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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于洋，原名于延江。祖籍山东龙口市。中国共产党员，现任中国电影集团艺委会副主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北影演员剧团名誉团长、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演员，电影艺术家。
1945年任东北长春市公安局侦查员，1946年东北局土改工作团队员，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属下文化教员。1949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1953年任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演员。1955年至195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学习。1976年至今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演员剧团团长。1992年被广播电影电视部聘为电影艺术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于洋长期从事电影表演和导演工作。建国前后共拍摄将近五十部电影及多部集电视剧，曾演出电影《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等影片。1977年转任导演，拍摄《戴手铐的“旅客”》、《大海在呼唤》等影片，并导演《哪儿是我的家》等电视连续剧。1960年被中央文化部评为全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1994年获国家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北北京电视台联合颁发的“人民不会忘记”荣誉奖杯。2005年荣获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颁发“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07年获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终身成就奖。”
我的东山再起
早在1972年初，正在上海远郊上影“五·七”干校所在地敬贤农场耪地的导演孙永平，就接到了上影军宣队的命令：马上回厂，准备将话剧《钢铁洪流》搬上荧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上影确定筹拍的第一部电影。这部话剧原先由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排练，1970年公演，红极一时，震动了上海滩。
1973年5月，《钢铁洪流》摄制组成立，厂方确定由著名导演傅超武挂帅，同孙永平联合执导。傅超武组织班底时，演员的挑选令他很头痛，先后试用了十几个演员，都不满意。这时，傅超武忽然想起了他在一年前的一次经历。在1972年初冬时节，傅超武在京开会期间，偶遇了正在劳动的我，尽管没有太多的寒暄，但是，我身上体现出的劳动者的气质，给傅超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超武和孙永平商量后，一直认为我行。就这样，我被借调到了上海，扮演男一号赵四海，成为了剧组的一员。
我到上海拍戏，当时算是上影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毕竟，话剧《钢铁洪流》在上海连续公演百多场，影响太大，赵四海的形象几乎无人不知，又是“文革”后上影第一部故事片的主要英雄人物，这是多少上影人想扮演的角色啊。上影人想了解我，尽管50年代我曾经在上影拍过片，但大家都希望知道我更多的事情。在我去钢厂体验生活时，谢晋和牛本请我吃饭，为我落实了政策庆贺。晚上，他们带着我去赵丹家，虽然我和赵丹没一起拍过戏，但“文革”前赵丹到北影拍摄《烈火中永生》时，和我成了好朋友，一见面就搂着、抱着，非常亲热。赵丹十分激动，喃喃地说：“你敢来见我……”他还没有被解放，仍属于“有问题”的人。8月下旬，《钢铁洪流》开机，摄制组的人员组成很有“文革”特色，上影厂的军宣队、工宣队都有人入住，支部书记也是党委下派的。那时强调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几位军、工宣队的人员不懂艺术，可是仍然积极出入拍摄现场，给创作人员“掺沙子”。
经过86天的日夜奋战，11月下旬影片拍竣，随即送上海市委审查。市委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一位领导还对片名提出建议，觉得叫《火红的年代》是否更好？大家一致赞同，都说这个名字好。12月下旬，国务院文化组审看了片子。吴德、于会泳等负责同志认为“戏很感人，拍的还细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时间，上影厂从领导到群众，神经绷得紧紧的，摄制组主创人员更是天天守在电话机前，等候着北京的消息。文化组的意见传来，大家松了一口气，有关人员开始准备补拍工作。不久，去北京送审片子的导演傅超武打来电话，说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已审过片子，周总理看后鼓着掌站起来说：“文革”后多年没有故事片，群众需要看，要多印拷贝，国内外发行。喜讯传出，第二天全厂敲锣打鼓，一片欢腾庆祝的热烈场面。
1974年春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套红大字醒目标题，宣布《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等四部故事片在全国公映。这些故事片的出现，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火红的年代》家喻户晓，我扮演的角色赵四海一时成为千家万户的朋友，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中心人物。在上海，赵四海的发型、毛衣款式一夜间便流行起来，甚至还开设了赵四海饭馆，全国各地到处是影片的海报。
导演生涯的一鸣惊人
1979年底的一天，我突然看到《电影创作》发表的剧本《戴手铐的人》，据说是山东的一个小提琴手、当年的红卫兵赵文伦创作的，是一个有较强动作性、故事情节曲折的短小精悍的电影文学剧本。这时的我早就有了尝试当导演的想法，我还为我的导演梦作了如下的计划：趁现在腿脚灵活，拍些动作性强的影片；将来走不动了，再来拍内景多的文戏。我很喜欢这个剧本，我找到厂长汪洋说：拍这个剧本不太费劲，很快就能拍完。汪洋一口答应。
对于《戴手铐的旅客》剧本，有些导演看后持否定意见，认为拍不成。厂艺委会也认为是个很一般的小片子。我却很喜欢，因为一是动作性强，剧情热闹，充满了惊险气氛，很合我的喜好；二是剧本表现了“文革”中涉及敌我斗争和红卫兵运动中的内部斗争。这些运动都是我亲历的，而且有着深刻的记忆，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正因如此，有时候拍着拍着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老战友自杀那场戏。当时拍摄我在战友家喝酒的镜头，我是真的把半杯酒一口倒进肚子里去，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战友的眼泪也马上流了下来。这些情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切肤之痛的，文革中有很多老干部自杀，也有很多人靠着“共产党员怕什么？”的信念挺过来，这部影片就是要表现共产党员坚强的性格。
我们把电影拍摄基地选在了大同，当时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可见大家对那段历史都感到毛骨悚然，再也不愿意经历文革了。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而且，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剧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反映文革的电影，请大家穿上他们在文革中的服装，不要穿现在的服装，群众们都热烈地支持。我想这是因为文革刚刚过去没多久，人们对这段历史太有共识了。大家都认识到不该忘记它，个人恩怨是小事情，可以和解，但是这段历史教育太深刻了，再也不该让它重复。影片公映之后，我戴着口罩到几个电影院去看，很高兴地发现，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坐满了观众，人们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走，该鼓掌时鼓掌，该掉眼泪时掉眼泪。这让我深受鼓舞，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把历史从这个侧面记载下来了。此外，这部影片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作曲家王立平创作的影片主题曲《驼铃》成为了经典电影插曲。因为歌词中表达的浓浓战友情，而成为部队、公安、甚至同学毕业时首选的歌曲。
这是我导演生涯中拍的很过瘾的一部影片，最后把我对于“文革”的反思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同时感情上有很大的宣泄，影片满足了我这一点。
携《戴手铐的旅客》大丰收的喜悦，我腾出手来，按照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开始突击修改《大海在呼唤》的剧本。1981年6月，《大海在呼唤》的电影剧本历经将近两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并获得各方的认可。建国后，四十多人的摄制组出境拍摄，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根据交通部的安排，《大海在呼唤》摄制组登上“上海号”客轮。一开始，台湾海峡仍不让走，上海号只能从海峡外边绕，一次途中还遇上了国民党军舰，两边见面，站在船台上彼此互望，都觉得新鲜。演员们向“国军”招手，“国军”人人满脸呆滞没有表情。据船长说他们是上金门换防的。影片拍摄花了七个航次，每次来回七天，其中在香港停靠三天，到了香港，摄制组归香港新华社工委和交通部驻港机构招商局领导。影片的外景地主要在上海、香港、汕头三地拍摄。海上拍戏十分艰苦，起浪时，摄制组的人没几个不吐的。待到风平浪静，大家的胆汁都吐完了，身子软绵绵的，还得坚持拍完，毕竟船上的戏只能拍摄这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
在这部影片中，我和王立平再度合作，写出了一首迄今热度不减的歌曲《大海啊，故乡》。这首歌是在去香港的途中拍摄的。那是在一场晚会上，给女歌手伴奏的王立平，这也是他第一次出镜。在香港拍片时，《少林寺》摄制组也正好在拍摄，他们想请王立平去作曲。当时的组织观念很强，尤其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王立平不敢做主，向我请示，我很痛快就答应了。结果，一首《牧羊曲》又唱遍了大江南北。
《大海在呼唤》是我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我第三部导演作品。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民建设国家，“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急切心态。同时，《大海在呼唤》是“文革”后第一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影片，即用胶片客观的、真实地记录了香港的繁荣景象。在这一点上，我不但延续了《戴手铐的旅客》中纪实场景的美学追求，更重要的是反映出“说真话”的处世原则。
我在演艺生涯中塑造了三四十个银幕形象，其中许多形象也留在了中国电影史的记录里。然而，我还有一个心愿，在晚年时演一个父亲，一个很慈祥又很暴虐的人，通过与父亲、妻子、兄弟姐妹、子女的情感交流中展现人物性格。可是，这或许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了。
我从政的日子
在揭批“五·一六”运动中，我的人大代表被撤销，虽然后来运动结束，我解脱了拘禁，恢复了自由，但是人大代表是永远失去了，北影上下关于“于洋丢了一块‘表’”的说法也就此传开。
1981年冬，北京市海淀区成立政协，北影是海淀区重要的文化单位，要出一名区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厂里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决定让我去竞选，结果顺利当选。首届区政协是在西城区车公庄的市委党校成立的，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我骑着自行车去开会，中午吃大食堂，自己花钱交粮票。我当选后，北影的俏皮话也随之而来：“于洋丢了一块‘表’（人大代表），补了一双‘鞋’（政协）。”这话，尤其是在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广为流传。
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我在海淀区政协投入最大精力的工作之一。在我担任关心青少年协会顾问的9年间，经常深入到北京及外地的工读学校、戒毒所等地方，去亲近和教育孩子。从80年代末以来，我的社会职务渐渐多了起来，继担任北影演员剧团团长之后，陆续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八、第九两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广电总局电影复查委员会委员等。1993年3月，我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同时出任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在会上小组发言时，我讲了如下的话：“我们政协委员每年都要聚在一起，开上十几天会，提出一些问题。实际上，如果通过我们的协商，一年解决一至两个问题，也算是没白开。我这些天去大会堂开会，看见广场上站着那么多老百姓，他们企盼着我们这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能替他们说说话，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多组织委员下去，看看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不要只是去富裕的地方参观、访问，要经常去贫困地区走走，现在还有八千多万人吃饭都成问题呢！好多人都跟我讲，你是政协委员，开会时可一定要反映廉政问题，多树些正面形象。如果我们的县一级领导都能像焦裕禄那样，我们的政府官员都能像周恩来那样，我们老百姓就有信心了。人就是要有理想，没理想，人还活着干什么？尤其我还要为退休职工说几句，他们干了一辈子，不容易啊！”说这段话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了眼泪。
1998年以后，在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还担任了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几年下来除了西藏外，去过了各个省市自治区，尽管艰苦，我也愿意亲眼目睹真实情景。几次大西北之行，最远深入青海、甘肃贫困山区，一些地方干部汇报了山区教育的艰难情景。我听了以后，唏嘘不已，回来就写动议，开几个会，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提案，哪怕能解决一件小事，心里也能有所安慰。
随时间而积累的内心情怀
从我入党以后，总是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我拍的那些电影中也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我没演过坏人，都是演英雄人物。在演英雄人物的过程中总是有些对比，拿英雄人物来比照自己，总是演英雄要学英雄。
我曾经在电影《英雄虎胆》中饰演侦查科长曾泰，因为过去也有过做侦察员的经历，所以，我常常在想我能不能做到那样？因为这种考虑的存在，影片的表演过程对自己来说也是思想的一次提高，对净化灵魂有很大的作用。后来我一直在演一些党委领导、团领导、战士、炼钢工人等等，都是些正面人物。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演员就用自己的电影工具为党服务，这些角色的扮演过程对我的促进很大。我们拍了很多电影，但是我们过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工薪阶层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住的楼房是统一的楼房。所以在那个年代虽然工作很累，但是很愉快，因为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和看到的东西都是英雄主义的、有追求的、有理想的奋斗青年，是我们心中的榜样。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因为身兼社会职务的缘故，去了很多的地方搞调研。在这个当中我跑西北跑得比较多，内地和西北的对比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觉得我们在北京的生活确实像在天堂上一样。基于西北的实际情况，我也不断地写一些提案建议，完成分内的职责。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基层调研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锻炼，所以今年在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也冷静地回忆了我这一辈子。这一辈子，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又介绍一些年轻人入党，还做一些党的工作。我总觉得共产党员总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周总理过去长教导我们的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到后来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电影审查委员会，还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领导小组，我都做了该做的事情。前几年，表演协会给我个终身成就奖，我拿这个奖我很惭愧的。惭愧什么呢？我说有很多人做得成绩比我大，但是他们都走了，他们都不在了。那么剩下我呢，我可能命大呀，我现在还在，所以我就代替他们，去接受现在电影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老一代的一个褒奖吧。电影创作跟别的艺术劳动还不大一样，跟画家、作家、音乐都不一样。因为电影是集体性的劳动，作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离开这个创作集体，那是寸步难行的。所以给我什么奖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些同事们，想到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劳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加不一样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这么样的发达，这是各个战线的共产党员的带头啊。为这个我也很受鼓舞，所以我只要能够活一天，让我做什么我还得做，我说是不虚此生吧。
我今年81岁了，这人最后总是要走的，我想人来到世界上仅仅这几十年，最后能够把自己想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东西留下一点，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因为从我入党那一天开始，就属于党组织里的人了。我们的人生不是什么个人奋斗，说奋斗也是为了这个旗帜，你作为其中一员来奋斗。所以有时候年轻人问我说：于老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红的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没有洋房，没有车，亏不亏呀？我说：孩子们，不亏。我们那个年代有我们那个年代的追求，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和你们今天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事业，宗旨很清楚。那会儿虽然苦一点，但是，我们的青年时代过得也很愉快。
现在很多事情都得以“钱”字为中心，都要这个钱。我就想越是在这个时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考验。在钱的面前，在名、利面前是考验。就看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来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倒是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说要有点忧患意识，这个忧患意识，我们这些老年人真是有的。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成就越大的时候越要想我们还存在什么问题，我想今天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啊，我们现在大家过的日子都很好，钱多钱少够花就行了。我这房子你也看了，就这么几间，老两口很满足。人家说你这房子不够大啊，都没有客厅，我说我觉得很好了，比过去好的不知道多少倍了，很多跟我同时工作的人，他们在战争年代什么都没有，我今天还这么一大家子。儿子虽然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也是我很悲痛的事情，但是我一想到，做一个老的共产党员还是面对现实吧。我和我老伴儿，她也是老党员，我们两个相互照应，女儿在美国，她有她的事业，我们自己现在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年代，他们生正逢时，我常给他们写这句话。也许搞艺术的、搞电影的，在高科技的依托下，只要是你能想象到的东西都能拍出来，上下五千年，东南西北中，上天下海都能拍出来。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的脑子里也有很多框框，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今天没有什么，我觉得今天给的条件都非常好。所以这些年轻人应该很好地珍惜我们这个年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中国人不容易啊，我们现在不是亡国奴的时代。亡国奴时代我们经历过、看过，那个时候不当人看你，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现在我们是国家主人，不单是国家主人，而且在世界上中国人站得很牢固，是这样一个现实，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尤其最近世界上很多事情，像非洲国家很多事，包括美国它也有危机，也有很多事。而我们在这么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
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不学习不成。我们那个时候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那个时候这个话周恩来总理经常讲，我觉得现在优良的传统，优良的作风，都得很好地继承、发扬，不许丢掉它。过去名人有一句话：忘记意味着背判。我说官儿大官儿小平安就好；钱多钱少够花就好啊；房子大房子小住得舒服就好；不管胖痩，健康就好。所以我现在一张床挺舒服，我也有个小书房，有个小客厅，我很满足了，家里家外能够和谐就好。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电影，叫《难忘的富春江》。我和秦怡两个演老年人，老有所需，老有所活，老有所爱的这样一部电影。电视剧需要我的话我还去演一演，虽然不像年轻人那样，但是我们能尽多大力尽多大力。所以现在你也看到，电视台到建党90年了又找到我，让我讲讲过去电影怎么拍的。电影学院让我去讲党课，讲讲传统。好的传统不容易呀。优良传统还得要保持住，要发扬它。
于洋，原名于延江。祖籍山东龙口市。中国共产党员，现任中国电影集团艺委会副主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北影演员剧团名誉团长、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演员，电影艺术家。
1945年任东北长春市公安局侦查员，1946年东北局土改工作团队员，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属下文化教员。1949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1953年任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演员。1955年至195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学习。1976年至今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演员剧团团长。1992年被广播电影电视部聘为电影艺术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于洋长期从事电影表演和导演工作。建国前后共拍摄将近五十部电影及多部集电视剧，曾演出电影《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等影片。1977年转任导演，拍摄《戴手铐的“旅客”》、《大海在呼唤》等影片，并导演《哪儿是我的家》等电视连续剧。1960年被中央文化部评为全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1994年获国家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北北京电视台联合颁发的“人民不会忘记”荣誉奖杯。2005年荣获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颁发“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07年获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终身成就奖。”
我的东山再起
早在1972年初，正在上海远郊上影“五·七”干校所在地敬贤农场耪地的导演孙永平，就接到了上影军宣队的命令：马上回厂，准备将话剧《钢铁洪流》搬上荧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上影确定筹拍的第一部电影。这部话剧原先由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排练，1970年公演，红极一时，震动了上海滩。
1973年5月，《钢铁洪流》摄制组成立，厂方确定由著名导演傅超武挂帅，同孙永平联合执导。傅超武组织班底时，演员的挑选令他很头痛，先后试用了十几个演员，都不满意。这时，傅超武忽然想起了他在一年前的一次经历。在1972年初冬时节，傅超武在京开会期间，偶遇了正在劳动的我，尽管没有太多的寒暄，但是，我身上体现出的劳动者的气质，给傅超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超武和孙永平商量后，一直认为我行。就这样，我被借调到了上海，扮演男一号赵四海，成为了剧组的一员。
我到上海拍戏，当时算是上影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毕竟，话剧《钢铁洪流》在上海连续公演百多场，影响太大，赵四海的形象几乎无人不知，又是“文革”后上影第一部故事片的主要英雄人物，这是多少上影人想扮演的角色啊。上影人想了解我，尽管50年代我曾经在上影拍过片，但大家都希望知道我更多的事情。在我去钢厂体验生活时，谢晋和牛本请我吃饭，为我落实了政策庆贺。晚上，他们带着我去赵丹家，虽然我和赵丹没一起拍过戏，但“文革”前赵丹到北影拍摄《烈火中永生》时，和我成了好朋友，一见面就搂着、抱着，非常亲热。赵丹十分激动，喃喃地说：“你敢来见我……”他还没有被解放，仍属于“有问题”的人。8月下旬，《钢铁洪流》开机，摄制组的人员组成很有“文革”特色，上影厂的军宣队、工宣队都有人入住，支部书记也是党委下派的。那时强调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几位军、工宣队的人员不懂艺术，可是仍然积极出入拍摄现场，给创作人员“掺沙子”。
经过86天的日夜奋战，11月下旬影片拍竣，随即送上海市委审查。市委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一位领导还对片名提出建议，觉得叫《火红的年代》是否更好？大家一致赞同，都说这个名字好。12月下旬，国务院文化组审看了片子。吴德、于会泳等负责同志认为“戏很感人，拍的还细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时间，上影厂从领导到群众，神经绷得紧紧的，摄制组主创人员更是天天守在电话机前，等候着北京的消息。文化组的意见传来，大家松了一口气，有关人员开始准备补拍工作。不久，去北京送审片子的导演傅超武打来电话，说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已审过片子，周总理看后鼓着掌站起来说：“文革”后多年没有故事片，群众需要看，要多印拷贝，国内外发行。喜讯传出，第二天全厂敲锣打鼓，一片欢腾庆祝的热烈场面。
1974年春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套红大字醒目标题，宣布《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等四部故事片在全国公映。这些故事片的出现，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火红的年代》家喻户晓，我扮演的角色赵四海一时成为千家万户的朋友，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中心人物。在上海，赵四海的发型、毛衣款式一夜间便流行起来，甚至还开设了赵四海饭馆，全国各地到处是影片的海报。
导演生涯的一鸣惊人
1979年底的一天，我突然看到《电影创作》发表的剧本《戴手铐的人》，据说是山东的一个小提琴手、当年的红卫兵赵文伦创作的，是一个有较强动作性、故事情节曲折的短小精悍的电影文学剧本。这时的我早就有了尝试当导演的想法，我还为我的导演梦作了如下的计划：趁现在腿脚灵活，拍些动作性强的影片；将来走不动了，再来拍内景多的文戏。我很喜欢这个剧本，我找到厂长汪洋说：拍这个剧本不太费劲，很快就能拍完。汪洋一口答应。
对于《戴手铐的旅客》剧本，有些导演看后持否定意见，认为拍不成。厂艺委会也认为是个很一般的小片子。我却很喜欢，因为一是动作性强，剧情热闹，充满了惊险气氛，很合我的喜好；二是剧本表现了“文革”中涉及敌我斗争和红卫兵运动中的内部斗争。这些运动都是我亲历的，而且有着深刻的记忆，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正因如此，有时候拍着拍着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老战友自杀那场戏。当时拍摄我在战友家喝酒的镜头，我是真的把半杯酒一口倒进肚子里去，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战友的眼泪也马上流了下来。这些情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切肤之痛的，文革中有很多老干部自杀，也有很多人靠着“共产党员怕什么？”的信念挺过来，这部影片就是要表现共产党员坚强的性格。
我们把电影拍摄基地选在了大同，当时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可见大家对那段历史都感到毛骨悚然，再也不愿意经历文革了。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而且，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剧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反映文革的电影，请大家穿上他们在文革中的服装，不要穿现在的服装，群众们都热烈地支持。我想这是因为文革刚刚过去没多久，人们对这段历史太有共识了。大家都认识到不该忘记它，个人恩怨是小事情，可以和解，但是这段历史教育太深刻了，再也不该让它重复。影片公映之后，我戴着口罩到几个电影院去看，很高兴地发现，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坐满了观众，人们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走，该鼓掌时鼓掌，该掉眼泪时掉眼泪。这让我深受鼓舞，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把历史从这个侧面记载下来了。此外，这部影片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作曲家王立平创作的影片主题曲《驼铃》成为了经典电影插曲。因为歌词中表达的浓浓战友情，而成为部队、公安、甚至同学毕业时首选的歌曲。
这是我导演生涯中拍的很过瘾的一部影片，最后把我对于“文革”的反思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同时感情上有很大的宣泄，影片满足了我这一点。
携《戴手铐的旅客》大丰收的喜悦，我腾出手来，按照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开始突击修改《大海在呼唤》的剧本。1981年6月，《大海在呼唤》的电影剧本历经将近两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并获得各方的认可。建国后，四十多人的摄制组出境拍摄，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根据交通部的安排，《大海在呼唤》摄制组登上“上海号”客轮。一开始，台湾海峡仍不让走，上海号只能从海峡外边绕，一次途中还遇上了国民党军舰，两边见面，站在船台上彼此互望，都觉得新鲜。演员们向“国军”招手，“国军”人人满脸呆滞没有表情。据船长说他们是上金门换防的。影片拍摄花了七个航次，每次来回七天，其中在香港停靠三天，到了香港，摄制组归香港新华社工委和交通部驻港机构招商局领导。影片的外景地主要在上海、香港、汕头三地拍摄。海上拍戏十分艰苦，起浪时，摄制组的人没几个不吐的。待到风平浪静，大家的胆汁都吐完了，身子软绵绵的，还得坚持拍完，毕竟船上的戏只能拍摄这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
在这部影片中，我和王立平再度合作，写出了一首迄今热度不减的歌曲《大海啊，故乡》。这首歌是在去香港的途中拍摄的。那是在一场晚会上，给女歌手伴奏的王立平，这也是他第一次出镜。在香港拍片时，《少林寺》摄制组也正好在拍摄，他们想请王立平去作曲。当时的组织观念很强，尤其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王立平不敢做主，向我请示，我很痛快就答应了。结果，一首《牧羊曲》又唱遍了大江南北。
《大海在呼唤》是我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我第三部导演作品。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民建设国家，“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急切心态。同时，《大海在呼唤》是“文革”后第一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影片，即用胶片客观的、真实地记录了香港的繁荣景象。在这一点上，我不但延续了《戴手铐的旅客》中纪实场景的美学追求，更重要的是反映出“说真话”的处世原则。
我在演艺生涯中塑造了三四十个银幕形象，其中许多形象也留在了中国电影史的记录里。然而，我还有一个心愿，在晚年时演一个父亲，一个很慈祥又很暴虐的人，通过与父亲、妻子、兄弟姐妹、子女的情感交流中展现人物性格。可是，这或许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了。
我从政的日子
在揭批“五·一六”运动中，我的人大代表被撤销，虽然后来运动结束，我解脱了拘禁，恢复了自由，但是人大代表是永远失去了，北影上下关于“于洋丢了一块‘表’”的说法也就此传开。
1981年冬，北京市海淀区成立政协，北影是海淀区重要的文化单位，要出一名区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厂里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决定让我去竞选，结果顺利当选。首届区政协是在西城区车公庄的市委党校成立的，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我骑着自行车去开会，中午吃大食堂，自己花钱交粮票。我当选后，北影的俏皮话也随之而来：“于洋丢了一块‘表’（人大代表），补了一双‘鞋’（政协）。”这话，尤其是在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广为流传。
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我在海淀区政协投入最大精力的工作之一。在我担任关心青少年协会顾问的9年间，经常深入到北京及外地的工读学校、戒毒所等地方，去亲近和教育孩子。从80年代末以来，我的社会职务渐渐多了起来，继担任北影演员剧团团长之后，陆续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八、第九两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广电总局电影复查委员会委员等。1993年3月，我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同时出任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在会上小组发言时，我讲了如下的话：“我们政协委员每年都要聚在一起，开上十几天会，提出一些问题。实际上，如果通过我们的协商，一年解决一至两个问题，也算是没白开。我这些天去大会堂开会，看见广场上站着那么多老百姓，他们企盼着我们这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能替他们说说话，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多组织委员下去，看看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不要只是去富裕的地方参观、访问，要经常去贫困地区走走，现在还有八千多万人吃饭都成问题呢！好多人都跟我讲，你是政协委员，开会时可一定要反映廉政问题，多树些正面形象。如果我们的县一级领导都能像焦裕禄那样，我们的政府官员都能像周恩来那样，我们老百姓就有信心了。人就是要有理想，没理想，人还活着干什么？尤其我还要为退休职工说几句，他们干了一辈子，不容易啊！”说这段话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了眼泪。
1998年以后，在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还担任了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几年下来除了西藏外，去过了各个省市自治区，尽管艰苦，我也愿意亲眼目睹真实情景。几次大西北之行，最远深入青海、甘肃贫困山区，一些地方干部汇报了山区教育的艰难情景。我听了以后，唏嘘不已，回来就写动议，开几个会，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提案，哪怕能解决一件小事，心里也能有所安慰。
随时间而积累的内心情怀
从我入党以后，总是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我拍的那些电影中也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我没演过坏人，都是演英雄人物。在演英雄人物的过程中总是有些对比，拿英雄人物来比照自己，总是演英雄要学英雄。
我曾经在电影《英雄虎胆》中饰演侦查科长曾泰，因为过去也有过做侦察员的经历，所以，我常常在想我能不能做到那样？因为这种考虑的存在，影片的表演过程对自己来说也是思想的一次提高，对净化灵魂有很大的作用。后来我一直在演一些党委领导、团领导、战士、炼钢工人等等，都是些正面人物。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演员就用自己的电影工具为党服务，这些角色的扮演过程对我的促进很大。我们拍了很多电影，但是我们过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工薪阶层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住的楼房是统一的楼房。所以在那个年代虽然工作很累，但是很愉快，因为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和看到的东西都是英雄主义的、有追求的、有理想的奋斗青年，是我们心中的榜样。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因为身兼社会职务的缘故，去了很多的地方搞调研。在这个当中我跑西北跑得比较多，内地和西北的对比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觉得我们在北京的生活确实像在天堂上一样。基于西北的实际情况，我也不断地写一些提案建议，完成分内的职责。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基层调研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锻炼，所以今年在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也冷静地回忆了我这一辈子。这一辈子，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又介绍一些年轻人入党，还做一些党的工作。我总觉得共产党员总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周总理过去长教导我们的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到后来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电影审查委员会，还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领导小组，我都做了该做的事情。前几年，表演协会给我个终身成就奖，我拿这个奖我很惭愧的。惭愧什么呢？我说有很多人做得成绩比我大，但是他们都走了，他们都不在了。那么剩下我呢，我可能命大呀，我现在还在，所以我就代替他们，去接受现在电影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老一代的一个褒奖吧。电影创作跟别的艺术劳动还不大一样，跟画家、作家、音乐都不一样。因为电影是集体性的劳动，作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离开这个创作集体，那是寸步难行的。所以给我什么奖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些同事们，想到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劳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加不一样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这么样的发达，这是各个战线的共产党员的带头啊。为这个我也很受鼓舞，所以我只要能够活一天，让我做什么我还得做，我说是不虚此生吧。
我今年81岁了，这人最后总是要走的，我想人来到世界上仅仅这几十年，最后能够把自己想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东西留下一点，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因为从我入党那一天开始，就属于党组织里的人了。我们的人生不是什么个人奋斗，说奋斗也是为了这个旗帜，你作为其中一员来奋斗。所以有时候年轻人问我说：于老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红的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没有洋房，没有车，亏不亏呀？我说：孩子们，不亏。我们那个年代有我们那个年代的追求，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和你们今天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事业，宗旨很清楚。那会儿虽然苦一点，但是，我们的青年时代过得也很愉快。
现在很多事情都得以“钱”字为中心，都要这个钱。我就想越是在这个时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考验。在钱的面前，在名、利面前是考验。就看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来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倒是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说要有点忧患意识，这个忧患意识，我们这些老年人真是有的。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成就越大的时候越要想我们还存在什么问题，我想今天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啊，我们现在大家过的日子都很好，钱多钱少够花就行了。我这房子你也看了，就这么几间，老两口很满足。人家说你这房子不够大啊，都没有客厅，我说我觉得很好了，比过去好的不知道多少倍了，很多跟我同时工作的人，他们在战争年代什么都没有，我今天还这么一大家子。儿子虽然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也是我很悲痛的事情，但是我一想到，做一个老的共产党员还是面对现实吧。我和我老伴儿，她也是老党员，我们两个相互照应，女儿在美国，她有她的事业，我们自己现在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年代，他们生正逢时，我常给他们写这句话。也许搞艺术的、搞电影的，在高科技的依托下，只要是你能想象到的东西都能拍出来，上下五千年，东南西北中，上天下海都能拍出来。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的脑子里也有很多框框，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今天没有什么，我觉得今天给的条件都非常好。所以这些年轻人应该很好地珍惜我们这个年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中国人不容易啊，我们现在不是亡国奴的时代。亡国奴时代我们经历过、看过，那个时候不当人看你，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现在我们是国家主人，不单是国家主人，而且在世界上中国人站得很牢固，是这样一个现实，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尤其最近世界上很多事情，像非洲国家很多事，包括美国它也有危机，也有很多事。而我们在这么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
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不学习不成。我们那个时候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那个时候这个话周恩来总理经常讲，我觉得现在优良的传统，优良的作风，都得很好地继承、发扬，不许丢掉它。过去名人有一句话：忘记意味着背判。我说官儿大官儿小平安就好；钱多钱少够花就好啊；房子大房子小住得舒服就好；不管胖痩，健康就好。所以我现在一张床挺舒服，我也有个小书房，有个小客厅，我很满足了，家里家外能够和谐就好。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电影，叫《难忘的富春江》。我和秦怡两个演老年人，老有所需，老有所活，老有所爱的这样一部电影。电视剧需要我的话我还去演一演，虽然不像年轻人那样，但是我们能尽多大力尽多大力。所以现在你也看到，电视台到建党90年了又找到我，让我讲讲过去电影怎么拍的。电影学院让我去讲党课，讲讲传统。好的传统不容易呀。优良传统还得要保持住，要发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