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候开始，华文世界就多了许多神采飞扬的亮色。张五常通过大量的专栏文字，把经济学知识用于分析他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
　　1978年，张五常花费了3个月时间，为英国经济事务社撰写了一篇关于产权和交易费用的文章《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ｓｔ》。那时的他，从1967年在西方经济学界一举成名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到随后几年发表的几篇重要学术文章《合约的结构》、《蜜蜂的神话》、《价格管制理论》、《产权与发明》，已经逐渐奠定了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
　　他为这家学社写就的另外一篇文章更广为世人所知，它是标志着张五常开始持续近30年的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跟踪研究的代表作——1980年开始研写、1982年出版成书的《Ｗｉｌｌ Ｃｈｉｎａ Ｇ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张五常推论，中国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
　　那时候的张五常，是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那时候的中国，刚经历过“文革”的劫难。虽然1978年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但实际上，一切都还处于摸索阶段，一般人的所见所闻，甚至在海外经济学家们的眼里，都无法看到更多乐观的信息。1979年张五常曾经有过一次国内之行，到广州佛山等地探访，看到的景象也使他唏嘘不已：两个女工的工作就是在几十平方米的地上扫来扫去；修补墙上一个小洞需要3个人；早餐时间有1小时，但半小时后已经无人理睬，服务员聚在一旁闲聊；大学里头的师生们对他带过去的一个计算器大感惊奇……
　　然而张五常却从一片残败与灰暗中，同时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人们私下有市场，二价的商品容易买到，他们忙于交换货品和门路的信息；已经有《原富》《通论》的中译本，有人译出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已翻成了中文。由此，张五常断定，“钟摆已有力地往另一个方向摆动”，“假以时日，则必定带来改革体制的要求”。
　　而当时这些推论，张五常周围的师友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他过于乐观了，包括刚去过中国访问的弗里德曼，包括加里贝克，而舒尔兹（Ｔ．Ｗ．Ｓｃｈｕｌｔｚ，1979年诺奖得主）则写信给他，直言经济学不可以作这样的推断。
　　张五常虽然出生在香港，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避难于内地，但是负笈海外之后，有关中国的信息，多从香港和内地的亲朋口中得知。特别是香港，无疑是观察祖国内地的极佳场所。而1982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张五常听从科斯等人的建议，从华盛顿大学回到香港，任职香港大学金融学院。有人为他的离开而惋惜，张五常华大同事诺思认为他是唯一能全面革新经济学理论的人。张五常从23岁开始进入本科学习，到取得经济学正教授的职位，只用区区9年时间。而一般来说，如果能够十分漂亮地取得博士学位，也需要大致12年才能够当上正教授。就凭这一点，张五常学术天赋之佳的确是罕有的。
　　从那时候开始，华文世界就多了许多神采飞扬的亮色。张五常通过大量的专栏文字，把经济学知识用于分析他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每一步了。而大多数中国学子，也通过张五常的这些中文专栏和书刊，接触和理解经济学知识，得知了经济学界许多异彩斑斓的故事。
　　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使张五常也有了深入观察和研究的机会，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而中国的改革进程实在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
　　成名于佃农理论的张五常，数十年后的今天发现峰回路转，他所跟踪的中国改革到了近十多年，又回到了分成合约上。用他的原话，是“这个层层承包的发展，1994年采用增值税后，发展为我1967年以论文分析的佃农分成的合约安排。以县为经济决策重点，这安排促成的地区之间的产出激烈竞争，史无前例。”而正是源于此，张五常不遗余力地在多个场合大声赞扬，包括70岁生日宴会，包括不久前在深圳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认为“撇开沙石”，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这制度是人类历史最杰出的。
　　经济学上的解释，要源自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指出，有了产权上的界定，再允许自由转让，资源会达致效率最优。用于土地制度上，就是说先有土地产权的界定，再通过转让合约来使用土地。然而，张五常观察到，中国所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土地并非先进行产权界定，再进行市场合约的运作，而是土地的产权就是通过市场的分成合约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合约就是产权界定的合约。
　　一百八十年前，龚自珍关于治理新疆的建议文章不被重视，悲慨之余，诗曰“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推定五十年定有应验；一百八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三十个年头，改革成就有目共睹，而张五常关于中国改革的精确推断，无疑也将会同这一段历史本身一起被人们牢记。三十年中言定验，文章合有老波澜。五常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