐败职能部门都有自己力不从心的局限，也有自己在反腐败中特有的优势。整合这些部门的力量，有助于统一、高效、互动、形成合力。为此，在查办具体案件时若有必要可由纪委牵头，协调各方，充分发挥检察院的审讯优势、公安追逃优势、审计查账优势，各取所長，形成合力。
六、加大处罚力度，编织疏而不漏的惩贪大网
廉政建设是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预防和惩治两个环节。预防工作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当前中国迫切需要重点加强研究的领域。但是反腐败的惩治机制也不可忽视，只有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教育才有说服力、制度才有约束力、监督才有威慑力。打击腐败要彻底，既要打老虎也要抓苍蝇。反腐败不仅要抓大的腐败案件，也要查小的腐败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要有决不姑息、决不放过的坚定态度，改变一些地方办案“抓大放小”的倾向。因为，从总体上看，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常见的小的腐败案件，而极端的大案要案毕竟是少数。从性质上说，大案要案损失的主要是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牵涉的是政治影响问题；小案主要危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涉及的是社会风气问题。只抓老虎，不打苍蝇，社会风气难以根本好转，老百姓对反腐败成效的认同度就难以提高。从国外反腐败的经验来看，能否有效遏制腐败，有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遏制腐败不在于对腐败者的惩罚是否严厉，而在于腐败者受处罚的概率。西方国家一般对经济犯罪的判罚较轻，但是一旦犯罪往往难逃法网。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和惩处的概率都很高，它的震慑作用就非常巨大。二是对腐败犯罪的规定必须明确。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考量其它因素，如看官职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认为违法的太多了而内部掌握惩罚的“门槛”，等等。这样，就把制裁界线给模糊了，人们不知界线在哪里，就会得寸进尺。一个社会对腐败容忍到什么程度，其腐败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只有当腐败行为已经超越公众容忍度的上限时，一个社会才能真正强化反腐败的措施和效能。从党纪政纪和法纪上提高对腐败的“零容忍度”，才能树立全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另外，在打击受贿者同时，也应当同步打击行贿者。从反腐败实践中看，我们打击腐败的对象重点是党员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等体制内的人，而对于体制外的行贿者打击力度不足。双管齐下，既严惩受贿者，又不放松打击行贿者，才能真正起到杀一儆百作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
■ 责任编辑：姜德福
一、强化廉政教育，构建全社会的廉政文化氛围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道德风尚好的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状况也一定较好；相反，腐败现象必泛滥成灾。曾经一度“制度反腐”被拔得很高，甚至有人认为，只要制度建设好了，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可否认，制度在反腐倡廉中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作用。但是，一方面，徒法无以自行。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即良法和遵守法律的意识。法规制度如果不被人们信仰，就犹如一纸空文。因此，廉政教育有助于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与制度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制度并非万能的，在某些领域，再好的制度，再高超的技术仍然会让腐败分子有漏洞可钻。在此情况下，个人的职业道德、内心自律尤为重要。尤其在当前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腐败现象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自律显得更加重要。
廉政教育的最大功能是起到警钟长鸣、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这种教育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应当经常性、长期性地开展。一个国家若是腐败文化盛行，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社会对于官员搞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需求，并使得社会的腐朽落后思想与官员的消极腐败意识之间相互激发，最终使腐败行为愈演愈烈。因此，问卷调查显示，超过70％的人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对反腐败有作用，64.5%的人赞同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企业、学校、农村。因此，我们认为，要克服腐败文化的消极作用，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净化社会环境，减少社会大众对腐败行为的需求，直至营造不能容忍腐败的社会环境，使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从而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腐败现象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之下，与市场和对市场的各种管制手段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实的经济体制中，完全自由的市场配置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市场和非市场的双重制度。正是由于非市场配置的存在，预留了腐败行为产生的空间。可以说，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且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腐败的滋生呈正相关性。虽然近年来上海行政审批改革的力度很大，50％以上的行政审批权已经取消或调整。但是，问卷调查显示，有63.9％的受访者仍然认为上海地区政府的审批权非常多或比较多。上海社保资金案的发生也暴露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管理的薄弱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房地产开发、金融市场、私营企业发展及国有企业改制等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而以市场为导向的相关管理却未能同步跟上，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致使这些领域往往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当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要逐渐转变强势政府局面，应由市场做的，政府要逐步放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科学、合理地增加。尤其是行政垄断部门，如土地管理部门、建筑工程管理部门等，要逐步改变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现状，最大限度地打击官僚利益集团和资本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现象。
三、完善廉政法规，构筑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
实践反复证明，制度建设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质量和效果。完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首先，要在制度的制定上下功夫。为防止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制定制度之前应尽量多听取专家学者、干部群众等各方意见。可进行理论研讨，对制定制度的缘由、是否需要、实现的目标、运行实施条件等作出详细论证。也可开展听证会，吸纳民意，让群众参与。使制度真正成为实践所需要，基层可执行的有用武器。其次，要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不在于制度之多，重要的是要构成有机的制度体系，发挥制度的整体效应。制度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毫不相关的单个要素，而是各要素之间要有内在联系，构成完整的要素链。我国现有各种廉政制度3000多条，仅是各种各样的“不准”就多达30多个。但由于制度太多、太泛，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约束效果，反而使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极大影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权力运行的影响，要进一步梳理现行的各种制度，使制度之间相互矛盾、重复的部分修正过来。同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尤其是要使党内规范与国家宪法和法律衔接起来。最后，制度执行中应不断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对于不完善之处要及时补充、修正。对于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约束效果的制度应大胆清理和改进。如对于长期以来为社会诟病较多的收入申报制度，建议尽早废黜，代之以已被国外证明行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问卷调查也显示，有68％的人认为收入申报制度对遏制腐败没有效果或说不清，而认为领导干部有必要公布个人财产的高达68.4%。当然，要求所有官员都一步到位实行申报财产不具有现实性且社会风险大，建议从新提拔的具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开始，要求在任职之前申报本人的收入和包括其父母、配偶及子女在内的家庭财产状况。由纪委或者其他反腐败职能部门对其财产进行有效审计，审计结果面向全社会公开，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这样，经过长期的推行，使财产申报的观念逐渐为人所接受，在条件成熟时再向所有公职人员全面推开，使官员的财产真正“阳光化”。
四、立足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资源配置、资金使用和干部选拔的全程监管
公共权力行使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问卷调查显示，有54％的人认为影响监督效果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务活动公开不够，群众不知情，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电子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和发达，使权力公开和全程监督具备了更便捷和有利的条件。根据中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资源在市场中配置，资金在网络上监管”的总体要求，应加大信息网络技术在人、财、物管理使用中的监督作用。一是实现行政权力运作阳光化。上海市浦东新区为规范行政权力运作，构建统一的行政审批软件平台，推行网上阳光审批，实行“网上公开、网上办公、网上监督”。群众对行政审批程序可以随时从网上了解，相关监督部门通过专门技术软件对审批进行全程监督。阳光审批不仅简化了办事流程，有效提高行政效能，要求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有效遏制了暗箱操作和腐败的滋生。二是利用信息网络平台规范資源配置。为进一步规范土地交易行为，上海市房地局构筑全市统一的土地交易操作平台，通过联网互通、信息共享，实现集中入市发布信息、集中入市交易。在运作监管上，开发完善“土地交易子系统”，实现与现有土地审批系统的对接和信息共享。这种做法有效降低了因土地审批不落地和纸上批土地而带来的寻租行为。因此，建立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是实现资源在市场中公平配置的有效手段。三是对资金使用实行全程监控。上海市松江区利用软件技术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变以往财务管理少数人决策、少数人操作和少数人知情，为多数人共知，相关部门及时可知的联动管理办法，取得初步成效。信息软件技术在资金管理中的应用，有利于实时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出问题之后再来追究造成的经济损失。四是建立领导干部个人信息平台。在一些发达国家，每个公民都有几乎包含了个人所有信息的身份号码，这不仅便于金融、商业等机构及时了解个人诚信状况，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随时调取办案对象的相关资料。建议纪委或检察机关建立类似于公民身份号码的领导干部个人信息平台，将领导干部的婚姻、房产、银行帐户、工作经历等个人信息输入其中。一方面可以作为组织部门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避免“带病提拔”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便于执法执纪部门及时掌握被调查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从而快速便捷地实现对腐败分子的制裁。
五、增强权力制约，打造完整坚固的监控链条
加强监督是保障公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条件。关键是发挥各种监督的有效力量，构筑完整高效的监督体系。一是强化自上而下的巡视制度。巡视制度作为自上而下的派遣制度，一定程度上割断了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有利于巡视监督工作的独立开展，对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班子主要负责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的监督真空地带。二是逐步放开新闻舆论监督。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反腐败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新闻自由。由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可实行渐进式的新闻舆论自由，逐步放开监督的领域。建议利用现代互联网平台，由政府批准专门的网站允许对一些腐败现象全面报道，也允许网民发表评论和提供有根据的线索。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大社会舆论对官员的监督，也有利于舆论监督在政府的管理和引导下有秩序地开展。三是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纪检监督体制。当前，纪检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大纪委的相对独立性。调查显示，有近90％的人主张纪委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但是多数受访者又认为要逐步实现。由此，我们认为，加强纪委垂直领导的分量是非常必要也较为可行的出路，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可以先行试点，经过实践检验完全可行后，建议可对党章相应作出修改。同样，检察体制的改革，也应当推行人事由上级检察机关直接提名，财政由国家统一发放管理，逐步摆脱与地方的依附关系，真正成为国家的执法机构。四是整合各反腐败职能机构力量，形成监督合力。上海社保资金案的顺利查处，得益于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以及上海市纪检、监察、法院和公安等各执法执纪部门的有力配合。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反腐败职能部门都有自己力不从心的局限，也有自己在反腐败中特有的优势。整合这些部门的力量，有助于统一、高效、互动、形成合力。为此，在查办具体案件时若有必要可由纪委牵头，协调各方，充分发挥检察院的审讯优势、公安追逃优势、审计查账优势，各取所長，形成合力。
六、加大处罚力度，编织疏而不漏的惩贪大网
廉政建设是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预防和惩治两个环节。预防工作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当前中国迫切需要重点加强研究的领域。但是反腐败的惩治机制也不可忽视，只有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教育才有说服力、制度才有约束力、监督才有威慑力。打击腐败要彻底，既要打老虎也要抓苍蝇。反腐败不仅要抓大的腐败案件，也要查小的腐败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要有决不姑息、决不放过的坚定态度，改变一些地方办案“抓大放小”的倾向。因为，从总体上看，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常见的小的腐败案件，而极端的大案要案毕竟是少数。从性质上说，大案要案损失的主要是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牵涉的是政治影响问题；小案主要危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涉及的是社会风气问题。只抓老虎，不打苍蝇，社会风气难以根本好转，老百姓对反腐败成效的认同度就难以提高。从国外反腐败的经验来看，能否有效遏制腐败，有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遏制腐败不在于对腐败者的惩罚是否严厉，而在于腐败者受处罚的概率。西方国家一般对经济犯罪的判罚较轻，但是一旦犯罪往往难逃法网。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和惩处的概率都很高，它的震慑作用就非常巨大。二是对腐败犯罪的规定必须明确。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考量其它因素，如看官职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认为违法的太多了而内部掌握惩罚的“门槛”，等等。这样，就把制裁界线给模糊了，人们不知界线在哪里，就会得寸进尺。一个社会对腐败容忍到什么程度，其腐败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只有当腐败行为已经超越公众容忍度的上限时，一个社会才能真正强化反腐败的措施和效能。从党纪政纪和法纪上提高对腐败的“零容忍度”，才能树立全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另外，在打击受贿者同时，也应当同步打击行贿者。从反腐败实践中看，我们打击腐败的对象重点是党员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等体制内的人，而对于体制外的行贿者打击力度不足。双管齐下，既严惩受贿者，又不放松打击行贿者，才能真正起到杀一儆百作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