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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教育家力图以他们各自所秉持的教育理念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他们躬行实践、摇旗呐喊、孜孜以求,放下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人的架子,深入社会底层,关怀平民生存,冀望通过教育改变广大平民百姓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命运,在当时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他们所体现出的对社会劳苦大众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令人感动,他们作为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理论与实践魄力令人钦佩,他们所设计并付诸实施的平民教育蓝图在中国教育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时至今日,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教育现实,他们的平民教育的精神与智慧仍提供着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是否有可能将这种精神与智慧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呢?在当今时期,重提“平民教育”的现实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关怀“平民教育”呢?
当前时期,“平民教育”问题在中国社会中之所以再次突显,源于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急速分化,教育资源配置在不同区域与阶层之间严重失衡而导致的对于社会底层的教育不公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一方面不能享有作为社会公民应该享有的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也不能享有更适合他们生活处境的更恰当的教育。就由于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而言,当前社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社会在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以劳工阶层为主体的,相对较为平等的社会,我们关注教育的着眼点是“人民教育”、“公民教育”或“国民教育”,而“平民教育”的提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销声匿迹,只是随着近年来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围绕弱势群体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日益突显,“平民教育”的声音再次发起。这使我们自然联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对于平民教育的关怀方式也必定要有相应的改变。
首先,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平民”的具体所指也已今昔悬殊。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极度严重,作为“平民”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当时社会的主体部分。而在当今社会,尽管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扩大,但处于社会底层的居于社会不利位置的“平民”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则日渐缩小。在当今社会,“平民”主要是指处境不利的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城市低收入或失业人员、生活各方面缺乏保障的进城务工农民等,他们相对来说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正是这些人的处境引起了当今社会的广泛关注。一般来说,这些人的子女难以享用到由国家与社会提供的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发展前景,并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地发展。
其次,就社会及教育运行的整个体制状况而言,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体制化了的社会,由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所形成的高度分化与整合的社会体制系统已渗透到社会运行的各个角落。而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时间里,现代社会体制的建立刚刚起步,国家政权的覆盖力量以及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覆盖面往往仅止于上层社会,对于广大的基层社会来说,尚处于一种传统的运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动员与控制能力都相对较弱,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基层社会(平民社会)应该如何发展成为具有现代觉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关怀,基层社会的这种状况也为以改造社会现实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借助国家或地方政权的力量发挥现实影响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平民教育运动”作为当时整个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而在当今社会,当时“平民教育运动”所倡导的许多理想都在建国后凭借国家教育体制的力量逐渐得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教育问题都主要通过正式体制的力量解决。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教育现实的可能空间与可能方式都应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诉诸体制的力量,在体制之内,影响国家的教育决策,以实现改善社会教育状况的理想;要么关注现有体制的边缘地带,关注处于现行教育体制的边缘地位的“平民”子女的教育状况。今天所说的“平民教育”主要是就后者而言的,这是一种相对独特的平民教育关怀。
今天的“平民教育”语境已截然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状况,今天的“平民教育”状况也已与那时的状况不同。今天的平民教育不再指向对“平民”(社会弱势人群)总体的教育,而主要是就对其子女的教育而言。今天的平民生存及其教育也面临着当前的独特困境。这种困境的核心在于,在现行整个社会及教育运行体制之下,平民生存及其教育问题处于一种边缘性的位置。因为处于整个体制的底层与边缘,甚或被排斥在主流体制之外(例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平民的生存文化及其教育难以实现自身的整合,而处于内在的断裂之中。一方面,平民文化相对于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来说处于一种微弱的位置(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平民文化曾被纳入社会文化的主流),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平民文化“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平民子女所接受的教育与其自身的生存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断裂,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脱离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而上层子女接受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在其现实生存环境中实现更好的生活。这种内在的断裂是由他们在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与教育现实中处于边缘性的位置所造成的。因此,今天的平民教育问题面临着一种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困乏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是内在断裂的平民教育文化。如果说,前者是只要政府重视或有人愿意通过捐助等方式投入资金就可解决的(当然,这在现有体制之下只能是一种假设),后者的解决则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关系到在现有体制状况之下,我们能否重建一种平民教育文化,这需要有志于此的人士的努力探索。
体制的制约作用并非意味着行动者的无所作为,只要积极投入探索,我们将可以重建一种新型的平民教育文化。承载这项使命的,将主要是为平民子女提供教育的基层学校。我们既需要较充足的教育资源,更需要力图整合面临内在断裂的平民社会与教育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充满信心与向上的勇气,可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感到自豪。在这方面,一些基层学校已经创造了很好的经验,一些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的人们正在孜孜以求,我们需要将这种精神、这些宝贵经验予以弘扬。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
当前时期,“平民教育”问题在中国社会中之所以再次突显,源于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急速分化,教育资源配置在不同区域与阶层之间严重失衡而导致的对于社会底层的教育不公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一方面不能享有作为社会公民应该享有的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也不能享有更适合他们生活处境的更恰当的教育。就由于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而言,当前社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社会在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以劳工阶层为主体的,相对较为平等的社会,我们关注教育的着眼点是“人民教育”、“公民教育”或“国民教育”,而“平民教育”的提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销声匿迹,只是随着近年来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围绕弱势群体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日益突显,“平民教育”的声音再次发起。这使我们自然联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对于平民教育的关怀方式也必定要有相应的改变。
首先,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平民”的具体所指也已今昔悬殊。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极度严重,作为“平民”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当时社会的主体部分。而在当今社会,尽管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扩大,但处于社会底层的居于社会不利位置的“平民”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则日渐缩小。在当今社会,“平民”主要是指处境不利的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城市低收入或失业人员、生活各方面缺乏保障的进城务工农民等,他们相对来说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正是这些人的处境引起了当今社会的广泛关注。一般来说,这些人的子女难以享用到由国家与社会提供的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发展前景,并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地发展。
其次,就社会及教育运行的整个体制状况而言,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体制化了的社会,由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所形成的高度分化与整合的社会体制系统已渗透到社会运行的各个角落。而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时间里,现代社会体制的建立刚刚起步,国家政权的覆盖力量以及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覆盖面往往仅止于上层社会,对于广大的基层社会来说,尚处于一种传统的运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动员与控制能力都相对较弱,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基层社会(平民社会)应该如何发展成为具有现代觉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关怀,基层社会的这种状况也为以改造社会现实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借助国家或地方政权的力量发挥现实影响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平民教育运动”作为当时整个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而在当今社会,当时“平民教育运动”所倡导的许多理想都在建国后凭借国家教育体制的力量逐渐得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教育问题都主要通过正式体制的力量解决。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教育现实的可能空间与可能方式都应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诉诸体制的力量,在体制之内,影响国家的教育决策,以实现改善社会教育状况的理想;要么关注现有体制的边缘地带,关注处于现行教育体制的边缘地位的“平民”子女的教育状况。今天所说的“平民教育”主要是就后者而言的,这是一种相对独特的平民教育关怀。
今天的“平民教育”语境已截然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状况,今天的“平民教育”状况也已与那时的状况不同。今天的平民教育不再指向对“平民”(社会弱势人群)总体的教育,而主要是就对其子女的教育而言。今天的平民生存及其教育也面临着当前的独特困境。这种困境的核心在于,在现行整个社会及教育运行体制之下,平民生存及其教育问题处于一种边缘性的位置。因为处于整个体制的底层与边缘,甚或被排斥在主流体制之外(例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平民的生存文化及其教育难以实现自身的整合,而处于内在的断裂之中。一方面,平民文化相对于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来说处于一种微弱的位置(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平民文化曾被纳入社会文化的主流),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平民文化“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平民子女所接受的教育与其自身的生存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断裂,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脱离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而上层子女接受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在其现实生存环境中实现更好的生活。这种内在的断裂是由他们在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与教育现实中处于边缘性的位置所造成的。因此,今天的平民教育问题面临着一种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困乏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是内在断裂的平民教育文化。如果说,前者是只要政府重视或有人愿意通过捐助等方式投入资金就可解决的(当然,这在现有体制之下只能是一种假设),后者的解决则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关系到在现有体制状况之下,我们能否重建一种平民教育文化,这需要有志于此的人士的努力探索。
体制的制约作用并非意味着行动者的无所作为,只要积极投入探索,我们将可以重建一种新型的平民教育文化。承载这项使命的,将主要是为平民子女提供教育的基层学校。我们既需要较充足的教育资源,更需要力图整合面临内在断裂的平民社会与教育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充满信心与向上的勇气,可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感到自豪。在这方面,一些基层学校已经创造了很好的经验,一些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的人们正在孜孜以求,我们需要将这种精神、这些宝贵经验予以弘扬。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