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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个性鲜明，诗美探索多样。在现代诗知性美品格、自由体诗诗体和冰心以来“小诗”的革新方面，马华诗人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五四新诗传统和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诗探索的成果，把现代汉诗艺术大大推进了一步，创作出了海外华语诗歌的一批精彩篇章。马华当代诗也是五四现代新诗、台湾现代诗之后汉语诗歌创作的最有成就的部分。马华诗人创作了一批汉诗经典，为海外华文诗歌创作提供了范例。以马华诗歌为代表的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成了中国文学体制的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当代汉语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在全球化语境中非常值得关注。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文诗歌；诗美探索；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归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94-05
当代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成就卓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优秀诗人数量极多，大多风格鲜明；二是诗学思潮多变，诗美探索多样；三是诗歌主题多样，马华文学自身个性特征鲜明；四是以创新为上的群体探索凸显。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的创作实绩不亚于大陆、台湾，是五四现代新诗、台湾现代诗之后汉语诗歌创作的最有成就的部分。
一、马华诗歌的美学个性及其诗美探索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华语诗歌可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晚清至近代流寓海外的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和丘菽园等诗人的创作为第一个阶段。这些先驱在马来西亚期间的诗为马华古典汉诗的经典之作，代表了19世纪马华“离散涛学”的高峰。这些“汉诗作为马华古典文学时期的重要文类，描述了华人群体在中国境外以精粹的古典文学形式回应着流寓、移居和过境的种种离散经验。面对晚清的家国危亡。华人移民和文化播迁影响汉诗的生产意识和空间，同时对马华文学而言，汉诗写作背后复杂的文化辩证和观照，开启了马华文学最初的源头”。现代马来西亚华语诗歌在中国古典诗学、五四以来的新诗和台湾1950年代以后的现代诗影响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具有“在地侨民”特色的华语诗歌，在海外文学中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把海外华文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八九十年代以后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由于一批新生代的加入而在诗歌主题和形式上的探索又有新发展，显示出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崭新的发展趋向，可以视为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焦风》、《星洲日报》为阵地的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继续着第二阶段的多样性探索，构成了海外华文诗歌的最精彩篇章。
从文学创作实绩来看，现代马来西亚华语诗歌的突出成就、贡献和诗学探索，集中在第二、三阶段，并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马来西亚诗人辈出，风格鲜明而独特。突出表现在现代马来西亚涌现出了成就相当可观的优秀诗人。这些诗人大多有自己别具个性的诗集出版，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诗艺个性。陈大为、钟怡文之《马华新诗史读本》可以算是当代马华诗歌首次向世界的精彩亮相，这个读本精选了吴岸、白垚（刘国坚）、李有成、田思、梅淑贞、温任平、温瑞安、李宗舜、游川、傅成得、蓝波、沈庆旺、陈华强、邱诽均、方昂、陈慧桦、沙河、黄远雄、陈大为、吕育陶、林健文、方路、曾翎龙、辛金顺等24位优秀诗人的诗作157首。这些诗人诗作，充分显示了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的突出成就。像吴岸的诗篇，满含家国意识，颇富历史感，深刻而大气；黄远雄的诗，则凝练从容，豁达而知性，对于生命的言说别有深度，那份深沉，那份淡定悠远的意蕴颇类中国禅诗的境界；温任平、温瑞安的诗作，充满现代主义的刚性，而后者的中国想象文气流动而气势磅礴：傅成得的政治抒情诗既有中国汉诗古典意象的国画质感，又有现代诗的凝练与从容；梅淑贞等女性诗人的诗作，则既温婉典雅，又具有高质感高密度的现代诗语言实验感；学者兼诗人陈大为的诗，则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又具有后现代的担当与反讽，风格鲜明而独特。这些诗人诗作，放到百年新诗文库里，加以比对，仍属上乘。
第二，诗学思潮多变，诗美探索多样。当代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受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受到1950年代探索发展着的台湾现代诗人诗作的深刻影响。五四以至台湾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诗潮都被马华诗人吸收接纳，并有创造性的发挥，多方面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吴岸、田思等诗人，继承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丰富发展了这一传统：李有成、傅成得进行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大量创作实验，甚至像梅淑贞等女性诗人诗作，也深得现代主义诗歌精髓：李宗舜等神州社诗人，将中国古典诗风与现代诗风融合，创造出全新品格的现代自由诗：陈大为等所谓六字辈、七字辈或八字辈现代诗人，则将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更为先锋和创新性的诗风带人马华诗坛，继续开拓着海外汉语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从诗美探索方面来说，现代马来西亚华语诗歌的发展趋势，其一是摆脱古典及其浪漫诗的单纯抒情传统，同时又融合古典与现代诗的艺术元素，向现代诗知性本体性品质美掘进，现代主义诗美品格进一步凸显。其二是在自由体诗的语言、句构探索和诗行建构上，马来西亚华语诗人做出了大量探索，现代汉诗的自由体诗传统在马来西亚华语诗坛牢同建立起来，相比而言，他们的探索甚至比中国现代诗人的探索都多。如他们基本放弃新格律诗和古典律诗的诗美探索路径，在自由体诗的文体、语言与诗行构建方面进行了多向度的探索，像现代自南体诗的拆解、重组、跨行、并句、独词句、多词句交错、多重并置等这些现代诗句构与诗行建构的方法策略，在马华诗人手中得到全面的实践，从黄远雄、白垚、李宗舜和梅淑贞等诗作里，我们能够看到“九叶”诗人辛迪、郑敏《刈禾女之歌》、《金黄的稻束》的艺术演进的影响。其三是对于五四以来的短诗小诗加以革新，发展出了一种现代诗绝句的新的诗歌形式。游川就是代表。游川短诗“文字短、含量大、口语化”，“明快中不乏曲笔，含蓄中暗藏锋芒”，具有中国古典绝句周密、繁富和完整的要素。像《团结》、《一开口》、《改写叶亚来街》和《五百万张口》这类短诗，短小到警句、格言式的现代诗体、诗形探索，就颇具示范意义。格言、警句、谶语、顺口溜以及网络、手机等现代新媒体上的劝诫、讽刺性短诗大量出现，似乎是诗这种文体衰落时代的一个文学新景观。这时代的诗以小诗、短诗为主，似乎已成趋势。马来西亚游川的探索，就是先锋性的探索。诗不会消失，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时代的诗，将以这种诗为主要体式。从冰心式的小诗到游川的现代诗绝句书写，我们看到现代诗曲折发展的轨迹。像陈大为的“后历史”叙事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美学与叙事书写策略，则为马华现代叙事诗书写提供了丰富的启迪，也提供给现代汉诗许多重要的启示。从现代诗艺演进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华文诗歌推动了中国现代汉诗的发展。 第三，诗歌主题多样，马华诗歌（华文文学）自身个性特征凸显。从海外诗歌纵向发展的角度而言，目前的马来西亚现代华语诗歌已经走出向台湾、大陆和西方传统的模仿学习阶段，形成了马华诗歌的自身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华人社会的现代性存在境遇的书写、独特的“南洋诗史”的书写和中国想象上。就前者来说，政治主题比较突出（傅成得），多元文化多族群共生共存共建主题异常明显（吴岸），华人华语存在境遇书写、全球化与“在地”存在的现代、后现代书写突出（林健文），尤其在中国想象的艺术化等方面，是充分显示了提供海外华语文学创作的特征的。比如在诗歌主题方面，马来西亚华语诗歌已经从古典的“离散”和“在地”视阈眼光转向地域、时代和现实历史的深层把握上。尤其是在最具南洋特色的田园、都市、环保以及更深层次的人性、文化、存在意义书写等多方面的诗歌现实主题把握上，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这些特色正好显示了马来西亚华文诗歌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鲜明特色。侨民、南洋、赤道和多民族共聚的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华语文学自身品质凸显。从吴岸、田思到沈庆旺、沙河，再到陈大为、辛金顺，具有独特南洋色彩的汉诗传统可以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至于一批作家的自觉而明确的“南洋诗史”书写，即“在地”的地理故乡书写是他们真正的胜场，像田思的“书写婆罗洲”、蓝波的热带雨林、沈庆旺的原住民书写和陈大为的“南洋史话”就都是突出的代表。
就后者来说，像温瑞安、陈大为、游川等的中国想象的诗，多是他们上辈的回忆或古典书籍灵感的启发，很难说是真正的经验传达。他们本人到过长城吗？目睹过黄河九道弯的风采吗？龙为何物？屈原的语境到底如何？戈壁到底怎样？很难说。但是，这些对于他们而言，却成了世界地理意义上的名词，故乡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文化概念，他们的想象性中国书写，以及传达的那种文化乡愁，却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普遍特征与普遍内涵。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正是这种文化大乡愁。
所谓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来概括。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它主要指的是祖籍在中国的海外作家创作的文学。他们用汉语创作，推动着所在国的汉语文学的发展。这一创作主体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拓展了全新的空间。因为正是作家的这种跨文化跨区域的主体身份，可以使作家摆脱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迷雾，自由地创作文学文本。
第四。以创新为上的群体探索凸显，为海外华文文学和诗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迪。文学首先是个体性的精神生产，它的发展依赖于创作者个人的天赋，运用文字语言的高超能力，但文学又历来是公益性的事业，书写、结社、出版对于它的发展都相当重要。196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语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社团很多，一批诗人在台湾现代诗影响下“结团”探索诗歌艺术，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发展树立了榜样。如天狼星诗社（1973）、神州社（1976）、中华文艺社（1989）等诗歌社团的成立与探索，就是马来西亚华语诗人群体探索意识凸显的表征。
二、马华诗歌的精彩篇章
马来西亚华语诗歌的主题内涵丰富，诗美探索多样，精品迭出，一些精彩篇章，比之新诗、台湾现代诗。也毫不逊色，是目前海外华文诗歌的优秀范例。像吴岸的《祖国》、田思的《“哥达船”回来了》、黄远雄的《树总是》和陈大为的《简写的陈大为》这类诗歌，就是现代马华诗歌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
吴岸的《祖国》是一首典型的爱国诗篇，但它与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中国现代诗人的爱国诗篇不同，具有了新的思想内涵。该诗表现的是一个走出乡邦（中国），定居赤道——南洋的华裔马来西亚青年的爱国情感：“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这蕉风椰雨的炎热的土地啊！/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啊！”它也表现了一个中国母亲的爱国情感：“那里正是温暖的春天，/你的一别多年的祖国啊，/枝头上累累微笑的枇杷，将迎接你的归来。”诗表现了母子各自的怀乡梦：广东出国青年对于马来西亚的爱，母亲对于中国的深厚情感。该诗从一般意义上的“离散诗学”写起，或者从一个离散场面写起，展现的实际上是现代华文文学的一个突出主题：新一代华人更多认同现在的移居者身份，上一代总是那种叶落归根的归去。该诗母子船头分别的场面，影射的就是这样的精神旨归。这首诗也为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这一比较文学的命题提供了有待讨论的新文本。文学如何看待这样的乡愁？一般而言，我们讲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乡愁、乡恋，包括爱国情感，都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对于中国故乡的怀念情感，像余光中《乡愁》、郑愁予《美丽的错误》一类即是典型，而像吴岸这样的作品，却给我们提供了文学的、地域的、国别的、文化的新内涵：该诗表现的不是海外文学的陈旧的爱国情。也不是一贯的那些久唱而不厌的乡愁，而表达的是海外华人的新乡恋。对于那些“落地生根”的华人来讲，这无疑是必须面对的课题，对于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来说，他的爱国情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爱国情。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首诗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对于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族群共存的社会来说，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民如何共建和谐的国家文化非常重要，该诗的这个主题因此就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文化建构性意义，它也给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以重要而深刻的启迪。
吴岸是典型的马来西亚诗人，他用华语创作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是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的“地景”。而从精神上继承了吴岸这种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诗人是田思。其《“哥达船”回来了》就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关怀。该诗书写了南洋渔民现实生活的辛酸，是一首饱含深情的抒情诗，其中也包含着作者的愤怒和反诘。这首诗印证着田思创作的基本思想：诗必须包含“三感”（历史感、生活感和时代感）和“三性”（乡土性、社会性和人民性）这类通常讲的现实主义诗歌经典的基本典律原则。质朴、深沉、感情真挚也是这类诗作重要的典律内涵。
白垚（刘国坚）、黄远雄、李有成、傅成得等，是马来西亚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上的几个里程碑式的诗人。在黄远雄的《树总是》里，“树”是生活、生命的导师，如同父亲、母亲等，纯然是“我”宽厚无私的支持者。该诗尽管意象单一，但它的冷静的叩问姿态、非逻辑的会意式诗思方式等现代诗典律的构成法则仍在。该诗对于存在姿态的言说颇具哲理意味。“树从不婉劝我远离/挑战太阳这件，毫无意义的/街头事业：树总是/简简单单地/以单薄的枝臂与叶网/棚建一座荫凉/供我/疗伤的风景//树总是，默默守护着/自己的根；根在/树在/无论我走得多么遥远/把伤迹留下/树料理”。该诗深沉而淡定悠远，显示出现代诗深刻的知性深度与内在深度追求。在诗节的短小体制里，诗人的诗性言说展示的是诗人自我在场的一种姿态，包含着自我与世界之间那份辩证与感知的深刻意绪。诗中的树是自然的守护，生命“疗伤”的风景，客体的“树”和主体的“我”，存在着生命相互延伸的旨趣，意味深长。 《简写的陈大为》是陈大为现代“南洋诗史”书写的一章。陈大为用“后历史”的书写策略和语言视角策略来书写南洋，是现代新诗史书写的重大突破。与傅成得的诗史书写——马来西亚政治抒情诗相比，陈大为诗歌叙事中的后设反问和自我反讽姿态。充分地表现了其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美学观：叙事者为自身主体认同和文化身份建构立传。并以虚实相交的手法回溯与叩问自身写作史，包含着诗人对于南洋大历史、官方话语的大胆叩问。从自身现在的位置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简写的陈大为》提供了现代叙事诗书写的一种新向度。陈大为是“典藏马华文学”之《马华新诗史读本》的重要作者，其诗作无疑是马来西亚华文诗歌、海外华文文学里的最精彩篇章。
从这些典律的创造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多方面的诗学探索。它们达到的思想与艺术境界完全可以和五四以来的新诗、台湾现代诗媲美。同时，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又是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最有成就的部分之一。除它之外的东南亚诸国、北美和欧美澳的华文诗创作，在诗人群体数量及其艺术探索的多样性上，都无力与其相比。这是一个文学史事实：在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格局中，就文体上的成就来说，在小说创作方面，以严歌苓为代表的北美新移民小说成就最为突出；在诗歌方面，最有成就的显然是马来西亚华文诗歌。
三、华文文学及其学科归属问题
近年来，随着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命名问题的讨论，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命名与归属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一些学者对此的讨论也相当多，且观点鲜明，立论果断。在这些讨论中，除了这一学科的最早开拓者的结论显得比较客观中肯外，其他宏观论者与微观论者的观点大多都尖锐而带着偏锋性质，如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世界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比较文学的讨论就很多。这给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甚至连汉学也不是，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该归于目前文学体制的那类学科？
仔细分析起来，像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世界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比较文学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来自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归属问题的质疑。因为存在这样的质疑，在此前提下，有些人，包括有些学者就对研究华文文学的人冷嘲热讽：研究不来古典文学，或者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上不行；不能研究现代文学；在当代文学研究上也出不了成果，只好就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事实上并非如此。之所以产生这种质疑，当然有许多原因。而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大概就是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内涵不甚清楚，不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看待。在这个基本点上认识不清，质疑和调侃就由此产生。
实际上，从这个学科形成的基础来看，像前述我们对于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的讨论一样，海外华文文学以海外华人的汉语创作为基础，学科内涵清晰，内容丰富，而且学科的基础和对象都相当明确。比如我们通常讲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就是东南亚华人的创作，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诗歌创作，美国华文文学就是美国华人创作的文学。客观地讲，海外华文文学就是海外华人当下的多样化的不同文体的有分量的汉语创作。学科命名不存在问题。
而从学科发展基础的角度来说，目前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扩大，中国人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各地的人数大量增加，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加剧，在此基础上涌现的海外华文文学将会得到长足发展。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现象。我们不能无视它们。海外华文文学就是一种由海外华侨、留学生、一代代移民们用汉语创作的在文学题材、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具有全新内涵的当代文学，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现象，是当代汉语文学发展的一个全新亮点。我认为，这是我们把握这个学科的一个基本点。
过去，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后面总要加上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把这些内容归并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项下，以此证明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港台文学是当代文学。随着香港的回归，澳门的回归，两岸关系的明朗化，这被证明是一种明智的文学史书写策略。但是。随着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于它们认识的加深，这一问题又凸显出来。把东南亚、北美的华文文学放到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总觉得别扭。因为这涉及到文学的国别问题，尽管这些文学文本是海外作家的汉语书写，但又很难归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框架中来。
同时，海外华文文学却也不是世界文学意义上的一个学科。世界文学学科或比较文学学科通常指称的是欧洲文学、东方文学、非洲文学，也指称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或者日本文学等。世界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回事。比如我们讲新加坡旧体诗属于海外华文文学。但它却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又比如那些被译成英文的汉语文学，像鲁迅的《阿Q正传》在海外的译本，又很难说是海外文学，因此，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
正是基于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基本特性的认识。把握了上述我们所说的一些“基本点”，就目前的学科体制来讲，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可以从现当代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目前已经建构的独立学科；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仍旧归属在现当代文学之中，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文学现象而存在。目前大多数世界文学研究者都是以此来看待与研究这个学科的。当代的文学现象很复杂，并处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中。海外华文文学就是复杂的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变动不居的发展的学科，我们当以发展的服光来看。
就问题的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当代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显然有充分的事实与学理依据。首先，从事实层面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海外华文作家，他们创作出了一大批现代汉语文学经典，其文学成就及其文化品格不亚于大陆。其次，从内在创作动机与传播机制看，海外华文文学的作者，大多是当代中国人，这些当代中国人到美国、欧洲、东南亚，仍然在用华文创作，他们的创作不是给“在地”国语言的人看的，而是给华侨、同伴们和懂汉语的人看的，他们写作的潜在阅读对象仍以中国读者为主，而且，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他（她）们从汉语母语环境中长大，作为当代文学人，他（她）们甚至以创造汉语文学的经典为己任。像严歌苓、张翎、陈瑞琳等作家一样，他（她）们的创作本来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合理延伸，归到当代文学并没有学理问题、逻辑问题甚至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当下的当代文学史书写，应该包含海外华文文学一章，内容才算比较全面，视野才算开阔。当进程缓慢的文学体制和教育体制还没有将这个学科纳入其范围时，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而且我认为，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应该研究当代的一切文学现象，包括海外华文文学，不要把我们圈在狭窄的陈旧的当代文学框架里，对其它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尊重学科历史，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以此命名，同时又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当代文学现象来看待，这样一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无谓的争议也就少了，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的自信也就增强了。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文诗歌；诗美探索；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归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94-05
当代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成就卓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优秀诗人数量极多，大多风格鲜明；二是诗学思潮多变，诗美探索多样；三是诗歌主题多样，马华文学自身个性特征鲜明；四是以创新为上的群体探索凸显。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的创作实绩不亚于大陆、台湾，是五四现代新诗、台湾现代诗之后汉语诗歌创作的最有成就的部分。
一、马华诗歌的美学个性及其诗美探索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华语诗歌可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晚清至近代流寓海外的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和丘菽园等诗人的创作为第一个阶段。这些先驱在马来西亚期间的诗为马华古典汉诗的经典之作，代表了19世纪马华“离散涛学”的高峰。这些“汉诗作为马华古典文学时期的重要文类，描述了华人群体在中国境外以精粹的古典文学形式回应着流寓、移居和过境的种种离散经验。面对晚清的家国危亡。华人移民和文化播迁影响汉诗的生产意识和空间，同时对马华文学而言，汉诗写作背后复杂的文化辩证和观照，开启了马华文学最初的源头”。现代马来西亚华语诗歌在中国古典诗学、五四以来的新诗和台湾1950年代以后的现代诗影响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具有“在地侨民”特色的华语诗歌，在海外文学中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把海外华文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八九十年代以后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由于一批新生代的加入而在诗歌主题和形式上的探索又有新发展，显示出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崭新的发展趋向，可以视为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焦风》、《星洲日报》为阵地的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继续着第二阶段的多样性探索，构成了海外华文诗歌的最精彩篇章。
从文学创作实绩来看，现代马来西亚华语诗歌的突出成就、贡献和诗学探索，集中在第二、三阶段，并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马来西亚诗人辈出，风格鲜明而独特。突出表现在现代马来西亚涌现出了成就相当可观的优秀诗人。这些诗人大多有自己别具个性的诗集出版，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诗艺个性。陈大为、钟怡文之《马华新诗史读本》可以算是当代马华诗歌首次向世界的精彩亮相，这个读本精选了吴岸、白垚（刘国坚）、李有成、田思、梅淑贞、温任平、温瑞安、李宗舜、游川、傅成得、蓝波、沈庆旺、陈华强、邱诽均、方昂、陈慧桦、沙河、黄远雄、陈大为、吕育陶、林健文、方路、曾翎龙、辛金顺等24位优秀诗人的诗作157首。这些诗人诗作，充分显示了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的突出成就。像吴岸的诗篇，满含家国意识，颇富历史感，深刻而大气；黄远雄的诗，则凝练从容，豁达而知性，对于生命的言说别有深度，那份深沉，那份淡定悠远的意蕴颇类中国禅诗的境界；温任平、温瑞安的诗作，充满现代主义的刚性，而后者的中国想象文气流动而气势磅礴：傅成得的政治抒情诗既有中国汉诗古典意象的国画质感，又有现代诗的凝练与从容；梅淑贞等女性诗人的诗作，则既温婉典雅，又具有高质感高密度的现代诗语言实验感；学者兼诗人陈大为的诗，则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又具有后现代的担当与反讽，风格鲜明而独特。这些诗人诗作，放到百年新诗文库里，加以比对，仍属上乘。
第二，诗学思潮多变，诗美探索多样。当代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受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受到1950年代探索发展着的台湾现代诗人诗作的深刻影响。五四以至台湾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诗潮都被马华诗人吸收接纳，并有创造性的发挥，多方面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吴岸、田思等诗人，继承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丰富发展了这一传统：李有成、傅成得进行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大量创作实验，甚至像梅淑贞等女性诗人诗作，也深得现代主义诗歌精髓：李宗舜等神州社诗人，将中国古典诗风与现代诗风融合，创造出全新品格的现代自由诗：陈大为等所谓六字辈、七字辈或八字辈现代诗人，则将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更为先锋和创新性的诗风带人马华诗坛，继续开拓着海外汉语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从诗美探索方面来说，现代马来西亚华语诗歌的发展趋势，其一是摆脱古典及其浪漫诗的单纯抒情传统，同时又融合古典与现代诗的艺术元素，向现代诗知性本体性品质美掘进，现代主义诗美品格进一步凸显。其二是在自由体诗的语言、句构探索和诗行建构上，马来西亚华语诗人做出了大量探索，现代汉诗的自由体诗传统在马来西亚华语诗坛牢同建立起来，相比而言，他们的探索甚至比中国现代诗人的探索都多。如他们基本放弃新格律诗和古典律诗的诗美探索路径，在自由体诗的文体、语言与诗行构建方面进行了多向度的探索，像现代自南体诗的拆解、重组、跨行、并句、独词句、多词句交错、多重并置等这些现代诗句构与诗行建构的方法策略，在马华诗人手中得到全面的实践，从黄远雄、白垚、李宗舜和梅淑贞等诗作里，我们能够看到“九叶”诗人辛迪、郑敏《刈禾女之歌》、《金黄的稻束》的艺术演进的影响。其三是对于五四以来的短诗小诗加以革新，发展出了一种现代诗绝句的新的诗歌形式。游川就是代表。游川短诗“文字短、含量大、口语化”，“明快中不乏曲笔，含蓄中暗藏锋芒”，具有中国古典绝句周密、繁富和完整的要素。像《团结》、《一开口》、《改写叶亚来街》和《五百万张口》这类短诗，短小到警句、格言式的现代诗体、诗形探索，就颇具示范意义。格言、警句、谶语、顺口溜以及网络、手机等现代新媒体上的劝诫、讽刺性短诗大量出现，似乎是诗这种文体衰落时代的一个文学新景观。这时代的诗以小诗、短诗为主，似乎已成趋势。马来西亚游川的探索，就是先锋性的探索。诗不会消失，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时代的诗，将以这种诗为主要体式。从冰心式的小诗到游川的现代诗绝句书写，我们看到现代诗曲折发展的轨迹。像陈大为的“后历史”叙事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美学与叙事书写策略，则为马华现代叙事诗书写提供了丰富的启迪，也提供给现代汉诗许多重要的启示。从现代诗艺演进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华文诗歌推动了中国现代汉诗的发展。 第三，诗歌主题多样，马华诗歌（华文文学）自身个性特征凸显。从海外诗歌纵向发展的角度而言，目前的马来西亚现代华语诗歌已经走出向台湾、大陆和西方传统的模仿学习阶段，形成了马华诗歌的自身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华人社会的现代性存在境遇的书写、独特的“南洋诗史”的书写和中国想象上。就前者来说，政治主题比较突出（傅成得），多元文化多族群共生共存共建主题异常明显（吴岸），华人华语存在境遇书写、全球化与“在地”存在的现代、后现代书写突出（林健文），尤其在中国想象的艺术化等方面，是充分显示了提供海外华语文学创作的特征的。比如在诗歌主题方面，马来西亚华语诗歌已经从古典的“离散”和“在地”视阈眼光转向地域、时代和现实历史的深层把握上。尤其是在最具南洋特色的田园、都市、环保以及更深层次的人性、文化、存在意义书写等多方面的诗歌现实主题把握上，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这些特色正好显示了马来西亚华文诗歌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鲜明特色。侨民、南洋、赤道和多民族共聚的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华语文学自身品质凸显。从吴岸、田思到沈庆旺、沙河，再到陈大为、辛金顺，具有独特南洋色彩的汉诗传统可以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至于一批作家的自觉而明确的“南洋诗史”书写，即“在地”的地理故乡书写是他们真正的胜场，像田思的“书写婆罗洲”、蓝波的热带雨林、沈庆旺的原住民书写和陈大为的“南洋史话”就都是突出的代表。
就后者来说，像温瑞安、陈大为、游川等的中国想象的诗，多是他们上辈的回忆或古典书籍灵感的启发，很难说是真正的经验传达。他们本人到过长城吗？目睹过黄河九道弯的风采吗？龙为何物？屈原的语境到底如何？戈壁到底怎样？很难说。但是，这些对于他们而言，却成了世界地理意义上的名词，故乡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文化概念，他们的想象性中国书写，以及传达的那种文化乡愁，却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普遍特征与普遍内涵。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正是这种文化大乡愁。
所谓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来概括。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它主要指的是祖籍在中国的海外作家创作的文学。他们用汉语创作，推动着所在国的汉语文学的发展。这一创作主体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拓展了全新的空间。因为正是作家的这种跨文化跨区域的主体身份，可以使作家摆脱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迷雾，自由地创作文学文本。
第四。以创新为上的群体探索凸显，为海外华文文学和诗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迪。文学首先是个体性的精神生产，它的发展依赖于创作者个人的天赋，运用文字语言的高超能力，但文学又历来是公益性的事业，书写、结社、出版对于它的发展都相当重要。196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语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社团很多，一批诗人在台湾现代诗影响下“结团”探索诗歌艺术，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发展树立了榜样。如天狼星诗社（1973）、神州社（1976）、中华文艺社（1989）等诗歌社团的成立与探索，就是马来西亚华语诗人群体探索意识凸显的表征。
二、马华诗歌的精彩篇章
马来西亚华语诗歌的主题内涵丰富，诗美探索多样，精品迭出，一些精彩篇章，比之新诗、台湾现代诗。也毫不逊色，是目前海外华文诗歌的优秀范例。像吴岸的《祖国》、田思的《“哥达船”回来了》、黄远雄的《树总是》和陈大为的《简写的陈大为》这类诗歌，就是现代马华诗歌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
吴岸的《祖国》是一首典型的爱国诗篇，但它与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中国现代诗人的爱国诗篇不同，具有了新的思想内涵。该诗表现的是一个走出乡邦（中国），定居赤道——南洋的华裔马来西亚青年的爱国情感：“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这蕉风椰雨的炎热的土地啊！/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啊！”它也表现了一个中国母亲的爱国情感：“那里正是温暖的春天，/你的一别多年的祖国啊，/枝头上累累微笑的枇杷，将迎接你的归来。”诗表现了母子各自的怀乡梦：广东出国青年对于马来西亚的爱，母亲对于中国的深厚情感。该诗从一般意义上的“离散诗学”写起，或者从一个离散场面写起，展现的实际上是现代华文文学的一个突出主题：新一代华人更多认同现在的移居者身份，上一代总是那种叶落归根的归去。该诗母子船头分别的场面，影射的就是这样的精神旨归。这首诗也为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这一比较文学的命题提供了有待讨论的新文本。文学如何看待这样的乡愁？一般而言，我们讲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乡愁、乡恋，包括爱国情感，都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对于中国故乡的怀念情感，像余光中《乡愁》、郑愁予《美丽的错误》一类即是典型，而像吴岸这样的作品，却给我们提供了文学的、地域的、国别的、文化的新内涵：该诗表现的不是海外文学的陈旧的爱国情。也不是一贯的那些久唱而不厌的乡愁，而表达的是海外华人的新乡恋。对于那些“落地生根”的华人来讲，这无疑是必须面对的课题，对于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来说，他的爱国情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爱国情。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首诗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对于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族群共存的社会来说，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民如何共建和谐的国家文化非常重要，该诗的这个主题因此就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文化建构性意义，它也给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以重要而深刻的启迪。
吴岸是典型的马来西亚诗人，他用华语创作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是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的“地景”。而从精神上继承了吴岸这种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诗人是田思。其《“哥达船”回来了》就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关怀。该诗书写了南洋渔民现实生活的辛酸，是一首饱含深情的抒情诗，其中也包含着作者的愤怒和反诘。这首诗印证着田思创作的基本思想：诗必须包含“三感”（历史感、生活感和时代感）和“三性”（乡土性、社会性和人民性）这类通常讲的现实主义诗歌经典的基本典律原则。质朴、深沉、感情真挚也是这类诗作重要的典律内涵。
白垚（刘国坚）、黄远雄、李有成、傅成得等，是马来西亚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上的几个里程碑式的诗人。在黄远雄的《树总是》里，“树”是生活、生命的导师，如同父亲、母亲等，纯然是“我”宽厚无私的支持者。该诗尽管意象单一，但它的冷静的叩问姿态、非逻辑的会意式诗思方式等现代诗典律的构成法则仍在。该诗对于存在姿态的言说颇具哲理意味。“树从不婉劝我远离/挑战太阳这件，毫无意义的/街头事业：树总是/简简单单地/以单薄的枝臂与叶网/棚建一座荫凉/供我/疗伤的风景//树总是，默默守护着/自己的根；根在/树在/无论我走得多么遥远/把伤迹留下/树料理”。该诗深沉而淡定悠远，显示出现代诗深刻的知性深度与内在深度追求。在诗节的短小体制里，诗人的诗性言说展示的是诗人自我在场的一种姿态，包含着自我与世界之间那份辩证与感知的深刻意绪。诗中的树是自然的守护，生命“疗伤”的风景，客体的“树”和主体的“我”，存在着生命相互延伸的旨趣，意味深长。 《简写的陈大为》是陈大为现代“南洋诗史”书写的一章。陈大为用“后历史”的书写策略和语言视角策略来书写南洋，是现代新诗史书写的重大突破。与傅成得的诗史书写——马来西亚政治抒情诗相比，陈大为诗歌叙事中的后设反问和自我反讽姿态。充分地表现了其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美学观：叙事者为自身主体认同和文化身份建构立传。并以虚实相交的手法回溯与叩问自身写作史，包含着诗人对于南洋大历史、官方话语的大胆叩问。从自身现在的位置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简写的陈大为》提供了现代叙事诗书写的一种新向度。陈大为是“典藏马华文学”之《马华新诗史读本》的重要作者，其诗作无疑是马来西亚华文诗歌、海外华文文学里的最精彩篇章。
从这些典律的创造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多方面的诗学探索。它们达到的思想与艺术境界完全可以和五四以来的新诗、台湾现代诗媲美。同时，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又是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最有成就的部分之一。除它之外的东南亚诸国、北美和欧美澳的华文诗创作，在诗人群体数量及其艺术探索的多样性上，都无力与其相比。这是一个文学史事实：在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格局中，就文体上的成就来说，在小说创作方面，以严歌苓为代表的北美新移民小说成就最为突出；在诗歌方面，最有成就的显然是马来西亚华文诗歌。
三、华文文学及其学科归属问题
近年来，随着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命名问题的讨论，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命名与归属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一些学者对此的讨论也相当多，且观点鲜明，立论果断。在这些讨论中，除了这一学科的最早开拓者的结论显得比较客观中肯外，其他宏观论者与微观论者的观点大多都尖锐而带着偏锋性质，如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世界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比较文学的讨论就很多。这给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甚至连汉学也不是，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该归于目前文学体制的那类学科？
仔细分析起来，像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世界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比较文学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来自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归属问题的质疑。因为存在这样的质疑，在此前提下，有些人，包括有些学者就对研究华文文学的人冷嘲热讽：研究不来古典文学，或者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上不行；不能研究现代文学；在当代文学研究上也出不了成果，只好就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事实上并非如此。之所以产生这种质疑，当然有许多原因。而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大概就是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内涵不甚清楚，不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看待。在这个基本点上认识不清，质疑和调侃就由此产生。
实际上，从这个学科形成的基础来看，像前述我们对于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的讨论一样，海外华文文学以海外华人的汉语创作为基础，学科内涵清晰，内容丰富，而且学科的基础和对象都相当明确。比如我们通常讲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就是东南亚华人的创作，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诗歌创作，美国华文文学就是美国华人创作的文学。客观地讲，海外华文文学就是海外华人当下的多样化的不同文体的有分量的汉语创作。学科命名不存在问题。
而从学科发展基础的角度来说，目前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扩大，中国人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各地的人数大量增加，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加剧，在此基础上涌现的海外华文文学将会得到长足发展。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现象。我们不能无视它们。海外华文文学就是一种由海外华侨、留学生、一代代移民们用汉语创作的在文学题材、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具有全新内涵的当代文学，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现象，是当代汉语文学发展的一个全新亮点。我认为，这是我们把握这个学科的一个基本点。
过去，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后面总要加上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把这些内容归并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项下，以此证明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港台文学是当代文学。随着香港的回归，澳门的回归，两岸关系的明朗化，这被证明是一种明智的文学史书写策略。但是。随着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于它们认识的加深，这一问题又凸显出来。把东南亚、北美的华文文学放到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总觉得别扭。因为这涉及到文学的国别问题，尽管这些文学文本是海外作家的汉语书写，但又很难归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框架中来。
同时，海外华文文学却也不是世界文学意义上的一个学科。世界文学学科或比较文学学科通常指称的是欧洲文学、东方文学、非洲文学，也指称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或者日本文学等。世界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回事。比如我们讲新加坡旧体诗属于海外华文文学。但它却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又比如那些被译成英文的汉语文学，像鲁迅的《阿Q正传》在海外的译本，又很难说是海外文学，因此，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
正是基于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基本特性的认识。把握了上述我们所说的一些“基本点”，就目前的学科体制来讲，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可以从现当代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目前已经建构的独立学科；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仍旧归属在现当代文学之中，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文学现象而存在。目前大多数世界文学研究者都是以此来看待与研究这个学科的。当代的文学现象很复杂，并处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中。海外华文文学就是复杂的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变动不居的发展的学科，我们当以发展的服光来看。
就问题的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当代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显然有充分的事实与学理依据。首先，从事实层面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海外华文作家，他们创作出了一大批现代汉语文学经典，其文学成就及其文化品格不亚于大陆。其次，从内在创作动机与传播机制看，海外华文文学的作者，大多是当代中国人，这些当代中国人到美国、欧洲、东南亚，仍然在用华文创作，他们的创作不是给“在地”国语言的人看的，而是给华侨、同伴们和懂汉语的人看的，他们写作的潜在阅读对象仍以中国读者为主，而且，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他（她）们从汉语母语环境中长大，作为当代文学人，他（她）们甚至以创造汉语文学的经典为己任。像严歌苓、张翎、陈瑞琳等作家一样，他（她）们的创作本来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合理延伸，归到当代文学并没有学理问题、逻辑问题甚至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当下的当代文学史书写，应该包含海外华文文学一章，内容才算比较全面，视野才算开阔。当进程缓慢的文学体制和教育体制还没有将这个学科纳入其范围时，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而且我认为，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应该研究当代的一切文学现象，包括海外华文文学，不要把我们圈在狭窄的陈旧的当代文学框架里，对其它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尊重学科历史，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以此命名，同时又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当代文学现象来看待，这样一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无谓的争议也就少了，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的自信也就增强了。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