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玄伯(1895—1974)是中国现代史学名家;其治史的理念,早先倚重于考古学,后转向文化人类学。这既得益于他早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积累,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思潮密切相关,而催化剂则是他翻译古朗治《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时所获得的灵感:三代之世,去古未远,保存了若干初民社会的文化遗迹,在后世的文献中屡有体现,得自初民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对于解释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生命礼仪、社会组织、亲属称谓、宗教信仰等问题颇有助益。此后,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亲力亲为,为上古史的研究补充新材料、提供新看法;还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史学借鉴文化人类学的限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值此历史人类学方兴未艾之际,深入研究李玄伯在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领域的成就,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史学史的认识,对于当代的史学跨学科研究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