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中美两国为实现共同利益进行了多次合作。从二次大战中为打败法西斯而并肩作战，到中美建交推动地区力量平衡；从相互配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到安纳伯格庄园两国元首会晤，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意识形态互不认可但彼此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利益又深度交融的大国，面临如何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的课题。1972年到2013年，中美跨越太平洋的经贸交往经历40年，已面临全新的局面。要推动和发展中美双向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合作等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可能领域，就必须弄清中美新的利益交汇点在哪儿？如何实现合作增长点的新意？
　　美国跨国公司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布局全球，而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的中国引力强大，中国也从中获益。几十年来，美国跨国公司不仅面向中国市场取得销售收入，更以加工贸易方式使美国消费者享有了物价的长期稳定。保持这种分工模式，有利于增加中美两国社会福利，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在当前经济危机中心由美国移向欧洲之时，中美两国新的利益汇合点就在于如何协商配合，降低外部环境的负面冲击，转变经济发展理念，推动改革，发现并明确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大背景下各自的国际定位，释放经济活力，推动全球经济重新进入上升通道。
　　实现合作增长点的新意则需要双方共同付出行动。实际上，合作增长点既存在于零和博弈中的利益转移，又可能以非零和博弈过程中双方利益的同时增加为表现；既可以是短期经济指标的改善，又可以是长期增长空间的扩展。
　　零和博弈发生在技术相对成熟的产业领域。生产能力和技术的转移将使得要素分布发生跨国再分配，移入方固然获得经济发展的支撑，但移出方也可从中获得转让收益，并为发展新的产业腾出空间。事实上，这种产业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历程，只是因为危机的出现而成为美国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借口罢了。减少所谓“有关国家安全”的投资审核，纠正对华出口管制上的错误做法，正视并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在中美间形成合理分配和布局，重新实现双方利益的共同提升，所有这些，既是老问题又是新课题，要想解决好，既需要自信又需要互信。
　　非零和博弈广泛存在于各类新兴产业领域。新材料、新技术，增强人类改造世界、适应变化的能力；新思想、新观念，改变人们消费理念、生活态度方面的传统。低碳经济从概念到产业化，再到成为生产、生活方式，仍然需要更多的技术推动和市场支撑，中美两国合作潜力巨大。物流与信息流的效率提升，高速铁路和无线高速网络的建设，符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向，也能够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生物技术、核物理技术、航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科技的创新需要千万次的试验和灵光一现的闪念之间相互配合。东西方文化若能充分碰撞和激荡，就有可能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产生的利益或许远比各自独自摸索要大得多。这种合作需要宽广的胸怀和良好的机制保障。
　　尽管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未来，但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的最终实现并非易事。在经济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滥用，美元的超发贬值，轻轻松松就使得中国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为代价积累下来的财富大幅缩水。外交和军事上，在击毙本·拉登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从军事介入向信息化和美元精准外交调整，以网络战和对重点国家扩大经援与军援为特征，引起了全球区域力量的再平衡。美国的亚太战略并非局限于通过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使其成为连接两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与五大洲（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枢纽，而是以其开发国内能源资源为手段减少对中东的依赖，腾出军事、外交和资金力量，依其理念重塑亚太格局。这一过程中，中国首当其冲。
　　自古以来，大而不强、富甲一方却饱受欺凌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梦”要实现，中国经济要发展，国力要提升，如果依旧囿于市场缝隙，依旧隐忍退让，就永远无法获得平等的地位和对手的尊重。“等、靠、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我们需要整理心态，重新出发，在国际事务中以大国的身姿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更加主动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