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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以及价值观念系统。因此，深入分析传统文化对我国公民意识的影响，并探讨如何培养公民意识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公民意识的内涵，并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传统文化对我国公民意识培养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公民意识;培养
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而亟需解决的问题，霍布豪斯说：“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过程中，强大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影响着公民意识的培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下，国人没有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意识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中，“公民意识”的概念发轫于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成长、成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中，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我国直到近代，在“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影响下，才出现与西方公民概念相近的“国民”，与之相伴的却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的否定。现代社会，人们开始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以及价值观念系统，因此，深入分析传统文化对我国公民意识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文化对当前我国公民意识培养的影响分析，其理论起点是对公民意识概念的廓清。本章首先分析公民意识的内涵，进而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析传统文化对公民意识培养的影响。
一、 公民意识的内涵
马长山认为：“公民意识是人类自由自主活动内在精神的自觉反映和要求，包括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 焦国成认为，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体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地位的现实感受和应有认识。” 秦树理认为，公民意识体系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是基本意识，包括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际意识;第二是核心意识，包括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第三是法治意识，包括法律意识、政治意识、平等意识、公平意识、自由意识;第四是社会意识，包括公共意识、参与意识、道德意识、文明意识;第五是行为意识，包括纳税意识、交通意识、生态意识等。”
学术界对于公民意识的内涵及内容颇有分歧，综合有关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公民意识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其内容体现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正确的态度、倾向和价值观念。在此，笔者考察几种较有代表性的内容，包括公民的国家意识、道德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因为传统文化直接影响公民意识这四方面内容，而且这四个方面也是公民意识的基础性内容。
一是国家意识。公民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因此，公民与国家紧密相连，离开国家，公民的身份就无从谈起。“国家意识是指公民对祖国的热爱、认同、归属和维护祖国统一独立、建设国家为国奉献的意识。” 培养国家意识，就是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使公民确立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意识。培养国家意识内在地包含一种义务和责任，每一个公民都应当自觉地培养国家意识。
二是道德意识。“道德意识是人们在长期道德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理论体系的总称。” 道德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和调节公民的行为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在现阶段，培养我国公民道德意识，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遵循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要求，不断完善自我。
三是民主意识。在社会主义中国，“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如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民主意识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識，是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民主意识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提供观念基础。
四是法治意识。法治是“一种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 。法治意识，是指公民在法治社会中应当具备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价值观念。培养公民法治意识就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公民知法、守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习惯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并监督法的施行。法治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二、传统文化对公民意识培养的积极影响
（一）爱国主义传统有助于公民国家意识的培养
爱国主义在中国自古有之，当今爱国主义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对祖国和本国文化的认同，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即它暗示了“祖国”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
爱国主义传统有助于提升公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识。爱国主义最重要的内容是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最大利益。爱国主义传统的宣传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自觉维护我国利益，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国际上局部的侵略活动依然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促使公民居安思危，主动维护国家利益。
爱国主义传统有助于增强公民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及社会活动的意识。传统的爱国主义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现代公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进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充分发掘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和国家的政治政策，能更好的得到反馈，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二）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道德意识的培养
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家庭美德意识的提高。家庭美德的主要内容有尊老爱幼、夫妻和睦、男女平等、勤俭持家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中，首要强调的即为“孝道”思想，汉武帝时期即“举孝廉”拔擢官吏，历朝历代无不宣称“以孝治天下”。封建社会的家庭道德规范中有一些并不适合现代社会，甚至与家庭美德的要求相违背，但是古人崇尚道德修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家庭美德是人们在家庭生活中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处理家庭问题时所遵循最高道德规范，是现代社会公民文明意识提高的象征。 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职业道德意识的提高。在传统社会中，职业道德是个人品质的体现，被社会所普遍遵从。“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从古至今始终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明代兵部尚书于清端提出的封建官吏道德修养的六条标准，被称为“亲民官自省六戒”，其内容有“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徵收、崇节俭”。在新时代，崇尚道德修养显然有助于公民职业道德意识的提高，一个崇尚道德修养的个体对于自己的职业定会尽心尽责。个体职业道德的完善是现代公民所必备的良好品质，并将有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方面，传统文化的贡献最为突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内省与慎独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有助于公民形成以遵纪守法、爱护公物、助人为乐、文明礼貌、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建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华民族的崇尚道德修养的传统对于促进公民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传统文化对公民意识培养的消极影响
（一）官本位阻碍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
官本位阻碍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官本位的痼疾阻碍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官本位所包含的以官为本、以官为贵的错误思想，与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左，这样的思想倾向不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人和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被划分为不同的权力等级，“级别”的普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官本位”意识。在教育领域，根据大学的不同区分为正部级校长、副部级校长、厅级校长等，学校里有很多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等等，国有企业的领导对应相应的级别和官衔，一些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也要用相应的级别来套;甚至出现“处级方丈”、“局级住持”。官本位的泛化，无疑造成了唯上是从的思想顽疾，形成“级别越高，掌握的真理便越多”的一言堂，为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的造成重重阻碍。
（二）人治思想妨碍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的“人治”思想占统治地位，体现在政治统治方式上便是人治模式。人治模式是通过运用国家权力，依靠贤明的君主和臣子，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秩序。从实质上来看，“人治”体现为君主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去进行国家的统治，是以皇帝的意志而不是真正以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儒家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这里“礼”就包含着“德化”的意思。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表达了儒家重礼轻法、重德轻刑的基本倾向。“德主刑辅”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治国方针，法律被视作維护封建纲常的第二道防线，是礼教的辅助手段。这里的德治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最终也导向了人治。
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指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主张。” 法治意识的特质体现为一种“尚法”理念，这种重视法律的情怀应在广大公民中滋生、培养。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法治意识强调“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这与“人治”思想是内在对立的。虽然我国现在坚持依法治国，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也截然不同，但是，人治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仍然在思想意识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不利于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商务印书馆，1996：24.
[2] 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J].法学研究，1996（6）.
[3] 焦国成主编.公民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
[4] 秦树理.公民意识读本[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4-5.
[5] [6] 冯留建.公民意识新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52-53.
[7] 马瑞萍.试论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培育[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9（1）.
[8] 栗劲、李放主编.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1204-1205.
作者简介：
赵世芳（1986～）河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李红光（1986～）河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本文系焦作市社会科学重点调研课题《论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公民意识培养的策略》的阶段性成果。（编号：SKL2012-120）。
关键词：传统文化;公民意识;培养
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而亟需解决的问题，霍布豪斯说：“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过程中，强大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影响着公民意识的培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下，国人没有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意识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中，“公民意识”的概念发轫于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成长、成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中，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我国直到近代，在“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影响下，才出现与西方公民概念相近的“国民”，与之相伴的却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的否定。现代社会，人们开始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以及价值观念系统，因此，深入分析传统文化对我国公民意识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文化对当前我国公民意识培养的影响分析，其理论起点是对公民意识概念的廓清。本章首先分析公民意识的内涵，进而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析传统文化对公民意识培养的影响。
一、 公民意识的内涵
马长山认为：“公民意识是人类自由自主活动内在精神的自觉反映和要求，包括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 焦国成认为，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体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地位的现实感受和应有认识。” 秦树理认为，公民意识体系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是基本意识，包括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际意识;第二是核心意识，包括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第三是法治意识，包括法律意识、政治意识、平等意识、公平意识、自由意识;第四是社会意识，包括公共意识、参与意识、道德意识、文明意识;第五是行为意识，包括纳税意识、交通意识、生态意识等。”
学术界对于公民意识的内涵及内容颇有分歧，综合有关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公民意识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其内容体现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正确的态度、倾向和价值观念。在此，笔者考察几种较有代表性的内容，包括公民的国家意识、道德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因为传统文化直接影响公民意识这四方面内容，而且这四个方面也是公民意识的基础性内容。
一是国家意识。公民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因此，公民与国家紧密相连，离开国家，公民的身份就无从谈起。“国家意识是指公民对祖国的热爱、认同、归属和维护祖国统一独立、建设国家为国奉献的意识。” 培养国家意识，就是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使公民确立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意识。培养国家意识内在地包含一种义务和责任，每一个公民都应当自觉地培养国家意识。
二是道德意识。“道德意识是人们在长期道德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理论体系的总称。” 道德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和调节公民的行为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在现阶段，培养我国公民道德意识，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遵循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要求，不断完善自我。
三是民主意识。在社会主义中国，“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如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民主意识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識，是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民主意识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提供观念基础。
四是法治意识。法治是“一种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 。法治意识，是指公民在法治社会中应当具备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价值观念。培养公民法治意识就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公民知法、守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习惯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并监督法的施行。法治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二、传统文化对公民意识培养的积极影响
（一）爱国主义传统有助于公民国家意识的培养
爱国主义在中国自古有之，当今爱国主义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对祖国和本国文化的认同，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即它暗示了“祖国”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
爱国主义传统有助于提升公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识。爱国主义最重要的内容是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最大利益。爱国主义传统的宣传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自觉维护我国利益，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国际上局部的侵略活动依然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促使公民居安思危，主动维护国家利益。
爱国主义传统有助于增强公民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及社会活动的意识。传统的爱国主义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现代公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进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充分发掘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和国家的政治政策，能更好的得到反馈，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二）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道德意识的培养
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家庭美德意识的提高。家庭美德的主要内容有尊老爱幼、夫妻和睦、男女平等、勤俭持家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中，首要强调的即为“孝道”思想，汉武帝时期即“举孝廉”拔擢官吏，历朝历代无不宣称“以孝治天下”。封建社会的家庭道德规范中有一些并不适合现代社会，甚至与家庭美德的要求相违背，但是古人崇尚道德修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家庭美德是人们在家庭生活中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处理家庭问题时所遵循最高道德规范，是现代社会公民文明意识提高的象征。 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职业道德意识的提高。在传统社会中，职业道德是个人品质的体现，被社会所普遍遵从。“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从古至今始终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明代兵部尚书于清端提出的封建官吏道德修养的六条标准，被称为“亲民官自省六戒”，其内容有“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徵收、崇节俭”。在新时代，崇尚道德修养显然有助于公民职业道德意识的提高，一个崇尚道德修养的个体对于自己的职业定会尽心尽责。个体职业道德的完善是现代公民所必备的良好品质，并将有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崇尚道德修养有助于公民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方面，传统文化的贡献最为突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内省与慎独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有助于公民形成以遵纪守法、爱护公物、助人为乐、文明礼貌、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建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华民族的崇尚道德修养的传统对于促进公民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传统文化对公民意识培养的消极影响
（一）官本位阻碍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
官本位阻碍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官本位的痼疾阻碍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官本位所包含的以官为本、以官为贵的错误思想，与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左，这样的思想倾向不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人和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被划分为不同的权力等级，“级别”的普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官本位”意识。在教育领域，根据大学的不同区分为正部级校长、副部级校长、厅级校长等，学校里有很多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等等，国有企业的领导对应相应的级别和官衔，一些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也要用相应的级别来套;甚至出现“处级方丈”、“局级住持”。官本位的泛化，无疑造成了唯上是从的思想顽疾，形成“级别越高，掌握的真理便越多”的一言堂，为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的造成重重阻碍。
（二）人治思想妨碍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的“人治”思想占统治地位，体现在政治统治方式上便是人治模式。人治模式是通过运用国家权力，依靠贤明的君主和臣子，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秩序。从实质上来看，“人治”体现为君主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去进行国家的统治，是以皇帝的意志而不是真正以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儒家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这里“礼”就包含着“德化”的意思。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表达了儒家重礼轻法、重德轻刑的基本倾向。“德主刑辅”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治国方针，法律被视作維护封建纲常的第二道防线，是礼教的辅助手段。这里的德治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最终也导向了人治。
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指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主张。” 法治意识的特质体现为一种“尚法”理念，这种重视法律的情怀应在广大公民中滋生、培养。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法治意识强调“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这与“人治”思想是内在对立的。虽然我国现在坚持依法治国，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也截然不同，但是，人治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仍然在思想意识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不利于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商务印书馆，1996：24.
[2] 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J].法学研究，1996（6）.
[3] 焦国成主编.公民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
[4] 秦树理.公民意识读本[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4-5.
[5] [6] 冯留建.公民意识新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52-53.
[7] 马瑞萍.试论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培育[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9（1）.
[8] 栗劲、李放主编.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1204-1205.
作者简介：
赵世芳（1986～）河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李红光（1986～）河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本文系焦作市社会科学重点调研课题《论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公民意识培养的策略》的阶段性成果。（编号：SKL201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