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的《心灵史》在我们这座首府城市只有一家个体经文书店有售，和《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印刷品摆放在一起。这家小店的旁边是金壁辉煌装修漂亮的汗腾格里清真寺，那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是中外宾客来乌鲁木齐后常去的一个景点，大寺底层的摊铺货档摆满英吉沙小刀、艾得丽斯绸和巴基斯坦杂货。除了信奉真主的信徒和三五成群的游客之外，隔三岔五会有一些如我一样的异教徒穿过谜一样的土巷光临这家经文小店，掏钱购书，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涌如蚊的大街上。
　　这种景象似乎在暗示：和它的行销特点相一致，消费文化怎样和宗教精神同时发达起来，震惊和失语相同步，难言的感受日益尖锐也日益孤独。每个人都只与和自己心智相当的朋友，才去议论它，但又似乎不愿诉诸文字，就这样暗守着一个内心的轩然大波。以我的孤陋寡闻，鲜见专门的讨论文章，零星的触及更显出不经意的躲避和掩饰，这本书不仅带来享受，还夹杂着伤害和隐约的惊慌失措，讨论它实在过于严峻了。
　　张承志是一点一点把自己与汉文化、汉族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这个过程有相当的隐蔽性，只到显露出结果才令人吃了一惊。整个北中国、北中国的边疆、北中国的边疆民族和他们的精神信仰构成他写作的基础，他的文化姿态使他把黄河以南抛在一边，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价值尺度，在地域选择上，或许没有哪一个当代作家像他这样孤注一掷、旗帜鲜明。而后，他进一步聚焦，把笔对准心中的精神板块，这就是西北边域的伊斯兰区域。他使沙沟、金积堡、波马这样一些各类地图上均不会出现的荒僻小镇成为精神的圣地和首都。他觉察到北方旷野原始的包容性或含混性影响了胸中日益尖锐的批判欲望，以往的写作成为铺陈，他越过最后的隘口进入蓄谋已久的无人之境，变得更加狂暴和难以相处。不能要求激烈或极端的张承志能够解决自己的矛盾，他的博大总是以倾斜的方式得以显现，因此，在理性焦灼的最后一刻血管中残存的波斯人血液挽救(俘获？)了他。他变得敏感异常，潜伏的伤害和轻慢突然变得无法忍受，孤立成为现实，而内心正经历一次洗礼，他一定感到灵魂变得洁净和健康了，卓卓不群，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排除的过程，透析的过程，他发现四周围满对手。失去母语和属地对于他肯定是一种绝大的无奈和痛苦，混居杂处和汉语写作变得险象环生。他反复强调民族语言(主要是突厥语系)与汉语在表述上的不同，这种强调已经脱离习惯的写作速率，把他拉到另一种文明，面对汉语知识体系的不信任和对汉族知识分子传统品性的诘问，则构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张承志对妥协、求同存异、包容、同化和语焉不详的混杂极端厌恶，他喜欢纯粹、明净而不丧失挑衅色彩的事物。清真，清净无染，不光是宗教训言，而且是他绝对的精神操守，唯一至上是重要的，与智性相比意志是重要的，这些都是无法另立、比肩的神圣之物。信仰主义的精神定位既可以看作他退却中的发展，也可以看作对日益强大的市俗文化的仓促抗争——尽管这结局使人愕然，但又的确是欣然的悲怆之举。
　　如果说西风渐进，给基督教在中国的蔓延提供某种隙间，不如说一部分人以时髦的态度把基督打扮成市俗的形象，这种奇怪的动因和结果不乏现实的幽默。而伊斯兰教则连这现实的幽默也很稀薄。汉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从哪一方看过去所见的都是装束怪异的君王，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从来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在对方那里是那么充盈，而且成为支配性的力量。由此而言，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就成为一个恒久的刺激，一个倒立的坐标，比较之中不乏震惊与启迪，但要求一方放弃自己无论在理智还是在情感都极端为难，因为这一切是那么严肃。
　　《心灵史》刺激而难言，它使两种不可能相遇的东西相遇到一起，谁也不敢轻言对方，尽管满腹心事。
　　
　　(《心灵史》，张承志著，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版，5.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