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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主要具有三重意蕴:其一是属人性,就是指它不仅是一种人创造并一直从事的活动,而且在实质上直接就是一种人的活动;其二是文化性,就是指它不仅是对一种特殊文化的传播,而且还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为载体;其三是化人性,就是指它不仅是一种将社会规范与道德伦理内化至个体心理层面的机制,而且还能够推进人的文化生成。借由对思想政治教育属人性、文化性以及化人性的大力推进,其人文性必将得以极大彰显。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属人性;文化性;化人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245-03
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不断加快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作用愈加明显,人们由此愈发关注对于人自身的培养与教育。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头十年的发展之后,迫切要求我们“对于教育的实质、教育同人类与人类发展的基本关系、教育同作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因素的环境相互作用等等,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检查和广泛的重新考虑。”[1]99作为一种特殊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在我們的检查与考虑之列。据考察,当今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已不再仅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而且更具有充满时代气息的人文性。在这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本性,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以文化对人进行价值和意义引导,推动人建构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固有特性[2]。笔者拟在本文中,试从其属人性、文化性以及化人性三重意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进行简要探查。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主要在于它不仅是人创造并一直从事的一种活动,而且在实质上直接就是一种人的活动。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人创造并一直从事的活动。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最早发端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在其发端的初始阶段,主要是作为原始人类传递生产生活经验和群体性社会意识的工具而出现的。此时,作为教育特殊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没有分化出来。随着原始人社会意识的发展,原始教育的内容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社会生活规范及人伦道德的内容,并通过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禁忌以及神话故事等原始宗教活动而实现。此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阶段。
至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并进而围绕着剩余产品的归属问题产生了私有制。与此同时,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也逐渐分化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种不同的生产类别;与此相对应,社会成员也日益分化为专事物质生产活动和专事精神生产活动两类群体,进而促进了相互对立的阶级产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对立的形成,原始氏族开始解体,政治国家随之产生,人类由此进入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维持阶级统治首要而基本的方式就在于缓和阶级对立、协调阶级冲突;而这种统治方式通常是借由思想政治教育而运作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阶级进行统治的需要,完全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才应运而生。
在阶级社会中,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演化,思想政治教育也日趋完善。在奴隶社会中,随着奴隶社会整套宗法制度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具备了一定的独立形态,逐渐形成了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比较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封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系统,教育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以阶级社会政治思想最为体系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为标志,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达到了阶级社会所能够到达的完善程度。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形态,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单维性,日趋发挥着多维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不仅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还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接地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生动的实践活动,是人们创造于原始社会,并在其后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一直从事并逐渐完善的活动,从而具有鲜明的属人性。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质上直接就是一种人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不仅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在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无一不是由人推动的。
就其关系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关系,莫过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存在着两种情况:其一是教育者通过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发生的思想意识领域的交往;其二是教育者通过情感、情境、偶发事件等非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发生的思想意识领域的交往。在第一种情况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关系的发生是以教育内容为中介的。尽管教育内容从表面看来是作为物的存在,但究其实质,它却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这是因为,它不仅承载了国家和社会对个体成员思想政治品德的要求,而且还渗透着教育领导者和决策者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及价值期待;同时,它远非是一种自在的作为客观物的教育内容,而是经过教育者理解和阐释以及教育对象认同和接受的教育内容,无一不受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见,教育者与教育内容、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发生的关系绝不能不能简单地标示为人与物的关系,至少不能说是纯粹的人与物的关系,其在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没有作为一种物的教育内容的中介作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直接通过各种人之情感的、精神的行为或表情发生联系,发生的关系直接呈现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交往关系不仅发生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而且还发生于不同的教育者以及不同的教育对象之间;不仅具体的、现实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发生具体的、现实的关系,而且教育者、教育对象自身还能够作为主体主动地把自身的主观意识和精神世界作为客体加以认识、反思和重构。凡此种种,无一不标示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发生的关系是一种属人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学者沈壮海断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3]61。 就其过程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由人来推动的。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宏观视角看,人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随着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就教育内容而言,不仅包含了旨在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非意识形态,而且还包括了旨在实现政治统治、进行思想控制的意识形态;就教育形式而言,不仅具有融于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还形成了由专门机构负责、专职人员实施的专门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教育目的而言,不仅有为培养普通劳动者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还有旨在培养政治接班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都表明人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主体力量。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施的微观视角看,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引导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从确定教育目标与计划的制定、教育机制的选择、对社会要求的践行、教育结果的检查总结直至教育信息反馈调节等在内的每一环节的展开,无一不有人的参与;从教育领导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工作部门再到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一不依赖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终产生,更是依赖于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与内化,依赖于教育对象在自我教育过程进行自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建构。这一切都是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的确证。
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的属人实质,及其发展进程对人的依赖性,都明证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的实质,从而彰显了其属人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
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是文化的生成,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想方法、道德追求,使人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文化活动”[4]121。因而,作为一种人之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表现为一个文化过程,具有鲜明的文化性。归结起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一种特殊文化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所谓文化教育,就是指人类文化在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特定机制进行传授与渗透的过程。据其是否具有政治倾向,文化教育中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主要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不带有阶级政治倾向的文化和带有阶级政治倾向的文化。前者是指对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普遍推动作用、具有较大程度的客观性的文化,主要是指各种科学文化。而后者则是指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其价值理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其统治秩序进行辩护的文化,一般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一般而言,我们将国家和社会对民众进行涵括意识形态内容的教育,就谓之为思想政治教育。
不难看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其一,就其是否具有阶级性而言,文化包括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和各种非阶级性的文化,而意识形态则是其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部分,因而呈现为一种代表并反映阶级利益的特殊文化。其二,就其性质和地位而言,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核心。无论是文化的流变与发展,还是其选择与吸收,乃至于新意识形态对旧意识形态的超越和确立,都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是整个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体现文化本质的特殊文化。其三,就其所由决定的基础而言,文化是由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经验生活的一般领域决定的;而意识形态则是在这个一般领域中,基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就此而论,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经验形态,或者说是一种生发于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特殊文化。
另一方面,政治思想教育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文化性还表现在其传播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毋庸赘言,任何一种教育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载体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无疑也需要一种特定载体。在这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就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5]392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就是其内容归属于其中的、具有强大渗透力与承载力的社会文化。之所以社会文化能够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其原因主要在于:不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一不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而且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发展方向总是从根本上规约和引导着人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离开了文化的谱系和路线,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目前而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社会文化主要包括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以及家庭文化等。只有借助于这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和渗透力,教育者才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传递并渗透到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因而,加强各项文化建设,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廣泛实现,从而承载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功能。
总而言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与一般文化之间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它的存在、传播与发展有赖于作为其母体的社会文化的载体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具有鲜明的文化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化人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育人活动,呈现为一个“从客观文化价值过程到个人的主观精神生活的转化过程”[6]101,一个将人的主观世界文化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客观精神与人发生着存在上的关系,个体通过理解,把握了客观精神内在的精神内涵,吸收了客观精神的意义,建立了与客观精神的意义关系,从而为客观精神所哺育所引导,个体得以成长,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在理解的交往中得到成长”[7]102。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化人性。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化人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将社会规范与道德伦理内化至个体心理层面的机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8]79然而,只有在社会中,作为获取生活资料过程的生产才会发生。这是因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8]34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一种“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9]2。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9]167的动物。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有着鲜明的社会属性。在这里,人的社会属性就是指“人在生活实践中从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获得的特性,包括人的社会角色及其一切交往关系的行为实践,以及按一定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处理人的生物学本能的一系列规则”[10]127。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必然是一种社会生存;换言之,社会的存续是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应有之义。然而,要想使社会能够存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与秩序。这就是要求人们,在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并对这一天性的力量进行判断时,不是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9]167。然而,这种自觉远非是先天具有的,而是人在其后天获得的;而后天获得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借由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使社会个体将社会的规范与伦理内化为自己内心的规范与戒律,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另一方面,推进人的文化生成。事实上,人不仅是自然的、社会的存在物,而且还是“能思想的存在物”[8]409,具有鲜明的意识属性。事实上,正是人之意识性,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然而,人的意识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人在出生之初,其意识是贫乏的,其自身表现为能够作任何图画的“白板”一块,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的人而存在。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与多样性,人的意识处于永恒的变化与发展之中,从而人本身“永远是未完成的和非限定性的存在”,并表现为“向世界无限开放的”[11]178。换言之,人处于永恒的未完成状态。
可见,要想促进人的生成,就必须使人浸润并熏染于人类历代累积与创造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其一,能够促进人生成自身的自主性。就其本质而言,“生成”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因而必须有主体的参与。然而,唯有借由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锻炼人的主体能力,进而使人能够在充分而正确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中逐渐推进自己的不断生成。其二,能够保证生成的正确方向。人的生成过程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难免会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因而,为了确保生成的正确方向,就必须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人之“三观”正确树立,是经由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达到的。其三,能够激发人的生成动力。人的生成不仅需要有正确的方向,而且还必须具备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人的精神动力是由理想信念激发出来的。这就要求加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催生远大的人生目标,坚定赋予人战胜困难挫折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说,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内化群体规范并获得群体成员的身份,才能不断建构、改造并重构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从而丰富自己的意识性,进而推进人的文化生成。
总而论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文化性以及化人性,共同建构了其人文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借由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三重属性的大力推进,其人文性必将得以极大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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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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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性;属人性;文化性;化人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245-03
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不断加快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作用愈加明显,人们由此愈发关注对于人自身的培养与教育。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头十年的发展之后,迫切要求我们“对于教育的实质、教育同人类与人类发展的基本关系、教育同作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因素的环境相互作用等等,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检查和广泛的重新考虑。”[1]99作为一种特殊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在我們的检查与考虑之列。据考察,当今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已不再仅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而且更具有充满时代气息的人文性。在这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本性,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以文化对人进行价值和意义引导,推动人建构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固有特性[2]。笔者拟在本文中,试从其属人性、文化性以及化人性三重意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进行简要探查。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主要在于它不仅是人创造并一直从事的一种活动,而且在实质上直接就是一种人的活动。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人创造并一直从事的活动。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最早发端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在其发端的初始阶段,主要是作为原始人类传递生产生活经验和群体性社会意识的工具而出现的。此时,作为教育特殊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没有分化出来。随着原始人社会意识的发展,原始教育的内容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社会生活规范及人伦道德的内容,并通过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禁忌以及神话故事等原始宗教活动而实现。此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阶段。
至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并进而围绕着剩余产品的归属问题产生了私有制。与此同时,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也逐渐分化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种不同的生产类别;与此相对应,社会成员也日益分化为专事物质生产活动和专事精神生产活动两类群体,进而促进了相互对立的阶级产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对立的形成,原始氏族开始解体,政治国家随之产生,人类由此进入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维持阶级统治首要而基本的方式就在于缓和阶级对立、协调阶级冲突;而这种统治方式通常是借由思想政治教育而运作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阶级进行统治的需要,完全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才应运而生。
在阶级社会中,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演化,思想政治教育也日趋完善。在奴隶社会中,随着奴隶社会整套宗法制度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具备了一定的独立形态,逐渐形成了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比较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封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系统,教育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以阶级社会政治思想最为体系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为标志,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达到了阶级社会所能够到达的完善程度。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形态,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单维性,日趋发挥着多维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不仅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还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接地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生动的实践活动,是人们创造于原始社会,并在其后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一直从事并逐渐完善的活动,从而具有鲜明的属人性。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质上直接就是一种人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不仅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在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无一不是由人推动的。
就其关系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关系,莫过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存在着两种情况:其一是教育者通过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发生的思想意识领域的交往;其二是教育者通过情感、情境、偶发事件等非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发生的思想意识领域的交往。在第一种情况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关系的发生是以教育内容为中介的。尽管教育内容从表面看来是作为物的存在,但究其实质,它却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这是因为,它不仅承载了国家和社会对个体成员思想政治品德的要求,而且还渗透着教育领导者和决策者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及价值期待;同时,它远非是一种自在的作为客观物的教育内容,而是经过教育者理解和阐释以及教育对象认同和接受的教育内容,无一不受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见,教育者与教育内容、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发生的关系绝不能不能简单地标示为人与物的关系,至少不能说是纯粹的人与物的关系,其在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没有作为一种物的教育内容的中介作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直接通过各种人之情感的、精神的行为或表情发生联系,发生的关系直接呈现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交往关系不仅发生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而且还发生于不同的教育者以及不同的教育对象之间;不仅具体的、现实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发生具体的、现实的关系,而且教育者、教育对象自身还能够作为主体主动地把自身的主观意识和精神世界作为客体加以认识、反思和重构。凡此种种,无一不标示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发生的关系是一种属人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学者沈壮海断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3]61。 就其过程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由人来推动的。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宏观视角看,人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随着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就教育内容而言,不仅包含了旨在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非意识形态,而且还包括了旨在实现政治统治、进行思想控制的意识形态;就教育形式而言,不仅具有融于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还形成了由专门机构负责、专职人员实施的专门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教育目的而言,不仅有为培养普通劳动者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还有旨在培养政治接班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都表明人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主体力量。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施的微观视角看,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引导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从确定教育目标与计划的制定、教育机制的选择、对社会要求的践行、教育结果的检查总结直至教育信息反馈调节等在内的每一环节的展开,无一不有人的参与;从教育领导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工作部门再到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一不依赖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终产生,更是依赖于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与内化,依赖于教育对象在自我教育过程进行自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建构。这一切都是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的确证。
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的属人实质,及其发展进程对人的依赖性,都明证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的实质,从而彰显了其属人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
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是文化的生成,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想方法、道德追求,使人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文化活动”[4]121。因而,作为一种人之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表现为一个文化过程,具有鲜明的文化性。归结起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一种特殊文化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所谓文化教育,就是指人类文化在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特定机制进行传授与渗透的过程。据其是否具有政治倾向,文化教育中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主要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不带有阶级政治倾向的文化和带有阶级政治倾向的文化。前者是指对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普遍推动作用、具有较大程度的客观性的文化,主要是指各种科学文化。而后者则是指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其价值理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其统治秩序进行辩护的文化,一般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一般而言,我们将国家和社会对民众进行涵括意识形态内容的教育,就谓之为思想政治教育。
不难看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其一,就其是否具有阶级性而言,文化包括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和各种非阶级性的文化,而意识形态则是其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部分,因而呈现为一种代表并反映阶级利益的特殊文化。其二,就其性质和地位而言,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核心。无论是文化的流变与发展,还是其选择与吸收,乃至于新意识形态对旧意识形态的超越和确立,都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是整个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体现文化本质的特殊文化。其三,就其所由决定的基础而言,文化是由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经验生活的一般领域决定的;而意识形态则是在这个一般领域中,基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就此而论,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经验形态,或者说是一种生发于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特殊文化。
另一方面,政治思想教育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文化性还表现在其传播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毋庸赘言,任何一种教育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载体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无疑也需要一种特定载体。在这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就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5]392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就是其内容归属于其中的、具有强大渗透力与承载力的社会文化。之所以社会文化能够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其原因主要在于:不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一不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而且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发展方向总是从根本上规约和引导着人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离开了文化的谱系和路线,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目前而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社会文化主要包括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以及家庭文化等。只有借助于这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和渗透力,教育者才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传递并渗透到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因而,加强各项文化建设,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廣泛实现,从而承载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功能。
总而言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与一般文化之间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它的存在、传播与发展有赖于作为其母体的社会文化的载体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具有鲜明的文化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化人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育人活动,呈现为一个“从客观文化价值过程到个人的主观精神生活的转化过程”[6]101,一个将人的主观世界文化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客观精神与人发生着存在上的关系,个体通过理解,把握了客观精神内在的精神内涵,吸收了客观精神的意义,建立了与客观精神的意义关系,从而为客观精神所哺育所引导,个体得以成长,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在理解的交往中得到成长”[7]102。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化人性。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化人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将社会规范与道德伦理内化至个体心理层面的机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8]79然而,只有在社会中,作为获取生活资料过程的生产才会发生。这是因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8]34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一种“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9]2。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9]167的动物。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有着鲜明的社会属性。在这里,人的社会属性就是指“人在生活实践中从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获得的特性,包括人的社会角色及其一切交往关系的行为实践,以及按一定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处理人的生物学本能的一系列规则”[10]127。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必然是一种社会生存;换言之,社会的存续是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应有之义。然而,要想使社会能够存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与秩序。这就是要求人们,在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并对这一天性的力量进行判断时,不是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9]167。然而,这种自觉远非是先天具有的,而是人在其后天获得的;而后天获得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借由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使社会个体将社会的规范与伦理内化为自己内心的规范与戒律,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另一方面,推进人的文化生成。事实上,人不仅是自然的、社会的存在物,而且还是“能思想的存在物”[8]409,具有鲜明的意识属性。事实上,正是人之意识性,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然而,人的意识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人在出生之初,其意识是贫乏的,其自身表现为能够作任何图画的“白板”一块,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的人而存在。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与多样性,人的意识处于永恒的变化与发展之中,从而人本身“永远是未完成的和非限定性的存在”,并表现为“向世界无限开放的”[11]178。换言之,人处于永恒的未完成状态。
可见,要想促进人的生成,就必须使人浸润并熏染于人类历代累积与创造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其一,能够促进人生成自身的自主性。就其本质而言,“生成”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因而必须有主体的参与。然而,唯有借由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锻炼人的主体能力,进而使人能够在充分而正确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中逐渐推进自己的不断生成。其二,能够保证生成的正确方向。人的生成过程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难免会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因而,为了确保生成的正确方向,就必须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人之“三观”正确树立,是经由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达到的。其三,能够激发人的生成动力。人的生成不仅需要有正确的方向,而且还必须具备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人的精神动力是由理想信念激发出来的。这就要求加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催生远大的人生目标,坚定赋予人战胜困难挫折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说,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内化群体规范并获得群体成员的身份,才能不断建构、改造并重构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从而丰富自己的意识性,进而推进人的文化生成。
总而论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文化性以及化人性,共同建构了其人文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借由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三重属性的大力推进,其人文性必将得以极大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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