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陈炯明，一个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赫赫有名的民主斗士，一个是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的粤系军阀，两人虽然立场、地位迥异，但却曾为发展广东教育事业这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成为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朋友；后来，由于政见不合，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而同情孙中山的陈独秀遂与陈炯明公开决裂，走向其对立面。两人的这段历史交往，客观上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那纷纭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
　　
　　一
　　
　　陈炯明原名陈捷，字赞之，又字竞存，1878年出生于广东海丰。陈炯明自幼思想激进，倾向革命。他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参与了广州新军起义的联络工作，后又参加了辛亥革命，逐渐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反清志士。1917年，孙中山发起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护法运动，曾要求陈炯明与其一道，率“海琛”、“应瑞”两舰离沪南下广东，共同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到达广东后，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率部击败福建督军李厚基后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了“闽南护法区”，所部发展到2万余人。从这时起，陈炯明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的粤军成为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力量。
　　1920年10月22日，陈炯明率部打败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占领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随即以广东省省长名义致电陈独秀，请其来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兴办教育。
　　陈炯明之所以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不是看中陈独秀五四运动后与日俱增的声望，而是因为自己对陈独秀的新教育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陈独秀认为，新教育的方针应贯穿“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主张“教育要趋向社会”。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教育只是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因此，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陈独秀的这些关于教育的思想和观点，都与重视教育、立志发展广东教育事业的陈炯明不谋而合。
　　接到陈炯明的来电后，同样重视教育事业的陈独秀，谢绝了友人让其继续留在上海编辑《新青年》的建议，回信给陈炯明，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3个条件：一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广东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
　　看到陈独秀这么快就回信了，陈炯明非常高兴，他爽快地答应了陈独秀的条件，并恳请陈独秀尽快来广州就职。
　　12月16日晚，在李大钊的支持下，陈独秀同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一道，从上海赶赴广州。到达广州后，他和维经斯基一起面见了陈炯明。陈炯明与一般军阀完全不同，他颇有文采，廉洁自持，不蓄私财，在生活方面相当严谨，因而，初次见面即给陈独秀留下了“意志坚强，很能自控”的良好印象。但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陈独秀却在与陈炯明的谈话中，察觉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满：陈炯明在谈话中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初到广州时，陈独秀住在大东酒店。但由于他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而获得的巨大声望，每天去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为了避开这些迎来送往，他遂搬至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号“看云楼”。但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自从搬到“看云楼”后，在省长陈炯明的宣传下，来拜访自己的人反而更多了，尤其是广东各高校校长，以及各校的学生代表，常常令他应接不暇。
　　当时，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本来就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对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陈独秀早已神往多时，此刻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便都想一睹他的风采，遂要求各自的校长邀请陈独秀来做讲演。再加上省长陈炯明对陈独秀的夸赞和宣传，各校校长也怕学生骂自己无能，便纷纷来到陈独秀的住处，极力邀请陈独秀。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来请陈独秀去演讲。一时间，陈独秀住所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陈独秀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更何况此时面对的还是他一向钟情的教育事业，以及被他视为“未来国之栋梁”的青年学生，他便毫不推辞，一一答应下来。
　　1921年元旦刚过，陈独秀便应邀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做了《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他的演讲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多是根据演讲对象而临时准备的，因而这次演讲更似教育委员长的施政演说。在演讲中，陈独秀再次诠释了他的新教育观点，即同“个人的、教训的、主观的”旧教育相比，新教育是“社会的、启发的、客观的”。后来，陈炯明在获悉陈独秀演讲的主要内容后，认为陈独秀的演讲正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便勉励陈独秀尽力去实现其宏大的教育理想。
　　
　　二
　　
　　1921年1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出任委员长，主持一切教育行政事宜，总揽全会事务。在陈炯明的支持下，陈独秀开始了具有进步性的教育改革。
　　他先是针对广东当时相对混乱的教育现状，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全面的教育模式。在与陈炯明研究商量后，为实施其内容庞杂的教育改革，陈独秀按着模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创办宣讲员养成所，“以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才，使之能够进行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功课的内容为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宣传的方式方法等，新文化也要讲”。二、首倡男女同校。陈独秀力排众议，在陈炯明的支持下，任用袁振英为省立一中校长，“一中带头实行男女同校，招收女性插班生”，这其实是陈独秀女权教育思想的外在表现。三、创立注音字母教导团。四、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机器工人夜校，教育了工人，提高了其思想觉悟。五、开办俄语教学。这一系列措施既体现了陈独秀的新教育思想，又反映出他的社会主义教育观。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广东高校的学习风气焕然一新，混乱的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看到新教育实施不久即取得如此大的成果，陈炯明非常高兴，他再次赞扬了陈独秀。
　　


　　1月19日，陈独秀应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陈独秀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3个问题。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这篇演讲后来被刊登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广东群报》上。当时，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独秀的精彩演说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也有不少人慕名来听陈独秀演讲。他的演讲获得了极大成功，对广东地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稍后，陈独秀还相继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他的每次演说都听者如云，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陈独秀为实施新教育而采取的措施和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使得广州保守势力异常恐慌，他们开始酝酿“驱陈”。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的《中华新报》载文，称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对陈独秀进行诬蔑和攻击。
　　不久，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守旧派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其在呈文中所谓的陈独秀道德问题，是指陈独秀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时的嫖娼事件。当时，陈独秀嫖娼事件一度传得沸沸扬扬，成了北大内部保守势力联手驱陈的导火索，并最终迫使陈独秀离开了北大。此刻，广州的守旧派又故伎重施，企图借此来攻击陈独秀，逼迫陈独秀离开广州。
　　为了回应反动势力的攻击，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6号“什么话”栏转载了上海《中华新报》的谣言，并声明从没有说过这类话。陈炯明十分信任陈独秀的所作所为，他对高师守旧派的呈文搁置不理，对一些别有用心攻击陈独秀的人还给予坚决打击。
　　陈炯明担心陈独秀为流言和诬蔑攻击所累，放不开施行新教育举措的手脚，特意在一次宴会上勉励陈独秀说：“高师风波，我和古应芬意见，坚持原议，委员长尽可放心。”古应芬当时是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独秀说：“怕没有那么容易。”陈炯明说：“要不，增加教育委员，避免反对派集矢于你？”闻及陈炯明此言，一向重感情的陈独秀眼角一热，他强忍着没流下泪来。这一刻，自己在广东施行新教育以来受到的所有辛酸，以及反对派诬蔑中伤所带来的悲哀痛苦，都随着陈炯明的理解和支持而烟消云散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在广州的教育改革仅持续了不到一年，但即便如此，他在广州的教育演讲，却对广州的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陈独秀在广州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及俄语学校，冲击了保守、沉闷的教育体制；他尤其重视对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及社会教育，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革命的后备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随着广州革命政府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的陈炯明与大总统孙中山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陈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认为中国地大人多，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因此，陈炯明不赞成北伐，他主张联省自治，建议把广东这个南方省份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这与力主北伐统一全国的孙中山的主张有很大差异。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也让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多了一层顾虑。在最先讨论加入国民党时，由于涉及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问题，林伯渠表示：“我们应该支持孙中山，他反军阀、反吴佩孚的态度是坚决的。”张太雷同意林伯渠的意见，说：“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有牵连。”谭植棠不同意，说：“我们犯不着与孙中山联合去得罪陈炯明，陈炯明在广东有威信，也有实力，要依靠他的军事力量。”谭平山也说：“陈炯明治粤有功，他提出联省自治，也不完全错。”看到大家意见不统一，陈独秀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我提个建议，暂时不形成决定，等我们再观察一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再说。”陈独秀刚到广州时就敏锐地看出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存在着矛盾，此时他虽然跟陈炯明是朋友，但却没有偏向陈炯明，而是持谨慎的态度客观地处理与孙中山及陈炯明的关系问题。
　　1921年6月，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随即率部攻占广西全境。占领广西后，醉心于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再次破坏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阻挠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一时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尖锐起来，他的这一举动也受到陈独秀的强烈谴责。
　　为了搞好内部革命力量的团结，孙中山和陈独秀等一再劝说陈炯明，希望其回心转意，共同进行北伐。但无奈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观念根深蒂固，数次劝说均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鉴于此，赞同孙中山进行北伐并对陈炯明联省自治主张早就不满的陈独秀毅然决定，不顾与陈炯明的朋友之情，向陈炯明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他于8月17日向陈炯明呈递了“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的辞呈。当时，陈炯明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他接到陈独秀的辞呈后，立即于8月24日复电说：“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态为妥，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但两人迥然不同的政见，已使陈独秀坚定了去意，他最终辞去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劳动节由来与意义》的演讲。会议期间，应陈炯明邀请，他还在陈公博、陈秋霖以及陈炯明秘书黄居素的陪伴下，去了一趟惠州陈炯明的司令部。那时，陈炯明因为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已经被孙中山免去了除陆军总长以外的其他各项职务，退居惠州。陈独秀等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达惠州。
　　在去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到达司令部后，陈独秀看到陈炯明的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着一张张军事地图，便对陈炯明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回到广州后，陈独秀对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林伯渠点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陈炯明）已成心腹之患。”
　　果不其然，在陈独秀等从惠州返回广州后不久，孙中山即于1922年6月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指责陈炯明“反对北伐”，而陈炯明亦于6月14日拘捕财政次长廖仲恺，两人矛盾开始公开化。两天后，陈炯明的部属叶举率“陈家军”主力回师广东，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企图杀害孙中山。当时总统府卫士仅61人，拼命掩护孙中山与宋庆龄脱险，但总统府与粤秀楼被夷为平地。8月15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宣布复任粤军总司令。
　　对陈炯明的部署炮轰总统府及陈炯明本人复任粤军总司令职务的行为，陈独秀极为愤慨，他多次在演讲中和报刊上指责陈炯明“背信弃义”。当1923年陈炯明部被滇、桂、粤联军击败，余部盘踞惠州、潮汕、梅县一带，继续与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相对抗时，陈独秀又号召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继续起来反对陈炯明。在国共两党的倾力合作下，陈炯明部最终于1925年被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陈炯明避居香港。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派代表参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一度任致公党总理，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积极奔走。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
　　其实，早在兵变发生后不久，张继即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当场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陈独秀遂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批判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等，说：“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此后，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的职务。
　　针对兵变后胡适发表所谓“陈炯明这一派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的文章，陈独秀还写了《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一文予以反驳。陈独秀在文中指出：“联省论是建立在武人割据上面的，不仅不能解决时局，还会增长乱源。”
　　“六一六”兵变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此后，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来，陈独秀在张继、林伯渠等陪同下会见孙中山。见到陈独秀时，孙中山感慨万千：“我同意共产党立即加入国民党。我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其中曲折无数，深知靠一党两党，难以取胜。陈炯明要叛离我，共产党要加入我，足见共产党的诚意。至于原有入党方法，完全可以取消。”兵变客观上加快了国共两党倾力合作的步伐。随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联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启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
　　陈炯明避居香港后，陈独秀再也没有与其联系过。陈独秀一生重感情，尤其珍视亲朋友情。但他与陈炯明，却从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朋友，最终反目成仇，这段历史，让一生倾心待友的陈独秀深为心伤。与其说这是陈独秀与陈炯明两个人的悲哀，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