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空虚症
　　晚饭后，夕阳西下，村路上游走着几只悠闲的鹅。3个妇人搀扶着酩酊大醉的男人往回走。一个男人说，一天三顿杯在手，你看我风流不风流？另一个男人说，最好的东西就是酒，喝好了再无忧和愁。第三个男人刚要说什么，怎奈是脚下没跟，“扑通”一声摔倒在地，那女人满腹牢骚地去搀扶，摔倒的男人说，今天实在没喝够，再来二斤才罢休……
　　村路上的鸡鸭鹅被惊动了，它们承受不了酒精的气味，拍打着翅膀，嘎嘎飞走了。这3个醉汉没走多远，后面又有3个醉汉趔趔趄趄地走过来。
　　这就是偏远、闭塞状态下的中梨树沟村。早午晚三餐饮酒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人三天一大醉，两天一小醉，还有人甚至一天一醉，或者说，村人的血液中常年处于酒精的浸泡之中。
　　然而酗酒却不是孤立存在的。由于村落的宁静与封闭性特征，村人在经济上表现为贫困，在精神层面却表现为空虚。酗酒就是精神的空虚。如果说精神空虚是一种病理的话，那么它的症状除了酗酒还表现为性早熟和生殖力旺盛。城镇化进程没有启动之前的中梨树沟村，早婚早育现象非常普遍，一般家庭的男孩子二十出头就结婚生子，超过23岁结婚的很少，25岁以上结婚的实在不多见。再说生育现象，那时候这个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难做，尽管对超生户实行严厉的经济处罚，然而超生户却仍旧十分普遍。即使是采取拆除房屋、没收土地等极端措施，而多子多福的观念却还是破除不掉。
　　这就是精神空虚所积淀的贫困文化，一种现象一旦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要反作用于这个人群。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1959年考察墨西哥文化时提出了“贫困文化”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虽然是刘易斯对纬度生态提出的，却也能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弱势群体的文化特征。就是说，农民的弱势还须依仗他们对弱势的适应，这种适应性就叫做“贫困文化”。
　　那么，“贫困文化”又是怎样反作用于农民弱势的呢？除了上面说的精神空虚症以外，还包括文化的贫困。在中梨树沟村，文化知识很难成为村人的诚恳需求，村人们需要文化时（比如写楹联、写礼账、写文书）就临时抱佛脚地哄抬一下文化人，事过之后，农村文化人在世俗中还是要被视为异类，被人说成清高、隔类、不合群等等。显而易见，说文化人清高，正能折射出村人的低俗；说文化人隔类，正能折射出村人的落后；说文化人不合群，正能折射出村人的自恋与自负。
　　人的属性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表现为人的动物性特征，社会（文化）属性表现为人的精神性特征。人的全部属性的代数和是一定的，文化属性高，自然属性就会低；反之，文化属性低，自然属性就会相对增高。文化贫困与精神空虚是孪生兄弟，由此派生出来的酗酒、早熟、生殖力旺盛现象又在反推着贫困文化的形成。
　　怡然自得症
　　从社会形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梨树沟村的居住格局。这个村大约有300年的历史，而住宅建筑一直沿袭着同宗聚居的习俗。按照街道来划分，一趟街都是王姓、李姓或者田姓；除了同宗同族聚居之外，还有亲嗣相邻的特征。我们朱姓就是投奔一个姓施的亲戚来到这个村落户的，我家老宅的房舍当然就坐落在施姓的附近。切不可小看了居住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居住格局是自成体系的基础，是村落文化的重要元素。你看，房屋栉比，鸡犬相闻，炊烟落日，社祠村政，自成一体。在城乡二元化的漫长岁月里，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难怪俄语中的“Mnp”不仅可以译成“乡村”，也可以译成“世界”或“和平”。从这个俄语单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就具有独立世界的含义，也具有祥和、宁静、偏远的特征。这些特征有什么不好吗？世界上的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如果你要修身养性，那么乡村可能就是一个绝好的去处，如果你要发展进步，乡村的特征就成为桎梏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封闭的村落可以使人养成怡然自得的心理习惯。
　　所谓怡然自得就是没有那种身不由己的紧迫感。我落后贫困，我周围的人群也落后贫困；我醉生梦死，我周围的人也都是醉生梦死，这怕什么，大家都这样嘛。由于地域狭窄和处所宁静，中梨树沟村人的餐桌上多少年来都是那几样老祖宗留下来的菜肴：酸菜丝、白菜片、花生米、炒大葱。服装上，这里的村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山装和夹克衫，穿西装扎领带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让人看着不舒服。居住方面，传统的木质结构的房屋仍旧占有很大比例，屋子里的陈设有多一半中老年人还在使用旧式的板柜，板柜上面摆着“镜戳”，镜戳上面的联作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或是“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业还是读书”，这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祖训尽管无可厚非，然而年代毕竟十分久远，没有半点新时代的气息可闻。走进这里，让人产生一种时光凝固的感觉。在民俗上，人们看重的只有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这3个节日，其他节日就像是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一样，怎么说都觉得不是很顺遂自然。
　　城镇化进程没有开始之前，中梨树沟村人就是这样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大有怡然自得的情趣。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大量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之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改观。
　　这些改观表现在：一、村人的商业化意识在增强。农民工每天都在创造价值，每天都在改变着自身的贫困状态。不知不觉间，村人们掀起了一股月收入比赛、存款数额比赛、生活质量比赛和身体保健比赛的新时尚。因此，村人思想意识中就增进了重个性、重实效、重利益、重选择、重竞争的文化品质，从而抛弃了那种偏安一隅、麻木不仁的陋习。二、交往的社会面不断扩大。由于城乡往来频繁深入，城市中的生活服务商业化也对村人产生影响，洗澡、理发、交通、娱乐都以消费作为杠杆，因此村人的思维方式也增进了报酬、盈利等观念，血缘观念、亲朋观念、情感观念这些深度意识随之削弱，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深刻变化。三、城市中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农民工往返城乡之间，为农村带来了新潮流、新文化、新风尚、新作品，村人们在日新月异的生活变革中受到了感召与鞭策，于是，那种怡然自得的心理就土崩瓦解了！
　　村人们尝到了火锅的鲜美、涮锅的趣味、羊排的诱人、肘子肉的清香，然而要想吃到它就要努力挣钱；城里的新款服装伴随着农民工的往返涌入了乡村，村人们爱不释手，然而却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要想穿上它也需要努力挣钱；城里居所的新潮装修堂皇而富丽，新增设的节日都带有浓浓的文化色彩，要想享有它还是需要努力挣钱……巨大的比照力量唤醒了宁静的山村，激活了沉睡的心灵！ 　　如果怡然自得症是一块冰雪，那么城镇化潮流就是一缕春风！春风吹来了，冰雪还能不融化吗？
　　贫困适应症
　　贫困这个阴影笼罩了中国农村几千年，这个魔怪一样的东西大肆折磨着中国农民，同时也培育了中国农民的适应性。我们看到，贫困弱势培育出农民的勤劳节俭，而勤劳节俭也在反推着贫困弱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勤劳、节俭是一种美德，也是贫困的衍生物。作为美德，勤劳节俭在农业社会中受到长期称道，而在人的生存状态上说，勤劳节俭却能使人终生无暇放松，甚至无暇调整自身的迷惘。如果休闲度假是一种诗意人生，那么农民似乎生来就与休闲度假无缘，他们终生被围困在忙碌与挣扎之中。中梨树沟村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古训，叫做“勤有功、嬉无益、戒之哉、勤勉励”。我们尽管认同这种训诫的积极性，却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训诫对贫困的容忍与承受。勤劳节俭的两重性在于，这种品格能够把一个困顿的日子维系下去，也可能在这种维系中淡忘了改造与变革。因为许多生机都是在狭路相逢中出现的。
　　有一句古话叫做安贫乐道，这只是探寻宇宙人生真相的执着精神，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人生的常态。那么人生的常态是什么呢？这里我们有必要认识德国18世纪的哲学家荷尔德林，他的著名论断是：人类应该诗意栖居在大地上。那么什么是诗意栖居呢？诗意栖居的人首先应该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要有理想、有尊严、有色彩地生活。在物欲横流的时势中，我们认为人为物累、为金钱所累没有诗意，同理，如果人要像牛马那样经年累月地劳作奔波也同样没有诗意。
　　记得早年村里有一位老农，这个老农在中耕夏锄季节对子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说你们每天务必要弄得一身露水两脚泥，否则就不要回家吃饭，有时候地里的农活没有那么多，子女们就不知所措了，到哪去弄一身露水两脚泥啊？这个故事起码向我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农活既然又苦又累，那么我们就应该训练出对苦累的适应性与承受力。这一代农民已经把自己托付给苦难的时光了，然而这一代农民忘却了对命运的抗争，他们在含辛茹苦中培养了自己对苦难的承受。
　　农民工进城之后，这种偏安一隅苟且偷安的心理被抛弃了！伴随着经济收入的逐年增加，那种一身露水两脚泥的形象已经不是农民的本色了。村人们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获取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人是需要闲暇时间的，我们说人为物累不是人生常态，而贫穷也不是人生常态，只有物阜民丰才有可能为心灵提供栖息之地。
　　伴随着城镇化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村人们很快就能进入诗意人生：三月三的雅集，曲水流觞诗意晴朗；五月五的龙舟，先贤之风山高水长；七月七的新月，女孩乞巧心爽事旺；九月九的登高，青云之志任君逍遥；还有中秋的朗月，除夕的岁火，亲友团圆滋味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