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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解“两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解决我们长期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光在短期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紧上。
如何处理好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诸多“两难”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两难’的出现是短期宏观政策调整的结果，要破解‘两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解决我们比朗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光在短期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紧上，”著名经济学家冲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为“两难”开出药方。
“目前大家对短期政策比较关注，短期的问题可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但长期的问题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8月11日中午，吴敬琏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表示。
为什么非要高增长
吴敬琏解释说，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需要用短期政策来把经济稳住，像去年国家所采取的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贷款，把经济稳住，把GDP的增长率托上去，很快见效了，但是这只是短期政策。如果继续保持如去年类似的货币政策，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甚至会超过去年，势必导致资产价格的飞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出现类似日本的泡沫破裂。吴敬琏说，今年央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一季度末，资金面出现了一度收紧的情况。到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收紧又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行业不振、失业等诸多问题。那么，要求放松政策的呼声又起。似乎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只能依靠短期政策的左右摇摆来解决。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非要保持在8％以上呢?”吴敬琏问道，“难道经济增速与就业就是线性关系?”
事实上，投资巨大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想象的大。重化工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日本的经验也证明，单靠政府资金投入“铁公鸡”拉动经济增长，最终是难以持续的。
吴敬琏指出，如果没有能够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经济就很难保持健康发展。作为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指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中国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从早期靠消耗大量资源、牺牲环境的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最早在1981年，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发展转到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这就开始提出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讨论是否要牺牲经济增长来进行经济转型?为什么提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现在执行的情况不理想呢?
转型的障碍
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有四点。首先，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其次，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于是就使得我们各级官员自觉地或者被迫地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去实现这个政绩。
第三。因为财税体制的问题，从收入方面说，增值税是主要的收人来源，它和GDP增长是有绝对联系的；从支出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政府支出，譬如说礼会保障支出，譬如说义务教育支出，这个支出责任过分的下移，使得各级的官员不得不尽量做大GDP。
第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最明显的一条就是一些生产资料采取低价政策，这种政策鼓励了那些浪费资源、造成环境破坏的生产行为。
另外，对于创业和创新，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鼓励、奖励的体制环境。
转型如何落到实处
吴敬琏说，今年以来中央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胡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有很重要的讲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讲话里用了50次的“加快”，可见我们党中央的领导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紧迫性。所以现在许多地方都动起来了。如今在大会小会上都可以听到人们谈转型，转型几乎成了一句口号，所有人都把它心目中认为好的事情装进去，这个好事就失去意义了，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比如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为什么要转型?怎样转型?如何平衡转型中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也许很多人思考得还不够。甚至在一些地方。出台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多年来进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转型落到实处。如何完善市场机制，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市场环境?如何改善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如何推进城市化和城乡统筹，改进产业布局与环境治理?如何利用区位优势与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这些都是需要各方面一起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根据我对各个地方的观察来看，转型进展的差别还是很大，有些地方做得是比较好的，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缺点，譬如说无锡、苏州、常州，在十一个五年计划前三年的时候就行动了，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他们有一些很大的布局，有些手笔还是非常的令人鼓舞。”吴敬琏告诉记者。
在最新出版的《无锡经验：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研究》一书中，吴敬琏指出，无锡近年来经济转型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近年来无锡市政府在建立有利于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实践；无锡要巩固和深化转型，下一阶段的关键仍然在于进一步克服现有体制机制中所存在的不利于创业创新的那些因素。
“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有人认为有些地方的发展方式是一种模式，我认为不能叫模式，只是一个个案，因为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件工作是需要在掌握理论之后，要分析自身的资源、产业发展的历史条件，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这种特别是资源的状况来决定自己的转变方式，应该怎么做。”吴敬琏说。
吴敬琏特别谈到转型中政府担当的角色。他说：“如果我们按照老的套路做，政府常常是该办的事没有办，不该办的事办了很多，投入很大但效果不佳。政府一定要做到‘有所不为、有所为’，政府要提供基础产品，而不是从事微观经济盈利性的经营，而且也不能越俎代庖，越过市场去指挥各种创新产业活动。如果政府过多运用自己的权利，也许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现在普遍发生的是，政府不该为的为了，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比如规划和协调的工作。规划工作不是只认一些指标和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性的信息，因为每一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比较局部的，而现在产业变得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要发展新能源。这是一个全世界大方向，但是本地要发展什么?本地有没有能力发展什么?这个不能照抄照搬，要分析现有的产业链状况，要分析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趋向是什么，有没有条件发展。没有条件的话有没有可能创造条件发展。”
如何处理好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诸多“两难”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两难’的出现是短期宏观政策调整的结果，要破解‘两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解决我们比朗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光在短期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紧上，”著名经济学家冲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为“两难”开出药方。
“目前大家对短期政策比较关注，短期的问题可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但长期的问题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8月11日中午，吴敬琏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表示。
为什么非要高增长
吴敬琏解释说，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需要用短期政策来把经济稳住，像去年国家所采取的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贷款，把经济稳住，把GDP的增长率托上去，很快见效了，但是这只是短期政策。如果继续保持如去年类似的货币政策，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甚至会超过去年，势必导致资产价格的飞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出现类似日本的泡沫破裂。吴敬琏说，今年央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一季度末，资金面出现了一度收紧的情况。到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收紧又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行业不振、失业等诸多问题。那么，要求放松政策的呼声又起。似乎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只能依靠短期政策的左右摇摆来解决。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非要保持在8％以上呢?”吴敬琏问道，“难道经济增速与就业就是线性关系?”
事实上，投资巨大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想象的大。重化工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日本的经验也证明，单靠政府资金投入“铁公鸡”拉动经济增长，最终是难以持续的。
吴敬琏指出，如果没有能够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经济就很难保持健康发展。作为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指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中国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从早期靠消耗大量资源、牺牲环境的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最早在1981年，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发展转到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这就开始提出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讨论是否要牺牲经济增长来进行经济转型?为什么提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现在执行的情况不理想呢?
转型的障碍
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有四点。首先，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其次，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于是就使得我们各级官员自觉地或者被迫地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去实现这个政绩。
第三。因为财税体制的问题，从收入方面说，增值税是主要的收人来源，它和GDP增长是有绝对联系的；从支出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政府支出，譬如说礼会保障支出，譬如说义务教育支出，这个支出责任过分的下移，使得各级的官员不得不尽量做大GDP。
第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最明显的一条就是一些生产资料采取低价政策，这种政策鼓励了那些浪费资源、造成环境破坏的生产行为。
另外，对于创业和创新，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鼓励、奖励的体制环境。
转型如何落到实处
吴敬琏说，今年以来中央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胡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有很重要的讲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讲话里用了50次的“加快”，可见我们党中央的领导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紧迫性。所以现在许多地方都动起来了。如今在大会小会上都可以听到人们谈转型，转型几乎成了一句口号，所有人都把它心目中认为好的事情装进去，这个好事就失去意义了，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比如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为什么要转型?怎样转型?如何平衡转型中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也许很多人思考得还不够。甚至在一些地方。出台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多年来进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转型落到实处。如何完善市场机制，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市场环境?如何改善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如何推进城市化和城乡统筹，改进产业布局与环境治理?如何利用区位优势与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这些都是需要各方面一起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根据我对各个地方的观察来看，转型进展的差别还是很大，有些地方做得是比较好的，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缺点，譬如说无锡、苏州、常州，在十一个五年计划前三年的时候就行动了，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他们有一些很大的布局，有些手笔还是非常的令人鼓舞。”吴敬琏告诉记者。
在最新出版的《无锡经验：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研究》一书中，吴敬琏指出，无锡近年来经济转型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近年来无锡市政府在建立有利于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实践；无锡要巩固和深化转型，下一阶段的关键仍然在于进一步克服现有体制机制中所存在的不利于创业创新的那些因素。
“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有人认为有些地方的发展方式是一种模式，我认为不能叫模式，只是一个个案，因为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件工作是需要在掌握理论之后，要分析自身的资源、产业发展的历史条件，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这种特别是资源的状况来决定自己的转变方式，应该怎么做。”吴敬琏说。
吴敬琏特别谈到转型中政府担当的角色。他说：“如果我们按照老的套路做，政府常常是该办的事没有办，不该办的事办了很多，投入很大但效果不佳。政府一定要做到‘有所不为、有所为’，政府要提供基础产品，而不是从事微观经济盈利性的经营，而且也不能越俎代庖，越过市场去指挥各种创新产业活动。如果政府过多运用自己的权利，也许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现在普遍发生的是，政府不该为的为了，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比如规划和协调的工作。规划工作不是只认一些指标和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性的信息，因为每一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比较局部的，而现在产业变得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要发展新能源。这是一个全世界大方向，但是本地要发展什么?本地有没有能力发展什么?这个不能照抄照搬，要分析现有的产业链状况，要分析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趋向是什么，有没有条件发展。没有条件的话有没有可能创造条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