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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剧名伶白猫兄妹
上海兰心大戏院一直缺一个能唱好旦角的台柱子，戏院的田老板可是愁白了头，他让人把告示贴遍了上海滩的大街小巷。然后，就有上百梨园弟子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戏院，他们是想来做戏曲界的一哥一姐的，如果成为上海滩最牛的戏院台柱，那么除了有响当当的名声还将成为一个不小的财主。
田老板穿着长袍马褂，他指了指用黄花梨木雕砌搭建而成的戏台，轻声说，谁能演点不一样的？兰心大戏院汇集了大江南北无数优秀的优伶，个个身怀绝技，想要把他们都比下去可不容易。一个伶人走了，又一个伶人走了，舞台就那么点地，曲子就那么几个，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突然一对画着油彩胭脂的兄妹走到台前说，这有不一样的，说完噔地一下就蹿到了台上。
只见二人亮相、功架近似敦煌壁画的人物姿态，自具一格，且特技表演甚多，变脸、耍牙、滚灯、红拳、飞叉、耍珠……样样都会。一会儿台步轻捷细碎，S形前行，犹如蛇行水面，飘飘欲仙;一会儿将脚上的平靴踢到头顶，然后又从头顶落到脚尖上，自动穿进。田老板问，这是什么？男人答，前是蛇步蛇行，后是蜻蜓点水，跳的是婺剧滩簧《断桥》。二人接着又往下耍，一会儿悬在半空，低头直臂，左右晃动，前后打转如纸人一般;一会儿右眼睁得很大，左眼缩得很小，甚至连乌珠也看不到。田老板又问，这又是什么？男人答，前是飘若纸人，后是大眼小眼，跳的是婺剧徽戏折子戏。田老板从坐席上站了起来连连叫绝，忙说，敢问二位是打哪来？二人相视一笑说，江南，婺州。田老板又说，敢问怎么称呼？男人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身旁的女人说，卜芥，白芷。
从此，这对从江南婺州来的芥芷兄妹就成了兰心大戏院的台柱子。来看戏的人一批接一批，日本人赶来看，洋人也赶来看，戏院的生意一下子好得不得了，经常一票难求。田老板可乐坏了，本想着寻一个主镇场子，没想到一下来了俩，现在什么也不用愁了，躺着数钱就行。
芥芷兄妹还有一名，叫白猫兄妹。因为他们养了一只一边蓝眼一边黄眼的白色波斯猫。你在台下看戏，时常会看到一只猫趴在戏台脚睡觉，或者在席座上和客人逗玩。这只猫是他们来上海不久，卜芥从他的洋人戏迷手里花了重金买来的。除了唱戏，白芷平日里鲜少与人说话，若是有人同她讲话，都是由哥哥卜芥代答。白芷能唱戏自然就不是哑巴，她之所以不爱说话，是她觉得人心复杂，恐于交际，何况自己有个视其如命的哥哥保护，也没必要再结交朋友。可卜芥怕妹妹闷，就寻了只波斯猫来给她。果然，白芷喜欢得不得了，唱戏带着，吃饭跟着，连睡觉也一块儿。卜芥笑笑说，芷儿是长大了，想当娘了。白芷就嘟着嘴撒娇说，才不是呢！这是我们幺妹。卜芥就摸摸白芷的头说，疼你这一个妹妹都来不及了，两个我可吃不消！
白猫兄妹凭借精湛的技艺很快成了上海滩的名伶。他们不唱戏的时候，就在漂亮的小院子里练练功，逗逗猫，浇浇花，喝喝茶。他们只要唱上几场就能赚别人一年都赚不着的钱，他们变得有大把的时间去回忆江南，回忆过去。他们回忆起爹娘的时候，都会咬起牙骂，呸！小鬼子。呸！
不知何时开始，院子里只剩白芷和猫的身影，卜芥变得神秘起来，时常半夜才回家。很多次，白芷都想问卜芥去哪了？可总是碰不着人。直到有一天，田老板悄悄和白芷说，我看见你哥和日本人在一起，你晓得不？白芷愣住了，说，不会的。那是田老板第一次听到白芷除唱戏之外说的话。
那天晚上，波斯猫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争吵。猫从未见过女人说过那么多话，每句话都在撕裂，在崩溃，女人的脸上滚着一汪又一汪的泪水。后来，这场争吵以男人搬出小院为结局。
很长一段时间，白芷不仅不与人说话，也不去兰心戏院唱戏了。她只和她的猫说话，她们经常一说就是一整天，也没人知道她们到底说了啥。卜芥也不去戏院了，他开始忙碌地出现在日本人身后，从肩上是一星到肩上是三星，从红黄条的到只有黄条的。上海滩开始传，江南来的婺剧名伶做了日本人的狗，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得一点没错。
白猫兄弟没了。但白芷依旧是兰心大戏院的名伶，可不管怎么演，戏迷们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有一天，一个小丫头找到白芷，要向她拜师学艺。白芷一句话也没说，就是不理。可几日下来，那丫头仍风雨无阻守在戏院门口。白芷就问丫头，为什么想唱戏？丫头说，我要唱醒同胞一起救国。白芷的眼睛一下就湿了。白芷说，明日六时来戏院练功。
后来，白芷的身后总能看到一个咿咿呀呀的小丫头，师傅师傅地叫着。可白芷还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有一天夜里很晚，丫頭练完功准备回家。她看见白芷一个人坐在戏台上低着头和猫说话。白芷说，你知道吗？我梦见你梦见我了。白芷又说，你知道吗？我也想做一只猫。
1945年的夏天，胜利的号角传遍了全中国。上海滩的人们都沉浸在喜悦中，只有白芷哭了。有人找到白芷，告诉她卜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地下战士，并且在一场重要的行动中牺牲了。
白芷离开了戏院，白芷已经把她毕生所学都教给了丫头。白芷走的时候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有人说，白芷是回老家安葬卜芥的尸骨去了。也有人说白芷出国了，卜芥生前的愿望是在英国皇家大剧院表演，她去替哥哥完成心愿了。但更多的人觉得，白芷是去寻找变成一只猫的办法。这样，在她感到疼痛，不想说话的时候，就可以发出一声，喵。
夜姬懋子
自从百乐门里头来了一位叫懋子的夜姬，百乐门的留声机和大音箱就没停过，霓虹灯也没熄过，上海滩一大半的男人都叫她勾走了，然后上海滩的女人们就翻着眼，从鼻孔里冒出一句：赖三。
那时候的懋子已经十八岁，正是待嫁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队伍排到了十六铺码头。领班的雪姨就问她，懋子，想好嫁谁了吗？懋子就噘着嘴说，雪姐姐，懋子不嫁，懋子陪着你。雪姨就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恼人的四月的清晨，街道边的法国梧桐开始发了疯似的飞絮。雪姨对飞絮过敏，怕极了这玩意儿，望着门外皱起了眉。一晃神，瞧见门口站着个美人，身穿粉色齐胸襦裙，盘着惊鹄髻，好像从很远的古代匆匆赶来，那张不谙世事的脸既让人迷又让人怜，一颦一笑都像极了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女。 懋子就那么突兀地站在全上海滩最繁华的百乐门门口，掩着长袖眯着眼，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雪姨是天津人，北方女子少有这般温婉柔情，头回见着这般可人的女子，可是赛天仙了，直喊，哪来的仙儿？懋子笑了一下说，江南。雪姨又问，我们这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仙儿是不是走错地了？懋子说，没错。找的就是百乐门。雪姨说，你想做女郎？懋子又笑了一下说，是夜姬。从此，百乐门的头牌就成了一个从古代来的夜姬，百乐门的方圆十里成了名车博览会，总能看到各色高档小车上走下来不同肤色不同打扮高矮胖瘦俊俏美丑不一的富商官宦。
上海总商会的金老板迷懋子迷得不行，总爱调笑说，坐在席上看懋子跳舞，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自己是古代的帝王，可能上辈子懋子就是他的爱妃。雪姨就呸的一下说，瞧你这下贱样，干脆说你们上辈子是梁祝化蝶双宿双飞得了。逗得一旁的男宾客们哈哈大笑。
夜姬懋子把男人迷得死死的不仅仅因为她的容貌，还有她的难以琢磨。想要与美人共度良宵，得先掷一条小黄鱼，随即关闭百乐门的所有通道，若当日穿黑西服的人是单数则无缘，若双数得再付一条大黄鱼才能抱得美人归。你以为这就完了？换一日，她又把规矩改成了系条纹领带的，再换一日，又变成穿中山装的……就算你中了，大黄鱼也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
愈是如此，男人们愈是对夜姬懋子迷得发狂。鲜少几个成为幸运儿的男人皆成了金老板的眼中钉。金老板吐着烟圈说，敢碰我的女人，想让皇军请喝茶是不是！谁都知道，金老板能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是仰仗日本人，换句话说，他帮日本人办事。你说他是汉奸，他还和你急，他说他是生意人，只认钱不认人！人就说，也是，你看人家懋子，日本人、洋人黑色儿的白色儿的，啧啧啧，这境界！这不说你俩天生一对呢！金老板的脸就马上拉了下来，一掐烟，走了。
可在懋子眼里男人好像就是把玩的摆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有一间储藏室，里头的陈列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稀奇珍宝，上边标着送礼人的名字，这些宝贝全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男人们送的，懋子还给它取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叫博物馆。很多时候，懋子就坐在博物馆中间的沙发上欣赏着她的藏品，时不时取一件，把玩一下。懋子对这些藏品的痴迷不亚于男人们对她的痴迷。
1941年的冬天，日本人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占领了整个公共租界，上海滩人心惶惶，懋子干脆把床搬进了博物馆，睡在她的博物馆里，做起她很古代的梦。有一天，一个穿着绿军服的男人来请懋子去76号跳舞，说是给日本人庆祝。懋子收拾好自己，跟那个人走了，金老板正巧来看她，金老板说懋子你去哪？懋子说我去给日本人跳舞，很快就回来。懋子直到午夜才回来，懋子回来的时候襦裙有些破碎，眼角还有泪痕。金老板说懋子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懋子说，兴致高，忘了时间。金老板说你衣服是怎么了？懋子说，劲太大，跳破了。
后来，金老板再没去过百乐门找懋子，而夜姬懋子依然是夜姬懋子，她夜夜笙歌，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捣鼓她的新藏品。有人说，金老板是不敢得罪日本人看上的女人。也有人说，金老板是觉得自己保护不了心爱的人受到了屈辱，没脸再面对懋子。
突然有一天，金老板又来找懋子了，金老板说，你跟我走。懋子掩着长袖眯着眼，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金老板又说，懋子，懋子懋子。然后懋子看了看窗外的梧桐树说，春天又来了，又要飞絮了。
第二天，老百姓们都在议论昨天夜里被暗杀的日本人，一共有八个，各个都是日本宪兵总部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还津津乐道的另一件事是，上海总商会的金老板扔下金山银山带着百樂门的夜姬私奔了。后来，大批的日本兵冲进了百乐门，冲进了懋子的博物馆，他们发现，死去的八个日本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陈列的方格上，他们还发现，每个方格下的暗盒内都写着每一个人的机密信息和暗杀计划。再后来，人们开始流传这样一则传闻，金老板和懋子从小青梅竹马，懋子是名门小姐，父亲被日本人害死才忍辱负重沦为夜姬，金老板和懋子其实都是地下党员。
上海滩的女人突然对这个夜姬懋子肃然起敬，谁要是再骂赖三，准被她们的吐沫星子淹死。而百乐门的雪姨总会在春天飘絮的早晨出现幻觉，她看到一个很古代的女子站在门口掩着长袖，朝她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
神枪手唐一发
唐一发是个哑巴，也是个孤儿。唐一发这个名字被人熟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上海滩黑帮里头赫赫有名的神枪手了。有人说他不幸，不幸是因为孤儿唐一发五岁的时候被亲人无情地丢在了菜市口，转头又让“搬石头”的人贩子给拐卖了。有人说他幸运，幸运是买主发现唐一发是个哑巴，被退了回来，人贩子只能留他做跑腿小弟，这才有了他今日的地位。
唐一发不会说话，但是他的耳朵很灵。有一次，人贩子在码头运送诱骗来的女孩，他们准备用渔船把这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运到法国马赛去跳小脚舞。唐一发就跟着几个资历略长的阿飞一起去码头送饭。这帮人贩子不喜欢别人叫他们流氓混混，他们更喜欢从洋文变过来的“阿飞”。他们管贩男孩，叫搬石头，管贩女孩，叫摘桑叶。他们是一帮有文化、有内涵、有深度的阿飞。那天，唐一发跟着这样一群有文化、有内涵、有深度的阿飞去码头送饭。唐一发的耳朵动了动，又动了动，他好像听到了些什么，飞快地跑上渔船的夹板，拉住指挥运送的大阿飞啊啊啊地叫。唐一发说不了话，他只能啊啊啊地叫，他一边叫一边跺着脚，这让码头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要尿裤子了。唐一发接着开始手舞足蹈，比划着什么东西。大阿飞好像看懂了，点了点头，命人把已经装载姑娘的渔船立即驶离码头，再把剩下的姑娘装进集装箱运到郊外。五分钟后，一帮警察开着警车来了，他们开始翻箱检查码头所有的物资。他们好像提前得到了情报，认为一定能搜获什么。半小时过去，警察一无所获地离开，大阿飞走到唐一发面前竖起了大拇指说，小子，不错！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后来，码头的人才知道唐一发有一双顺风耳，他早早地听到了路上警车的声音，于是提前向大阿飞报了信。
唐一发有一双顺风耳的事马上传开了。他不仅能听小汽车还离多远，还有多久会驶过来，他还能听一阵风吹过，这叶子是从哪个树上的哪个枝丫上落下来的。有人就说，唐一发要是在古代，一定会是个优秀的剑客。唐一发想了很久，指了指大阿飞腰间的枪笑了笑。 唐一发想做一个枪手。大阿飞带着他练枪打靶，带着他开始一条街一个码头地混迹，他没有办法在交手前向敌人放狠话，也没有办法在血拼搏斗的时候嘶吼狂叫，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做一个冰冷的杀手，他的子弹像冬天无情的寒风一样穿透敌人的身体，而他却能轻松地躲过任何人的攻击。除非唐一发自己想死，不然没人杀得了他。
唐一发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神枪手，他还有了一帮自己的弟兄，成了堂主。许多初来乍到的阿飞都跑来找他拜码头，就连大阿飞都要把女儿三花许给他。三花是黑道西施，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知书达理妩媚动人，一点也没有黑帮的样。人人都想娶三花，唐一发当然也想。唐一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三花了，他只是跟在大阿飞身后，那么远远地看了三花一眼，就再也忘不了她。
唐一发和三花在一起了。等到明年春天，他们就会走进教堂，许下爱的誓言，矢志不渝，白头到老。三花幸福地躺在唐一发的怀里，娇宠得像一只猫。三花问一发，枪和我，哪个重要？唐一发指指三花“说”，你重要。三花又问，如果有一天，为了救我，要失去你的耳朵呢？唐一发又指了指三花“说”，救你。三花笑了，三花说，外面花言巧语的男人见多了，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哑巴，你不会说谎。
1937年的冬天，日本人侵占了上海，上海滩黑帮三大巨头，一个隐居不出，一个南下香港，一个投靠日伪政权，成了汉奸。大阿飞跟了最后一个，也做了汉奸，唐一发不愿背负卖国的骂名毅然离开，但他始终深爱着三花。三花说，你不要走，你不是说我重要，你不是说宁可失去耳朵也会救我。唐一发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流下一行泪。
唐一发走了，但唐一发依然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神枪手，他加入了抗日队伍，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而三花，仍旧是汉奸的女儿三花。大阿飛帮着日本人杀了很多同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大阿飞从小收养唐一发，大阿飞培养唐一发成为神枪手，大阿飞把心爱的女儿许给唐一发，可大阿飞是汉奸，这就足以让唐一发不得不杀了他。
唐一发踩着午夜最冷的风溜进了大阿飞的房间，他准备用枕头压住大阿飞的头，然后一枪解决了他。可是灯亮了，床上躺的是三花。三花一双泪眼怏怏地看着唐一发说，一定要杀了我爹吗？唐一发闭上眼，点了点头。三花说，那你就先杀了我吧！唐一发愣了一下，举起了枪。唐一发用枪对着他曾经说过最重要的女人。三花笑了一下说，原来你也和外面的男人一样。唐一发哭了，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然后放下了枪。
唐一发放下了枪，但三花迅速从腰间抽出了她早已藏好的枪，对准了唐一发的心脏，砰砰砰。三花连发了三枪，三花说，第一枪，敬你懂得原谅;第二枪，敬你年少轻狂;第三枪，告诉你世态炎凉，莫要心慈手软。唐一发躺在地上，对三花笑了笑，然后动了动唇。
神枪手唐一发死了。后来，三花在一场她期待已久的婚礼上放声大哭。当新郎对三花说我爱你的时候，三花才突然明白唐一发临死前动的唇语是什么意思。三花想起，她曾经是一只娇宠的猫，她曾经足以抵过一个人的生命。三花笑了笑说，我也爱你。我只爱你。
黄包车夫王大力
王大力是上海滩最底层的黄包车夫。王大力拉着他的黄包车像春天的燕子一样掠过城市的每一个拐角，在一个又一个弯曲狭长的街道小巷穿梭。每天黄包车的辘辘声都会在大街小巷飘来飘去，王大力拉过穿着旗袍的窈窕淑女，拉过百乐门的权贵，拉过法租界的洋人……只要能赚钱，他就拉。当然，他也拉过日本人。
路程远的，别的车夫不接，他接;有坐两个人，只愿出一个人钱的，他也接。王大力对路熟悉，服务热情周到，又爱讲荤段子，总是逗得客人们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客人们都很喜欢他。所以，他的生意总比别人好，一天下来能挣三百个铜板。逢节过年的时候，还能挣到二十个银元。
别的黄包车夫一周休息一天，他为了多挣点钱一个月才给自己放一天假。别的黄包车夫挣着钱，有的下馆子，有的赌博，而他都把钱省下来，寄回老家。王大力家里有老母亲，有兄弟姐妹，还要接济兄弟姐妹的孩子。在许多个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飞机在头顶盘旋，炮弹在身边爆炸，但王大力仍然一边讲着荤段子，一边拉着他的黄包车奔跑在危机四伏的上海滩。所以，王大力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黄包车夫，但他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黄包车夫，街坊四邻都管他叫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王大力喜欢讲荤段子，他讲段子的时候总是不动声色的，要等他跑了大半程路客人才回过神来，于是坐在车上的客人一颠一颠地，发出咯咯的笑声。客人说，王大力，你这么多段子从哪看来的？王大力说，我没活的时候就爱往书店跑，不看书怎么给你们讲段子。客人说，王大力，你别说了，你再说，我就要咬着舌头了。王大力照说，客人只得捂着嘴巴，尽量不让牙齿磕到舌头。客人说，王大力，我迟早要笑死在你的黄包车上。
每到台风季的时候，王大力都光着脚穿着草鞋，兴冲冲地从大户人家的门前，把太太背到黄包车上，以免她们弄湿漂亮的鞋子。太太总会多给王大力几个铜板，他连说谢谢，低头接过钱。那天台风过后的黄昏，下着细雨，一个姑娘撑着油纸伞站在巷子口朝王大力招了招手，王大力像燕子一样掠过积满雨水的十字路口，轻盈地把黄包车停在姑娘跟前。王大力问，姑娘去哪？姑娘说，我也不知道，我给你指路吧！王大力抖了抖雨披，一抬车把说，好嘞！您坐好了！就又像燕子一样飞了起来。
日子不紧不慢地走着，战火仍在持续，淞沪会战的惨败让繁华的上海滩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阴霾之中。小老百姓们开始议论纷纷，比如说谁家的儿子去前线抗日了，只剩下孤儿寡母在家中生活拮据。比如说，这家人的儿子走了，连女儿都成了地下党员。再比如说，这个做地下党员的女儿前几天被日本人抓走了，因为她掌握着中共内部的重要情报。
有一天日本人来找王大力，有人看见王大力曾经载过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就是被日本人抓走的地下党员。王大力说，我跟你们走，但是我要拉着我的黄包车一起走。日本人笑了笑说，你们支那人死到临头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王大力说，我会讲段子，我讲的荤段子没有人不笑的。日本人又笑了笑，然后坐上了王大力的黄包车。 日本人在王大力的黄包车上咯咯地笑。日本人说，没想到你们支那人的段子我也能听懂，还这么好笑。王大力说，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日本人咯咯的笑声穿过了街道一直到东瀛区。王大力说，长官您到家了，下车吧！日本人微笑着，什么也没说。王大力说，我得回家了。您要是不下车，我只能明天再来取我的车了，反正我的车也不值几个钱。
小老百姓们又突然开始议论一个新故事，他们在说拼命三郎王大力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黄包车和那个地下党员的母亲，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让他们津津乐道的另一件事是有个住在黄埔东瀛区的日本人，带着一个热烈的微笑躺在黄包车上，在马路上睡了一宿。后来，人们才发现他早已死了，他的舌头被自己咬断了，他歪曲的另一半脸下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再后来，在上海滩流传这样一则传闻，王大力用一个荤段子杀死了那个日本人，王大力知道雨天载的姑娘就是地下党员，那天姑娘要去的地方就是中共藏身的根据地。
王大力拉黄包车像燕子一样的身影，从此再也没有在上海滩的大街小巷出现。几十年后有一张报纸上说，佛堂老街上有一个爱讲荤段子的书店老板，他养着两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一个老太太是他的亲生母亲，另一个是一位烈士的母亲。
战地记者柏兰
富商柏老五的千金柏兰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就在《申报》干起了记者的行当。其实像柏兰这样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人是不必忧虑太多的，她只需要躺在虹桥古北的别墅区里，在留声机上放一曲慢悠悠的上海老歌，然后泡一壶当年新制的碧螺春，晒晒太阳，喝喝下午茶。抗日救国自有政客和将士，这都是男人们的事，但柏兰从不这么想。柏兰想，女人也可以做些什么的。柏老五就只能摇摇头，柏老五说，我的宝贝女儿，你还想当巾帼英雄不成。柏兰笑笑说，要是女人能上战场，我还真想去。柏老五听了恨不得拿根绳子给她绑在家里头。
柏兰是个标致的姑娘，许多个日子里她会盘起她的长发，然后穿上一袭西装戴上帽子，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奔走在战斗的路上。那天，松江区佘山镇的横山脚下轰然巨响，山崩地裂，日本人的采石场出事了。柏兰背着相机，搭了警察局的车子赶往现场。这个石坑深达80多米，面积有三万多平，一旦塌陷，后果可想而知。采石场里到处都是嗷嗷的哀嚎，警察在积极营救被困同胞，受伤的工人被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还有些工人被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气了。日本人不痛不痒地站在一旁，指挥着运输队伍，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歉意，甚至还露出轻蔑的微笑。
柏兰回到了报社，她把自己关在汉口路309号的小屋子里，一夜没有合眼。她开始奋笔疾书，手中的笔像打字机的针头一样飒飒作响，一行行文字被柏兰三下五除二汇聚成了一篇热血澎湃、激进犀利的新闻。第二天清晨，报童在街边叫卖“佘山采石场昨日塌陷至21死39伤，仍有多名工人生死未卜”，配图是一张两个日本军官窃窃私语并露出轻蔑微笑的照片，小标题写的是日军视中国人命为蝼蚁，国难当头不应再做亡国奴。一时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与热血青年的拥护，自发组队上街游行，拉起横幅号召各界人士和群众联合起來抗击日本侵略者。
几日后，柏老五气呼呼地来报社找柏兰，柏老五说，小丫头片子，你差点把你老子害死了晓得不？柏兰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笑嘻嘻地说，是日本人和国民政府找你麻烦了吧！柏老五说，晓得你还惹事？小心变成第二个史量才！柏兰笑了笑说，变史量才的还少么？恐怕我排不上第二了吧！柏老五想让女儿辞掉报社的工作，这个走在刀尖上的活随时会要了他们全家的命。柏老五说，倔丫头，听爹爹的，别干了。这命没了，可什么都白搭了。柏兰说，那亡国了呢？亡国和没命有什么区别？柏老五气得直跳脚，柏老五说，丫头片子，我说不过你。你非得把你老子害死！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送你留洋，净学了些没用的东西。
没过几日，报纸上就刊登了柏老五与柏兰断绝父女关系的声明。声明是柏老五登的，柏老五还叫管家把柏兰小姐的东西全部打包送到了报社。柏兰只说了一声谢谢，便继续埋头满腔热血地撰写她的报道。后来，《申报》上又刊登一篇日本人拿中国女人做活体实验的报道。老百姓才恍然得知，原来日本人一直在抓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他们还在研究一种让女人终身不孕的药剂，他们叫这种药剂606。更可怕的是，这种还在研发阶段的药剂，因为药效过大致使众多中国女人失去了生命。上海滩的老百姓们开始苏醒，全中国的老百姓们都开始苏醒，报纸的传播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自告奋勇地加入了抗战的队伍。只有柏老五一边捏着报纸，一边哭得泣不成声，柏老五说，疯了疯了，这丫头不要命了。
果然，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兵来到了汉口路309号，他们包围了整条街，他们接到了必须活捉柏兰的命令。可是日本人翻遍了整栋大楼，又翻遍了整个上海滩也没有找到柏兰的踪影，他们只在柏兰的办公桌上找到一些洋洋洒洒的新闻手写稿和一封奇怪的信。信的开头写了一个扁扁的“八”字，然后又被钢笔抹掉了，而信的内容只有一块块凹凸不平的泪痕。但柏老五读懂了，柏老五说，她知道，我是想保护她。
后来，富商柏老五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来资助抗日军队。他一个人悄悄地搬进了田子坊狭小的弄堂，他逢人就说他的女儿怎么怎么厉害，他的女儿是个英雄。别人问他，你的女儿是谁，叫什么，在哪？柏老五就愣在那憨笑说，我的女儿是英雄。
直到1945年的冬天，一名光荣归来的战士回到满目疮痍的上海滩，他在田子坊的弄堂里遇见了正在摇椅上流着涎水的柏老五。柏老五拿着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穿着西装戴着帽子，脖前挂了一个相机，正气凛然。战士告诉柏老五他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她亲身报道了很多重要的战役。战士还说，他曾问过女人为什么想当一名战地记者。女人说，因为一个难以抹去的轻蔑的微笑。
照相馆安康
安康在灯笼巷里有一家门面不大的照相馆。安康是个丑女人，她总说，黑夜才是她的白日。她喜欢躲在狭小的暗室里冲洗一张又一张关于光阴的故事，好像自己也经历了这形形色色相片中的不同人生。安康夜里很少出门，若非得出门，她就蒙着面，不然怕吓着人。灯笼巷里的人们都说，就安康这模样，敢娶她的一定是条好汉！人们还说，那个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蒙面女共党杀了好多个日本特务，安康不蒙面也能吓死不少呢！ 安康当然也听说了，安康就笑笑，然后压着头平静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她的黑暗里。
在许多个日子里，安康都会透过照相馆阁楼的那块四方天窗，望着头顶纵横交错的飞机云，期盼着战争早日结束，然后找个老实的男人过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日子。可是，夜深了，属于她的白日来临，她必须去完成她要完成的事。
安康蒙着面，带着她的黄金鱼钩和金丝鱼线走出了灯笼巷，她又见到了菊子，这次是在外六码头。安康与菊子是在一次情报窃取任务中认识的，后来，她们总会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打照面。
菊子是个绝美的日本特务，美得一塌糊涂。安康总会情不自禁地感慨菊子的美貌，要不是战乱，菊子一定能嫁个好男人过着幸福又温柔如水的生活。安康羡慕菊子，菊子也敬佩安康。因为安康善用鱼钩和鱼线，她总能不动声色地把敌人杀死，无一失手，包括菊子的哥哥。菊子一直好奇，这神秘面罩之下到底是怎样的绝世容颜，才能配得上她战无不胜的神话。
码头上，安康像春蚕吐丝一样，优雅地挥动着她的鱼钩和鱼线，然后对面的敌人就像死鱼一样一根根倒在了地上。菊子也记不清是第几次试图拨开安康的面罩了，但菊子清楚地记得这是第九次与安康交手。菊子好像忘记了她的任务是活捉安康，问出中共地下党的藏窝点，她一心想的都是揭开面罩，揭开那个黑色面罩。
菊子成功了，她终于看到了安康的真容。菊子非常诧异，同时她也更敬佩这个中国女人了！
菊子成功了，但菊子也失手了。菊子不仅丢了安康，还丢了日方的重要情报。日本总部大怒，大将下令，再抓不到人，菊子你就到军营和慰安妇一起为皇军效命，死啦死啦滴。
后来，安康的照相馆就一直关着门，没人在意这个丑女人去了哪，只有日本宪兵部队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把照相馆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奇怪的是，菊子也一起消失了。
后来的后来，在一个期许已久的日子里，安康與菊子又见面了。菊子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布下了天罗地网，她还趁安康换装的时候偷偷换掉了安康的鱼钩和鱼线。失去武器的安康成了瓮中之鳖，直接被日本宪兵像烤猪一样当众架起。
菊子春风得意地说，根本没有什么情报，这是专门为你设计的。
安康抬起头，笑了，说，我知道。
菊子笑了一下，她觉得她是击垮了安康。安康现在这副落魄的模样分明是在嘴硬，她马上就要被送进那漆黑黑又阴冷冷的地下密室，没几个人能从那里面出来。
一夜过去，地下密室除了日本宪兵吃力的鞭打声和疯狂的咆哮，听不到任何一点别的声音。菊子想要去看看，她想亲自审问这个令人敬佩的中国女人。
安康与菊子又见面了。菊子看见安康被赤裸裸地吊在铁架上，她的胸已经被人用刀子像切生鱼片一样一片一片地刮了下来，挖空了。满身的血肉模糊，满地的鲜血。菊子眼眶突然就湿了一下，她不禁捂着自己的胸口，别过头问，招了吗？日本宪兵露出淫邪的目光说，混蛋！一个字也没说。
安康死了。菊子就坐在安康对面的审讯桌上，眼睁睁看着她被手下活活杖腹致死。菊子终究没问一句她该问的话，她只在安康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走到她跟前弯下腰问，你叫什么名字？安康吃力地说，我叫安康，生来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康泰。
安康的声音很弱很弱，弱得只有菊子贴着耳朵才能听到。菊子想起了母国深海的一种怪鱼，叫鮟鱇鱼，因为长相丑陋，日本的渔民都喜欢叫它海鬼鱼、丑婆鱼。但它是专业的钓鱼能手，能靠背鳍第一棘的皮瓣为钓饵，诱捕那些趋光的鱼虾，就像安康一样。菊子哭了，她觉得她错了，根本没有人能击垮安康。
那是安康与菊子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41年一个和所有春天都不一样的春天，一些东西正悄悄地在发生改变。
很快，菊子因立功被升为大佐，成了日本宪兵总部赫赫有名的女特务，同时，人们也发现菊子的眉宇间多了一道凝重又坚定的光。
几个月后的某日，一个蒙着黑色面罩的女人穿过硝烟四起的街道，走进灯笼巷里的一家日料店。女人把刚刚获取的情报转交给共党情报员后，一个人留在店里吃饭。店主是个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老男人，他开始一道道地给女人上菜，吃到刺身时，女人咬了一口，突然放下筷子，哭了。
女人问，老板，你知道这叫什么鱼吗？
老板说，不知道，只是日本人来了，它才来了，有了这家店。混口饭吃罢了。
女人说，它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安康鱼，是安宁的安康泰的康。
老板问，那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笑了一下说，我叫安康菊子。
后来，上高战役胜利了，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踩着那个骄傲得不能再骄傲的春天，走进了抗战的队伍。后来的后来，人们开始流传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共女间谍安康菊子的故事，世间也再没有了菊子。
报童来福
来福是个孤儿，来福很小的时候家人都死于一场洪涝。来福住在“下只角”的一只纸板箱里，箱子的大小正好能容纳他完全舒展开来的五岁的身体，他喜欢叫这个箱子为“家”。来福喜欢夏天，夏天不像冬天那么冷，他可以打开箱顶的天窗，通透又凉快地吹一夜的风也不怕着凉。来福也不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暴雨连连，一旦外头下起大雨，“家”里就会跟着下小雨。有时候一不留神，他的家还会被冲走。所以来福常常会对着天跪拜雷公电母，祈求他们家庭和睦，能少吵些架。
来福其实很聪明，他靠捡破烂儿得来的碎银子去报馆换来一些报纸，这样他就可以做一名正儿八经的有固定收入的报童了。来福是个口齿伶俐的孩子，他总能一连串地报出各家报纸的头版新闻。许多时候，来福会背着一只麻袋，一边捡着破烂儿，一边捧着报纸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区中穿梭叫卖。只要看到电车停站，来福就会跑过去向下车的客人兜生意。可就算如此，来福还是时常吃不饱，睡不好。有时候实在饿得不行，来福只能去偷弄堂里人家晒在窗台上的豆干吃，运气好的时候，他还能趁着有人在煮东西，偷个馒头茶叶蛋什么的，所以来福时常会被人一边喊着小赤佬，一边用棍子追着打。 1933年，上海滩的街头开始传唱起一首“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可是报童的生意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一个傍晚，来福在施高塔路卖报饿得快迈不动脚了，但他手里的报纸还剩下许多。电车上汹涌而下的人群，把他撞倒在地，很疼。这时，一位穿着长衫的先生把他扶起，还帮他把散落一地的报纸捡起来。先生递给来福一沓钞票说，小鬼，这些我都买下了。来福拿着钱，连连点头说谢谢。先生临走的时候抽了一份报纸留给来福，先生说，识字吗？有空的时候可以多读读报。
后来，来福就一直留着那张报纸，得空就跑去私塾外听课。他开始向往学堂生活，他看着同他差不多岁数的孩子摇着脑袋，捧着书本坐在书桌前振振有词，他就羡慕得不得了。来福想读书，想识字，来福想有一天能再遇见那位儒雅敦厚的长衫先生，告诉他说，自己能读报了。来福买不起课本，也买不起纸笔，他只能捡别的孩子扔掉的铅笔和废纸来用。有时候，难得见到一根半截小拇指长的铅笔，他能高兴上半天。好的是，私塾先生见来福时常探着小腦袋来偷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来福不扰乱课堂秩序，先生有时候还会帮他解读报纸上的问题。
1936年的夏天，来福已经能完完全全地读懂长衫先生留下的那张报纸了。那是一张1934年2月3日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有一篇署名为栾廷石的《"京派"与"海派"》让来福印象深刻。从未受过教育的来福第一次了解文学，了解社会，了解这个世界。他高兴地跑到学堂与私塾先生分享喜悦，老先生戴起眼镜一看，哟，这是大文人鲁迅先生的文章呀！来福这才恍然大悟，那个帮助过他的长衫先生原来是声名远扬的鲁迅先生。
可是没过多久，还未平复激动情绪的来福就得知了鲁迅先生病逝的噩耗。上万名上海老百姓自发举行了公祭、送葬，来福也加入了。来福看见先生的灵柩上盖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他跟着人潮一直往前走，他们要去一个叫虹桥万国公墓的地方。来福哭得泣不成声，他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长衫先生，我听你的话，已经能读报了！来福已经能读报了！来福还是喜欢叫他长衫先生，因为来福永远忘不了那个饥寒交迫的夜晚，一位身穿长衫的先生突然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人生。
后来，来福开始搜集长衫先生在各大报纸上登载的文章。他没有钱买先生的书，但这些过期的旧报纸，他是可以在收废品的时候以很美丽的价格捡到的。来福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关于长衫先生的故事，比如说，鲁迅先生的真名叫周树人，他的著作影响了许多人。再比如说，他为救国，弃医从文，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
来福已经长大了，那个叫做“家”的纸板箱已经不能再容纳他了，所以他时常会游荡在下只角的各个角落。但来福从未感到孤独和绝望，因为他正在努力变成像长衫先生一样的人，他手中的笔给予了他内心的温暖、坚定的信念和前进的力量。来福开始给报纸杂志撰文投稿，他也开始有一些闲钱能买先生的书看了。来福不停地写，同时也不停地被退稿，但是他从未放弃。
1937年的夏天，来福的生活依旧窘迫，外国的侵略也愈发猖狂。但来福想，只要有一个像长衫先生一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就绝不会亡！
责任编辑：段玉芝
上海兰心大戏院一直缺一个能唱好旦角的台柱子，戏院的田老板可是愁白了头，他让人把告示贴遍了上海滩的大街小巷。然后，就有上百梨园弟子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戏院，他们是想来做戏曲界的一哥一姐的，如果成为上海滩最牛的戏院台柱，那么除了有响当当的名声还将成为一个不小的财主。
田老板穿着长袍马褂，他指了指用黄花梨木雕砌搭建而成的戏台，轻声说，谁能演点不一样的？兰心大戏院汇集了大江南北无数优秀的优伶，个个身怀绝技，想要把他们都比下去可不容易。一个伶人走了，又一个伶人走了，舞台就那么点地，曲子就那么几个，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突然一对画着油彩胭脂的兄妹走到台前说，这有不一样的，说完噔地一下就蹿到了台上。
只见二人亮相、功架近似敦煌壁画的人物姿态，自具一格，且特技表演甚多，变脸、耍牙、滚灯、红拳、飞叉、耍珠……样样都会。一会儿台步轻捷细碎，S形前行，犹如蛇行水面，飘飘欲仙;一会儿将脚上的平靴踢到头顶，然后又从头顶落到脚尖上，自动穿进。田老板问，这是什么？男人答，前是蛇步蛇行，后是蜻蜓点水，跳的是婺剧滩簧《断桥》。二人接着又往下耍，一会儿悬在半空，低头直臂，左右晃动，前后打转如纸人一般;一会儿右眼睁得很大，左眼缩得很小，甚至连乌珠也看不到。田老板又问，这又是什么？男人答，前是飘若纸人，后是大眼小眼，跳的是婺剧徽戏折子戏。田老板从坐席上站了起来连连叫绝，忙说，敢问二位是打哪来？二人相视一笑说，江南，婺州。田老板又说，敢问怎么称呼？男人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身旁的女人说，卜芥，白芷。
从此，这对从江南婺州来的芥芷兄妹就成了兰心大戏院的台柱子。来看戏的人一批接一批，日本人赶来看，洋人也赶来看，戏院的生意一下子好得不得了，经常一票难求。田老板可乐坏了，本想着寻一个主镇场子，没想到一下来了俩，现在什么也不用愁了，躺着数钱就行。
芥芷兄妹还有一名，叫白猫兄妹。因为他们养了一只一边蓝眼一边黄眼的白色波斯猫。你在台下看戏，时常会看到一只猫趴在戏台脚睡觉，或者在席座上和客人逗玩。这只猫是他们来上海不久，卜芥从他的洋人戏迷手里花了重金买来的。除了唱戏，白芷平日里鲜少与人说话，若是有人同她讲话，都是由哥哥卜芥代答。白芷能唱戏自然就不是哑巴，她之所以不爱说话，是她觉得人心复杂，恐于交际，何况自己有个视其如命的哥哥保护，也没必要再结交朋友。可卜芥怕妹妹闷，就寻了只波斯猫来给她。果然，白芷喜欢得不得了，唱戏带着，吃饭跟着，连睡觉也一块儿。卜芥笑笑说，芷儿是长大了，想当娘了。白芷就嘟着嘴撒娇说，才不是呢！这是我们幺妹。卜芥就摸摸白芷的头说，疼你这一个妹妹都来不及了，两个我可吃不消！
白猫兄妹凭借精湛的技艺很快成了上海滩的名伶。他们不唱戏的时候，就在漂亮的小院子里练练功，逗逗猫，浇浇花，喝喝茶。他们只要唱上几场就能赚别人一年都赚不着的钱，他们变得有大把的时间去回忆江南，回忆过去。他们回忆起爹娘的时候，都会咬起牙骂，呸！小鬼子。呸！
不知何时开始，院子里只剩白芷和猫的身影，卜芥变得神秘起来，时常半夜才回家。很多次，白芷都想问卜芥去哪了？可总是碰不着人。直到有一天，田老板悄悄和白芷说，我看见你哥和日本人在一起，你晓得不？白芷愣住了，说，不会的。那是田老板第一次听到白芷除唱戏之外说的话。
那天晚上，波斯猫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争吵。猫从未见过女人说过那么多话，每句话都在撕裂，在崩溃，女人的脸上滚着一汪又一汪的泪水。后来，这场争吵以男人搬出小院为结局。
很长一段时间，白芷不仅不与人说话，也不去兰心戏院唱戏了。她只和她的猫说话，她们经常一说就是一整天，也没人知道她们到底说了啥。卜芥也不去戏院了，他开始忙碌地出现在日本人身后，从肩上是一星到肩上是三星，从红黄条的到只有黄条的。上海滩开始传，江南来的婺剧名伶做了日本人的狗，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得一点没错。
白猫兄弟没了。但白芷依旧是兰心大戏院的名伶，可不管怎么演，戏迷们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有一天，一个小丫头找到白芷，要向她拜师学艺。白芷一句话也没说，就是不理。可几日下来，那丫头仍风雨无阻守在戏院门口。白芷就问丫头，为什么想唱戏？丫头说，我要唱醒同胞一起救国。白芷的眼睛一下就湿了。白芷说，明日六时来戏院练功。
后来，白芷的身后总能看到一个咿咿呀呀的小丫头，师傅师傅地叫着。可白芷还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有一天夜里很晚，丫頭练完功准备回家。她看见白芷一个人坐在戏台上低着头和猫说话。白芷说，你知道吗？我梦见你梦见我了。白芷又说，你知道吗？我也想做一只猫。
1945年的夏天，胜利的号角传遍了全中国。上海滩的人们都沉浸在喜悦中，只有白芷哭了。有人找到白芷，告诉她卜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地下战士，并且在一场重要的行动中牺牲了。
白芷离开了戏院，白芷已经把她毕生所学都教给了丫头。白芷走的时候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有人说，白芷是回老家安葬卜芥的尸骨去了。也有人说白芷出国了，卜芥生前的愿望是在英国皇家大剧院表演，她去替哥哥完成心愿了。但更多的人觉得，白芷是去寻找变成一只猫的办法。这样，在她感到疼痛，不想说话的时候，就可以发出一声，喵。
夜姬懋子
自从百乐门里头来了一位叫懋子的夜姬，百乐门的留声机和大音箱就没停过，霓虹灯也没熄过，上海滩一大半的男人都叫她勾走了，然后上海滩的女人们就翻着眼，从鼻孔里冒出一句：赖三。
那时候的懋子已经十八岁，正是待嫁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队伍排到了十六铺码头。领班的雪姨就问她，懋子，想好嫁谁了吗？懋子就噘着嘴说，雪姐姐，懋子不嫁，懋子陪着你。雪姨就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恼人的四月的清晨，街道边的法国梧桐开始发了疯似的飞絮。雪姨对飞絮过敏，怕极了这玩意儿，望着门外皱起了眉。一晃神，瞧见门口站着个美人，身穿粉色齐胸襦裙，盘着惊鹄髻，好像从很远的古代匆匆赶来，那张不谙世事的脸既让人迷又让人怜，一颦一笑都像极了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女。 懋子就那么突兀地站在全上海滩最繁华的百乐门门口，掩着长袖眯着眼，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雪姨是天津人，北方女子少有这般温婉柔情，头回见着这般可人的女子，可是赛天仙了，直喊，哪来的仙儿？懋子笑了一下说，江南。雪姨又问，我们这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仙儿是不是走错地了？懋子说，没错。找的就是百乐门。雪姨说，你想做女郎？懋子又笑了一下说，是夜姬。从此，百乐门的头牌就成了一个从古代来的夜姬，百乐门的方圆十里成了名车博览会，总能看到各色高档小车上走下来不同肤色不同打扮高矮胖瘦俊俏美丑不一的富商官宦。
上海总商会的金老板迷懋子迷得不行，总爱调笑说，坐在席上看懋子跳舞，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自己是古代的帝王，可能上辈子懋子就是他的爱妃。雪姨就呸的一下说，瞧你这下贱样，干脆说你们上辈子是梁祝化蝶双宿双飞得了。逗得一旁的男宾客们哈哈大笑。
夜姬懋子把男人迷得死死的不仅仅因为她的容貌，还有她的难以琢磨。想要与美人共度良宵，得先掷一条小黄鱼，随即关闭百乐门的所有通道，若当日穿黑西服的人是单数则无缘，若双数得再付一条大黄鱼才能抱得美人归。你以为这就完了？换一日，她又把规矩改成了系条纹领带的，再换一日，又变成穿中山装的……就算你中了，大黄鱼也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
愈是如此，男人们愈是对夜姬懋子迷得发狂。鲜少几个成为幸运儿的男人皆成了金老板的眼中钉。金老板吐着烟圈说，敢碰我的女人，想让皇军请喝茶是不是！谁都知道，金老板能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是仰仗日本人，换句话说，他帮日本人办事。你说他是汉奸，他还和你急，他说他是生意人，只认钱不认人！人就说，也是，你看人家懋子，日本人、洋人黑色儿的白色儿的，啧啧啧，这境界！这不说你俩天生一对呢！金老板的脸就马上拉了下来，一掐烟，走了。
可在懋子眼里男人好像就是把玩的摆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有一间储藏室，里头的陈列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稀奇珍宝，上边标着送礼人的名字，这些宝贝全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男人们送的，懋子还给它取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叫博物馆。很多时候，懋子就坐在博物馆中间的沙发上欣赏着她的藏品，时不时取一件，把玩一下。懋子对这些藏品的痴迷不亚于男人们对她的痴迷。
1941年的冬天，日本人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占领了整个公共租界，上海滩人心惶惶，懋子干脆把床搬进了博物馆，睡在她的博物馆里，做起她很古代的梦。有一天，一个穿着绿军服的男人来请懋子去76号跳舞，说是给日本人庆祝。懋子收拾好自己，跟那个人走了，金老板正巧来看她，金老板说懋子你去哪？懋子说我去给日本人跳舞，很快就回来。懋子直到午夜才回来，懋子回来的时候襦裙有些破碎，眼角还有泪痕。金老板说懋子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懋子说，兴致高，忘了时间。金老板说你衣服是怎么了？懋子说，劲太大，跳破了。
后来，金老板再没去过百乐门找懋子，而夜姬懋子依然是夜姬懋子，她夜夜笙歌，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捣鼓她的新藏品。有人说，金老板是不敢得罪日本人看上的女人。也有人说，金老板是觉得自己保护不了心爱的人受到了屈辱，没脸再面对懋子。
突然有一天，金老板又来找懋子了，金老板说，你跟我走。懋子掩着长袖眯着眼，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金老板又说，懋子，懋子懋子。然后懋子看了看窗外的梧桐树说，春天又来了，又要飞絮了。
第二天，老百姓们都在议论昨天夜里被暗杀的日本人，一共有八个，各个都是日本宪兵总部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还津津乐道的另一件事是，上海总商会的金老板扔下金山银山带着百樂门的夜姬私奔了。后来，大批的日本兵冲进了百乐门，冲进了懋子的博物馆，他们发现，死去的八个日本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陈列的方格上，他们还发现，每个方格下的暗盒内都写着每一个人的机密信息和暗杀计划。再后来，人们开始流传这样一则传闻，金老板和懋子从小青梅竹马，懋子是名门小姐，父亲被日本人害死才忍辱负重沦为夜姬，金老板和懋子其实都是地下党员。
上海滩的女人突然对这个夜姬懋子肃然起敬，谁要是再骂赖三，准被她们的吐沫星子淹死。而百乐门的雪姨总会在春天飘絮的早晨出现幻觉，她看到一个很古代的女子站在门口掩着长袖，朝她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
神枪手唐一发
唐一发是个哑巴，也是个孤儿。唐一发这个名字被人熟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上海滩黑帮里头赫赫有名的神枪手了。有人说他不幸，不幸是因为孤儿唐一发五岁的时候被亲人无情地丢在了菜市口，转头又让“搬石头”的人贩子给拐卖了。有人说他幸运，幸运是买主发现唐一发是个哑巴，被退了回来，人贩子只能留他做跑腿小弟，这才有了他今日的地位。
唐一发不会说话，但是他的耳朵很灵。有一次，人贩子在码头运送诱骗来的女孩，他们准备用渔船把这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运到法国马赛去跳小脚舞。唐一发就跟着几个资历略长的阿飞一起去码头送饭。这帮人贩子不喜欢别人叫他们流氓混混，他们更喜欢从洋文变过来的“阿飞”。他们管贩男孩，叫搬石头，管贩女孩，叫摘桑叶。他们是一帮有文化、有内涵、有深度的阿飞。那天，唐一发跟着这样一群有文化、有内涵、有深度的阿飞去码头送饭。唐一发的耳朵动了动，又动了动，他好像听到了些什么，飞快地跑上渔船的夹板，拉住指挥运送的大阿飞啊啊啊地叫。唐一发说不了话，他只能啊啊啊地叫，他一边叫一边跺着脚，这让码头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要尿裤子了。唐一发接着开始手舞足蹈，比划着什么东西。大阿飞好像看懂了，点了点头，命人把已经装载姑娘的渔船立即驶离码头，再把剩下的姑娘装进集装箱运到郊外。五分钟后，一帮警察开着警车来了，他们开始翻箱检查码头所有的物资。他们好像提前得到了情报，认为一定能搜获什么。半小时过去，警察一无所获地离开，大阿飞走到唐一发面前竖起了大拇指说，小子，不错！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后来，码头的人才知道唐一发有一双顺风耳，他早早地听到了路上警车的声音，于是提前向大阿飞报了信。
唐一发有一双顺风耳的事马上传开了。他不仅能听小汽车还离多远，还有多久会驶过来，他还能听一阵风吹过，这叶子是从哪个树上的哪个枝丫上落下来的。有人就说，唐一发要是在古代，一定会是个优秀的剑客。唐一发想了很久，指了指大阿飞腰间的枪笑了笑。 唐一发想做一个枪手。大阿飞带着他练枪打靶，带着他开始一条街一个码头地混迹，他没有办法在交手前向敌人放狠话，也没有办法在血拼搏斗的时候嘶吼狂叫，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做一个冰冷的杀手，他的子弹像冬天无情的寒风一样穿透敌人的身体，而他却能轻松地躲过任何人的攻击。除非唐一发自己想死，不然没人杀得了他。
唐一发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神枪手，他还有了一帮自己的弟兄，成了堂主。许多初来乍到的阿飞都跑来找他拜码头，就连大阿飞都要把女儿三花许给他。三花是黑道西施，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知书达理妩媚动人，一点也没有黑帮的样。人人都想娶三花，唐一发当然也想。唐一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三花了，他只是跟在大阿飞身后，那么远远地看了三花一眼，就再也忘不了她。
唐一发和三花在一起了。等到明年春天，他们就会走进教堂，许下爱的誓言，矢志不渝，白头到老。三花幸福地躺在唐一发的怀里，娇宠得像一只猫。三花问一发，枪和我，哪个重要？唐一发指指三花“说”，你重要。三花又问，如果有一天，为了救我，要失去你的耳朵呢？唐一发又指了指三花“说”，救你。三花笑了，三花说，外面花言巧语的男人见多了，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哑巴，你不会说谎。
1937年的冬天，日本人侵占了上海，上海滩黑帮三大巨头，一个隐居不出，一个南下香港，一个投靠日伪政权，成了汉奸。大阿飞跟了最后一个，也做了汉奸，唐一发不愿背负卖国的骂名毅然离开，但他始终深爱着三花。三花说，你不要走，你不是说我重要，你不是说宁可失去耳朵也会救我。唐一发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流下一行泪。
唐一发走了，但唐一发依然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神枪手，他加入了抗日队伍，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而三花，仍旧是汉奸的女儿三花。大阿飛帮着日本人杀了很多同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大阿飞从小收养唐一发，大阿飞培养唐一发成为神枪手，大阿飞把心爱的女儿许给唐一发，可大阿飞是汉奸，这就足以让唐一发不得不杀了他。
唐一发踩着午夜最冷的风溜进了大阿飞的房间，他准备用枕头压住大阿飞的头，然后一枪解决了他。可是灯亮了，床上躺的是三花。三花一双泪眼怏怏地看着唐一发说，一定要杀了我爹吗？唐一发闭上眼，点了点头。三花说，那你就先杀了我吧！唐一发愣了一下，举起了枪。唐一发用枪对着他曾经说过最重要的女人。三花笑了一下说，原来你也和外面的男人一样。唐一发哭了，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然后放下了枪。
唐一发放下了枪，但三花迅速从腰间抽出了她早已藏好的枪，对准了唐一发的心脏，砰砰砰。三花连发了三枪，三花说，第一枪，敬你懂得原谅;第二枪，敬你年少轻狂;第三枪，告诉你世态炎凉，莫要心慈手软。唐一发躺在地上，对三花笑了笑，然后动了动唇。
神枪手唐一发死了。后来，三花在一场她期待已久的婚礼上放声大哭。当新郎对三花说我爱你的时候，三花才突然明白唐一发临死前动的唇语是什么意思。三花想起，她曾经是一只娇宠的猫，她曾经足以抵过一个人的生命。三花笑了笑说，我也爱你。我只爱你。
黄包车夫王大力
王大力是上海滩最底层的黄包车夫。王大力拉着他的黄包车像春天的燕子一样掠过城市的每一个拐角，在一个又一个弯曲狭长的街道小巷穿梭。每天黄包车的辘辘声都会在大街小巷飘来飘去，王大力拉过穿着旗袍的窈窕淑女，拉过百乐门的权贵，拉过法租界的洋人……只要能赚钱，他就拉。当然，他也拉过日本人。
路程远的，别的车夫不接，他接;有坐两个人，只愿出一个人钱的，他也接。王大力对路熟悉，服务热情周到，又爱讲荤段子，总是逗得客人们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客人们都很喜欢他。所以，他的生意总比别人好，一天下来能挣三百个铜板。逢节过年的时候，还能挣到二十个银元。
别的黄包车夫一周休息一天，他为了多挣点钱一个月才给自己放一天假。别的黄包车夫挣着钱，有的下馆子，有的赌博，而他都把钱省下来，寄回老家。王大力家里有老母亲，有兄弟姐妹，还要接济兄弟姐妹的孩子。在许多个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飞机在头顶盘旋，炮弹在身边爆炸，但王大力仍然一边讲着荤段子，一边拉着他的黄包车奔跑在危机四伏的上海滩。所以，王大力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黄包车夫，但他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黄包车夫，街坊四邻都管他叫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王大力喜欢讲荤段子，他讲段子的时候总是不动声色的，要等他跑了大半程路客人才回过神来，于是坐在车上的客人一颠一颠地，发出咯咯的笑声。客人说，王大力，你这么多段子从哪看来的？王大力说，我没活的时候就爱往书店跑，不看书怎么给你们讲段子。客人说，王大力，你别说了，你再说，我就要咬着舌头了。王大力照说，客人只得捂着嘴巴，尽量不让牙齿磕到舌头。客人说，王大力，我迟早要笑死在你的黄包车上。
每到台风季的时候，王大力都光着脚穿着草鞋，兴冲冲地从大户人家的门前，把太太背到黄包车上，以免她们弄湿漂亮的鞋子。太太总会多给王大力几个铜板，他连说谢谢，低头接过钱。那天台风过后的黄昏，下着细雨，一个姑娘撑着油纸伞站在巷子口朝王大力招了招手，王大力像燕子一样掠过积满雨水的十字路口，轻盈地把黄包车停在姑娘跟前。王大力问，姑娘去哪？姑娘说，我也不知道，我给你指路吧！王大力抖了抖雨披，一抬车把说，好嘞！您坐好了！就又像燕子一样飞了起来。
日子不紧不慢地走着，战火仍在持续，淞沪会战的惨败让繁华的上海滩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阴霾之中。小老百姓们开始议论纷纷，比如说谁家的儿子去前线抗日了，只剩下孤儿寡母在家中生活拮据。比如说，这家人的儿子走了，连女儿都成了地下党员。再比如说，这个做地下党员的女儿前几天被日本人抓走了，因为她掌握着中共内部的重要情报。
有一天日本人来找王大力，有人看见王大力曾经载过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就是被日本人抓走的地下党员。王大力说，我跟你们走，但是我要拉着我的黄包车一起走。日本人笑了笑说，你们支那人死到临头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王大力说，我会讲段子，我讲的荤段子没有人不笑的。日本人又笑了笑，然后坐上了王大力的黄包车。 日本人在王大力的黄包车上咯咯地笑。日本人说，没想到你们支那人的段子我也能听懂，还这么好笑。王大力说，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日本人咯咯的笑声穿过了街道一直到东瀛区。王大力说，长官您到家了，下车吧！日本人微笑着，什么也没说。王大力说，我得回家了。您要是不下车，我只能明天再来取我的车了，反正我的车也不值几个钱。
小老百姓们又突然开始议论一个新故事，他们在说拼命三郎王大力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黄包车和那个地下党员的母亲，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让他们津津乐道的另一件事是有个住在黄埔东瀛区的日本人，带着一个热烈的微笑躺在黄包车上，在马路上睡了一宿。后来，人们才发现他早已死了，他的舌头被自己咬断了，他歪曲的另一半脸下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再后来，在上海滩流传这样一则传闻，王大力用一个荤段子杀死了那个日本人，王大力知道雨天载的姑娘就是地下党员，那天姑娘要去的地方就是中共藏身的根据地。
王大力拉黄包车像燕子一样的身影，从此再也没有在上海滩的大街小巷出现。几十年后有一张报纸上说，佛堂老街上有一个爱讲荤段子的书店老板，他养着两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一个老太太是他的亲生母亲，另一个是一位烈士的母亲。
战地记者柏兰
富商柏老五的千金柏兰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就在《申报》干起了记者的行当。其实像柏兰这样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人是不必忧虑太多的，她只需要躺在虹桥古北的别墅区里，在留声机上放一曲慢悠悠的上海老歌，然后泡一壶当年新制的碧螺春，晒晒太阳，喝喝下午茶。抗日救国自有政客和将士，这都是男人们的事，但柏兰从不这么想。柏兰想，女人也可以做些什么的。柏老五就只能摇摇头，柏老五说，我的宝贝女儿，你还想当巾帼英雄不成。柏兰笑笑说，要是女人能上战场，我还真想去。柏老五听了恨不得拿根绳子给她绑在家里头。
柏兰是个标致的姑娘，许多个日子里她会盘起她的长发，然后穿上一袭西装戴上帽子，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奔走在战斗的路上。那天，松江区佘山镇的横山脚下轰然巨响，山崩地裂，日本人的采石场出事了。柏兰背着相机，搭了警察局的车子赶往现场。这个石坑深达80多米，面积有三万多平，一旦塌陷，后果可想而知。采石场里到处都是嗷嗷的哀嚎，警察在积极营救被困同胞，受伤的工人被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还有些工人被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气了。日本人不痛不痒地站在一旁，指挥着运输队伍，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歉意，甚至还露出轻蔑的微笑。
柏兰回到了报社，她把自己关在汉口路309号的小屋子里，一夜没有合眼。她开始奋笔疾书，手中的笔像打字机的针头一样飒飒作响，一行行文字被柏兰三下五除二汇聚成了一篇热血澎湃、激进犀利的新闻。第二天清晨，报童在街边叫卖“佘山采石场昨日塌陷至21死39伤，仍有多名工人生死未卜”，配图是一张两个日本军官窃窃私语并露出轻蔑微笑的照片，小标题写的是日军视中国人命为蝼蚁，国难当头不应再做亡国奴。一时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与热血青年的拥护，自发组队上街游行，拉起横幅号召各界人士和群众联合起來抗击日本侵略者。
几日后，柏老五气呼呼地来报社找柏兰，柏老五说，小丫头片子，你差点把你老子害死了晓得不？柏兰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笑嘻嘻地说，是日本人和国民政府找你麻烦了吧！柏老五说，晓得你还惹事？小心变成第二个史量才！柏兰笑了笑说，变史量才的还少么？恐怕我排不上第二了吧！柏老五想让女儿辞掉报社的工作，这个走在刀尖上的活随时会要了他们全家的命。柏老五说，倔丫头，听爹爹的，别干了。这命没了，可什么都白搭了。柏兰说，那亡国了呢？亡国和没命有什么区别？柏老五气得直跳脚，柏老五说，丫头片子，我说不过你。你非得把你老子害死！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送你留洋，净学了些没用的东西。
没过几日，报纸上就刊登了柏老五与柏兰断绝父女关系的声明。声明是柏老五登的，柏老五还叫管家把柏兰小姐的东西全部打包送到了报社。柏兰只说了一声谢谢，便继续埋头满腔热血地撰写她的报道。后来，《申报》上又刊登一篇日本人拿中国女人做活体实验的报道。老百姓才恍然得知，原来日本人一直在抓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他们还在研究一种让女人终身不孕的药剂，他们叫这种药剂606。更可怕的是，这种还在研发阶段的药剂，因为药效过大致使众多中国女人失去了生命。上海滩的老百姓们开始苏醒，全中国的老百姓们都开始苏醒，报纸的传播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自告奋勇地加入了抗战的队伍。只有柏老五一边捏着报纸，一边哭得泣不成声，柏老五说，疯了疯了，这丫头不要命了。
果然，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兵来到了汉口路309号，他们包围了整条街，他们接到了必须活捉柏兰的命令。可是日本人翻遍了整栋大楼，又翻遍了整个上海滩也没有找到柏兰的踪影，他们只在柏兰的办公桌上找到一些洋洋洒洒的新闻手写稿和一封奇怪的信。信的开头写了一个扁扁的“八”字，然后又被钢笔抹掉了，而信的内容只有一块块凹凸不平的泪痕。但柏老五读懂了，柏老五说，她知道，我是想保护她。
后来，富商柏老五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来资助抗日军队。他一个人悄悄地搬进了田子坊狭小的弄堂，他逢人就说他的女儿怎么怎么厉害，他的女儿是个英雄。别人问他，你的女儿是谁，叫什么，在哪？柏老五就愣在那憨笑说，我的女儿是英雄。
直到1945年的冬天，一名光荣归来的战士回到满目疮痍的上海滩，他在田子坊的弄堂里遇见了正在摇椅上流着涎水的柏老五。柏老五拿着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穿着西装戴着帽子，脖前挂了一个相机，正气凛然。战士告诉柏老五他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她亲身报道了很多重要的战役。战士还说，他曾问过女人为什么想当一名战地记者。女人说，因为一个难以抹去的轻蔑的微笑。
照相馆安康
安康在灯笼巷里有一家门面不大的照相馆。安康是个丑女人，她总说，黑夜才是她的白日。她喜欢躲在狭小的暗室里冲洗一张又一张关于光阴的故事，好像自己也经历了这形形色色相片中的不同人生。安康夜里很少出门，若非得出门，她就蒙着面，不然怕吓着人。灯笼巷里的人们都说，就安康这模样，敢娶她的一定是条好汉！人们还说，那个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蒙面女共党杀了好多个日本特务，安康不蒙面也能吓死不少呢！ 安康当然也听说了，安康就笑笑，然后压着头平静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她的黑暗里。
在许多个日子里，安康都会透过照相馆阁楼的那块四方天窗，望着头顶纵横交错的飞机云，期盼着战争早日结束，然后找个老实的男人过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日子。可是，夜深了，属于她的白日来临，她必须去完成她要完成的事。
安康蒙着面，带着她的黄金鱼钩和金丝鱼线走出了灯笼巷，她又见到了菊子，这次是在外六码头。安康与菊子是在一次情报窃取任务中认识的，后来，她们总会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打照面。
菊子是个绝美的日本特务，美得一塌糊涂。安康总会情不自禁地感慨菊子的美貌，要不是战乱，菊子一定能嫁个好男人过着幸福又温柔如水的生活。安康羡慕菊子，菊子也敬佩安康。因为安康善用鱼钩和鱼线，她总能不动声色地把敌人杀死，无一失手，包括菊子的哥哥。菊子一直好奇，这神秘面罩之下到底是怎样的绝世容颜，才能配得上她战无不胜的神话。
码头上，安康像春蚕吐丝一样，优雅地挥动着她的鱼钩和鱼线，然后对面的敌人就像死鱼一样一根根倒在了地上。菊子也记不清是第几次试图拨开安康的面罩了，但菊子清楚地记得这是第九次与安康交手。菊子好像忘记了她的任务是活捉安康，问出中共地下党的藏窝点，她一心想的都是揭开面罩，揭开那个黑色面罩。
菊子成功了，她终于看到了安康的真容。菊子非常诧异，同时她也更敬佩这个中国女人了！
菊子成功了，但菊子也失手了。菊子不仅丢了安康，还丢了日方的重要情报。日本总部大怒，大将下令，再抓不到人，菊子你就到军营和慰安妇一起为皇军效命，死啦死啦滴。
后来，安康的照相馆就一直关着门，没人在意这个丑女人去了哪，只有日本宪兵部队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把照相馆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奇怪的是，菊子也一起消失了。
后来的后来，在一个期许已久的日子里，安康與菊子又见面了。菊子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布下了天罗地网，她还趁安康换装的时候偷偷换掉了安康的鱼钩和鱼线。失去武器的安康成了瓮中之鳖，直接被日本宪兵像烤猪一样当众架起。
菊子春风得意地说，根本没有什么情报，这是专门为你设计的。
安康抬起头，笑了，说，我知道。
菊子笑了一下，她觉得她是击垮了安康。安康现在这副落魄的模样分明是在嘴硬，她马上就要被送进那漆黑黑又阴冷冷的地下密室，没几个人能从那里面出来。
一夜过去，地下密室除了日本宪兵吃力的鞭打声和疯狂的咆哮，听不到任何一点别的声音。菊子想要去看看，她想亲自审问这个令人敬佩的中国女人。
安康与菊子又见面了。菊子看见安康被赤裸裸地吊在铁架上，她的胸已经被人用刀子像切生鱼片一样一片一片地刮了下来，挖空了。满身的血肉模糊，满地的鲜血。菊子眼眶突然就湿了一下，她不禁捂着自己的胸口，别过头问，招了吗？日本宪兵露出淫邪的目光说，混蛋！一个字也没说。
安康死了。菊子就坐在安康对面的审讯桌上，眼睁睁看着她被手下活活杖腹致死。菊子终究没问一句她该问的话，她只在安康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走到她跟前弯下腰问，你叫什么名字？安康吃力地说，我叫安康，生来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康泰。
安康的声音很弱很弱，弱得只有菊子贴着耳朵才能听到。菊子想起了母国深海的一种怪鱼，叫鮟鱇鱼，因为长相丑陋，日本的渔民都喜欢叫它海鬼鱼、丑婆鱼。但它是专业的钓鱼能手，能靠背鳍第一棘的皮瓣为钓饵，诱捕那些趋光的鱼虾，就像安康一样。菊子哭了，她觉得她错了，根本没有人能击垮安康。
那是安康与菊子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41年一个和所有春天都不一样的春天，一些东西正悄悄地在发生改变。
很快，菊子因立功被升为大佐，成了日本宪兵总部赫赫有名的女特务，同时，人们也发现菊子的眉宇间多了一道凝重又坚定的光。
几个月后的某日，一个蒙着黑色面罩的女人穿过硝烟四起的街道，走进灯笼巷里的一家日料店。女人把刚刚获取的情报转交给共党情报员后，一个人留在店里吃饭。店主是个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老男人，他开始一道道地给女人上菜，吃到刺身时，女人咬了一口，突然放下筷子，哭了。
女人问，老板，你知道这叫什么鱼吗？
老板说，不知道，只是日本人来了，它才来了，有了这家店。混口饭吃罢了。
女人说，它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安康鱼，是安宁的安康泰的康。
老板问，那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笑了一下说，我叫安康菊子。
后来，上高战役胜利了，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踩着那个骄傲得不能再骄傲的春天，走进了抗战的队伍。后来的后来，人们开始流传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共女间谍安康菊子的故事，世间也再没有了菊子。
报童来福
来福是个孤儿，来福很小的时候家人都死于一场洪涝。来福住在“下只角”的一只纸板箱里，箱子的大小正好能容纳他完全舒展开来的五岁的身体，他喜欢叫这个箱子为“家”。来福喜欢夏天，夏天不像冬天那么冷，他可以打开箱顶的天窗，通透又凉快地吹一夜的风也不怕着凉。来福也不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暴雨连连，一旦外头下起大雨，“家”里就会跟着下小雨。有时候一不留神，他的家还会被冲走。所以来福常常会对着天跪拜雷公电母，祈求他们家庭和睦，能少吵些架。
来福其实很聪明，他靠捡破烂儿得来的碎银子去报馆换来一些报纸，这样他就可以做一名正儿八经的有固定收入的报童了。来福是个口齿伶俐的孩子，他总能一连串地报出各家报纸的头版新闻。许多时候，来福会背着一只麻袋，一边捡着破烂儿，一边捧着报纸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区中穿梭叫卖。只要看到电车停站，来福就会跑过去向下车的客人兜生意。可就算如此，来福还是时常吃不饱，睡不好。有时候实在饿得不行，来福只能去偷弄堂里人家晒在窗台上的豆干吃，运气好的时候，他还能趁着有人在煮东西，偷个馒头茶叶蛋什么的，所以来福时常会被人一边喊着小赤佬，一边用棍子追着打。 1933年，上海滩的街头开始传唱起一首“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可是报童的生意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一个傍晚，来福在施高塔路卖报饿得快迈不动脚了，但他手里的报纸还剩下许多。电车上汹涌而下的人群，把他撞倒在地，很疼。这时，一位穿着长衫的先生把他扶起，还帮他把散落一地的报纸捡起来。先生递给来福一沓钞票说，小鬼，这些我都买下了。来福拿着钱，连连点头说谢谢。先生临走的时候抽了一份报纸留给来福，先生说，识字吗？有空的时候可以多读读报。
后来，来福就一直留着那张报纸，得空就跑去私塾外听课。他开始向往学堂生活，他看着同他差不多岁数的孩子摇着脑袋，捧着书本坐在书桌前振振有词，他就羡慕得不得了。来福想读书，想识字，来福想有一天能再遇见那位儒雅敦厚的长衫先生，告诉他说，自己能读报了。来福买不起课本，也买不起纸笔，他只能捡别的孩子扔掉的铅笔和废纸来用。有时候，难得见到一根半截小拇指长的铅笔，他能高兴上半天。好的是，私塾先生见来福时常探着小腦袋来偷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来福不扰乱课堂秩序，先生有时候还会帮他解读报纸上的问题。
1936年的夏天，来福已经能完完全全地读懂长衫先生留下的那张报纸了。那是一张1934年2月3日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有一篇署名为栾廷石的《"京派"与"海派"》让来福印象深刻。从未受过教育的来福第一次了解文学，了解社会，了解这个世界。他高兴地跑到学堂与私塾先生分享喜悦，老先生戴起眼镜一看，哟，这是大文人鲁迅先生的文章呀！来福这才恍然大悟，那个帮助过他的长衫先生原来是声名远扬的鲁迅先生。
可是没过多久，还未平复激动情绪的来福就得知了鲁迅先生病逝的噩耗。上万名上海老百姓自发举行了公祭、送葬，来福也加入了。来福看见先生的灵柩上盖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他跟着人潮一直往前走，他们要去一个叫虹桥万国公墓的地方。来福哭得泣不成声，他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长衫先生，我听你的话，已经能读报了！来福已经能读报了！来福还是喜欢叫他长衫先生，因为来福永远忘不了那个饥寒交迫的夜晚，一位身穿长衫的先生突然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人生。
后来，来福开始搜集长衫先生在各大报纸上登载的文章。他没有钱买先生的书，但这些过期的旧报纸，他是可以在收废品的时候以很美丽的价格捡到的。来福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关于长衫先生的故事，比如说，鲁迅先生的真名叫周树人，他的著作影响了许多人。再比如说，他为救国，弃医从文，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
来福已经长大了，那个叫做“家”的纸板箱已经不能再容纳他了，所以他时常会游荡在下只角的各个角落。但来福从未感到孤独和绝望，因为他正在努力变成像长衫先生一样的人，他手中的笔给予了他内心的温暖、坚定的信念和前进的力量。来福开始给报纸杂志撰文投稿，他也开始有一些闲钱能买先生的书看了。来福不停地写，同时也不停地被退稿，但是他从未放弃。
1937年的夏天，来福的生活依旧窘迫，外国的侵略也愈发猖狂。但来福想，只要有一个像长衫先生一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就绝不会亡！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