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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电影《风声》中的汉奸王田香，丁默群更像一个人，这也许是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并不多见的。”《旗袍》中的丁默群，是王志文继《风声》里的王田香演绎的又一个反面的特务角色。这部谍战大戏在全国卫视播出后，收视率创下了新高。
这是一个和《色·戒》相似的故事。王志文演的丁默群和梁朝伟演的易先生差不多，是汪伪的特工头子。在《旗袍》里，丁默群原来是大学校长，即使成为特务，但仍然对旗袍文化情有独钟，最终因此陷于共产党员关萍露设下的 “美人计”无法自拔。
我想让妈妈快乐
在《旗袍》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问王志文谁是他见过的把旗袍穿得最美的人？王志文郑重起来：“我母亲。我看过我妈妈年轻时穿旗袍的照片，就我的印象来说，她穿旗袍是最美的。 ”
从小到大，母亲一直是最支持他的人。
“我需要200元钱，去成都参加电影学院的考试。”想当演员的想法被哥哥泼了冷水之后，高中生王志文找到了母亲。“我小的时候，生活并不像今天丰富多彩，看电影差不多是节假日才会有一次。能够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是一件非常幸福、快乐的事情，就像是在过一个节日。那时候我就想，演员这个工作真好，能够让大家愉快。”母亲想了一会，马上就答应了，给了他200元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在1984年，母亲的月工资是50元，这基本是家里的全部收入。
想当演员是因为一个朴素的愿望：想让母亲快乐。父亲因为遭遇车祸很早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上。志文在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我妈和我爸感情一直非常好，家里突然出现这么大变故，我妈一下接受不了，就经常一个人悄悄流泪。家里一共兄弟三个，我最小，总想替她分担一点，有时候夜里一觉醒来，摸着黑往妈妈眼睛上摸一摸，如果全是泪水，我后边的觉就睡不踏实了，如果妈妈脸上是干的，我就安心了。”
因为母亲的支持，哥哥不再反对，到火车站买好了票。18岁的王志文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成都，为了省钱，志文坐的是硬座，从上海去成都需要三个白天两个夜晚。他随身带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布包，里面是干粮、水杯和妈妈准备的盒饭。
在火车上，因为空气干燥，王志文流了很多鼻血，他熟练地拿出报纸，捏成团，塞进鼻孔。坐累了，就站着。车厢里空气浑浊，人声嘈杂，味道难闻。到晚上了，拿两张报纸就钻到座位的底下躺下，看着一双双腿和脚，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成都已经是晚上10点，公共汽车已经停了，按着手上的纸条，左拐右转，志文找到了一个朋友的亲戚家里。第二天，去考试点报上了名。借住的人家房子不大，主人对他的态度也不冷不热。第三天，志文搬到了教自己高中数学的郑老师弟弟家里。这个家庭对志文很热情，郑阿姨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
每天考试，郑阿姨都会陪志文一起去。当时的考试也很简单，除了文化课考试以外，就是表演。表演考试也不复杂，表演一个小品，唱一首歌。考试完回家，志文就给母亲写信，报告自己每天的情况。在成都的两个星期里，志文给母亲写了12封信。
回到上海以后，在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王志文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回想当年的考试经历，王志文说，“18岁的时候选择了演员为我的职业，但是当时我没料到它带来的名和利。那个时候，人对钱还没有这么明晰的认识，人们认为名和钱是很庸俗的东西。”
在北京学习工作10年以后，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王志文回到了上海。“在1995、1996那两年，我妈妈打给我的电话突然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对我的依赖渐渐多了起来。我一直想把我妈照顾好，那我就回到了上海。”
一回上海，志文就给妈妈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住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工作以外，志文三天两头去和母亲吃饭聊天。后来，由于母亲缺乏“安全感”，王志文决定换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把她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每天能够看到她，她也能每天看见我，我想会好一些”。
想做一个好演员
王志文演艺生涯的第一次打击来自大一的班主任徐老师。在秦皇岛的海边，徐老师和志文在海边散步，徐老师对志文说，“下学期我就不教你们了，志文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文化课很好，你的字也写得很好。所以你要做好准备，我们招你进来是让你来当老师的，要为学校培养师资力量，而且你做演员可能要吃点亏，要差点。”志文听了当时一惊，回答说：“我当不了演员你招我干什么呢？你招我就意味着我可以成为好演员，再说，我还没有演过戏，我怎么能够教学生表演呢？”徐老师的话像子弹一样打在了志文身上，也激起了志文身上的顽强的意志：我一定要当一个好演员！
不仅如此，就连给志文讲专业课的老师也感到纳闷，志文的作业为什么他自己不演主角，老是让其他同学担任主演呢？这样的次数多了，老师就忍不住问他：“志文，你怎么像一个导演，你编的小品和片断都被别人接受了，你应该在这个里面当主角，你为什么老是在自己创作的戏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呢？”志文的回答是：“在我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扮演主角。”
正因为如此，志文在成名以后，才会不按照演艺圈里的行规出牌，仍然会像接一部戏的主演那样认真地去演一个戏里的配角。志文说，“在电影这个总体当中，必须要有很多的零件一起运作这个机器才能正常地运转，配角同样重要。但是我们经常把这个主次分得很清楚，老是觉得演员红了以后就能演主角不能演配角，这是错误的想法。”
另外一次打击来自大四。一位叫张军钊的电影导演，请王志文在他导演的电影《弧光》中担任男主角。结果电影拍了一个月，导演对志文说要换男主角，而且说志文不会演戏。这件事对志文刺激很大。直到在《南行记》、《皇城根》、《过把瘾》中出现，作为演员的志文终于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肯定，志文的委屈和心内的缺憾才补全。
现在的志文，越来越坚定自己了。“80年代末，正处在我们中国很多审美的概念上的变化时期。尤其是对演员，以前我们觉得演员是带有模范作用的，后来觉得演员他应该更加以人性来面对这个职业。原来一些既有的规定被打破了，典型化的表演程式被突破了，很多按照以前观念被认为做不了演员的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很不错的演员了。就是这样，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了演员生涯。尽管有很多东西是一直在变，但是我的心理上有一个坚定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我建立起来的一个做人信念和表演标准，这个是你自己都不允许自己变的。”
做人要讲道理
毕业以后，志文分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工作。生活环境特别差，一间小屋两人合住，另外一位先生就在屋子里打隔断，他占三分之二，留给志文三分之一的面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了多年。
按照工龄，志文早就应该是教授了。但是当学校通知王志文参加评级，王志文得知评级要经过开会、填表以后，他决定放弃了评选。原因看似简单：“因为开会是我厌恶的事，填表也是我不喜欢的事，如果我为了一个职称，我要评一个一级演员、教授，然后我要填无数张表，然后我要开无数个会，以这样来交换的话，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志文在乎的是原则：某年中戏分房子，按照王志文的资格，应该在分房之列，但是却没有给他分。王志文很不高兴，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大意是，我是中戏的人，每部戏都给学校交劳务费，接每部戏都是公司先找学校签，然后再来找我，这是我一贯的做法。我这样做了，你就没有权力不给我分房子，你不能无视我的存在。
很快，中戏分给志文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拿到钥匙以后的一个月，王志文把房子的钥匙退回给院长。院长表示非常不理解：“分给你的房子怎么给退回来了？”志文回答说，“分不分，这是你们的事，要不要，这是我的事。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生活，北京的房子我不用，搁在我这儿浪费，我相信学校很多人期待着这房子，这房子可以给他们。”
直到现在，每逢年假节，学校在分一些福利物品的时候，都会给王志文分一份。王志文把这些东西分给了研究所的同事们。“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不需要的，为了拿这些东西飞北京一趟，很不值得。房子给了我空在那儿，我觉得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从北京搬回上海的时候，我连自己那间宿舍都让给了学校另外的一个年轻的夫妇住，其实我完全可以不把这个房子交给他们，但我想我没用，他们没有房子住，生活有困难，那我就给他们住了。”
王志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上海人最爱讲的一句话：做人要讲道理。
做名人不易
志文喜欢回忆学生时代。“上学的时候不会面对很多学习以外的事情。我个人的经历也是从学校到学校，工作单位也是学校。学校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干净、比较简单的地方。后来慢慢步入社会了，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我不适应。”
没有成名的时候总想着成名，成名以后有很多烦恼。红火以后的志文，有一段时间内，非常不适应生活的变化。“演员这个职业让你想有所作为，想学有所成，出了名以后你怎么来面对这个名，其实出了名不是一件好事，社会对你的要求和看法和没出名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没出名之前你不知道，没有做好准备。”
“人们会在你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你打一个电话，我没给你回你无所谓的，不回就不回了呗。但是，因为我成名了，我没回这就成一个事了，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事。我还是喜欢人跟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一定会考虑他的难处，他也会考虑我的难处。”
有趣的是，从一些报刊上读到的王志文跟现实中相处打过交道的王志文，是两个截然不同、差异很大的形象。志文说，“跟我相处时间比较长的人可能知道，比如说我的同学、我的老朋友，他们知道我在出名之前出名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拍《红粉》的时候，有一位自称是第一个写文章捧王志文的记者，帮助一家南方媒体约王志文写专栏，被王志文婉拒以后，该记者对王志文说：“我准备再捧出一个你这样的明星。”王志文微微一笑回答说：“中国有这人吗？”该记者觉得王志文不给自己面子，遂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大骂王志文忘恩负义，还找了一帮在媒体工作的哥们，要联合起来封杀王志文。
还有一家合肥的报纸，把别人干的事儿硬安到了他的头上，而且根据虚构的事实，大发了一通“某些像王志文这样的演员德行如何如何坏”的议论。王志文选择的是为名誉打“一元钱索赔”官司，结果是那张报纸公开道歉，不痛不痒赔几个钱，发行量却长了好多倍。
“在演员里我算是敢说话的，为什么我现在不说话，其实我也可以讲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客套话，大家听了都很舒服。但是难道就不能讲真话了吗？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真实。但是，真实往往是令人不舒服的。比如我有时候爱喝点酒，跟人家酒后聊天的话第二天就登在了报纸上。但读者不明白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情绪下说的话。然后，媒介大加发挥，甚至故意歪曲、捏造事实，这些伤害了我。”
后来发生了“名片事件”让王志文选择了远离媒体，专门找跟演艺圈和媒体不沾边的朋友交往，在安全的地方发泄和释放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个性里就好这份狂，从事这种职业更不能总压抑自己”。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记者：你现在出演电视剧越来越多，电影反倒不多，是什么原因？
王志文：我觉得电视剧比较简单，大部分的观众爱看，它就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剧。拍电视剧也比较简单，评论家们对电视剧没有这样那样的要求。而且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演员，这个职业是被别人选择的，人家找我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我觉得合适就接拍。我没有把自己当回事，这就是一个工作，一个谋生的手段，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不是很乏味，从事工作20年，慢慢就有了感情，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现在，那就把它认真做好。在表演上，我对电影和电视剧一样用心，并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你说演戏越来越困难了，这怎么理解？按理说你演过那么多戏，有过那么多的经验，应该是游刃有余啊。
王志文：就是说，你以前既定、已经形成的那一套东西都用完了，然后要把原来已经展览过的那部分内容，要从展览会上全部撕掉，然后你要重新建立一套新东西，拿出新作品。
我多次讲过，作为演员我演的角色只有一个，从第一个一直演到最后，如果我完成了这个角色，那我就不演电影了。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演的就是你自己，我说这个事不能这么看，我从来没有渴望把所有的人生放在一部电影作品里。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宁愿把它分散在很多电影和电视剧当中。这样的做法可以把我的生命给延续下去。
记者：你说过：“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理想、信念，都是我非常确信无疑的，觉得自己要用一生来坚持的东西，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王志文：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个人理想很微小，在生活中，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年轻的时候，还以为一个人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后来发现能够坚持自己的小时候就有的理想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能够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理想、价值观、道德观，不为现实而妥协变化，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很了不起了。
记者：你对一切事物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个习惯是这么形成的？
王志文：我以前总是对书本有一种尊敬，总是以为课本上的东西都是对的，就等于是真理。最早从事表演的时候，剧本给了我艺术规则，给我提供了进入的角度，我也是按这种既定要求在演，慢慢我就发现不是这样。有时候需要改变， 在文字提供的道路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样的改变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后来我对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也会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别人的角度之外，我会用自己的脑子重新认识组合，产生一个概念，而不是被既定方式所限制，我觉得拍戏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突破已有的框架，听一听不同的意见，会更加丰富已有的表演。
记者：你、陈道明、姜文都是都属于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你怎么看他们呢？
王志文：你说的姜文和陈道明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不光是他们俩，在我眼里还有葛优、李保田都是很好的演员。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对自己人生的态度，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愿意力求人的完美，有时候就疏忽了本质优点，要求我们做“三好学生”。社会上这样的人有吗？有，肯定会有，但是我做不到。
记者：难道你不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你吗？
王志文：对，我以前试图要做这样的人，总希望大家都满意，希望每个人都高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委屈我愿意承担，并且我勇于承担，但是有些最根本的东西我不可以改变的。
实际上你做不到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你做得好，而且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每个人选择得与失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我就想活得痛快些，我没想着要大伙都满意。当然，比如正义感、责任心，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
记者：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你要对母亲尽到丈夫的责任，你对母亲的感情和依赖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爱情？那么你将如何对待妻子呢？
王志文：我没有恋母情结，我没有父亲，她没有丈夫，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照顾她。而且我妈年纪越来越大，对我也有情感的需要。但是这样的情感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我的爱情和婚姻，我觉得是好妻子，就应该对妈好。▲
这是一个和《色·戒》相似的故事。王志文演的丁默群和梁朝伟演的易先生差不多，是汪伪的特工头子。在《旗袍》里，丁默群原来是大学校长，即使成为特务，但仍然对旗袍文化情有独钟，最终因此陷于共产党员关萍露设下的 “美人计”无法自拔。
我想让妈妈快乐
在《旗袍》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问王志文谁是他见过的把旗袍穿得最美的人？王志文郑重起来：“我母亲。我看过我妈妈年轻时穿旗袍的照片，就我的印象来说，她穿旗袍是最美的。 ”
从小到大，母亲一直是最支持他的人。
“我需要200元钱，去成都参加电影学院的考试。”想当演员的想法被哥哥泼了冷水之后，高中生王志文找到了母亲。“我小的时候，生活并不像今天丰富多彩，看电影差不多是节假日才会有一次。能够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是一件非常幸福、快乐的事情，就像是在过一个节日。那时候我就想，演员这个工作真好，能够让大家愉快。”母亲想了一会，马上就答应了，给了他200元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在1984年，母亲的月工资是50元，这基本是家里的全部收入。
想当演员是因为一个朴素的愿望：想让母亲快乐。父亲因为遭遇车祸很早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上。志文在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我妈和我爸感情一直非常好，家里突然出现这么大变故，我妈一下接受不了，就经常一个人悄悄流泪。家里一共兄弟三个，我最小，总想替她分担一点，有时候夜里一觉醒来，摸着黑往妈妈眼睛上摸一摸，如果全是泪水，我后边的觉就睡不踏实了，如果妈妈脸上是干的，我就安心了。”
因为母亲的支持，哥哥不再反对，到火车站买好了票。18岁的王志文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成都，为了省钱，志文坐的是硬座，从上海去成都需要三个白天两个夜晚。他随身带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布包，里面是干粮、水杯和妈妈准备的盒饭。
在火车上，因为空气干燥，王志文流了很多鼻血，他熟练地拿出报纸，捏成团，塞进鼻孔。坐累了，就站着。车厢里空气浑浊，人声嘈杂，味道难闻。到晚上了，拿两张报纸就钻到座位的底下躺下，看着一双双腿和脚，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成都已经是晚上10点，公共汽车已经停了，按着手上的纸条，左拐右转，志文找到了一个朋友的亲戚家里。第二天，去考试点报上了名。借住的人家房子不大，主人对他的态度也不冷不热。第三天，志文搬到了教自己高中数学的郑老师弟弟家里。这个家庭对志文很热情，郑阿姨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
每天考试，郑阿姨都会陪志文一起去。当时的考试也很简单，除了文化课考试以外，就是表演。表演考试也不复杂，表演一个小品，唱一首歌。考试完回家，志文就给母亲写信，报告自己每天的情况。在成都的两个星期里，志文给母亲写了12封信。
回到上海以后，在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王志文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回想当年的考试经历，王志文说，“18岁的时候选择了演员为我的职业，但是当时我没料到它带来的名和利。那个时候，人对钱还没有这么明晰的认识，人们认为名和钱是很庸俗的东西。”
在北京学习工作10年以后，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王志文回到了上海。“在1995、1996那两年，我妈妈打给我的电话突然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对我的依赖渐渐多了起来。我一直想把我妈照顾好，那我就回到了上海。”
一回上海，志文就给妈妈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住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工作以外，志文三天两头去和母亲吃饭聊天。后来，由于母亲缺乏“安全感”，王志文决定换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把她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每天能够看到她，她也能每天看见我，我想会好一些”。
想做一个好演员
王志文演艺生涯的第一次打击来自大一的班主任徐老师。在秦皇岛的海边，徐老师和志文在海边散步，徐老师对志文说，“下学期我就不教你们了，志文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文化课很好，你的字也写得很好。所以你要做好准备，我们招你进来是让你来当老师的，要为学校培养师资力量，而且你做演员可能要吃点亏，要差点。”志文听了当时一惊，回答说：“我当不了演员你招我干什么呢？你招我就意味着我可以成为好演员，再说，我还没有演过戏，我怎么能够教学生表演呢？”徐老师的话像子弹一样打在了志文身上，也激起了志文身上的顽强的意志：我一定要当一个好演员！
不仅如此，就连给志文讲专业课的老师也感到纳闷，志文的作业为什么他自己不演主角，老是让其他同学担任主演呢？这样的次数多了，老师就忍不住问他：“志文，你怎么像一个导演，你编的小品和片断都被别人接受了，你应该在这个里面当主角，你为什么老是在自己创作的戏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呢？”志文的回答是：“在我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扮演主角。”
正因为如此，志文在成名以后，才会不按照演艺圈里的行规出牌，仍然会像接一部戏的主演那样认真地去演一个戏里的配角。志文说，“在电影这个总体当中，必须要有很多的零件一起运作这个机器才能正常地运转，配角同样重要。但是我们经常把这个主次分得很清楚，老是觉得演员红了以后就能演主角不能演配角，这是错误的想法。”
另外一次打击来自大四。一位叫张军钊的电影导演，请王志文在他导演的电影《弧光》中担任男主角。结果电影拍了一个月，导演对志文说要换男主角，而且说志文不会演戏。这件事对志文刺激很大。直到在《南行记》、《皇城根》、《过把瘾》中出现，作为演员的志文终于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肯定，志文的委屈和心内的缺憾才补全。
现在的志文，越来越坚定自己了。“80年代末，正处在我们中国很多审美的概念上的变化时期。尤其是对演员，以前我们觉得演员是带有模范作用的，后来觉得演员他应该更加以人性来面对这个职业。原来一些既有的规定被打破了，典型化的表演程式被突破了，很多按照以前观念被认为做不了演员的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很不错的演员了。就是这样，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了演员生涯。尽管有很多东西是一直在变，但是我的心理上有一个坚定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我建立起来的一个做人信念和表演标准，这个是你自己都不允许自己变的。”
做人要讲道理
毕业以后，志文分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工作。生活环境特别差，一间小屋两人合住，另外一位先生就在屋子里打隔断，他占三分之二，留给志文三分之一的面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了多年。
按照工龄，志文早就应该是教授了。但是当学校通知王志文参加评级，王志文得知评级要经过开会、填表以后，他决定放弃了评选。原因看似简单：“因为开会是我厌恶的事，填表也是我不喜欢的事，如果我为了一个职称，我要评一个一级演员、教授，然后我要填无数张表，然后我要开无数个会，以这样来交换的话，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志文在乎的是原则：某年中戏分房子，按照王志文的资格，应该在分房之列，但是却没有给他分。王志文很不高兴，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大意是，我是中戏的人，每部戏都给学校交劳务费，接每部戏都是公司先找学校签，然后再来找我，这是我一贯的做法。我这样做了，你就没有权力不给我分房子，你不能无视我的存在。
很快，中戏分给志文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拿到钥匙以后的一个月，王志文把房子的钥匙退回给院长。院长表示非常不理解：“分给你的房子怎么给退回来了？”志文回答说，“分不分，这是你们的事，要不要，这是我的事。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生活，北京的房子我不用，搁在我这儿浪费，我相信学校很多人期待着这房子，这房子可以给他们。”
直到现在，每逢年假节，学校在分一些福利物品的时候，都会给王志文分一份。王志文把这些东西分给了研究所的同事们。“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不需要的，为了拿这些东西飞北京一趟，很不值得。房子给了我空在那儿，我觉得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从北京搬回上海的时候，我连自己那间宿舍都让给了学校另外的一个年轻的夫妇住，其实我完全可以不把这个房子交给他们，但我想我没用，他们没有房子住，生活有困难，那我就给他们住了。”
王志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上海人最爱讲的一句话：做人要讲道理。
做名人不易
志文喜欢回忆学生时代。“上学的时候不会面对很多学习以外的事情。我个人的经历也是从学校到学校，工作单位也是学校。学校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干净、比较简单的地方。后来慢慢步入社会了，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我不适应。”
没有成名的时候总想着成名，成名以后有很多烦恼。红火以后的志文，有一段时间内，非常不适应生活的变化。“演员这个职业让你想有所作为，想学有所成，出了名以后你怎么来面对这个名，其实出了名不是一件好事，社会对你的要求和看法和没出名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没出名之前你不知道，没有做好准备。”
“人们会在你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你打一个电话，我没给你回你无所谓的，不回就不回了呗。但是，因为我成名了，我没回这就成一个事了，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事。我还是喜欢人跟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一定会考虑他的难处，他也会考虑我的难处。”
有趣的是，从一些报刊上读到的王志文跟现实中相处打过交道的王志文，是两个截然不同、差异很大的形象。志文说，“跟我相处时间比较长的人可能知道，比如说我的同学、我的老朋友，他们知道我在出名之前出名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拍《红粉》的时候，有一位自称是第一个写文章捧王志文的记者，帮助一家南方媒体约王志文写专栏，被王志文婉拒以后，该记者对王志文说：“我准备再捧出一个你这样的明星。”王志文微微一笑回答说：“中国有这人吗？”该记者觉得王志文不给自己面子，遂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大骂王志文忘恩负义，还找了一帮在媒体工作的哥们，要联合起来封杀王志文。
还有一家合肥的报纸，把别人干的事儿硬安到了他的头上，而且根据虚构的事实，大发了一通“某些像王志文这样的演员德行如何如何坏”的议论。王志文选择的是为名誉打“一元钱索赔”官司，结果是那张报纸公开道歉，不痛不痒赔几个钱，发行量却长了好多倍。
“在演员里我算是敢说话的，为什么我现在不说话，其实我也可以讲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客套话，大家听了都很舒服。但是难道就不能讲真话了吗？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真实。但是，真实往往是令人不舒服的。比如我有时候爱喝点酒，跟人家酒后聊天的话第二天就登在了报纸上。但读者不明白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情绪下说的话。然后，媒介大加发挥，甚至故意歪曲、捏造事实，这些伤害了我。”
后来发生了“名片事件”让王志文选择了远离媒体，专门找跟演艺圈和媒体不沾边的朋友交往，在安全的地方发泄和释放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个性里就好这份狂，从事这种职业更不能总压抑自己”。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记者：你现在出演电视剧越来越多，电影反倒不多，是什么原因？
王志文：我觉得电视剧比较简单，大部分的观众爱看，它就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剧。拍电视剧也比较简单，评论家们对电视剧没有这样那样的要求。而且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演员，这个职业是被别人选择的，人家找我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我觉得合适就接拍。我没有把自己当回事，这就是一个工作，一个谋生的手段，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不是很乏味，从事工作20年，慢慢就有了感情，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现在，那就把它认真做好。在表演上，我对电影和电视剧一样用心，并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你说演戏越来越困难了，这怎么理解？按理说你演过那么多戏，有过那么多的经验，应该是游刃有余啊。
王志文：就是说，你以前既定、已经形成的那一套东西都用完了，然后要把原来已经展览过的那部分内容，要从展览会上全部撕掉，然后你要重新建立一套新东西，拿出新作品。
我多次讲过，作为演员我演的角色只有一个，从第一个一直演到最后，如果我完成了这个角色，那我就不演电影了。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演的就是你自己，我说这个事不能这么看，我从来没有渴望把所有的人生放在一部电影作品里。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宁愿把它分散在很多电影和电视剧当中。这样的做法可以把我的生命给延续下去。
记者：你说过：“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理想、信念，都是我非常确信无疑的，觉得自己要用一生来坚持的东西，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王志文：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个人理想很微小，在生活中，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年轻的时候，还以为一个人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后来发现能够坚持自己的小时候就有的理想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能够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理想、价值观、道德观，不为现实而妥协变化，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很了不起了。
记者：你对一切事物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个习惯是这么形成的？
王志文：我以前总是对书本有一种尊敬，总是以为课本上的东西都是对的，就等于是真理。最早从事表演的时候，剧本给了我艺术规则，给我提供了进入的角度，我也是按这种既定要求在演，慢慢我就发现不是这样。有时候需要改变， 在文字提供的道路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样的改变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后来我对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也会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别人的角度之外，我会用自己的脑子重新认识组合，产生一个概念，而不是被既定方式所限制，我觉得拍戏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突破已有的框架，听一听不同的意见，会更加丰富已有的表演。
记者：你、陈道明、姜文都是都属于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你怎么看他们呢？
王志文：你说的姜文和陈道明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不光是他们俩，在我眼里还有葛优、李保田都是很好的演员。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对自己人生的态度，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愿意力求人的完美，有时候就疏忽了本质优点，要求我们做“三好学生”。社会上这样的人有吗？有，肯定会有，但是我做不到。
记者：难道你不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你吗？
王志文：对，我以前试图要做这样的人，总希望大家都满意，希望每个人都高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委屈我愿意承担，并且我勇于承担，但是有些最根本的东西我不可以改变的。
实际上你做不到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你做得好，而且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每个人选择得与失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我就想活得痛快些，我没想着要大伙都满意。当然，比如正义感、责任心，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
记者：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你要对母亲尽到丈夫的责任，你对母亲的感情和依赖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爱情？那么你将如何对待妻子呢？
王志文：我没有恋母情结，我没有父亲，她没有丈夫，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照顾她。而且我妈年纪越来越大，对我也有情感的需要。但是这样的情感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我的爱情和婚姻，我觉得是好妻子，就应该对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