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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讲述了一部家庭伦理悲剧，从符号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小说的不可靠叙事，可从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中找出伦理悲剧的内外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叙述者悦子“符号自我”的重构，解开其叙事之谜。
关键词： 叙述主体 符号叙事学 符号自我
一、引言
《远山淡影》是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部家庭伦理悲剧，其独特的叙事手法获得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围绕小说第一人称不可靠叙事的研究集中于叙述者的身份建构、叙事进程、叙事判断等方面。从符号叙事学的角度解读《远山淡影》，可进一步拓宽叙事研究的视野。
符号叙事学，即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叙事文本。叙述是一种符号行为，赵毅衡指出，凡是用一种符号手段再现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排列又具有一定的“可跟踪性”，这个符号意指过程就称为叙述[1]。读者对小说文本的阅读过程是对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进行动态阐释的过程，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对符号文本的解释项逐渐向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图靠拢。《远山淡影》的叙事模糊、零碎，从符号叙事学的角度解读文本，可绕过阅读障碍，从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中找出伦理悲剧的成因，并深入叙述者悦子的内心世界，解开其叙事之谜。
二、探寻伦理悲剧的内外因
《远山淡影》以叙述者悦子交代大女儿景子自杀的事实为叙事开端，主叙述层由悦子的回忆构成，叙述主体在文本层面分化为叙述者和多个人物，悦子本人也分裂为两个人物，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结尾处的“消解叙述”帮助读者理清一条事实脉络——佐知子与女儿万里子是虚构的人物，前者是悦子分裂的自我，后者是景子的化身。分化的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是探寻伦理悲剧内、外因的重要线索。
（一）悦子母女性格中的悲剧因子
主叙述层一条显著的叙事线是“悦子与佐知子母女交往的经历”，在该叙事线上，叙述主体分化为悦子、佐知子和万里子，她们的符号交流是透视悦子母女性格的关键。
佐知子向悦子讲述自己的家庭背景、与美国人弗兰克交往的经历、对美国生活的向往等，悦子则从传统日本女性的立场出发，劝其多关心女儿，提防弗兰克。佐知子明知自由、随性的弗兰克缺乏责任感，却将自己和女儿的未来寄托在他身上。弗兰克的品性隐喻美国生活机遇与挑战、安全与危险共存的特点，佐知子对弗兰克的执著意味着她对传统日本母亲身份的摒弃与对安稳生活的厌恶。
万里子沉默寡言、敏感自闭，其为数不多的话语中总是涉及“小猫”、“神秘女人”和“悦子手中的绳子”，这些象征符号是透视万里子内心创伤的重要符号。“小猫”是万里子的心爱之物，万里子欲将它送给悦子，为其找个家，隐喻自己渴望一个家。在万里子的寻家之路上，母亲设置了重重障碍，小猫最终没有被人收养，象征万里子始终没有归属感。“神秘女人”是万里子亲眼看见的杀死自己孩子的女人，是她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象。万里子反复向悦子提起那个女人来找过她，实则内心反复出现的死亡意识，预示今后的悲剧，这种超越时间的死亡意识正是母亲施加给她的。“悦子手中的绳子”同样是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暗示景子结束生命的方式。万里子反复询问悦子为何拿着绳子，实则责问母亲为何将她逼入绝境。这些“答非所问”的语言符号均是景子的化身对回到伦理现场的悦子发出的道德诘问，揭示了母女二人难以逆转的紧张关系。
通过对上述符号信息的阐释，悦子母女性格中的悲剧因子清晰呈现于读者的认知图式，悦子的自私、专断和景子的忧郁、自闭是家庭伦理悲剧的内在原因。
（二）时代背景中的悲剧诱因
主叙述层的另一条叙事线是“悦子与家人相处的经历”，该叙事线上，叙述主体分化为悦子、丈夫二郎、公公绪方先生、松田重夫，他们的符号交流揭示了隐藏于时代背景中的悲剧诱因。
绪方先生抱怨日本年轻一代对傳统价值观的轻视，二郎则批判老一代的顽固保守，坚持婚后搬出父亲的老宅，与悦子住进美式公寓；绪方先生的军国主义思想更是受到激进派教育者松田重夫的批判：“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2]188这些符号文本帮助读者从人物的冲突中把握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多元意识形态共存的复杂局面。悦子出身名门，从小学习英语，接触西方文化，自然成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拥护者。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引诱她移民欧美国家，实现自我价值。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与欧美男士的婚姻是悦子实现移民目标的唯一途径。虽然悦子曾挣扎于个人主义理想与传统价值观之间，一度放弃移民的打算，在西方文化的強势冲击下，她的利己人格却最终占上风，宁可冒着被外国男友抛弃的风险，也不愿为了女儿将后半生浪费在日本。时代背景中的悲剧诱因是悦子家庭伦理悲剧不可忽视的外因。
三、探索“消解叙述”的深层原因
悦子为何在叙述行为即将结束之际消解叙述，将自我暴露于读者的批判视野？读者可从她内心的符号活动中找到答案。
自我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其符号化过程在于内心对话。符号学家诺伯特·威利结合米德与皮尔斯关于内心对话的思想，提出“主我（当下）——你（未来）——客我（过去）”的三元交流模式，“主我”是符号，“客我”是对象，“你”是解释项。符号自我具有自反性和阐释性，“当下自我向未来自我阐释着过去的自我。用对话性术语讲，主我和‘你’解释客我，是为了给‘你’提供方向”[3]16。个体通过对时间的驾驭完成符号自我的重构。悦子的叙述过程也是内心对话的过程，在灵魂自述中她的“符号自我”得以重构。
回忆中的悦子是叙述者在元层面复制的自我，在符号自我重构的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与佐知子进行符号交流时，悦子是沿着时间轴移入过去的主我，佐知子则充当悦子的客我，二者的叙述话语是内心的符号交流。在与回忆中的其他人物进行符号交流时，悦子充当客我，被超叙述层的主我审视。 主我（悦子）跨越时间距离与客我（佐知子）相遇，二者的空间距离由远及近。起初，主我采用俯视视角观察客我，从公寓楼的窗户凝视着客我所住的破旧小木屋与门口的白色美国大车。“看”是一种具有高度自反性的认知行为，主我在看的同时感知、体验客我的经历，并对此做出道德判断。韦恩·布斯指出，视角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选择”问题[4]。俯视视角表明主我认为自己在道德层面高于客我，后者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及与美国男友的“厮混”成为前者审视与批判的焦点。随后，主我拉近与客我的距离，观察后者的容貌，发现“她略显年轻的身材骗了大家，她的脸远不止三十岁”[2]10，并细致描述后者脸上的皱纹，暗示了客我生活的艱辛。当二者展开内心对话时，主我的话语流露出批判和同情。主我对客我的批判主要围绕客我对待女儿的方式，以及与美国男友交往的不慎之处。主我在道德层面上凌驾于客我，从传统日本母亲的视角出发，批评客我对女儿逃学、打架等行为视而不见，并时常将女儿一个人丢在家里。客我不认可主我的批评，也不刻意为自己辩护。主我从客我之镜回视自身，为未来的你找到解释项——做小女儿妮基的好母亲，不再干涉她的生活。关于美国男友弗兰克的对话是主、客二我伦理观的交锋。主我质问客我为何将未来寄托在不靠谱的弗兰克身上，为何不为女儿的利益着想，客我向主我展示离开日本追逐梦想的决心。主我自反性地回顾当年客我对日本价值观的否定与对移民的执著，移民英国的悦子实现自我价值，却失去女儿景子。内心对话唤醒主我的伦理意识，主我坦白：“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2]228“主我——你——客我”三元结构是与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元结构相同的无限循环结构，在时间的符号流中，过去的主我转变为当下的客我，当下的主我演变为未来的客我，景子的伦理悲剧与客我当年的主我（佐知子）特殊的符号身份密切相连。自反性是符号自我固有的属性，然而，当“主我——你——客我”三元结构中的某种身份开始扮演整个结构角色，这种身份就有可能夺取结构的自反性功能，使自反性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种自反过程将通过身份的独特视角，只看到身份所想要看到的和所需要看到的[3]40。当年的主我因为执著于移民而无法穿透自反性的盲点，看不到母女间紧张的伦理关系和女儿的伦理困境。
回忆中的悦子另一个身份是叙述者的客我。在传统的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中，当下我与过去我之间的差距转化为叙述动机。赵毅衡指出，在启悟小说式格局中，“二我差”最终会渐渐合拢、消失，因为人物渐渐成熟[5]。悦子的主、客“二我差”却被叙述者刻意缩短。表面上，主我与客我在认知、情感方面并没有多大差距，破解主、客二我内心对话之谜必须求助于进入符号自我的“他者”，威利将其称为“拜访者”。藤原太太和绪方先生是参与悦子内心对话的重要拜访者，二者不仅揭开了客我的真面目，还充当了反思之镜，帮助主我在元层面审视客我，重构符号自我。与悦子相比，藤原太太在战争中遭遇更重的创伤，却满足于经营一家小面馆，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到希望。藤原太太的乐观与勇敢让主我反思客我当年的悲观与逃避心态，重新评价第一段婚姻，并向你展示真实的前夫形象：“在他当女儿父亲的那七年，他是个好父亲。”[2]114绪方先生是社会转型期开明与保守思想共存的代表人物，叙述者用大量篇幅展示绪方先生與时俱进的家庭观及其对陈旧社会意识形态的维护。绪方先生与悦子的对话帮助主我在元层面重新审视时代剧变中东西方伦理观、价值观的冲突，反思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追忆温暖的生活片段。
主我顺着时间的符号流向下移动，将客我看了个通透，并通过对时间性的超越为你指明方向。全新的符号自我内各身份和谐共存，维持主体内心的一致性。符号自我的重构让悦子跨越内心障碍，以消解叙述的方式坦诚自己对景子的悲剧应负的责任。
四、结语
符号学与叙事学的结合帮助读者从表层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内心的符号活动中把握小说的精髓。分化的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帮助读者理清悦子不可靠叙述背后事实，找出伦理悲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叙述者符号自我的重构，可解开她的“消解叙述”之谜。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
[2]石黑一雄，著.张晓意，译.远山淡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诺伯特·威利，著.文一茗，译.符号自我[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4]Booth，Wayne.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83.
[5]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59.
基金项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类委托研究项目“符号学视域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SK2015A778）
摘 要： 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讲述了一部家庭伦理悲剧，从符号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小说的不可靠叙事，可从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中找出伦理悲剧的内外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叙述者悦子“符号自我”的重构，解开其叙事之谜。
关键词： 叙述主体 符号叙事学 符号自我
一、引言
《远山淡影》是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部家庭伦理悲剧，其独特的叙事手法获得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围绕小说第一人称不可靠叙事的研究集中于叙述者的身份建构、叙事进程、叙事判断等方面。从符号叙事学的角度解读《远山淡影》，可进一步拓宽叙事研究的视野。
符号叙事学，即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叙事文本。叙述是一种符号行为，赵毅衡指出，凡是用一种符号手段再现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排列又具有一定的“可跟踪性”，这个符号意指过程就称为叙述[1]。读者对小说文本的阅读过程是对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进行动态阐释的过程，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对符号文本的解释项逐渐向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图靠拢。《远山淡影》的叙事模糊、零碎，从符号叙事学的角度解读文本，可绕过阅读障碍，从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中找出伦理悲剧的成因，并深入叙述者悦子的内心世界，解开其叙事之谜。
二、探寻伦理悲剧的内外因
《远山淡影》以叙述者悦子交代大女儿景子自杀的事实为叙事开端，主叙述层由悦子的回忆构成，叙述主体在文本层面分化为叙述者和多个人物，悦子本人也分裂为两个人物，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结尾处的“消解叙述”帮助读者理清一条事实脉络——佐知子与女儿万里子是虚构的人物，前者是悦子分裂的自我，后者是景子的化身。分化的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是探寻伦理悲剧内、外因的重要线索。
（一）悦子母女性格中的悲剧因子
主叙述层一条显著的叙事线是“悦子与佐知子母女交往的经历”，在该叙事线上，叙述主体分化为悦子、佐知子和万里子，她们的符号交流是透视悦子母女性格的关键。
佐知子向悦子讲述自己的家庭背景、与美国人弗兰克交往的经历、对美国生活的向往等，悦子则从传统日本女性的立场出发，劝其多关心女儿，提防弗兰克。佐知子明知自由、随性的弗兰克缺乏责任感，却将自己和女儿的未来寄托在他身上。弗兰克的品性隐喻美国生活机遇与挑战、安全与危险共存的特点，佐知子对弗兰克的执著意味着她对传统日本母亲身份的摒弃与对安稳生活的厌恶。
万里子沉默寡言、敏感自闭，其为数不多的话语中总是涉及“小猫”、“神秘女人”和“悦子手中的绳子”，这些象征符号是透视万里子内心创伤的重要符号。“小猫”是万里子的心爱之物，万里子欲将它送给悦子，为其找个家，隐喻自己渴望一个家。在万里子的寻家之路上，母亲设置了重重障碍，小猫最终没有被人收养，象征万里子始终没有归属感。“神秘女人”是万里子亲眼看见的杀死自己孩子的女人，是她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象。万里子反复向悦子提起那个女人来找过她，实则内心反复出现的死亡意识，预示今后的悲剧，这种超越时间的死亡意识正是母亲施加给她的。“悦子手中的绳子”同样是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暗示景子结束生命的方式。万里子反复询问悦子为何拿着绳子，实则责问母亲为何将她逼入绝境。这些“答非所问”的语言符号均是景子的化身对回到伦理现场的悦子发出的道德诘问，揭示了母女二人难以逆转的紧张关系。
通过对上述符号信息的阐释，悦子母女性格中的悲剧因子清晰呈现于读者的认知图式，悦子的自私、专断和景子的忧郁、自闭是家庭伦理悲剧的内在原因。
（二）时代背景中的悲剧诱因
主叙述层的另一条叙事线是“悦子与家人相处的经历”，该叙事线上，叙述主体分化为悦子、丈夫二郎、公公绪方先生、松田重夫，他们的符号交流揭示了隐藏于时代背景中的悲剧诱因。
绪方先生抱怨日本年轻一代对傳统价值观的轻视，二郎则批判老一代的顽固保守，坚持婚后搬出父亲的老宅，与悦子住进美式公寓；绪方先生的军国主义思想更是受到激进派教育者松田重夫的批判：“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2]188这些符号文本帮助读者从人物的冲突中把握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多元意识形态共存的复杂局面。悦子出身名门，从小学习英语，接触西方文化，自然成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拥护者。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引诱她移民欧美国家，实现自我价值。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与欧美男士的婚姻是悦子实现移民目标的唯一途径。虽然悦子曾挣扎于个人主义理想与传统价值观之间，一度放弃移民的打算，在西方文化的強势冲击下，她的利己人格却最终占上风，宁可冒着被外国男友抛弃的风险，也不愿为了女儿将后半生浪费在日本。时代背景中的悲剧诱因是悦子家庭伦理悲剧不可忽视的外因。
三、探索“消解叙述”的深层原因
悦子为何在叙述行为即将结束之际消解叙述，将自我暴露于读者的批判视野？读者可从她内心的符号活动中找到答案。
自我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其符号化过程在于内心对话。符号学家诺伯特·威利结合米德与皮尔斯关于内心对话的思想，提出“主我（当下）——你（未来）——客我（过去）”的三元交流模式，“主我”是符号，“客我”是对象，“你”是解释项。符号自我具有自反性和阐释性，“当下自我向未来自我阐释着过去的自我。用对话性术语讲，主我和‘你’解释客我，是为了给‘你’提供方向”[3]16。个体通过对时间的驾驭完成符号自我的重构。悦子的叙述过程也是内心对话的过程，在灵魂自述中她的“符号自我”得以重构。
回忆中的悦子是叙述者在元层面复制的自我，在符号自我重构的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与佐知子进行符号交流时，悦子是沿着时间轴移入过去的主我，佐知子则充当悦子的客我，二者的叙述话语是内心的符号交流。在与回忆中的其他人物进行符号交流时，悦子充当客我，被超叙述层的主我审视。 主我（悦子）跨越时间距离与客我（佐知子）相遇，二者的空间距离由远及近。起初，主我采用俯视视角观察客我，从公寓楼的窗户凝视着客我所住的破旧小木屋与门口的白色美国大车。“看”是一种具有高度自反性的认知行为，主我在看的同时感知、体验客我的经历，并对此做出道德判断。韦恩·布斯指出，视角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选择”问题[4]。俯视视角表明主我认为自己在道德层面高于客我，后者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及与美国男友的“厮混”成为前者审视与批判的焦点。随后，主我拉近与客我的距离，观察后者的容貌，发现“她略显年轻的身材骗了大家，她的脸远不止三十岁”[2]10，并细致描述后者脸上的皱纹，暗示了客我生活的艱辛。当二者展开内心对话时，主我的话语流露出批判和同情。主我对客我的批判主要围绕客我对待女儿的方式，以及与美国男友交往的不慎之处。主我在道德层面上凌驾于客我，从传统日本母亲的视角出发，批评客我对女儿逃学、打架等行为视而不见，并时常将女儿一个人丢在家里。客我不认可主我的批评，也不刻意为自己辩护。主我从客我之镜回视自身，为未来的你找到解释项——做小女儿妮基的好母亲，不再干涉她的生活。关于美国男友弗兰克的对话是主、客二我伦理观的交锋。主我质问客我为何将未来寄托在不靠谱的弗兰克身上，为何不为女儿的利益着想，客我向主我展示离开日本追逐梦想的决心。主我自反性地回顾当年客我对日本价值观的否定与对移民的执著，移民英国的悦子实现自我价值，却失去女儿景子。内心对话唤醒主我的伦理意识，主我坦白：“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2]228“主我——你——客我”三元结构是与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元结构相同的无限循环结构，在时间的符号流中，过去的主我转变为当下的客我，当下的主我演变为未来的客我，景子的伦理悲剧与客我当年的主我（佐知子）特殊的符号身份密切相连。自反性是符号自我固有的属性，然而，当“主我——你——客我”三元结构中的某种身份开始扮演整个结构角色，这种身份就有可能夺取结构的自反性功能，使自反性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种自反过程将通过身份的独特视角，只看到身份所想要看到的和所需要看到的[3]40。当年的主我因为执著于移民而无法穿透自反性的盲点，看不到母女间紧张的伦理关系和女儿的伦理困境。
回忆中的悦子另一个身份是叙述者的客我。在传统的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中，当下我与过去我之间的差距转化为叙述动机。赵毅衡指出，在启悟小说式格局中，“二我差”最终会渐渐合拢、消失，因为人物渐渐成熟[5]。悦子的主、客“二我差”却被叙述者刻意缩短。表面上，主我与客我在认知、情感方面并没有多大差距，破解主、客二我内心对话之谜必须求助于进入符号自我的“他者”，威利将其称为“拜访者”。藤原太太和绪方先生是参与悦子内心对话的重要拜访者，二者不仅揭开了客我的真面目，还充当了反思之镜，帮助主我在元层面审视客我，重构符号自我。与悦子相比，藤原太太在战争中遭遇更重的创伤，却满足于经营一家小面馆，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到希望。藤原太太的乐观与勇敢让主我反思客我当年的悲观与逃避心态，重新评价第一段婚姻，并向你展示真实的前夫形象：“在他当女儿父亲的那七年，他是个好父亲。”[2]114绪方先生是社会转型期开明与保守思想共存的代表人物，叙述者用大量篇幅展示绪方先生與时俱进的家庭观及其对陈旧社会意识形态的维护。绪方先生与悦子的对话帮助主我在元层面重新审视时代剧变中东西方伦理观、价值观的冲突，反思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追忆温暖的生活片段。
主我顺着时间的符号流向下移动，将客我看了个通透，并通过对时间性的超越为你指明方向。全新的符号自我内各身份和谐共存，维持主体内心的一致性。符号自我的重构让悦子跨越内心障碍，以消解叙述的方式坦诚自己对景子的悲剧应负的责任。
四、结语
符号学与叙事学的结合帮助读者从表层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内心的符号活动中把握小说的精髓。分化的叙述主体发送的符号信息帮助读者理清悦子不可靠叙述背后事实，找出伦理悲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叙述者符号自我的重构，可解开她的“消解叙述”之谜。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
[2]石黑一雄，著.张晓意，译.远山淡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诺伯特·威利，著.文一茗，译.符号自我[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4]Booth，Wayne.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83.
[5]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59.
基金项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类委托研究项目“符号学视域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SK2015A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