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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项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项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主要表现在恢复文献真貌、诠释文献真意两个方面。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治学特点既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相当多的启迪。
[关键词] 项楚；敦煌学；学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5-0183-05
项楚师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作为一个敦煌学的研习者，项先生一直是我们青年学子心目中的一面旗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在项先生的身边攻读博士学位，耳濡目染，对项先生的学问人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一)
项先生是浙江省永嘉县人，196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不过，他当时潜心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敦煌俗文学，而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文化高涨时期涌现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十年“文革”，中断了项先生的研究计划，他先是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接着又当了十年中学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1976年，项先生从中学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具体任务是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这样，他开始接触到了上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歌辞、白话诗等，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不久以后他就发现，这些在当时由人民群众所创作和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品，却远远没有为今天的人民群众所欣赏和接受，就是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也时时表现出对它们的隔膜和误解。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如下三个障碍：1、原卷文字错讹脱漏严重，俗别字多；2、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语词汇；3、有大量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这些障碍的存在，给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校理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尽管敦煌遗书发现后的几十年中，许多专家、学者对敦煌通俗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出现了《敦煌变文集》、《王梵志诗校辑》、《敦煌歌辞总编》这样一些集大成之作，但在文字的校勘、内容的诠释、史实的考订等诸方面都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要使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更趋深入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从而真正为普通读者所欣赏和接受，当务之急是要正确地掌握和理解基本的材料。有鉴于此，项先生开始把敦煌通俗文学的研究和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结合起来，并旁及历史、宗教、民俗等等，先后发表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又《敦煌研究》总第4期，1985年)、《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王梵志诗释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伍子胥变文)补校》(《文史》，第17辑)、《变文字义零拾》(《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敦煌变文词语校释商兑》(《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一系列论文，为恢复敦煌文献真貌、诠释敦煌文献真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后来项先生又撰著了集大成的《王梵志诗校注》和《敦煌变文选注》。1987年，《王梵志诗校注》的初稿(约50万字)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上全文刊载(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正式出版)，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日本著名的汉学权威入矢义高由衷称赞：“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日本佛教大学中原健二教授也说：“本书的最大特点可说是注解中的旁征博引，其校勘的精确也证明作者的渊博学识，读者会被本书引用的大量文献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自如地引用了佛教经典、《太平广记》，乃至以变文为主的敦煌文献，而且又皆中鹄的，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引而瞠目结舌。”1990年2月，洋洋七十二万言的《敦煌变文选注》出版以后，亦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推崇。潘重规先生专门发表长文推荐《敦煌变文选注》，认为“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祈补了专家学者的阙失”，以致他“不能自己地逢人‘说项”’，“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吕叔湘先生也对《选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和他的学生江蓝生合写的《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一文中，认为这部书“校释精详”，“是继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后，又一部研究变文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后来，项先生又陆续出版了《敦煌诗歌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l版，巴蜀书社2001年修订本)、《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巴蜀书社2000年修订本)、《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合著，巴蜀书社2005年)等多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并获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一等奖的学者)、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等多种学术大奖，毫无疑问地站在了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学术之巅，为祖国争取了光荣。
(二)
如上所说，项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具体说来，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恢复文献真貌
我们知道，敦煌俗文学作品是以写本(少数为刻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用来记录它们的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体，其中颇有字典失载而难于辨识者；同时由于屡经传抄，讹、舛、衍、脱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而且还有许多殊异于今日的书写特点。这些情况都给今天的校勘整理工作造成了特殊的困难。虽然许多专家学者已给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敦煌俗文学作品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校订，但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很繁多，而且往往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错误。项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凭借他那扎实的小学根底，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广征博引，扫除了大量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敦煌文献的真实面貌。经他梳理校订后的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往 往群疑冰释，怡然理顺，使人有拨云雾见青天之感。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举例做些说明。
1、校正了许多写卷本身的错误
《敦煌变文集》卷6《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狱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好用常住水果，盗常住柴薪。今日交伊手攀剑树，支支节节皆零落处……”(原文断句有误，此从蒋礼鸿校改读如上)其中的“游泥”一词，敦煌写本原卷如此，其义颇为费解，乃敦煌变文校读中的一大难点，蒋礼鸿先生把它收入“不能解释”的《变文字义待质录》，而疑“游泥”即曲子词中“把人尤泥”的“尤泥”。项先生则谓“游泥”当作“淤泥”，“游”即“淤”字形讹。“淤”字亦作“污”。文中“淤(污)泥”与“侵损”对举，用作动词，“淤(污)泥伽蓝”是说把寺院弄脏。佛教以污泥伽蓝为恶业，死后当受罪报。佛典中每有污泥伽蓝而受罪报的记载。这样一校，原文的意思便顺适无碍了。
又P.3418号王梵志《有钱不造福》诗：“积十年调宁，知身得几时?”前一句意不可通，法国戴密微《王梵志诗集》乃把这两句校作：“积[作]千年调，宁知得几时?”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又枚作：“莫积千年调，宁知得几时?”项先生《王梵志诗校注》则校作：“贮积千年调，知身得几时?”项先生云：“原文‘宁’字实为‘贮’字之讹，又应在句首，书手脱去，发觉后遂补书于句尾也。”相比之下，项校改动原文较少，又注意到了敦煌写本添补脱字的通例，显然是较为可信的。
2、纠正了许多后人的误录误校
《敦煌变文集》卷5《维摩诘经讲经文》(s.3872)：“如似尽(画)瓶，用盛粪秽，忽然破裂，一改乖张。”徐震塄校云：“原校改‘尽’为‘画’，非也。‘尽’乃‘净’之同声字。”项先生则云：“原校不误，徐氏误驳。‘画瓶’之喻，佛经习见，如《般泥洹经》：‘彼好庄衣，譬如画瓶，虽表彩色，中但屎尿。当知好女，皆尽画瓶辈也。’末句‘改’字为‘段’字形讹，‘一段乖张’即一场乖张也。”按：项说极是。“尽”字原卷本作“盔”，实为“画(书)”的俗字。同卷：“显名于风阁之中，画影向麟台之上。”“画”原卷亦作“盔”。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1《六波罗蜜多经》第6卷音义：“书师，上胡卦反……经作书，俗字也。《说文》作书，从聿从田从一，正体字也。”可见“盎”是一个当时通行已久的俗字。又“改”原卷本作“”，实亦为“段”的俗字。同卷：“愿决昏昏一段疑”，“段”字原卷作“”，可以比勘。可知作“尽”作“改”都是《敦煌变文集》的多录之误。又考姚秦沙门竺佛念译《出曜经》卷17《惟念品第十六》：有一淫逸之人得道后不近女色，其妇不解，问其缘由，其夫乃“彩画好瓶，成(盛)满粪秽，牢盖其口，香华芬熏。还至彼众，告其妇日：‘审爱我不?若爱我者，可抱弄此瓶，如爱我身。’妇随其语，抱瓶玩弄，意不舍离。夫主见妇已爱著此瓶，即打瓶破，臭秽流溢，蛆虫现出。复语妇日：‘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妇答日：‘我宁取死，终不能近此破瓶；宁人火坑，投于深水，高山自投于下，头足异处，终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妇：‘前言见汝正见此事耳。我观汝身，剧于此瓶，从头至足，分别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贪!”’这大概就是“画瓶盛粪”的出典，亦可为项校助证。
又《敦煌变文集》卷8《孝子传》“董永”条：“后数载，父歼(殁)，葬送不办。遂[与]圣人[贷]钱一万，即千贯也，将殡其父。”《变文集》原校“赂”为“殁”，又补“与”字“贷”字：徐震酃又校“圣”为“主”，“一万”为“十万”。项先生则谓“终”即“终”字别体，原校作“殁”，非是；“与”字“贷”字俱不应补，而“圣”则为“取主”二字之误合，下行即有“父终无已(以)殡送，取主人钱一万”之语；“一万”不误，下文“千贯”则为“十贯”之误。“一万”正是“十贯”也。据此，原文当作：“后数载，父终，葬送不办。遂取主人钱一万，即十贯也，将殡其父。”今按：项校皆是。《玉篇·歹部》云：“终，之戎切，殁也。今作终。”可证“歼”即“终”的异体字。又“千贯”敦煌写本原卷P.2621号实本作“十贯”，作“千贯”乃《变文集》传录之误。在上面这短短的二十余字的句子中，项校纠正原卷的错误一处，后人的录文及校勘错误五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校勘功夫的纯熟和精湛。
3、辨明了一大批俗字
《王梵志诗校辑》卷2《家贫无好衣》：“家贫无好衣，造得一袄子。中心禳破毡，还将布作里。”原校：“禳”，原作“禳”，乙三本作“镶”，据文义改。项先生则列举《蜀语》、《说文》、《洛阳伽蓝记》、《僧伽罗刹所集经》、《太平御览》、《唐声诗》等古今典籍及成都方言，指出凡充填之事及充填之物等义，古亦作“瓤”、“禳”、“穰”、“酿”，与“禳”、“镶”“皆从‘襄’得声，唯字形不定，或随文义而添加义符，或任取一从‘襄’得声之字以代之。盖以充填棉絮为‘禳’，虽古今相承，历史悠久，其实是但有此音，并无此字。梵志诗作‘禳’，亦记俗语字音也”。这样就不仅仅解释了梵志诗“禳”、“镶”的得义之由，而且把一系列从“襄”得声之字系联到了一起，使读者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
二、诠释文献真意
由于时代的变迁，敦煌通俗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和今天有较大的差距，妨碍了人们对作品真意的探求，从而导致了不少理解上的错误或偏差。项先生在通过校勘恢复文献真貌的同时，还对文献真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
1、特殊语词的考释
敦煌俗文学作品成长于民间的土壤，它们所采用的语言，大抵是当时的口语，其中有着大量“字面普通而义别”或“字面生涩而义晦”的方俗语词，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佛教术语。这些特殊语词，当时的人们也许是过眼即了，但今天的读者却感到难以索解。尽管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留待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在少数。项先生继踵蒋礼鸿先生，先后发表了《敦煌变文语词札记》、《王梵志诗释词》等十余篇论文。对变文、白话诗中的数百个特殊语词进行了诠解。在《敦煌变文选注》和《王梵志诗校注》中，这方面的考释条目也是随处可见。这些诠解，思致绵密，征引详赡，结论大抵确凿可信。下面举两个例子以见其一斑：
S.4571号《维摩诘经讲经文》：“菩萨忧念三界众生，爱如若子。所以向下经云：‘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子若得病，父母亦病。’云云。”其中的“向下”一词，可谓“字面普通”者。《敦煌变文集》于“向下经”旁加书名号，一似佛藏中真有《向下经》者，这却是误解。项先生释云：“‘向下’即以下、下面之义，正与‘向上’是以上、上面之义相同。本篇所演绎的是《维摩诘经·佛国品第一》，而‘譬如长者’云云见于《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六》，俗讲僧引用了后面的经文，故云‘向下经云’，意思是后面的经文有这样的话。”接着又列举变文、《酉阳杂俎》、《景德传灯录》、苏轼文 等材料“向下”的同样用法，以为佐证，洵为定论。
又P.2305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若是心生退屈，故请便却归回；王免每日驱驰，交我终朝发业。”其中的“发业”一词，字面颇感“生涩”，而义亦费解。曾有人怀疑“发业”为“废业”的音误。项先生则广引《景德传灯录》、《祖堂集》、《五灯会元》、《董西厢》等书“发业”的用例，指出“发业”是生气、发怒之义。上例原文是仙人责怪大王行动迟缓之语，后两句是说，大王倘若归回，彼此都有好处：你既可免每日辛苦，我也不必因你行动迟缓而整天生气了。如此解释，文义甚安。但“发业”何以会有发怒之义呢?项先生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业’是佛教术语，指能导致某种果报的身、口、意行为，有善业与恶业之分，通常是指恶业。佛教认为‘瞌’(所谓‘三毒’之一)即能令人起诸恶业，如玄奘译《成唯识论》卷六：‘麒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而‘嗔’就是发怒，由此产生了以‘发业’表示发怒的说法。”这样就不但把“发业”的意思讲清楚了，而且对它的来源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2、佛教义理的阐发
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展示的是唐五代前后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景，其中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即使那些表现世俗生活的作品，往往也掺杂着浓厚的佛教内容。这一类的作品，今天的读者难免感到生疏和隔阂。项先生曾通读《大藏经》，对佛教义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以在校理充满佛教思想的变文、王梵志诗等敦煌俗文学作品时，便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他的笔下，晦涩难懂的佛教思想，也欣然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显得明白晓畅，亲切动人。例如：
《王梵志诗校注》卷3《先因崇福德》：“先因崇福德，今日受肥胎。”其中的“肥胎”一词颇为眼生，诗意亦甚费解。有的本子把“肥胎”录作“耶胎”，还有的本子录作“胞胎”，大概都与“肥胎”意义不明有关。项注则云：“肥胎：特大之胎儿。佛教以为前生所修善业，将感招今生福报，亦包括胎儿形体之美好。……世俗以胎儿肥大为可喜有福。《佛本行集经》卷三五《耶输陀因缘品》下：‘时长者妇，或满九月，或满十月，其胎成熟，产一男儿，极大端正，可喜无双。’故梵志诗云‘受肥胎’，以言甫一出生，即获福报也。”这样一解释，原文的意义便昭然若揭了。
又P.3821号《百岁诗拾首》之六：“衣著绮罗贪锦绣，矜装坯器一生身。”《敦煌歌辞总编》卷五改“坯器”为“壤器”。项先生则云原本“坯”字甚是，“坯器”即未经焙烧之陶器土坯；由于坯器窳陋不坚，佛教因以坯器比喻危脆不久之人身或臭秽不净之躯体；本首“矜装坯器一生身”，谓以绮罗锦绣等衣着装饰危脆不坚、臭秽不净之躯体也。明白了“坯器”所隐含的佛教哲理，则改作“玉器”的荒谬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除了佛教义理的阐发以外，项先生的论著还对敦煌俗文学作品所涉及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宗教民俗、山川地理、花木鱼虫、战具兵器、厌禳占卜、婚丧嫁娶、宴饮游戏等等，做出了详实的阐述和考证。诸如《王梵志诗校注》40—41页对冥间“奈河”的考证，57—59页对送葬时哭“奈何”的考证，105—106页对“道人”(僧徒)的考证，125—126页对“揩赤”(以朱笔抹去簿书中姓名，表示了结)的考证，142—144页对“避杀”风俗(唐代民俗以为新死者若干日内当化“杀”而归，遇者不祥)的考证，248-250页对称儿女为“冤家”的考证，356—357页对“鸠盘茶”(佛经中的恶鬼)的考证，360—362页对“借吉”(居丧期间婚嫁)风俗的考证，599—600页对“火葬”习俗的考证；《敦煌变文选注》45—51页对“药名诗”的考证，516页对民间以小便医治跌打损伤的考证，578-579页对杖脊饶免三下的考证，1838—1839页对出售物品的标记“标”的考证；《敦煌文学丛考》75—77页对唐代“括客”(搜寻逃亡户口)制度的考证，134—136页对“搭马索”、“搭索”的考证，167—169页对“老头春”(酒名)的考证，等等，无不推本溯源，辨析入微，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
(三)
项先生在敦煌学领域内辛勤探索，笔耕不辍，取得了令人艳羡的丰硕成果。那么他的研究有些什么特点呢?或者说，对我们后人有些什么启发呢?笔者以为以下两点是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
1、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
项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在学术研究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每立一义，必胪举大量本证、旁证，穷原竟委，不为空疏皮傅之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说：“对于敦煌文献的校勘和研究，我们的责任是恢复文献真貌，解释文献真意，假如可以不要任何根据地随意乱说，强词夺理，则愈校勘愈失真，愈解释愈混乱，这真是古人之大不幸。”“恢复文献真貌，解释文献真意”，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这正是先生刻意追求的优良学风。凡是翻阅过《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的读者，往往会对书中例证的丰富、解释的平实留下深深的印象，为作者学识的渊博所折服。对那些含义不明、证据不充分的词句，作者多注明“俟再校”，不强做解人。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会决定把一等奖奖章授予项先生时。曾作出如下评语：“项楚的论文立论严谨，不为牵强附会之辞，征引繁富，考证精详。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其中有不少说法能纠正旧说的阙失和疏陋。”这是项先生论文的风格。也是项先生著作的风格。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目前学术界(包括敦煌学界)存在着一种不大好的学风，那就是浮夸好奇、主观武断的学风。有的同志在搞古籍校勘时，常常犯主观武断的毛病，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臆断应该如何如何，却提不出任何根据来。笔者曾看到过一篇评论《敦煌变文选注》的文章，文中曾举出《选注》的一些失校、误校、误注的例子，但细细一看，除少数几个例子有些道理外，大多数例子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之词，是靠不住的。王力先生在谈到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学成就时曾说：“王氏父子的著作中也颇多可议之处，那些地方往往就是证据不足，例子太少，所以说服力就不强。后人没有学习他们的谨严，却学会了他们的‘以意逆之’，这就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变了(引者按：‘变了’原文如此，疑为‘变成’排印之误)王氏父子的罪人了。”王力先生的这番告诫，是值得我们搞古代文献校勘的同志深长以思的。
2、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
现代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专业越分越细，这当然有它合理的、必要的一面。但也造成了许多人知识面过于狭窄的缺陷，以致搞文学的人不管语言，搞语言的人不管文学，甚至于搞先秦的可以不管两汉，搞两汉的可以不管先秦，专业之间壁垒森严，井水不犯河水，大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这种情况，对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显然是很 不利的。
项先生是搞文学的。他研究生时学的是六朝唐宋文学，在大学任教的是唐宋文学教研室，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出身。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唐宋文学的狭小圈子之内，而是广览博采，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在谈到自己的治学方法时，项先生曾说：“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敦煌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尤其如此，因此我们虽然以研究敦煌文学为方向，可是眼界始终要放得更开阔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某些细节，实际上就是要透彻地了解产生敦煌文学作品的那个历史环境。”为了攻克敦煌文学写本中的俗别字、口语词汇、佛教思想等三大障碍，项先生埋头阅读了许多古代典籍，其中包括大部头的《大藏经》、《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等，从而为他的敦煌文学研究打下了宽博而又坚实的基础。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先生深厚的“小学”功底。古人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总称为“小学”。“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所必须具备的工具性学科。对于写本原卷讹别满目、俗字俗语词充斥的敦煌俗文学作品来说，更是如此。项先生认为文字校勘和俗语词的诠释是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前提，并把攻克语言文字障碍当作自己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不但研阅了许多小学名著，而且从佛经、古小说、史书、碑铭等材料中广泛搜集实例来和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俗字、俗语词相印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令人叹服地勘正了写卷中的大量讹误，对许多俗字、俗语词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他的《敦煌文学丛考》，其实多数内容是研究语言文字的(包括俗语词考释、文字校勘等)。我们看他的《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最令人折服的是他对字词校释的准确到位、词语探源溯流的晓畅自如。他也是第一块沉甸甸的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奖章的获得者。从这里，我们难道不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吗?
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推出了十位著名中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项楚卷》是其中的一种。在卷末的“跋”文中，项先生谦称自己的“自选集”只是自己“学术之旅的几朵路边小花”。搞文学的他，一不小心却成了“著名语言学家”，这的确是项先生的学术之旅原先并没有规划的一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人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项先生的学问人生之路，不也印证了王国维所说的人人出出的辩证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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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A]，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M)，中华书局，1980，338
[15]项楚，敦煌文学研究漫谈[J)，文史知识，1987，(6)
[16]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
(责任编辑：尹 富)
[关键词] 项楚；敦煌学；学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5-0183-05
项楚师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作为一个敦煌学的研习者，项先生一直是我们青年学子心目中的一面旗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在项先生的身边攻读博士学位，耳濡目染，对项先生的学问人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一)
项先生是浙江省永嘉县人，196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不过，他当时潜心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敦煌俗文学，而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文化高涨时期涌现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十年“文革”，中断了项先生的研究计划，他先是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接着又当了十年中学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1976年，项先生从中学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具体任务是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这样，他开始接触到了上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歌辞、白话诗等，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不久以后他就发现，这些在当时由人民群众所创作和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品，却远远没有为今天的人民群众所欣赏和接受，就是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也时时表现出对它们的隔膜和误解。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如下三个障碍：1、原卷文字错讹脱漏严重，俗别字多；2、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语词汇；3、有大量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这些障碍的存在，给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校理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尽管敦煌遗书发现后的几十年中，许多专家、学者对敦煌通俗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出现了《敦煌变文集》、《王梵志诗校辑》、《敦煌歌辞总编》这样一些集大成之作，但在文字的校勘、内容的诠释、史实的考订等诸方面都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要使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更趋深入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从而真正为普通读者所欣赏和接受，当务之急是要正确地掌握和理解基本的材料。有鉴于此，项先生开始把敦煌通俗文学的研究和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结合起来，并旁及历史、宗教、民俗等等，先后发表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又《敦煌研究》总第4期，1985年)、《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王梵志诗释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伍子胥变文)补校》(《文史》，第17辑)、《变文字义零拾》(《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敦煌变文词语校释商兑》(《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一系列论文，为恢复敦煌文献真貌、诠释敦煌文献真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后来项先生又撰著了集大成的《王梵志诗校注》和《敦煌变文选注》。1987年，《王梵志诗校注》的初稿(约50万字)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上全文刊载(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正式出版)，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日本著名的汉学权威入矢义高由衷称赞：“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日本佛教大学中原健二教授也说：“本书的最大特点可说是注解中的旁征博引，其校勘的精确也证明作者的渊博学识，读者会被本书引用的大量文献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自如地引用了佛教经典、《太平广记》，乃至以变文为主的敦煌文献，而且又皆中鹄的，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引而瞠目结舌。”1990年2月，洋洋七十二万言的《敦煌变文选注》出版以后，亦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推崇。潘重规先生专门发表长文推荐《敦煌变文选注》，认为“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祈补了专家学者的阙失”，以致他“不能自己地逢人‘说项”’，“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吕叔湘先生也对《选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和他的学生江蓝生合写的《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一文中，认为这部书“校释精详”，“是继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后，又一部研究变文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后来，项先生又陆续出版了《敦煌诗歌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l版，巴蜀书社2001年修订本)、《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巴蜀书社2000年修订本)、《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合著，巴蜀书社2005年)等多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并获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一等奖的学者)、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等多种学术大奖，毫无疑问地站在了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学术之巅，为祖国争取了光荣。
(二)
如上所说，项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具体说来，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恢复文献真貌
我们知道，敦煌俗文学作品是以写本(少数为刻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用来记录它们的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体，其中颇有字典失载而难于辨识者；同时由于屡经传抄，讹、舛、衍、脱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而且还有许多殊异于今日的书写特点。这些情况都给今天的校勘整理工作造成了特殊的困难。虽然许多专家学者已给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敦煌俗文学作品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校订，但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很繁多，而且往往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错误。项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凭借他那扎实的小学根底，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广征博引，扫除了大量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敦煌文献的真实面貌。经他梳理校订后的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往 往群疑冰释，怡然理顺，使人有拨云雾见青天之感。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举例做些说明。
1、校正了许多写卷本身的错误
《敦煌变文集》卷6《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狱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好用常住水果，盗常住柴薪。今日交伊手攀剑树，支支节节皆零落处……”(原文断句有误，此从蒋礼鸿校改读如上)其中的“游泥”一词，敦煌写本原卷如此，其义颇为费解，乃敦煌变文校读中的一大难点，蒋礼鸿先生把它收入“不能解释”的《变文字义待质录》，而疑“游泥”即曲子词中“把人尤泥”的“尤泥”。项先生则谓“游泥”当作“淤泥”，“游”即“淤”字形讹。“淤”字亦作“污”。文中“淤(污)泥”与“侵损”对举，用作动词，“淤(污)泥伽蓝”是说把寺院弄脏。佛教以污泥伽蓝为恶业，死后当受罪报。佛典中每有污泥伽蓝而受罪报的记载。这样一校，原文的意思便顺适无碍了。
又P.3418号王梵志《有钱不造福》诗：“积十年调宁，知身得几时?”前一句意不可通，法国戴密微《王梵志诗集》乃把这两句校作：“积[作]千年调，宁知得几时?”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又枚作：“莫积千年调，宁知得几时?”项先生《王梵志诗校注》则校作：“贮积千年调，知身得几时?”项先生云：“原文‘宁’字实为‘贮’字之讹，又应在句首，书手脱去，发觉后遂补书于句尾也。”相比之下，项校改动原文较少，又注意到了敦煌写本添补脱字的通例，显然是较为可信的。
2、纠正了许多后人的误录误校
《敦煌变文集》卷5《维摩诘经讲经文》(s.3872)：“如似尽(画)瓶，用盛粪秽，忽然破裂，一改乖张。”徐震塄校云：“原校改‘尽’为‘画’，非也。‘尽’乃‘净’之同声字。”项先生则云：“原校不误，徐氏误驳。‘画瓶’之喻，佛经习见，如《般泥洹经》：‘彼好庄衣，譬如画瓶，虽表彩色，中但屎尿。当知好女，皆尽画瓶辈也。’末句‘改’字为‘段’字形讹，‘一段乖张’即一场乖张也。”按：项说极是。“尽”字原卷本作“盔”，实为“画(书)”的俗字。同卷：“显名于风阁之中，画影向麟台之上。”“画”原卷亦作“盔”。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1《六波罗蜜多经》第6卷音义：“书师，上胡卦反……经作书，俗字也。《说文》作书，从聿从田从一，正体字也。”可见“盎”是一个当时通行已久的俗字。又“改”原卷本作“”，实亦为“段”的俗字。同卷：“愿决昏昏一段疑”，“段”字原卷作“”，可以比勘。可知作“尽”作“改”都是《敦煌变文集》的多录之误。又考姚秦沙门竺佛念译《出曜经》卷17《惟念品第十六》：有一淫逸之人得道后不近女色，其妇不解，问其缘由，其夫乃“彩画好瓶，成(盛)满粪秽，牢盖其口，香华芬熏。还至彼众，告其妇日：‘审爱我不?若爱我者，可抱弄此瓶，如爱我身。’妇随其语，抱瓶玩弄，意不舍离。夫主见妇已爱著此瓶，即打瓶破，臭秽流溢，蛆虫现出。复语妇日：‘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妇答日：‘我宁取死，终不能近此破瓶；宁人火坑，投于深水，高山自投于下，头足异处，终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妇：‘前言见汝正见此事耳。我观汝身，剧于此瓶，从头至足，分别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贪!”’这大概就是“画瓶盛粪”的出典，亦可为项校助证。
又《敦煌变文集》卷8《孝子传》“董永”条：“后数载，父歼(殁)，葬送不办。遂[与]圣人[贷]钱一万，即千贯也，将殡其父。”《变文集》原校“赂”为“殁”，又补“与”字“贷”字：徐震酃又校“圣”为“主”，“一万”为“十万”。项先生则谓“终”即“终”字别体，原校作“殁”，非是；“与”字“贷”字俱不应补，而“圣”则为“取主”二字之误合，下行即有“父终无已(以)殡送，取主人钱一万”之语；“一万”不误，下文“千贯”则为“十贯”之误。“一万”正是“十贯”也。据此，原文当作：“后数载，父终，葬送不办。遂取主人钱一万，即十贯也，将殡其父。”今按：项校皆是。《玉篇·歹部》云：“终，之戎切，殁也。今作终。”可证“歼”即“终”的异体字。又“千贯”敦煌写本原卷P.2621号实本作“十贯”，作“千贯”乃《变文集》传录之误。在上面这短短的二十余字的句子中，项校纠正原卷的错误一处，后人的录文及校勘错误五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校勘功夫的纯熟和精湛。
3、辨明了一大批俗字
《王梵志诗校辑》卷2《家贫无好衣》：“家贫无好衣，造得一袄子。中心禳破毡，还将布作里。”原校：“禳”，原作“禳”，乙三本作“镶”，据文义改。项先生则列举《蜀语》、《说文》、《洛阳伽蓝记》、《僧伽罗刹所集经》、《太平御览》、《唐声诗》等古今典籍及成都方言，指出凡充填之事及充填之物等义，古亦作“瓤”、“禳”、“穰”、“酿”，与“禳”、“镶”“皆从‘襄’得声，唯字形不定，或随文义而添加义符，或任取一从‘襄’得声之字以代之。盖以充填棉絮为‘禳’，虽古今相承，历史悠久，其实是但有此音，并无此字。梵志诗作‘禳’，亦记俗语字音也”。这样就不仅仅解释了梵志诗“禳”、“镶”的得义之由，而且把一系列从“襄”得声之字系联到了一起，使读者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
二、诠释文献真意
由于时代的变迁，敦煌通俗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和今天有较大的差距，妨碍了人们对作品真意的探求，从而导致了不少理解上的错误或偏差。项先生在通过校勘恢复文献真貌的同时，还对文献真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
1、特殊语词的考释
敦煌俗文学作品成长于民间的土壤，它们所采用的语言，大抵是当时的口语，其中有着大量“字面普通而义别”或“字面生涩而义晦”的方俗语词，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佛教术语。这些特殊语词，当时的人们也许是过眼即了，但今天的读者却感到难以索解。尽管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留待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在少数。项先生继踵蒋礼鸿先生，先后发表了《敦煌变文语词札记》、《王梵志诗释词》等十余篇论文。对变文、白话诗中的数百个特殊语词进行了诠解。在《敦煌变文选注》和《王梵志诗校注》中，这方面的考释条目也是随处可见。这些诠解，思致绵密，征引详赡，结论大抵确凿可信。下面举两个例子以见其一斑：
S.4571号《维摩诘经讲经文》：“菩萨忧念三界众生，爱如若子。所以向下经云：‘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子若得病，父母亦病。’云云。”其中的“向下”一词，可谓“字面普通”者。《敦煌变文集》于“向下经”旁加书名号，一似佛藏中真有《向下经》者，这却是误解。项先生释云：“‘向下’即以下、下面之义，正与‘向上’是以上、上面之义相同。本篇所演绎的是《维摩诘经·佛国品第一》，而‘譬如长者’云云见于《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六》，俗讲僧引用了后面的经文，故云‘向下经云’，意思是后面的经文有这样的话。”接着又列举变文、《酉阳杂俎》、《景德传灯录》、苏轼文 等材料“向下”的同样用法，以为佐证，洵为定论。
又P.2305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若是心生退屈，故请便却归回；王免每日驱驰，交我终朝发业。”其中的“发业”一词，字面颇感“生涩”，而义亦费解。曾有人怀疑“发业”为“废业”的音误。项先生则广引《景德传灯录》、《祖堂集》、《五灯会元》、《董西厢》等书“发业”的用例，指出“发业”是生气、发怒之义。上例原文是仙人责怪大王行动迟缓之语，后两句是说，大王倘若归回，彼此都有好处：你既可免每日辛苦，我也不必因你行动迟缓而整天生气了。如此解释，文义甚安。但“发业”何以会有发怒之义呢?项先生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业’是佛教术语，指能导致某种果报的身、口、意行为，有善业与恶业之分，通常是指恶业。佛教认为‘瞌’(所谓‘三毒’之一)即能令人起诸恶业，如玄奘译《成唯识论》卷六：‘麒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而‘嗔’就是发怒，由此产生了以‘发业’表示发怒的说法。”这样就不但把“发业”的意思讲清楚了，而且对它的来源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2、佛教义理的阐发
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展示的是唐五代前后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景，其中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即使那些表现世俗生活的作品，往往也掺杂着浓厚的佛教内容。这一类的作品，今天的读者难免感到生疏和隔阂。项先生曾通读《大藏经》，对佛教义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以在校理充满佛教思想的变文、王梵志诗等敦煌俗文学作品时，便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他的笔下，晦涩难懂的佛教思想，也欣然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显得明白晓畅，亲切动人。例如：
《王梵志诗校注》卷3《先因崇福德》：“先因崇福德，今日受肥胎。”其中的“肥胎”一词颇为眼生，诗意亦甚费解。有的本子把“肥胎”录作“耶胎”，还有的本子录作“胞胎”，大概都与“肥胎”意义不明有关。项注则云：“肥胎：特大之胎儿。佛教以为前生所修善业，将感招今生福报，亦包括胎儿形体之美好。……世俗以胎儿肥大为可喜有福。《佛本行集经》卷三五《耶输陀因缘品》下：‘时长者妇，或满九月，或满十月，其胎成熟，产一男儿，极大端正，可喜无双。’故梵志诗云‘受肥胎’，以言甫一出生，即获福报也。”这样一解释，原文的意义便昭然若揭了。
又P.3821号《百岁诗拾首》之六：“衣著绮罗贪锦绣，矜装坯器一生身。”《敦煌歌辞总编》卷五改“坯器”为“壤器”。项先生则云原本“坯”字甚是，“坯器”即未经焙烧之陶器土坯；由于坯器窳陋不坚，佛教因以坯器比喻危脆不久之人身或臭秽不净之躯体；本首“矜装坯器一生身”，谓以绮罗锦绣等衣着装饰危脆不坚、臭秽不净之躯体也。明白了“坯器”所隐含的佛教哲理，则改作“玉器”的荒谬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除了佛教义理的阐发以外，项先生的论著还对敦煌俗文学作品所涉及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宗教民俗、山川地理、花木鱼虫、战具兵器、厌禳占卜、婚丧嫁娶、宴饮游戏等等，做出了详实的阐述和考证。诸如《王梵志诗校注》40—41页对冥间“奈河”的考证，57—59页对送葬时哭“奈何”的考证，105—106页对“道人”(僧徒)的考证，125—126页对“揩赤”(以朱笔抹去簿书中姓名，表示了结)的考证，142—144页对“避杀”风俗(唐代民俗以为新死者若干日内当化“杀”而归，遇者不祥)的考证，248-250页对称儿女为“冤家”的考证，356—357页对“鸠盘茶”(佛经中的恶鬼)的考证，360—362页对“借吉”(居丧期间婚嫁)风俗的考证，599—600页对“火葬”习俗的考证；《敦煌变文选注》45—51页对“药名诗”的考证，516页对民间以小便医治跌打损伤的考证，578-579页对杖脊饶免三下的考证，1838—1839页对出售物品的标记“标”的考证；《敦煌文学丛考》75—77页对唐代“括客”(搜寻逃亡户口)制度的考证，134—136页对“搭马索”、“搭索”的考证，167—169页对“老头春”(酒名)的考证，等等，无不推本溯源，辨析入微，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
(三)
项先生在敦煌学领域内辛勤探索，笔耕不辍，取得了令人艳羡的丰硕成果。那么他的研究有些什么特点呢?或者说，对我们后人有些什么启发呢?笔者以为以下两点是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
1、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
项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在学术研究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每立一义，必胪举大量本证、旁证，穷原竟委，不为空疏皮傅之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说：“对于敦煌文献的校勘和研究，我们的责任是恢复文献真貌，解释文献真意，假如可以不要任何根据地随意乱说，强词夺理，则愈校勘愈失真，愈解释愈混乱，这真是古人之大不幸。”“恢复文献真貌，解释文献真意”，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这正是先生刻意追求的优良学风。凡是翻阅过《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的读者，往往会对书中例证的丰富、解释的平实留下深深的印象，为作者学识的渊博所折服。对那些含义不明、证据不充分的词句，作者多注明“俟再校”，不强做解人。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会决定把一等奖奖章授予项先生时。曾作出如下评语：“项楚的论文立论严谨，不为牵强附会之辞，征引繁富，考证精详。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其中有不少说法能纠正旧说的阙失和疏陋。”这是项先生论文的风格。也是项先生著作的风格。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目前学术界(包括敦煌学界)存在着一种不大好的学风，那就是浮夸好奇、主观武断的学风。有的同志在搞古籍校勘时，常常犯主观武断的毛病，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臆断应该如何如何，却提不出任何根据来。笔者曾看到过一篇评论《敦煌变文选注》的文章，文中曾举出《选注》的一些失校、误校、误注的例子，但细细一看，除少数几个例子有些道理外，大多数例子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之词，是靠不住的。王力先生在谈到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学成就时曾说：“王氏父子的著作中也颇多可议之处，那些地方往往就是证据不足，例子太少，所以说服力就不强。后人没有学习他们的谨严，却学会了他们的‘以意逆之’，这就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变了(引者按：‘变了’原文如此，疑为‘变成’排印之误)王氏父子的罪人了。”王力先生的这番告诫，是值得我们搞古代文献校勘的同志深长以思的。
2、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
现代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专业越分越细，这当然有它合理的、必要的一面。但也造成了许多人知识面过于狭窄的缺陷，以致搞文学的人不管语言，搞语言的人不管文学，甚至于搞先秦的可以不管两汉，搞两汉的可以不管先秦，专业之间壁垒森严，井水不犯河水，大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这种情况，对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显然是很 不利的。
项先生是搞文学的。他研究生时学的是六朝唐宋文学，在大学任教的是唐宋文学教研室，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出身。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唐宋文学的狭小圈子之内，而是广览博采，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在谈到自己的治学方法时，项先生曾说：“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敦煌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尤其如此，因此我们虽然以研究敦煌文学为方向，可是眼界始终要放得更开阔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某些细节，实际上就是要透彻地了解产生敦煌文学作品的那个历史环境。”为了攻克敦煌文学写本中的俗别字、口语词汇、佛教思想等三大障碍，项先生埋头阅读了许多古代典籍，其中包括大部头的《大藏经》、《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等，从而为他的敦煌文学研究打下了宽博而又坚实的基础。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先生深厚的“小学”功底。古人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总称为“小学”。“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所必须具备的工具性学科。对于写本原卷讹别满目、俗字俗语词充斥的敦煌俗文学作品来说，更是如此。项先生认为文字校勘和俗语词的诠释是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前提，并把攻克语言文字障碍当作自己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不但研阅了许多小学名著，而且从佛经、古小说、史书、碑铭等材料中广泛搜集实例来和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俗字、俗语词相印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令人叹服地勘正了写卷中的大量讹误，对许多俗字、俗语词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他的《敦煌文学丛考》，其实多数内容是研究语言文字的(包括俗语词考释、文字校勘等)。我们看他的《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最令人折服的是他对字词校释的准确到位、词语探源溯流的晓畅自如。他也是第一块沉甸甸的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奖章的获得者。从这里，我们难道不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吗?
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推出了十位著名中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项楚卷》是其中的一种。在卷末的“跋”文中，项先生谦称自己的“自选集”只是自己“学术之旅的几朵路边小花”。搞文学的他，一不小心却成了“著名语言学家”，这的确是项先生的学术之旅原先并没有规划的一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人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项先生的学问人生之路，不也印证了王国维所说的人人出出的辩证法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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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