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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你好!
我是一名“80后”,去年下半年,我通过参加公开选拔,从县人大机关来到了一个偏远镇任副镇长。
“和群众打交道,要会说话哦。”县委组织部的领导提醒我。
“这是我的长项。”听到这句提醒,我反而得意起来。在说话方面我可谓有天赋。大学时,我是学校两届辩论赛的最佳辩手;英文演讲比赛拿过二等奖;靠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我担任了两年校广播站的广播员。在同学们眼中,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会说话”。
但从光鲜的机关大楼来到基层一线工作后,每天和形形色色的群众打交道时,我发现原来出口成章的我不会说话了。
2013年3月初,一个村里的几十号村民来到镇政府反映征地拆迁的补偿问题,但是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镇长去县里开会了。作为当天值班的镇领导,我立即出面处理。
“大家冷静一下,拆迁补偿县里有政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肯定不能享受补偿……请大家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服从全镇发展建设大局。”站在台阶前,我双手一压。
“大局,我吃饭穿衣才是大局!”没想到一席话惹来一位老大爷抢白。
“就是,我们顾了大局,谁顾我们?”其他群众跟着附和。
眼看道理讲不通,我就赶紧回办公室找来相关文件,指着政策一条条给他们念。
说了半天,村民们直嚷“听不懂”,还骂我“狗屁官,只晓得念文件”。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说得嗓子冒烟,群众却越来越乱。
这时,镇政府办公室一位年近50岁的老干部出面,和领头上访的村民交涉了10分钟,就把场面稳住了。半个多小时后,村民们陆陆续续离开政府办公楼。
“讲大道理在这里行不通哦,年轻领导!”他离开时丢下一句话。
我楞了半天。以前在机关工作时,都是靠文件说事,但是这在基层群众这里怎么不管用了呢?我第一次感到了困惑。
没隔多久,我们去镇里一个比较偏远的村走访了解生产生活情况,每到一户村民家,都会坐上20多分钟。
“大爷,我是新来的副镇长,代表政府来看你。”
“谢谢。”
“最近生活有什么困难吗?”
“没得,没得。每次都这么问,一说到具体问题又东推西推。”
“你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
“困难,困难就是缺钱,你们送点来嘛。”
我脸上挂不住了,心里嘀咕:“我真心问你们的困难,你还不愿意说,回头又怨政府不解决,真难得将就!”
转念一想,老大爷年纪大了,犯糊涂也正常。现在大家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多数人不会说风凉话吧。
谁知半天时间,一户户农家走下来,群众的“刻薄话”没少听,我脸上的笑越来越少,竟不知道跟群众说啥好,感觉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同行的村干部却和群众有说不完的话,虽然聊的是一些琐事,说的都是“土话”,但群众却兴致很高,遭群众“洗刷”,村干部也乐呵呵地听着。看着他们聊得火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群众的一句句话,在我耳边回响。
“现在你们这些娃娃在城头读书,连蒜苗和大葱都分不清楚,也不晓得该啥子时候插秧、打药和收割,说困难你听不听得懂嘛?”
“一讲话就是方针政策、上级要求、高度重视,还第一第二第三的,说半天没说出个名堂,还耽搁我做活路。”
“你说那些文绉绉的话,没得用。”
…………
短时间内的两次经历,让我感觉到真正要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谈生活、聊生产,讲好群众语言,还真不容易!
马林冬
2013年6月21日
你好!
我是一名“80后”,去年下半年,我通过参加公开选拔,从县人大机关来到了一个偏远镇任副镇长。
“和群众打交道,要会说话哦。”县委组织部的领导提醒我。
“这是我的长项。”听到这句提醒,我反而得意起来。在说话方面我可谓有天赋。大学时,我是学校两届辩论赛的最佳辩手;英文演讲比赛拿过二等奖;靠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我担任了两年校广播站的广播员。在同学们眼中,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会说话”。
但从光鲜的机关大楼来到基层一线工作后,每天和形形色色的群众打交道时,我发现原来出口成章的我不会说话了。
2013年3月初,一个村里的几十号村民来到镇政府反映征地拆迁的补偿问题,但是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镇长去县里开会了。作为当天值班的镇领导,我立即出面处理。
“大家冷静一下,拆迁补偿县里有政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肯定不能享受补偿……请大家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服从全镇发展建设大局。”站在台阶前,我双手一压。
“大局,我吃饭穿衣才是大局!”没想到一席话惹来一位老大爷抢白。
“就是,我们顾了大局,谁顾我们?”其他群众跟着附和。
眼看道理讲不通,我就赶紧回办公室找来相关文件,指着政策一条条给他们念。
说了半天,村民们直嚷“听不懂”,还骂我“狗屁官,只晓得念文件”。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说得嗓子冒烟,群众却越来越乱。
这时,镇政府办公室一位年近50岁的老干部出面,和领头上访的村民交涉了10分钟,就把场面稳住了。半个多小时后,村民们陆陆续续离开政府办公楼。
“讲大道理在这里行不通哦,年轻领导!”他离开时丢下一句话。
我楞了半天。以前在机关工作时,都是靠文件说事,但是这在基层群众这里怎么不管用了呢?我第一次感到了困惑。
没隔多久,我们去镇里一个比较偏远的村走访了解生产生活情况,每到一户村民家,都会坐上20多分钟。
“大爷,我是新来的副镇长,代表政府来看你。”
“谢谢。”
“最近生活有什么困难吗?”
“没得,没得。每次都这么问,一说到具体问题又东推西推。”
“你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
“困难,困难就是缺钱,你们送点来嘛。”
我脸上挂不住了,心里嘀咕:“我真心问你们的困难,你还不愿意说,回头又怨政府不解决,真难得将就!”
转念一想,老大爷年纪大了,犯糊涂也正常。现在大家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多数人不会说风凉话吧。
谁知半天时间,一户户农家走下来,群众的“刻薄话”没少听,我脸上的笑越来越少,竟不知道跟群众说啥好,感觉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同行的村干部却和群众有说不完的话,虽然聊的是一些琐事,说的都是“土话”,但群众却兴致很高,遭群众“洗刷”,村干部也乐呵呵地听着。看着他们聊得火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群众的一句句话,在我耳边回响。
“现在你们这些娃娃在城头读书,连蒜苗和大葱都分不清楚,也不晓得该啥子时候插秧、打药和收割,说困难你听不听得懂嘛?”
“一讲话就是方针政策、上级要求、高度重视,还第一第二第三的,说半天没说出个名堂,还耽搁我做活路。”
“你说那些文绉绉的话,没得用。”
…………
短时间内的两次经历,让我感觉到真正要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谈生活、聊生产,讲好群众语言,还真不容易!
马林冬
2013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