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参政往往成为男子的特权，成为体现自身价值，光耀门楣的一种主要途径，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这种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于是女子被排斥在参政议政的大门之外。到了唐代，这种现象才有了转观。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因为政治开明、经济繁荣而被引世人推崇，而且社会风气的极端开放则更为后世所不及。受这种宽松氛围的影响，在唐代出现了较为松动的等级观念、较为开明的婚恋观念和禁锢色彩比较淡薄的妇女观念。随之也便有了武则天以女主实际临朝执政数十年，乃至建立了自己的朝代。在“武则天现象”的影响下，唐代女性参政、议政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公主也以其特殊身份而成为女性中或直接或间接参政中的一部分人。
　　
　　一、妇女参政在唐朝虽然很广泛，但并不是每一位公主都可以介入到政治当中
　　
　　平阳公主以其勇敢、坚定的个性在其父高祖建立唐朝的伟业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高祖在太原起兵时，“公主乃归鄠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之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得兵七万人。” 公主领兵善战，积极响应高祖，并且能做到军法严明，极大地为即将建立的唐王朝招揽了人心。“时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渭北，与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 。”“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 就充分说明了平阳公主的特殊地位，以及她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的赫赫战功。另外，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中记载：“（平阳公主）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让一女子享受军乐的待遇，可知其功绩之大。
　　太平公主则是唐朝公主参政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位。与其母武则天一样，太平公主是唐朝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政事决断的女子之一。史书记载。“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 但太平公主知所畏惧，颇能自行检点，所以并没有留下什么干政的痕迹。“而主内与谋，外检畏，终后世无它訾。”据两唐书记载，太平公主共参与了三次比较大的政治事件。《新唐书·诸帝公主传》：“预诛二张功，增号镇国，与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实封。主与相王卫王成王、长宁、安乐二公主给卫士，环第十步一区，持兵呵卫，僭肖宫省。”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虽然无法看出在“预诛二张”的斗争中，太平公主究竟是怎样决策、怎样预谋的，但是公主不仅得到“镇国”的封号，并且可以得到与相王相同的赏赐，就可以推断出公主在此宫廷政变中所起的作用必然不小。公主对当时政治形势能够准确把握，及至韦后专权，“玄宗将诛韦氏，主与秘计，遣子崇简从”，一举谫灭韦氏势力，拥戴睿宗继位，太平权势渐大：“主每奏事，漏数徙乃得退，所言皆从……朝廷大政事非关决不下，间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画可而已。”可见，朝中大事皆决断于太平公主之手，掌握着极大的政治权利。另外，“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又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皆私谒株”，也说明了太平公主权势之大，对睿宗一朝的政局变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势力的日益强大，她清楚地明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于是就想先下手为强，开始谋划她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大的政变。“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党，乃有逆谋”，但最终事败，被镇压处死。这是太平公主直接参与的第三次政变，也是其政治生命完全终结的标志。但不管怎么说，太平公主至死一生都与政治密切相关，其参政程度之深也是其他公主望尘莫及的。
　　安乐公主乃是继太平公主之后的又一位对政治有着狂热野心的公主。“尝作诏，箝其前，请帝署可，帝笑从之。又请为皇太女”， 她妄图以“皇太女”的名号博得与皇太子一样的身份地位，从而满足其参政议政的政治野心，所以当左仆射魏元忠认为封她“皇太女”不妥时，安乐公主才会怒曰：“元忠，山东木强，乌足论国事？阿武子尚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将她的狂妄和野心暴露得一览无遗。“与太平等七公主皆开府，而主府官属尤滥，皆出屠贩，纳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虽然安乐公主那么狂热地想参与政治，但她毕竟不同于太平公主，缺乏一定的政治头脑，没有什么政治见识与才干，只知卖官鬻爵、作威作福而已。
　　和政公主是唐代宗朝一位较为关心政治且有几分才干的公主。代宗继位于国家危难之际，社会动荡之时，和政公主“屡陈人间利病，国家盛衰事，”为唐代宗出谋划策，积极参与到政治之中。“广德时，吐蕃再入寇，主方妊，入语备边计”，驸马柳潭担心她的身体而阻止她，公主义正词严地说：“君独无兄乎？”毅然“入见内殿”。次日免乳而死。何等的大义凛然、为国担忧，难怪代宗会痛泣而言“此妹国之鸿宝”。
　　以上几位公主都是参政程度相对较深的，除她们之外，还有几位参政的公主，但与以上几位不可同日而语。《资治通鉴》卷二零八记载：中宗朝，“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这些公主们积极介入政治，她们像亲王一样置府，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
　　
　　二、唐代参政的公主虽然很多，但是多集中于唐代前期。安史之乱以后，参政的公主就少之又少了
　　
　　（一）唐代前期和后期国力的差异
　　唐朝前期河清海晏，政治、经济、文化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强大的综合国力给了唐人极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统治者认为没有禁锢人们身心自由的必要，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波及到妇女生活中，就使她们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体系当中。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生活上无尽的灾难，而且最重要的还有对盛世一去不复返的强烈的失落感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信心的丧失。那种深深的恐惧、无奈，使得统治者在内政外交上从前期的开放转变为内敛。同样，对女性的行为规范也由原来的宽松变为严厉。
　　（二）唐朝的教育制度的变化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与科举制度的兴起，教育也广泛发展起来，使文化得到了普及。女性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多的机会接受文化教育，尤其是公主这类特殊身份的女子。在唐朝，帝王本人的文化素质较高，所以他也比较重视后宫女子的教育，《资治通鉴》卷二零八记载，为了提高后宫女子的文化素质，朝廷在后宫创设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当时在宫内曾设有内文学馆，备有经、史、子、集等书和笔札几案，并令宫中有文学才能者担任学士，教习她们学习书算众艺。另外，德宗、宪宗、穆宗、文宗数朝，宫中还设有一批为后宫服务的女学士和学官专门教授礼乐等文化知识，女学士宋若莘五姐妹就曾为六宫及公主教授文化，被尊称为“先生”。另外，唐初，儒学相对而言处于低谷。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政治力量薄弱，统治摇摇欲坠，最高统治者的“夷夏”观念发生变化，他们吸取前期历史的教训，开始用儒学的说教来调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在全国弥漫着一种倡导儒学、崇尚礼法的风气。这样，对妇女的教育也就不再是为了提高她们的文化素质这么简单了，而是为了用儒家的说教把她们训练成更好的体现君权、夫权的政治附庸品。
　　（三）统治者态度的变化
　　唐朝初年，唐高祖给予平阳公主很高的荣誉，并嘉奖其行为，在客观上对公主参政给予了鼓励。至太平公主，“后常谓‘类我’”，而经常与之谋，这样就为太平公主近距离地参与政治提供了可能，加之，“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逢合，无不中。”长时期的耳濡目染，使太平对政治的运行有了整体的把握，为她以后的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安乐公主也是在唐中宗的怂恿下才越发狂妄了，才会出现“尝作诏，箝其前，请帝署可”，而中宗的“帝笑从之”也极大地助长了安乐公主的政治野心。至唐后期，面对政治上的压力，统治者开始严肃纲纪，命令那些一向恃宠娇纵、不守礼法的公主们学习礼法、遵守妇道。宣宗时曾下诏“先王制礼，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等到万寿公主拜见宣宗时，又谆谆教导说：“无鄙夫家，无忏时事。”又说：“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对公主参政戒心重重，对宫廷女性参与朝政加以严格限制。
　　另外，唐后期，宦官开始专权也是造成公主参政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但不管怎样，唐代的公主还是以其不同于其他朝代公主的特点而令人瞩目。她们的积极参政为本是男人专利的政治添上了一抹不同寻常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