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广揽人才，为南开办学服务，这是从张伯苓先生时代起就一直采用的南开办学原则。在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南开大学各项工作起步复苏时，这一原则又重新得到了发扬光大。刘叶秋先生成为我校兼职教授的经历，就是其中一例。
　　刘叶秋先生原名桐良，字叶秋，号峄莘，因文章均署名“刘叶秋”，故以字行。1917年生于北京，1988年因患心肌梗塞不幸逝世。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文学系，后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主编，并在天津工商学院女子文学院兼课。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津沽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校任教。1958年被调到商务印书馆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审，与吴泽炎、黄秋耘并称修订本《辞源》三位主编。新时期以后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楹联学会顾问。1980年，经我校校友，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黄克先生介绍，先生被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从那时起到1988年故去，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才华为我校中文系在“文革”后的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对文言小说学科和编辑专业两个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在南开中文系的各个学科当中，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一直是在国内领先的强项。其中文学批评史和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又是其中传统长，成果显著，为学术界所认可的研究强项。然而其中各个研究点的研究并不平均。拿古代小说研究来说，“文革”前我校的优势主要在白话小说研究方面，其中以许政扬先生的话本小说研究最为出色。但文言小说的专门研究在我校基本上还是空白。1979年，在华粹深、朱一玄、宁宗一、鲁德才几位先生的努力操办下，中文系成立了小说戏曲研究室，并招收了“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为扩大研究室的力量，吸收校外人才为我校建设服务，我系向社会及广大校友发出延揽人才的呼吁。黄克先生闻讯后很快向我系推荐介绍了刘叶秋先生。据宁宗一先生回忆，当时我系先请刘叶秋先生来系讲学。然后由我系正式向刘叶秋先生发出邀请，准备聘请先生为我系兼职教授。先生欣然接受。于是刘叶秋先生便成为我系“文革”后第一批在社会上聘请的兼职教授。因1979年入学的几位研究生导师已经确定，所以刘先生只是协助几位导师讲课和指导。从此，南开大学的文言小说研究和人才培养便开始起步。1982年，刘叶秋先生第一次以他和宁宗一先生联合培养的方式，在南开大学招收笔记小说方向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国教育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这个方向名义招收的研究生。招收的结果，我有幸成为这个专业唯一的入选者，也就开始了与刘叶秋先生终生难忘的师生之谊。
　　1982年9 月，我来到南开大学报到，开始师从刘叶秋先生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刘先生是国内外学术界少数几位较早从事文言笔记小说系统专门研究的学者之一。“文革”以前，他就先后出版过《魏晋南北朝小说》《古典小说论丛》等专门关于文言笔记小说研究的专著。新时期以后，他又出版了《历代笔记概述》《古典小说笔记论丛》等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我来到南开时，正好赶上刘先生来参加学兄李剑国和罗德荣的毕业论文答辩。答辩会前，宁宗一先生引荐我匆匆谒见了先生。先生的谦和、慈善和温文尔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到先生下榻的天津大学专家楼去专门拜访先生。在问过我过去的一些简单情况后，先生才侃侃而谈，与我谈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道理。他首先告诉我：“要先做人，后做学问。”关于治学，他十分强调一个“通”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刘先生用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草书笔法的例子，说明文学艺术各门类之间的相通之处，因而要观一知十，举一反三。这些教诲至今我仍然铭刻在心。然后，先生要求我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并具体指示我第一个学期不给我安排专业方向的课程内容，要我竭尽全力，打好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及工具书使用等治学基本功底。按照先生的指示，那个学期除了公共课和宁宗一先生的专业课外，我几乎将全部时间都泡在当时在旧图书馆二楼的文科参考室，摸遍了那里的各种工具书和有关文献材料。我在研究生期间写成的两篇论文：《六朝笔记小说拾遗》《关于李垕〈续世说〉——四库提要辨误一则》都是那时看书积累的结果。毕业之后，我之所以能够十年如一日，每天三个单元泡在教研室那间低矮破旧的平房中读书写作，写出《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这样的书来，都是先生第一次见面给我的精神力量。虽然已是17年前的事情，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拳拳之心，仍恍如昨日，令人伤感不已。
　　先生对我的培养只是他对南开大学文言小说学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从大处着眼，注意形成南开大学文言小说研究的整体优势和广泛影响。1983年，当我面临学位论文的选题时，鉴于前届研究生已经在唐前志怪小说领域做出突出成绩，刘叶秋先生为我选定以志人小说作为题目。这实际上是要使南开大学在志人和志怪这两个文言小说主要流派都有专人的专门研究，从而确立南开的特色和优势。为此，先生还积极倡导，由南开大学主办，于1984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古小说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地专门和业余从事文言小说研究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人，但实际上专门从事文言小说研究的学者并不多。相比之下，我校由于有刘叶秋先生作为会议东道主和主持人，加上本校其他学人的研究成果，我也向大会提交了一篇专门研究《世说新语》体例的文化蕴涵的文章，因而受到与会学者的充分注意和高度评价。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南开的文言小说研究已经形成气候和规模，应当发展壮大。有的学者还积极建议成立以南开为核心的文言小说研究学会。通过这次会议，南开大学在全国文言小说研究的领先地位已经基本确立。正因为先生生前对南开大学文言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无私奉献和热情努力，才使得我校在这一学科方向上的优势一直保持。从我个人来说，继承刘叶秋先生的遗志，为南开大学的文言小说研究学科建设添砖加瓦，一直是我多年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的重要动机和强大动力。1992年，先生逝世四年以后，我们南开大学又举办了一次全国中青年学者古代小说研讨会，巧合的是，这次会议的会址与八年前刘叶秋先生主持的全国古小说研讨会竟是同一地点（天津市社联会议室）。睹物思人，追昔抚今，竟然使我在大会发言时泣不成聲。我哽咽着追忆起八年前刘叶秋先生在这间屋子里的音容笑貌和对后学的殷切希望，大声疾呼青年学者应当充分意识到并承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使命。时至今日，先生所种下的文言小说研究的种子在南开已经开花结果。南开大学的文言小说研究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丰硕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应当说，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凝聚了刘先生的心血和汗水的。 　　刘叶秋先生对我校编辑专业的建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1984年，国家教委决定在我校和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三所院校首次设立编辑专业。我校的编辑专业决定设在中文系。这对于当时的中文系来说，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喜的是编辑专业的设立，对于我系的发展壮大，显然十分有利；忧的是白手起家，谈何容易？当时我系定下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充分调动我系几位德高望重的编辑出身的兼职教授的积极作用，其中包括三联书店的戴文葆先生、中华书局的黄克先生等。刘叶秋先生就是我系编辑专业创办时几位元勋之一。
　　刘叶秋先生本人就是老编辑出身，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天津《民国日报》担任副刊主编，58年后又到商务印书馆任编审，直至故去。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从事编辑工作。他在辞典学编辑方面所达到的造诣是圈内人士有口皆碑的。他不仅写过《中国古代的字书》《常用字书十讲》《中国字典史略》这样的专门性著作，而且专门从事《辞源》修订工作达三十年，并荣膺三位主编之一。可以说，他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对于编辑业务，他可以说是深谙个中三昧。很多内行的人对我系编辑专业主持人说，你们找刘先生帮助创办编辑专业，算是找对了人。后来的实践证明，这话实在是一点不假。有三点可以证明。其一，刘先生在编辑出版界工作多年，又为人谦和善良，所以结识了众多编辑界的知名人士。靠刘先生的介绍推荐，我系联络了许多编辑出版界的重要人士。我校编辑专业第一批学生的讲课，其中有许多就是通过刘叶秋先生联系而成的，如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商务印书馆的姜晚成先生等。其二，由于刘先生为编辑行家里手，所以对编辑专业应当开设哪些课程，需要哪些书本知识，哪些实践知识，都能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当时我系编辑专业建立时的课程设置和实践安排等，都得到刘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反复推敲。其三，不仅如此，刘先生还身体力行，亲自上马，主动承担了我系编辑专业“编辑的语文修养”一门课程。为此，他还奋笔疾书，写下了《编辑的语文修养》一书，作为该门课程的专门教材。直到1987年，他逝世前一年，他还以七十岁的古稀之年，每周往返于京津之间，为我系编辑专业讲授该门课程。当时我已经毕业留校，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但由于我和先生的特殊关系，所以凡是先生到天津来讲课，则必由我来负责接送和一些日常陪同。那时，看着先生已古稀之年，还那样辛苦奔波，真是既心疼，又感佩。但先生总是精神矍铄，乐而不疲。有一次，由于有关人员的疏忽，忘记给要来讲课的刘先生预订房间和接站汽车。我去车队时没有我们的汽车，只好临时央求调度加车。结果我赶到火车站时先生已经下车，我十分愧疚和不安。回学校时又没有房间，又临时想办法安排房间，弄得我十分窘迫。可先生却仍旧谈笑风生，并安慰我不要着急，更不要对有关人员有什么意见。他说偶尔疏忽对谁都是难免的，应当学会宽容别人。就这样，本来下午三点多钟就已经下车，可等我们去餐厅用饭时已经晚上七点了。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我系的编辑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办学经验。1998年国家教委调整专业时，在各方面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我校的编辑专业终于得以保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办学条件和办学经验已经形成规模，数届毕业生的社会反响也非常好。而南开编辑专业有今天，刘叶秋先生的贡献是不能忘记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