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西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统一的王朝，历史短暂却尤显重要。其一大特色是吸纳居住于关中、并州、幽州一带的五族内迁。然因民族矛盾突出，江统承袭前人加以系统著述《徙戎论》，但不为当政者采纳。介于此，通过追溯江统《徙戎论》的背景及渊源，透视“迁戎理论”的不切实际，观民族大融合之必然。
关键词： 西晋 “徙戎论” 民族融合
所谓“徙戎论”，即反对华夷杂居，将少数民族迁回原居地，倡导华夷之别。揆之史籍，不乏众者认为西晋不接纳“徙戎论”是导致亡国的主因，房玄龄《晋书》曰“时（人）服其（江统）深识”[1]，更有干宝《晋纪总论》有曰“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2]。因此，笔者通过对《徙戎论》的整体背景及发展脉络进行溯本求源，批判江统“华夷之别”思想中的狭隘要素，透视“迁戎理论”的不切实际，归于民族融合之势是不可扭转，乃是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
一、江统《徙戎论》的背景及渊源
《徙戎论》是西晋时期江统书写的一部政治论著，究其起源，有其自身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渊源，概括论之，归于历史因素和思想因素两方面。
（一）历史因素。早在商代，中华大地上就已形成华夏、夷、蛮、戎、狄五大族群；五族通过生活交往而紧密联系，同时又经过不断的冲突、同化进而融合，最终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民族结构与秩序。秦汉时，各民族族群聚集于在统一政权的控制下，经历磨合，逐渐形成一体。东汉末，中央集权衰竭，大一统格局被打破，继之出现三国分立。至西晋末，北方边地民族的入主内地，在此种时代背景下，江统上疏言论，是无法顺应历史大潮流的。
（二）思想因素。自曹魏末至西晋，不乏众位有识之士针对少数民族内徙后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提出种种策略。
1.曹魏末年，邓艾提出“使居民表”的徙戎政策，即“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3]作为“徙戎”[4]的雏形，则被当下“多纳用焉”[5]。但政策并没有阻止魏末晋初各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战争。
2.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西北诸胡问题严重，傅玄上疏“胡夷兽心，不与华同”的民族政策，批判邓艾“使居民表”的徙戎政策为“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6]但其设置兵力只是对西方诸胡起到隔离之用。
3.西晋初年针对匈奴的大举内迁和刘猛之叛乱，郭钦提出“徙戎”，其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帝不纳。[7]但其已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警示“徙戎”问题已迫在眉睫。
4.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江统在戎、狄内迁而造成诸多矛盾下，乃作《徙戎论》，提出系统的迁移方法：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8]
与邓艾、傅玄、郭钦的徙戎论述不同，江统认为历代胡汉关系的内在皆是夷、蛮、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因此“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9]对此，江统提出具体的解决方略：
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10]
通过以上徙戎措施，江统期盼“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11]，最终实现胡汉长治久安的局面。
二、批判性看待江统的“徙戎理论”
江统的“徙戎理论”重在强调华夷之别，反对华夷杂居。对《徙戎论》的内容、结果，以及核心思想一一剖析，尽管“徙戎理论”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背景，但措施极为不当。江统的思想承袭古代传统理念，不切合实际，表现出极大的狭隘性，透视江统所代表的“徙戎理论”，须以理性的态度和批判性的角度分析考究。
内容上，继承《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12]。虽五胡之乱为西晋之诱因，但八王之乱、贾后乱政、都督制的缺陷、屯田制的弊端及官逼民反的吏治纷乱等，方为西晋灭亡的主因。
核心上，华夷杂居是中国独有的特性。《诗经·小雅·北山》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体现在皇权强盛之时，中原地区吸纳不同群体入华，既表现出宽厚和开放的胸襟，更能加强自己的利益；反之，当集权力量薄弱时，转而将“华夷有别”的观念刻意强化。[13]实则，华夷观是中原王朝处理国家政治和族群关系的一种有力工具。
结果上，江统上奏之后不到十年，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借“八王之乱”开始进兵中原，在黄河流域及整个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即旧史中所谓的“五胡乱华”。在“徙戎理论”提出后依旧发生此混乱的局面，说明西晋统治者没有采取和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
三、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民族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也是一种历史的发展。西晋是魏晋之际显现民族融合大趋势的重要阶段，江统《徙戎论》的不纳正是民族融合大趋势的体现使然。
第一，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中国社会在动荡的漩涡之中摇摆不定。直至西晋统一后，加之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的推动，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群体，纷纷离散聚合，从而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第二，“五胡”原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东汉时期，越过由长城划定的农牧分界线，迁徙至辽西、幽州、并州、关陇等地区，并同汉族杂居相处。因此，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性不断缩小，终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第三，自秦汉以来，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魏晋时，汉族为逃避战乱和苛重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与此同时，爨人被征调内地，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成为所谓的“编户齐民”。这种对流式和双向性的迁徙杂居，及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设置郡县等多种渠道，使得夷族的汉化和汉族的夷化现象日渐普遍。
第四，据统计，《左传》中晋国与戎狄交往记载大概有40多处，其中半数是记载晋与戎狄之间的相互征伐。由此可见，战争不可避免带来灾难痛苦，但晋对戎狄的战争，其积极意义占据主导地位，战争打破了各族间原有的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江统所反对的民族杂居的现象，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民族大首次大融合。西晋统一后，实行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杂居，期间产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均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
结语
西晋统治者不采纳“徙戎”的民族政策是由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军事及思想文化等具体因素决定的，是民族融合之大趋势。然历史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徙戎论》在西晋没有被采纳的命运更加证明民族融合的向心力是无法阻挡的。同时，作为深入探讨民族关系问题的宝贵思想遗产，江统诸人的“徙戎理论”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思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4.
[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2002：1498.
[3]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54.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
[5]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776.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322.
[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2549.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29.
[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0.
[1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4.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4.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2.
[13]李鸿宾.“徙戎论”的命运与“天下一家”的格局[J].河北学刊，2005（3）.
关键词： 西晋 “徙戎论” 民族融合
所谓“徙戎论”，即反对华夷杂居，将少数民族迁回原居地，倡导华夷之别。揆之史籍，不乏众者认为西晋不接纳“徙戎论”是导致亡国的主因，房玄龄《晋书》曰“时（人）服其（江统）深识”[1]，更有干宝《晋纪总论》有曰“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2]。因此，笔者通过对《徙戎论》的整体背景及发展脉络进行溯本求源，批判江统“华夷之别”思想中的狭隘要素，透视“迁戎理论”的不切实际，归于民族融合之势是不可扭转，乃是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
一、江统《徙戎论》的背景及渊源
《徙戎论》是西晋时期江统书写的一部政治论著，究其起源，有其自身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渊源，概括论之，归于历史因素和思想因素两方面。
（一）历史因素。早在商代，中华大地上就已形成华夏、夷、蛮、戎、狄五大族群；五族通过生活交往而紧密联系，同时又经过不断的冲突、同化进而融合，最终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民族结构与秩序。秦汉时，各民族族群聚集于在统一政权的控制下，经历磨合，逐渐形成一体。东汉末，中央集权衰竭，大一统格局被打破，继之出现三国分立。至西晋末，北方边地民族的入主内地，在此种时代背景下，江统上疏言论，是无法顺应历史大潮流的。
（二）思想因素。自曹魏末至西晋，不乏众位有识之士针对少数民族内徙后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提出种种策略。
1.曹魏末年，邓艾提出“使居民表”的徙戎政策，即“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3]作为“徙戎”[4]的雏形，则被当下“多纳用焉”[5]。但政策并没有阻止魏末晋初各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战争。
2.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西北诸胡问题严重，傅玄上疏“胡夷兽心，不与华同”的民族政策，批判邓艾“使居民表”的徙戎政策为“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6]但其设置兵力只是对西方诸胡起到隔离之用。
3.西晋初年针对匈奴的大举内迁和刘猛之叛乱，郭钦提出“徙戎”，其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帝不纳。[7]但其已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警示“徙戎”问题已迫在眉睫。
4.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江统在戎、狄内迁而造成诸多矛盾下，乃作《徙戎论》，提出系统的迁移方法：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8]
与邓艾、傅玄、郭钦的徙戎论述不同，江统认为历代胡汉关系的内在皆是夷、蛮、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因此“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9]对此，江统提出具体的解决方略：
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10]
通过以上徙戎措施，江统期盼“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11]，最终实现胡汉长治久安的局面。
二、批判性看待江统的“徙戎理论”
江统的“徙戎理论”重在强调华夷之别，反对华夷杂居。对《徙戎论》的内容、结果，以及核心思想一一剖析，尽管“徙戎理论”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背景，但措施极为不当。江统的思想承袭古代传统理念，不切合实际，表现出极大的狭隘性，透视江统所代表的“徙戎理论”，须以理性的态度和批判性的角度分析考究。
内容上，继承《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12]。虽五胡之乱为西晋之诱因，但八王之乱、贾后乱政、都督制的缺陷、屯田制的弊端及官逼民反的吏治纷乱等，方为西晋灭亡的主因。
核心上，华夷杂居是中国独有的特性。《诗经·小雅·北山》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体现在皇权强盛之时，中原地区吸纳不同群体入华，既表现出宽厚和开放的胸襟，更能加强自己的利益；反之，当集权力量薄弱时，转而将“华夷有别”的观念刻意强化。[13]实则，华夷观是中原王朝处理国家政治和族群关系的一种有力工具。
结果上，江统上奏之后不到十年，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借“八王之乱”开始进兵中原，在黄河流域及整个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即旧史中所谓的“五胡乱华”。在“徙戎理论”提出后依旧发生此混乱的局面，说明西晋统治者没有采取和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
三、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民族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也是一种历史的发展。西晋是魏晋之际显现民族融合大趋势的重要阶段，江统《徙戎论》的不纳正是民族融合大趋势的体现使然。
第一，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中国社会在动荡的漩涡之中摇摆不定。直至西晋统一后，加之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的推动，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群体，纷纷离散聚合，从而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第二，“五胡”原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东汉时期，越过由长城划定的农牧分界线，迁徙至辽西、幽州、并州、关陇等地区，并同汉族杂居相处。因此，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性不断缩小，终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第三，自秦汉以来，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魏晋时，汉族为逃避战乱和苛重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与此同时，爨人被征调内地，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成为所谓的“编户齐民”。这种对流式和双向性的迁徙杂居，及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设置郡县等多种渠道，使得夷族的汉化和汉族的夷化现象日渐普遍。
第四，据统计，《左传》中晋国与戎狄交往记载大概有40多处，其中半数是记载晋与戎狄之间的相互征伐。由此可见，战争不可避免带来灾难痛苦，但晋对戎狄的战争，其积极意义占据主导地位，战争打破了各族间原有的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江统所反对的民族杂居的现象，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民族大首次大融合。西晋统一后，实行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杂居，期间产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均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
结语
西晋统治者不采纳“徙戎”的民族政策是由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军事及思想文化等具体因素决定的，是民族融合之大趋势。然历史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徙戎论》在西晋没有被采纳的命运更加证明民族融合的向心力是无法阻挡的。同时，作为深入探讨民族关系问题的宝贵思想遗产，江统诸人的“徙戎理论”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思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4.
[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2002：1498.
[3]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54.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
[5]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776.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322.
[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2549.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29.
[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0.
[1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4.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4.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32.
[13]李鸿宾.“徙戎论”的命运与“天下一家”的格局[J].河北学刊，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