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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大辞典》问世了，这部凝聚沈伯俊、谭良啸20年心血的成果，是海内外唯一的以《三国演义》为中心的大辞典，是有关《三国》的小百科。它的问世，无论对《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文化的研究，还是对广大读者的欣赏，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而且随着时日的延伸，将日益彰显其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盛世修史撰典，是历史文化长河必然出现的现象。《三国演义》大辞典也是历史机遇下的产物。《三国演义》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一部流传千古、群众喜闻乐见的名著，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对它的研究却处于冷寂的状态。无论从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其他几部名著相比，还是与国外，特别是日本、韩国对这部名著从本体到应用的研究相比，都形成一个很大的落差。探寻其根由，一是文革前思想文化领域受“左”的影响，认为《三国演义》宣扬了正统思想；二是1959年历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一直把翻案的文章做到《三国演义》上，说什么“《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自那以后，近20年的时间，《三国演义》的研究几乎形成空白。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四川、江苏、河南、湖北等省学者异军突起，掀起《三国演义》研究的热潮，成为学术界研究古代小说最令人瞩目的一道风景线。时代造就文化氛围，文化铸造时代精神。热情投身《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沈伯俊、谭良啸应运肩负起了编纂《三国演义辞典》的工程，他们“六载积累，上下求索；两载酝酿，四处切磋；一载苦战，全力拼搏。”于1989年推出《三国演义辞典》初版。李希凡、章培恒两位著名学者分别为之撰写《前言》和《序》，充分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随之不仅在中国接连再版，而且出版了日文版、韩文版。十几年来，它不仅成为国内研究《三国演义》专家学者的案头必备辞书，而且已经被许多部学术专著、学位论文列入主要参考书目。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新的文献资料被发现，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十年后，修订、增补的《三国演义辞典》也随之启动。所以说，这部《三国演义大辞典》的问世，是历史的机遇为这项文化工程完美竣工提供了历史的平台。
当然，一部大辞典的浩大工程，不仅仅凝聚编著者成年累月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展示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三国演义大辞典》是在《三国演义辞典》的基础上修订、增补的，字数由95万扩充到150万，其中第一部分至第五部分条目变化不大，主要是内容上的修订。条目增补最多是第六部分“传说故事”、第七部分“成语俗语”、第八部分“研究情况”，几乎都增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条目。这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内容的丰约，而且是编著者的学术视野的演进。我们知道，“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两位学者最初编撰《三国演义辞典》时，有自己的学术定位。但18年来，随着他们学术涵养的丰厚，学术视野的扩大，最深刻的是提升了他们学术史的眼光。沈伯俊先生是我接触的学者当中最勤奋、最刻苦的一位。心无旁骛，一心治学。他以坚实的学术步伐和卓著的学术成果，赢得学术界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三国演义辞典》问世之后，他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是校理《三国演义》几个主要版本，如“毛氏本”、“嘉靖壬午本”、“李卓吾评本”，以及《三国演义》评点本，由于他做学问的路数是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学问功底扎实，涵养深厚，当达到一定的学术境界时，便开启了他全面梳理和研究《三国演义》版本、成书，对作者的考订，以及《三国演义》文本的审美解读和理论探索。从而对各种《三国演义》版本的历史源流、学术文化价值以及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等，作出新的探索与总结。总之，这一切都有益于他学术史的眼光的历练。比如他对“三国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概括，他认为：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比之前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这一观点，可以视作他的三国文化史观。他把这一理念物化到修订、增补《三国演义大辞典》之中，其结果《三国演义大辞典》比之《三国演义辞典》，进一步丰富了三国的文献资料，增加和提升了辞条的学术含金量，融文献性、学术性、文化性为一体，为海内外读者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以《三国演义》为中心的文化大辞典。
作为一部工具书的特色，最终要从它的功能中显示出来。我认为，达到“大众阅读、小众学术”应该是最高的境界。目前，四大古典小说名著均有辞典，为一般读者解答知识性的疑难问题，汇集某些专题性的资料，都具有文献检索的功能，所不同的是辞条的广博之别。《三国演义大辞典》别具一格之处，还具有“小众学术”的阅读功能，这尤其集中在第八部分“研究情况”，该部分包括：1、重要的研究课题；2、重要论著；3、学术会议；4、学术组织；5、学术刊物。这就为读者，乃至研究者了解《三国演义》文本研究的概貌，学术发展走向，代表性的观点，提供了一卷博览册子；了解《三国演义》学会的发展动态，研究水平的状况，提供了一张要目单子。这种“小众学术”的阅读功能，对于编著者来说，是站在《三国演义》研究史的高度的一种审视，一种把握，一种选择。条目的允当与否，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学术史的眼光。在这方面沈伯俊先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后，他长期担任学会的常务性的工作，对《三国演义》学会发展枝枝脉脉的清楚，对《三国演义》学人研究优长特色的熟悉，对《三国演义》文化点点滴滴的盘点，总之，盘桓在脑海里的这些东西，似乎没有人能够比他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掌握得更全。无疑使他编著《三国演义大辞典》如虎添翼。当然，这都是外在的因素，最主要的则是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三国演义大辞典》“小众学术”的阅读功能，是它不同于其他小说名著辞典的地方，也是其学术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尹 富)
盛世修史撰典，是历史文化长河必然出现的现象。《三国演义》大辞典也是历史机遇下的产物。《三国演义》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一部流传千古、群众喜闻乐见的名著，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对它的研究却处于冷寂的状态。无论从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其他几部名著相比，还是与国外，特别是日本、韩国对这部名著从本体到应用的研究相比，都形成一个很大的落差。探寻其根由，一是文革前思想文化领域受“左”的影响，认为《三国演义》宣扬了正统思想；二是1959年历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一直把翻案的文章做到《三国演义》上，说什么“《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自那以后，近20年的时间，《三国演义》的研究几乎形成空白。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四川、江苏、河南、湖北等省学者异军突起，掀起《三国演义》研究的热潮，成为学术界研究古代小说最令人瞩目的一道风景线。时代造就文化氛围，文化铸造时代精神。热情投身《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沈伯俊、谭良啸应运肩负起了编纂《三国演义辞典》的工程，他们“六载积累，上下求索；两载酝酿，四处切磋；一载苦战，全力拼搏。”于1989年推出《三国演义辞典》初版。李希凡、章培恒两位著名学者分别为之撰写《前言》和《序》，充分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随之不仅在中国接连再版，而且出版了日文版、韩文版。十几年来，它不仅成为国内研究《三国演义》专家学者的案头必备辞书，而且已经被许多部学术专著、学位论文列入主要参考书目。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新的文献资料被发现，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十年后，修订、增补的《三国演义辞典》也随之启动。所以说，这部《三国演义大辞典》的问世，是历史的机遇为这项文化工程完美竣工提供了历史的平台。
当然，一部大辞典的浩大工程，不仅仅凝聚编著者成年累月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展示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三国演义大辞典》是在《三国演义辞典》的基础上修订、增补的，字数由95万扩充到150万，其中第一部分至第五部分条目变化不大，主要是内容上的修订。条目增补最多是第六部分“传说故事”、第七部分“成语俗语”、第八部分“研究情况”，几乎都增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条目。这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内容的丰约，而且是编著者的学术视野的演进。我们知道，“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两位学者最初编撰《三国演义辞典》时，有自己的学术定位。但18年来，随着他们学术涵养的丰厚，学术视野的扩大，最深刻的是提升了他们学术史的眼光。沈伯俊先生是我接触的学者当中最勤奋、最刻苦的一位。心无旁骛，一心治学。他以坚实的学术步伐和卓著的学术成果，赢得学术界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三国演义辞典》问世之后，他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是校理《三国演义》几个主要版本，如“毛氏本”、“嘉靖壬午本”、“李卓吾评本”，以及《三国演义》评点本，由于他做学问的路数是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学问功底扎实，涵养深厚，当达到一定的学术境界时，便开启了他全面梳理和研究《三国演义》版本、成书，对作者的考订，以及《三国演义》文本的审美解读和理论探索。从而对各种《三国演义》版本的历史源流、学术文化价值以及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等，作出新的探索与总结。总之，这一切都有益于他学术史的眼光的历练。比如他对“三国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概括，他认为：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比之前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这一观点，可以视作他的三国文化史观。他把这一理念物化到修订、增补《三国演义大辞典》之中，其结果《三国演义大辞典》比之《三国演义辞典》，进一步丰富了三国的文献资料，增加和提升了辞条的学术含金量，融文献性、学术性、文化性为一体，为海内外读者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以《三国演义》为中心的文化大辞典。
作为一部工具书的特色，最终要从它的功能中显示出来。我认为，达到“大众阅读、小众学术”应该是最高的境界。目前，四大古典小说名著均有辞典，为一般读者解答知识性的疑难问题，汇集某些专题性的资料，都具有文献检索的功能，所不同的是辞条的广博之别。《三国演义大辞典》别具一格之处，还具有“小众学术”的阅读功能，这尤其集中在第八部分“研究情况”，该部分包括：1、重要的研究课题；2、重要论著；3、学术会议；4、学术组织；5、学术刊物。这就为读者，乃至研究者了解《三国演义》文本研究的概貌，学术发展走向，代表性的观点，提供了一卷博览册子；了解《三国演义》学会的发展动态，研究水平的状况，提供了一张要目单子。这种“小众学术”的阅读功能，对于编著者来说，是站在《三国演义》研究史的高度的一种审视，一种把握，一种选择。条目的允当与否，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学术史的眼光。在这方面沈伯俊先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后，他长期担任学会的常务性的工作，对《三国演义》学会发展枝枝脉脉的清楚，对《三国演义》学人研究优长特色的熟悉，对《三国演义》文化点点滴滴的盘点，总之，盘桓在脑海里的这些东西，似乎没有人能够比他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掌握得更全。无疑使他编著《三国演义大辞典》如虎添翼。当然，这都是外在的因素，最主要的则是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三国演义大辞典》“小众学术”的阅读功能，是它不同于其他小说名著辞典的地方，也是其学术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