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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的救赎》讲述了索罗斯对慈善的种种认识，从开放社会的角度阐述了这个自称为自私的人如何创办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书中对其多年来从事慈善的工作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也讲述了索罗斯在开展这些项目时的一些理念和方式。
《索罗斯的救赎》
作者：索罗斯 查克·萨德提克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6月
定价：45.00元乔治·索罗斯认为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是一种乐趣和成就感之源。这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奢侈品。他认为慈善事业让他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也令他突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
乔治·索罗斯第一次思考金钱的意义，是在1979年的英国伦敦。他49岁，已经抵达伦敦32年，是一名成功的对冲基金管理者——当然，相对于他随后的成功而言，这时的成功也不算什么。他管理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亿美元，其中有4000万美元属于他自己的资金。
有一次，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买进英国政府新发行的债券，但是却没有提前安排好融资。这意味着他买了他还没有能力付款的东西，如果不想惹上麻烦，那就必须借到足够多的钱。因此，他需要在伦敦街头来回奔波以筹措资金。在这个过程中，走在伦敦的利德贺大街上时，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病要复发了。这时他对自己说：“为了赚钱，我冒了如此大的风险，但如果就这样死了，那我就是输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太不明智了。”他决定用自己的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他开始“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最关心什么”。
他开始思索慈善的意义或者慈善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要早得多。那要回到1947年他刚刚到伦敦留学时。在他15岁时，父亲问他，你想去哪儿？他回答说：“我想去莫斯科弄清楚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要不就去伦敦，因为那里有BBC。”他的父亲回答说：“我太了解苏联了，所以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告诉你。”于是，乔治·索罗斯就去了伦敦。在当时的匈牙利想要移民英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移民之后要想成功生存下来，同样很难。乔治·索罗斯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自己“深感失望”，“我当时才17岁，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日子孤单而悲惨。”
在那段日子里他两度接触到慈善事业，“这两次经历却扭曲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对慈善事业的态度。”第一次他发现自己尽管非常需要帮助，但却必须撒谎才能符合接受资助的标准；第二次的慈善行为则让他满意，“他们给我寄来了一张40英镑的支票，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助人之道”。
至于他所认为的有意义的事情，解释起来要复杂得多。在《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中，索罗斯曾简短地这样介绍自己：“我出生在匈牙利，由于身为犹太人，我屡遭迫害。后来我去了伦敦，最后移民到了美国。我致力于推动开放社会的普遍理念，并在全球金融市场摸爬滚打。我在苏联成立了我的第一家基金会，并将基金会网络发展到了世界各地，我关注的重点是世界秩序以及人类的未来。”
他也曾说过，1944年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奥匈联军的士兵被俄罗斯军队俘虏。在战俘营期间父亲策划了一次越狱，历尽艰辛才回到匈牙利。然而讽刺的是，由于俄国革命，如果当初父亲一直待在集中营没有越狱，可能会更早回到家。1944年纳粹占领了匈牙利。这时，他的父亲开始制造假证件给人们。对于有钱人，他可以收取很高的价格，而对于穷人，他可以分文不取。索罗斯在这个经历中学到的是“常规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如果执意墨守成规，你很可能因此丧命。”
后来，索罗斯用一个术语来形容这种极端状况：远离非均衡状态。他自认是一个处理远离均衡状态的高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处理远离均衡状态的专家……政治信仰和金融手段是我的武器；除此之外，我很清楚把握当下有多么重要。”让他声名大振的狙击英镑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形势都是他所认为的远离均衡状态，而他也都从中获利匪浅。
他见识了极权社会，或者说封闭社会。然后，他又接触了开放社会、融入其中生活。而且，他接触了开放社会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乔治·索罗斯终其一生都将卡尔·波普尔视为他的导师。卡尔·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极大的影响了索罗斯。乔治·索罗斯因此将“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视为自己的目标。为此，他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这家基金会的目标是：“打开封闭社会的大门，使开放社会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发扬其批判性思维模式。”
开放社会基金会取得了一系列显赫的成就，比如，“在波兰，我大力提倡和支持该国实施休克改革，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变。自1990年1月1日起，波兰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我成功说服匈牙利政府召开会议，会议就如何朝市场经济方向重组经济互助委员会展开了探索，但会议最终以失败告终”；开放社会基金会也在促进资源丰富国家避免“资源诅咒”上做出了很多努力。
索罗斯和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失败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他曾经努力促进过俄罗斯和缅甸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他用一句引用的话来勉励自己：我这一生都在为注定失败的事业而努力。
在索罗斯看来，“开放社会是基于人类智力无法获得完美认知的观点提出的。”因此，开放社会承认人类易犯错的特性，而它的对立面封闭社会则否认这一点。封闭社会也在努力消除或者不想承认不确定性。它会为历史设定一个单线性的目标。与之相比，开放社会承认不确定性，也承认整个社会目的不确，“开放社会也可以被称为缺乏目的的社会”，也正因为此，开放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必须“为了寻求目的不懈努力”。
建立开放社会的关键在于培养一种“批判性思维”。如果我们承认未来是变化和不确定的，那么，“变化会导致不确定性。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有两种：接受或否定。前者为人们带来的是批判性思维模式，并且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开放社会；后者则会导致教条式思维模式以及封闭的社会。”
在原本索罗斯开放社会的理念框架中，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互相替代。但在俄罗斯的失败却让他认识到，“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会带来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进入崩溃——瓦解的持续循环过程，循环过后还可能出现复辟或渐趋稳定的状态”；“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意味着开放社会的发端，而是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按照索罗斯自己的说法，在过去的30年间，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年度预算一度徘徊在5亿美元左右，但是现在已经翻了一番，为10亿美元。自1979年以来，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总支出已经达到约80亿美元。这是绝大多数人一生都难以积累到的财富。索罗斯选择将它们在他还活着时就捐赠出去。他没有响应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巨富捐赠行动。原因是他对慈善有着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认为自己已建立起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慈善机构。
他喜欢自称“我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为中心”，但正是这个自私自利的人创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机构之一。他沉浸在这种冲突感中。“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索罗斯说。同时，也正像很多人自私自利且自我为中心但不愿意承认；很多人有慈善心肠却没有那么多钱；只有乔治·索罗斯恰巧都是。
《索罗斯的救赎》
作者：索罗斯 查克·萨德提克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6月
定价：45.00元乔治·索罗斯认为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是一种乐趣和成就感之源。这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奢侈品。他认为慈善事业让他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也令他突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
乔治·索罗斯第一次思考金钱的意义，是在1979年的英国伦敦。他49岁，已经抵达伦敦32年，是一名成功的对冲基金管理者——当然，相对于他随后的成功而言，这时的成功也不算什么。他管理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亿美元，其中有4000万美元属于他自己的资金。
有一次，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买进英国政府新发行的债券，但是却没有提前安排好融资。这意味着他买了他还没有能力付款的东西，如果不想惹上麻烦，那就必须借到足够多的钱。因此，他需要在伦敦街头来回奔波以筹措资金。在这个过程中，走在伦敦的利德贺大街上时，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病要复发了。这时他对自己说：“为了赚钱，我冒了如此大的风险，但如果就这样死了，那我就是输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太不明智了。”他决定用自己的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他开始“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最关心什么”。
他开始思索慈善的意义或者慈善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要早得多。那要回到1947年他刚刚到伦敦留学时。在他15岁时，父亲问他，你想去哪儿？他回答说：“我想去莫斯科弄清楚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要不就去伦敦，因为那里有BBC。”他的父亲回答说：“我太了解苏联了，所以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告诉你。”于是，乔治·索罗斯就去了伦敦。在当时的匈牙利想要移民英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移民之后要想成功生存下来，同样很难。乔治·索罗斯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自己“深感失望”，“我当时才17岁，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日子孤单而悲惨。”
在那段日子里他两度接触到慈善事业，“这两次经历却扭曲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对慈善事业的态度。”第一次他发现自己尽管非常需要帮助，但却必须撒谎才能符合接受资助的标准；第二次的慈善行为则让他满意，“他们给我寄来了一张40英镑的支票，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助人之道”。
至于他所认为的有意义的事情，解释起来要复杂得多。在《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中，索罗斯曾简短地这样介绍自己：“我出生在匈牙利，由于身为犹太人，我屡遭迫害。后来我去了伦敦，最后移民到了美国。我致力于推动开放社会的普遍理念，并在全球金融市场摸爬滚打。我在苏联成立了我的第一家基金会，并将基金会网络发展到了世界各地，我关注的重点是世界秩序以及人类的未来。”
他也曾说过，1944年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奥匈联军的士兵被俄罗斯军队俘虏。在战俘营期间父亲策划了一次越狱，历尽艰辛才回到匈牙利。然而讽刺的是，由于俄国革命，如果当初父亲一直待在集中营没有越狱，可能会更早回到家。1944年纳粹占领了匈牙利。这时，他的父亲开始制造假证件给人们。对于有钱人，他可以收取很高的价格，而对于穷人，他可以分文不取。索罗斯在这个经历中学到的是“常规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如果执意墨守成规，你很可能因此丧命。”
后来，索罗斯用一个术语来形容这种极端状况：远离非均衡状态。他自认是一个处理远离均衡状态的高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处理远离均衡状态的专家……政治信仰和金融手段是我的武器；除此之外，我很清楚把握当下有多么重要。”让他声名大振的狙击英镑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形势都是他所认为的远离均衡状态，而他也都从中获利匪浅。
他见识了极权社会，或者说封闭社会。然后，他又接触了开放社会、融入其中生活。而且，他接触了开放社会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乔治·索罗斯终其一生都将卡尔·波普尔视为他的导师。卡尔·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极大的影响了索罗斯。乔治·索罗斯因此将“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视为自己的目标。为此，他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这家基金会的目标是：“打开封闭社会的大门，使开放社会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发扬其批判性思维模式。”
开放社会基金会取得了一系列显赫的成就，比如，“在波兰，我大力提倡和支持该国实施休克改革，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变。自1990年1月1日起，波兰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我成功说服匈牙利政府召开会议，会议就如何朝市场经济方向重组经济互助委员会展开了探索，但会议最终以失败告终”；开放社会基金会也在促进资源丰富国家避免“资源诅咒”上做出了很多努力。
索罗斯和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失败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他曾经努力促进过俄罗斯和缅甸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他用一句引用的话来勉励自己：我这一生都在为注定失败的事业而努力。
在索罗斯看来，“开放社会是基于人类智力无法获得完美认知的观点提出的。”因此，开放社会承认人类易犯错的特性，而它的对立面封闭社会则否认这一点。封闭社会也在努力消除或者不想承认不确定性。它会为历史设定一个单线性的目标。与之相比，开放社会承认不确定性，也承认整个社会目的不确，“开放社会也可以被称为缺乏目的的社会”，也正因为此，开放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必须“为了寻求目的不懈努力”。
建立开放社会的关键在于培养一种“批判性思维”。如果我们承认未来是变化和不确定的，那么，“变化会导致不确定性。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有两种：接受或否定。前者为人们带来的是批判性思维模式，并且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开放社会；后者则会导致教条式思维模式以及封闭的社会。”
在原本索罗斯开放社会的理念框架中，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互相替代。但在俄罗斯的失败却让他认识到，“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会带来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进入崩溃——瓦解的持续循环过程，循环过后还可能出现复辟或渐趋稳定的状态”；“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意味着开放社会的发端，而是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按照索罗斯自己的说法，在过去的30年间，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年度预算一度徘徊在5亿美元左右，但是现在已经翻了一番，为10亿美元。自1979年以来，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总支出已经达到约80亿美元。这是绝大多数人一生都难以积累到的财富。索罗斯选择将它们在他还活着时就捐赠出去。他没有响应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巨富捐赠行动。原因是他对慈善有着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认为自己已建立起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慈善机构。
他喜欢自称“我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为中心”，但正是这个自私自利的人创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机构之一。他沉浸在这种冲突感中。“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索罗斯说。同时，也正像很多人自私自利且自我为中心但不愿意承认；很多人有慈善心肠却没有那么多钱；只有乔治·索罗斯恰巧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