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物的病害原因是文物修复工作者在文物修复过程中需要进行研究的对象之一，也是修复工作的技术依据。唐人《度世品经》抄本价值高、病害现状特殊、病害成因未知，文章从现象研究入手推测病害成因，为具体修复实施提供思路。
　　关键词：唐人写经；病害；酸化；破损
　　佛教自汉朝传入我国，发展至唐朝已十分昌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佛相关的思想开始向民间散播，许多佛事活动兴起，如建寺院、修佛塔、造佛像、抄经卷等，礼佛、学佛之风日盛。
　　1900年，大量敦煌写经卷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原本秘藏多年的敦煌文献随即流散。在这之前，唐人的写经作品在市面鲜有流传，如有一两片残页流于世面，其珍贵程度足以在收藏圈子里引起不小的轰动。1900年成了一道分水岭。自敦煌第 16窟藏经洞打开，数以万计的唐代及唐以前的经卷流出，有零有整，更有很多标注了明确纪年的珍贵经卷，林林总总，数量达五万之巨。此前流传下来的灿若星辰的残页也因此黯淡了不少。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大量经卷被国外的“探险家”劫掠，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但从世人对经卷本身及其背后文化的探索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契机，使得更多学者能够对唐代佛教活动、文化习俗、书法源流以及经生的生活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1910年，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三次探险”，由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领队，在1912年初到达敦煌以后，历时两个月，在敦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拍摄，在王道士处拿走了六百余件文献（佛教经卷）和古写本。
　　此件文物系太仓档案馆所藏唐人抄本《度世品经》，并非1900年后面世的敦煌本。此经卷重要的收藏者—清末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1839—1915年）在经卷尾部写有题跋“右古钞度世品经第一残卷凡八十五行，卷尾有东大寺印。考东大寺为日本古名刹，当中国李唐之世，此寺庋藏古写经甚多，经生书流宕有余，厚重不足。此卷苍苍莽莽，不假修饰，绝无轻佻之态，故自至贵，惜有霉烂，为西施之点耳。光绪壬午九月，宜都杨守敬。”由此可见，该经卷的现世一定早于光绪壬午九月，即公元1882年（光绪八年），与杨守敬先生在光绪六年至十年任驻日本钦使随员的经历相吻合。在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的18年前，该抄本已东传日本，此前也经藏于日本东大寺，杨守敬出使日本期间致力于搜集自国内流散于日本的书画古籍，此件唐人抄本《度世品经》才被访得回归。
　　笔者参与此件文物的修复重装，观此经卷用墨的浓艳黑厚以及抄经所书的极为秀丽工整的楷书字体，有晋唐遗风。在揭裱过程中展露的经文书写用纸是较为粗硬且厚重的硬黄纸，纤维感强，纤维堆叠的交织度相对较低，是典型的当代抄经用黄麻纸。从以上几点可断定此经卷为唐代真迹无疑。笔者一直在对此件文物的病害成因与修复对策进行研究，发现其主要呈现出的病害有破损、酸化、脆化、虫蛀等。在诸多病害中，文物破损缺失、脆化脱落的致病原因不明，是此件文物修复的难点所在，也是笔者研究的重点。其现状是文物本体画面有大量“火烧”痕迹，缺失面呈卵圆状均匀分布于整个画面，缺失处边缘严重脆化，强度较低，容易脱落。其脱落的规律是由破损面中间向四周发展，少量破损处在边缘位置仍有颜色较深的纸张残留，少量病害部位未见纸张破损，但颜色较深。从表面可见破损处中心部位颜色深于交界处，大致可推断破损中心的脆化程度向交界处递减，文物载体纸张的强度由破损中心向交界边缘递增。
　　上述破损痕迹类似于火焰灼烧的痕迹，但火焰灼烧的痕迹不可控，不能做到均匀分布在整个表面，且破损尺寸在1～10mm，因此，基本排除火焰灼烧的可能性。导致紙质文物严重脆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酸化，这在北方地区收藏的纸质文物中较为常见。纸张酸化的直观表现是纸张强度变低，易碎、易裂，发黄变脆，轻轻触摸就有可能碎屑遍地。这和此件唐人写经卷表现的病害现象一致，由于破损中心的脆化程度向交界处递减，文物载体纸张的强度由破损中心向交界边缘递增，可以推断是破损中心首先酸化变脆，再向四周扩散，导致中间脱落呈现出破洞。综上所述，笔者推测是外来污染源污染了纸张，导致严重的酸化，并且破坏现象呈现扩散状。要导致污染印渍均匀分布在文物表面，其污染方式很可能是溅落，也可能是液滴。笔者将修复经历中所遇大量修复案例与此文物进行对比，可以推断出油脂污染过的纸张在长时间氧化后会呈现出此现象。
　　从文物背景年代分析，此唐人写经卷应为唐代常见的抄经卷，是比较统一的经生体，确定成卷年代无疑。此类经卷一般都由经生抄写。唐代主要写经者（经生）的身份十分复杂，大体分为官府经生与民间经生。经生的社会地位通常较低，一般为寺院或寺院捐助人抄经，很多时候抄经只是经生的一种谋生手段。我们从经生的抄经生活以及生存情况来看，油滴溅落的来源最有可能是照明工具—油灯。
　　在现代常用的电力照明方式出现以前，长达几千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主要照明方式一直是火。在以火为普遍照明方式的年代，照明主体大多为油灯和蜡烛。油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从现代考古资料中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春秋时期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早期的灯只是盛食器“豆”用途的衍生物。“豆”的造型是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正所谓“瓦豆谓之登（镫）”，奠定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春秋战国至两汉，随着青铜冶炼技术水平的提高，青铜深入社会上层阶级的生活，青铜油灯大量出现，“兰膏明烛，华镫错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冰山一角。其中，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龙形灯与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中国古代的油灯用的是动物油脂和植物油。到了清代，煤油传入中国，煤油灯渐渐取代了传统油灯。
　　蜡烛的普及较油灯而言更为缓慢，原因在于原料难以获取，现在已知最为原始的蜡烛原料是蜂蜡，可见材料难以获得。《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朝时南越向高帝进贡的贡品当中有蜡烛，可见当时蜡烛的珍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广大贫寒学子以及上文所述的经生能用得起的大多是低廉的动物油脂和植物油脂油灯。清代袁枚《明皇与贵妃》诗中有云：“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这是对寒门学子彻夜苦读、冷落妻子的深刻描述。可以想到，为生计忙碌的经生在使用低质量灯油时，难免会有水汽掺入其中。在使用草、棉线、多股棉线制作的灯芯浸润掺有水分的油脂燃烧的过程中，急剧蒸发的少量水蒸气在瞬间激起了周围的液体，细小的油滴溅落在经卷的表面，迅速在纸张纤维的毛细之间渗透开来，呈现出卵圆形的油斑。油脂在光照、氧气、水分、温度的共同作用下，极易氧化酸败，生成低分子的酸。酸是造成纸张老化酸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纸张的重要成分为纤维素，其为长链高分子化合物，一般较为稳定，不易发生水解和氧化。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酸性水解。酸是纤维素水解的催化剂，也就是说，纤维素在酸性条件下很容易发生水解。纤维素水解后生成水解纤维素，导致纸张发黄变脆，当纤维素水解后聚合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纸张就会严重脆化。唐人抄本《度世品经》的大量破损与变色，也是因为溅落油滴酸化之后导致纸张水解脆化以至于发生了剥落。由于溅落油滴是以溅落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油脂在纸张中的含量也是由溅落点向四周递减，纸张酸化的程度随着酸性物质产生量的变化，亦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规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破损中心的脆化程度向交界处递减，文物载体纸张的强度由破损中心向交界边缘递增。
　　在纸本文物唐人抄本《度世品经》的修复过程中，基于上述致病原因分析，考虑到溅落油滴所带来的危害已经基本定型，未见明显扩散蔓延的趋势，所以采取脱酸、加固措施。脱酸是减少油脂酸化对溅落油斑区域纸张酸性的影响，达到长期稳定的中性弱碱性，防止进一步酸化水解。物理加固主要是对已经酸化、强度较低的深色纸张部位进行防脱落加固，达到保留现状的效果。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考虑到酸化带来的纸张变色基本是不可逆的，因此未对纸张变色部分进行处理，只在脱酸过程中对变色部分有一些附加的弱化效果。
　　以上结论，部分基于事实推断和经验所得，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许存地
　　1991年12月生 ，男 ，江苏南京人，本科学历，助理讲师，主要从事书画装裱修复教学及技术研究，从事书画文物修复工作多年，修复了众多重要馆藏书画文物。
　　参考文献
　　[1]曾再新.油脂酸败的原因[J].物流科技，1998（2）：32-33.
　　[2]南京博物院.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王敏红.唐人《度世品经》抄本的档案文献价值[J].檔案与建设，2013（6）：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