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6日-27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主办、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周永明教授主持的“全球化与中国人类学”国际高级论坛 （Advanced Forum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Anthropology”） 在重庆大学文字斋召开。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所、云南大学、台湾大学、云南中医学院的约二十名著名人类学家聚集一堂，探讨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崛起背景语境中，如何为剖析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作出贡献。
　　周永明教授认为，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深远的影响。自从30多年前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不仅逐渐融入到全球化市场中去，并且在最近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全球化力量之一，在中国和其他各国之间的资本、人口和思想的流动也逐步加快、加深。这种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巨大变化，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方法、概念和理论框架等方面带来诸多挑战。鉴于人类学学科特别适用于诠释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周永明教授指出，当前的中国人类学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前国内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现代化；各类自然灾害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新筑公路给居民生活带来的改变；温州商人在意大利开设工厂；大量中国工人涌入非洲开矿等社会现象，为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对象，也使得灾害人类学、公共健康人类学、资源人类学、跨境人类学及海外民族志等研究有了天然的田野调查机会。
　　会议主要就以下四个方面作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研讨。、
　　一、全球化环境中的跨境移民
　　自全球化伊始，资本和文化的交流总是伴随着人口流动，因此跨境移民也成为全球化中国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荷兰莱顿大学彭轲教授的题目为“移民、全球化和国家：中国在欧洲和非洲的近期发展”。在他看来，中国是国际移民的重要输出国，移居国外的中国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几乎遍布各行各业，使得世界成了中国人的空间。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移民的新趋势，比如云南民族大学沈海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 “‘外国新娘’：全球化中国的亚洲女性跨国移民”。她认为目前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跨国移民的目的地，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女性们正在成为中国劳务市场和婚姻市场的主力军之一。比如，菲律宾佣人开始出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而中国性别比率失调也导致一些中国男性从俄罗斯、朝鲜、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家购买“外国新娘”。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外国新娘”许多通过非法及非正常途径留在中国。她们普遍缺乏教育和谋生技能，也面临着歧视和文化差异，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中国移民政策和法律法规带来挑战。台湾中研院民族所所长、研究员黄树民也注意到台湾已在近二十年来从一个人口输出地转变为移民接收地。在他的发言报告“跨国人口流动和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中， 他提出了台湾跨境人口流动的两大趋势，即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和婚姻伴侣，并分析了人口流动的历史趋势，不同机构和组织的对应，以及提议应该如何消除民众对移民的负面偏见。香港中文大学麦高登教授的研究对象则是常年居住在广州的非洲商贩。他饱含激情地演讲了他的题目“广州非洲商贩的前景与问题：我们何时能见到中国的奥巴马？”他指出虽然有很多非洲商贩在当地居住了很长时间，但他们却很难把广州当成“家”。因为语言差异、商业欺骗、移民障碍等原因，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融入中国社会。中国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何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边境的跨国人口流动”，他分别从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时间段介绍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跨国流动人口情况，并对从东南亚迁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人口进行分类。他指出边境地区的居民通过对祖籍国和邻国的国家政治格局、生活条件等进行比较，在祖籍国的推力和相邻国拉力的双向作用之下，他们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跨国流动。
　　二、全球化中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海外华人社区
　　在海外投资一直是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方式之一。莅会的人类学家也对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周永明教授的研究“‘第二中国’在‘第三意大利’：普拉多华人的宗教组织”，反驳了众多西方研究把海外的中国人单纯的看作经济动物的偏见。他指出海外中国人的社区远比经济人的假说复杂得多，是一个集不同阶层、文化、地区、族群和宗教信仰的社会群体，分工明确且有机结合。他通过在意大利中部小城普拉托的田野调查，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在海外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并以普拉托的“普华寺”为例，讲解了中国式宗教场所的兼顾精神信仰与世俗功能的复杂性。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的题目为“从边境安全到融入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老挝北部的中国企业个案研究”。他提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在老挝北部投资的橡胶农场发展至今，对现行的国际橡胶市场乃至全球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他的研究分析了橡胶公司的发展过程及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对当地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所研究员蒋斌的会议发言题目是“大湄公河流域的中国参与和变化中的老挝华人景貌”。他提到自从1992年起，中、老两国在边境的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主要包括直接的投资援助、商业公司的建立、劳务输出、非法移民等。他在研究中首先对在老挝的各类中国组织作梳理性描述，然后对老挝北部省份不同民族的中国人的社会群体进行对比分析，以反映海外中国人的各类社会组织的日常生活形式。更重要的是，他回应了二十世纪提出的“新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这一概念，并从经济、社会和象征资本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海外中国社区。
　　三、全球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和经济的冲击
　　毋庸置疑全球化亦给中国本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变化。人类学家从方方面面捕捉并且分析了这些变化，研究生动、深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冯朱娣教授和北京大学赖立里教授合作的研究为“少数民族医药和执业中的动态网络”。她们的研究分析了对一名退休的乡村医生的访谈记录，反映了全球化进程是如何纵横交错地影响了这个“边远”的地区，同时，她们提议把全球化过程中事物的发展作为一个网络来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Jaesok Kim教授的题目为“全球资本的当地嵌入：中国当代跨国公司中的民族、性别和阶层”。他主要讲述了在青岛的跨国工厂中，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的空间分区，并由此产生的管理权力的渗透性影响。台湾大学洪伯邑教授的题目为“绿金大山：茶叶生产，土地政策和中国南部边境的少数民族”。他通过对生态变化、市场力量和国家干预等几方面来理解茶树、企业、国家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解释了中国西南土地政策的实践操作。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乐钢则看到了全球化不仅在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也在西藏高原地区产生影响。在他的研究“全球地理政治和当地生态政治：藏羚羊民族志研究”中，基于对文字和音像出版物的分析和他自己在西藏高原的实地考察，深入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当地机构和行动，生态为本和危机驱动的政府管理，以及对藏文化和知识的体现等等。
　　四、全球化中的身份定位和文化认同
　　全球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同时也给经历全球化的民族和群体带来了自我定位和文化认同的问题。莅会的人类学家对此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德国马普学会社会人类学研究所Guenther Schlee教授的题目为“都市中的集体身份获取：对城市规模和群体大小的思考”。他的研究主要解释了影响都市中的集体身份获取的各类因素。通过对各大洲不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研究，他认为群体大小是大群体协调社会身份内部分割的关键变量。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阐述了资本、全球化市场、国际和国内的制度——例如居民身份和户口注册等，是如何造成了朝鲜族中国人在韩国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同时他也分析了这种社会分化和移民将对东部沿海的制度、朝鲜族中国人居住地和韩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翁乃群的题目为“多样化语境和差异化前景：全球化在中国”。他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对中国全球化进行理论分析。他提到，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经济、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等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诸如东部沿海省份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和农村，农业区和牧区，资源丰富区和资源贫乏区，东部汉族聚集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山区和平原等，构成了中国全球化重要的多样化环境。翁教授基于实地调研和民族志材料，讨论了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主体和客体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些特定流动。云南中医学院贺霆教授的研究“王冠之钻——以法国田野工作为例谈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对比了1993年和2003年普通法国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态度。他的发言阐述了针对西方社会开展深入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人类学界正开始表现出对海外社会的兴趣，即使主流文化关注西方社会的很少，但这种视角有助于形成中国的人类学研究。
　　本次会议为国内外著名学者提供了密切交流的契机，意在为区域和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提出新的概念。同时，也为今后组织和管理新型人类学研究机构或中心总结经验，并且在人类学中心和机构中推动合作性研究网络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