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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交往理论，得出交往理论与一带一路原则的联系。从交往的表现来看，交往表现为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从交往的手段来看，发达的交往手段缩短了运输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交往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前提，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应积极参与，扩大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共同建设一带一路。
【关键词】 交往理论 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
岁月悠悠，白驹过隙，七十载时光见证了中国从满目疮痍到欣欣向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曾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而今迈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仍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显得格外耀眼。中国如今崛起，不是为了一国的昌盛，而是为了世界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更是体现出深刻的意蕴。
马克思在提出交往理论时，用了不常用的“verkehr”，即交往、交流、传播等含义。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中对“交往”进行探索，他认为，交往不仅仅是人与自身、与他人的交往，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交往这一词的主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包括物质与精神的交往，其中物质的交往是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的存在。从交往的主体来看，马克思认为交往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国家。邓小平也曾提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013年9月和10月，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交往不断加深，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议题。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原则深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内涵。
共商，即是各国之间平等交往，充分协商。共商作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之一及中国如此重视共商，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不无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中国在共商的原则下着力打造国际化平台，正式体现了这一点。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在首都北京召开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与者包括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三位重要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并且时至如今，中国已经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4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多边机制的强化也加强与各国各组织的合作交流。最后，中国建立“二轨”对话机制更是深度加强国与国、组织间的交往。二轨机制是指中国不仅与各国进行政府间第一轨外交，还与他国非官方人物，如政党、地方、高校、智库等进行非官方外交。例如中国曾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与相关国家组建高校智库联盟、“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等。共商作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结合各国合作的凝聚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交往日益深化，单个国家的若想发展本国的经济，只靠“闭关锁国”已是天方夜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以及成为不可反转的趋势。
共建的目的即是共同打造和谐家园，各方平等参与、建设和贡献，并且共同承担风险与责任。马克思曾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是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在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证。”[1]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匠心独具地促进融资平台的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多边平台之一，截止2018年底，亚投行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接近4000亿美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2]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普遍实现了较快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制度并没有改变。在这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建”原则，一方面将中国优良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国际，另一方面使的其他新兴经济体能夠利用自身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将之转为基建投资。总之，马克思曾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3]如果不存在共建，也就不存在各国间的相互交往，也就不存在生产力的扩大。发展较为缓慢的国家、民族一方面不必白手起家，而是可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利用更先进的国家丰富的生产力创造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
共享即让所有参与者获得好处，使合作成果惠及双方，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仅将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国家、改善其民生，还将科技创新成果向沿线国家转移，推动绿色发展。世界银行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的共建将使发展中的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2.6%到3.9%。中国还开展了中非减贫惠农计划等，为沿线国家提供减贫脱困等民生援助。交往是民族转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在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各民族的交往，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又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导致了经济全球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但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二重性，一则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从而使得各国发展陷于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境地，造成严重分化的二元对立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各国发展的终极即是达到“共产主义”，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则需世界普遍交往作为前提。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观念和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
因此，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切实体现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思想，一带一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一带一路，世界各国能加强相互间的交往，提高生产力。从交往的表现来看，交往表现为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的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各国的协作，加强贸易往来，各种力量凝聚创造出新的社会生产力。从交往的手段来看，发达的交往手段缩短了运输所需的时间和空间。生产资料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空间内的交换。生产工具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避免了重新创造生产工具，变相地缩短了生产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价值。交往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前提，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应积极参与，扩大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共同建设一带一路。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6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4月16日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作者简介：杨吉超（1995—），男性，汉族，浙江丽水，硕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
【关键词】 交往理论 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
岁月悠悠，白驹过隙，七十载时光见证了中国从满目疮痍到欣欣向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曾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而今迈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仍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显得格外耀眼。中国如今崛起，不是为了一国的昌盛，而是为了世界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更是体现出深刻的意蕴。
马克思在提出交往理论时，用了不常用的“verkehr”，即交往、交流、传播等含义。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中对“交往”进行探索，他认为，交往不仅仅是人与自身、与他人的交往，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交往这一词的主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包括物质与精神的交往，其中物质的交往是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的存在。从交往的主体来看，马克思认为交往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国家。邓小平也曾提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013年9月和10月，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交往不断加深，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议题。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原则深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内涵。
共商，即是各国之间平等交往，充分协商。共商作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之一及中国如此重视共商，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不无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中国在共商的原则下着力打造国际化平台，正式体现了这一点。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在首都北京召开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与者包括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三位重要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并且时至如今，中国已经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4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多边机制的强化也加强与各国各组织的合作交流。最后，中国建立“二轨”对话机制更是深度加强国与国、组织间的交往。二轨机制是指中国不仅与各国进行政府间第一轨外交，还与他国非官方人物，如政党、地方、高校、智库等进行非官方外交。例如中国曾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与相关国家组建高校智库联盟、“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等。共商作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结合各国合作的凝聚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交往日益深化，单个国家的若想发展本国的经济，只靠“闭关锁国”已是天方夜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以及成为不可反转的趋势。
共建的目的即是共同打造和谐家园，各方平等参与、建设和贡献，并且共同承担风险与责任。马克思曾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是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在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证。”[1]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匠心独具地促进融资平台的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多边平台之一，截止2018年底，亚投行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接近4000亿美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2]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普遍实现了较快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制度并没有改变。在这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建”原则，一方面将中国优良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国际，另一方面使的其他新兴经济体能夠利用自身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将之转为基建投资。总之，马克思曾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3]如果不存在共建，也就不存在各国间的相互交往，也就不存在生产力的扩大。发展较为缓慢的国家、民族一方面不必白手起家，而是可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利用更先进的国家丰富的生产力创造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
共享即让所有参与者获得好处，使合作成果惠及双方，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仅将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国家、改善其民生，还将科技创新成果向沿线国家转移，推动绿色发展。世界银行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的共建将使发展中的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2.6%到3.9%。中国还开展了中非减贫惠农计划等，为沿线国家提供减贫脱困等民生援助。交往是民族转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在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各民族的交往，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又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导致了经济全球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但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二重性，一则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从而使得各国发展陷于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境地，造成严重分化的二元对立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各国发展的终极即是达到“共产主义”，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则需世界普遍交往作为前提。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观念和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
因此，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切实体现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思想，一带一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一带一路，世界各国能加强相互间的交往，提高生产力。从交往的表现来看，交往表现为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的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各国的协作，加强贸易往来，各种力量凝聚创造出新的社会生产力。从交往的手段来看，发达的交往手段缩短了运输所需的时间和空间。生产资料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空间内的交换。生产工具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避免了重新创造生产工具，变相地缩短了生产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价值。交往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前提，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应积极参与，扩大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共同建设一带一路。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6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4月16日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作者简介：杨吉超（1995—），男性，汉族，浙江丽水，硕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