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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这里响起首义枪声，燃起革命火焰，从而开启了一个民族的新纪元；一百年后的今天，这块在岁月里悄无声息的革命之地，在这特殊的年月里以纪念革命的名义高调重返人们的视野，像是一个奇迹。而我们只需稍循记忆，在这翻新了的遗迹之中，找寻那被时光模糊了的影像，进入那被重拾了的首义精神之旅……
烈士祠
蛇山脚下，一座新修的青砖牌坊颇为引人注目，它的前身是表列祠，现被改造为辛亥革命烈士祠。
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已被重新维修并加固了的古楼——经过粉刷依然纹理分明的廊柱，通过修整尽显棱角的屋檐，与修前相比纵使增了几分雅致，却也少了些许沧桑之美。
步入蜿蜒蛇山路，会不断邂逅或迁址或翻修的辛亥遗迹：恍若被时间遗忘了的石碑散落在路旁，只留光影与碑文默默守望；抱冰堂，乃张之洞旧居，因白蚁侵蚀经受几番复建，这位两广总督创办的实业曾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路中一座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在葱郁林木的庇护下安然入睡；行至视野开阔地，首义纪念群雕屹立广场中央，在后方林丛的压顶之势下愈显宏伟。行至山顶，一排虽已生锈但斑驳绿漆仍清晰可见的中型炮整齐划一地摆在炮台的每一孔位上——倔强的炮孔与身边的小草对望，仿佛代言着革命与新生。
红楼
沿蛇山脚一直往前，穿过马路，就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
于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在武昌起义军旧址改造而成的红楼，因“红砖砌墙、红瓦覆顶”而得名。大门两侧挂着由红黑两色组成的十八星旗，分别代表血和铁，叙说革命者用牺牲精神和铁的斗志去粉碎旧制度；红楼展厅内陈列大量历史文献及革命遗物。
红楼前的碧樟广场中矗立着1931年铸造的孙中山先生铜像：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左手执杖，右手持帽，目光坚毅，凝视远方；南端有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拜将台纪念碑——碑呈方型，四面中突，顶为锥体，锐利向上，有一种“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气慨。
作为“民国之门”的红楼，不仅是武昌首义的见证，更是中华名族由抵抗侵略走向崛起的伟大里程碑。
彭刘杨雕塑
沿碧樟广场往前，绕过几个花坛，一樽赭红色雕塑格外醒目，那是于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立起的彭刘杨三烈士雕塑。三烈士顶天立地，目光坚定，仿佛能看到于他们是美好未来的现在。
武昌首义前一天，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起义筹划者因事泄被捕，他们受审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首义当天凌晨英勇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前，留下坚毅大爱之精神供后世敬仰。
起义门
位于首义路起义街的中和门，是武昌古城九大城门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城门，为纪念起义的胜利而被改名为“起义门”。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难之时，起义部队在起义门城楼上布定炮位，向清湖广总督府猛烈轰击，取得胜利，被誉为“首义的开端”。
起义门的修缮工程是迎接辛亥百年的主要工程之一，如今主体城楼已焕然一新：朱漆青瓦，斗拱飞檐，复建城墙依梅家山而建，东西长230米，旁边风雨游廊与之平行相望，游廊亭内和城墙壁外立着各样石碑及石雕，记录着或史实或史评的曾经。
新首义广场
与首义公园隔街对望的，原本是辛亥革命烈士祠，九十年代就被拆得只剩门口一块老牌坊，如今已被改建为新首义广场。
作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典的献礼工程，新首义广场可谓集结了历史的悠久性和资源的丰富性，周围囊括了黄鹤楼、蛇山、红楼、辛亥革命博物馆、紫阳湖公园等27个武汉极具代表性的城市符号，它唯一的地上商街“南国·首义汇”也陆续进入招商阶段。
博物馆上方巨大的赭红“V”字模型，寓意着革命的胜利，它更像两只蓄势待发的巨翅，承载着历史与希望；巨大模型上纹理凸凹有致，与下方玻璃墙体交相辉映。博物馆后方安放着从清末到民初人间百态的雕塑，像来了一场无需时光机的穿越。
工程营遗址
工程营是武昌首义的发难处，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所属工程八营驻此，故通称此地为工程营。1911年10月10日晚7时许，这里响起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工程八营旧址位于湖北省总工会院内，先前的老房由于是砖木结构，禁不住白蚁的蚕食而被拆除。1987年10月1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此立纪念碑：碑高4米余，麻石砌成。上立步枪雕塑，正面刻“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两侧为九角十八星旗，阴刻碑文记述工程营发难经过。
纪念碑后建有一古色古香的廊亭，绿荫环绕，庄严肃穆，廊亭正中的石碑，刻着辛亥专家冯天瑜撰写的《辛亥武昌首义发难处纪念亭记》。
黎元洪墓
在辛亥革命史乃至现代人们的观念中，黎元洪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群龙无首之际被威逼上位的“人望都督”、起义后匿避于床下的“床下都督”乃至于后来被列进中华民国开国三杰，人们称他为辛亥年“历史的吊诡”。
1928年，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并以国葬的形式葬在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为迎接辛亥百年，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黎元洪墓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静静的墓园里，十米长的墓道尽头伫立着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的水磨石墓碑，其后是用大理石堆砌的圆形墓冢，墓后—面碑墙上镌刻着墓主人的生平；整座墓园由寝陵、照壁、黎公亭、休息长廊、墓园广场等几个部分构成。
烈士祠
蛇山脚下，一座新修的青砖牌坊颇为引人注目，它的前身是表列祠，现被改造为辛亥革命烈士祠。
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已被重新维修并加固了的古楼——经过粉刷依然纹理分明的廊柱，通过修整尽显棱角的屋檐，与修前相比纵使增了几分雅致，却也少了些许沧桑之美。
步入蜿蜒蛇山路，会不断邂逅或迁址或翻修的辛亥遗迹：恍若被时间遗忘了的石碑散落在路旁，只留光影与碑文默默守望；抱冰堂，乃张之洞旧居，因白蚁侵蚀经受几番复建，这位两广总督创办的实业曾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路中一座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在葱郁林木的庇护下安然入睡；行至视野开阔地，首义纪念群雕屹立广场中央，在后方林丛的压顶之势下愈显宏伟。行至山顶，一排虽已生锈但斑驳绿漆仍清晰可见的中型炮整齐划一地摆在炮台的每一孔位上——倔强的炮孔与身边的小草对望，仿佛代言着革命与新生。
红楼
沿蛇山脚一直往前，穿过马路，就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
于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在武昌起义军旧址改造而成的红楼，因“红砖砌墙、红瓦覆顶”而得名。大门两侧挂着由红黑两色组成的十八星旗，分别代表血和铁，叙说革命者用牺牲精神和铁的斗志去粉碎旧制度；红楼展厅内陈列大量历史文献及革命遗物。
红楼前的碧樟广场中矗立着1931年铸造的孙中山先生铜像：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左手执杖，右手持帽，目光坚毅，凝视远方；南端有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拜将台纪念碑——碑呈方型，四面中突，顶为锥体，锐利向上，有一种“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气慨。
作为“民国之门”的红楼，不仅是武昌首义的见证，更是中华名族由抵抗侵略走向崛起的伟大里程碑。
彭刘杨雕塑
沿碧樟广场往前，绕过几个花坛，一樽赭红色雕塑格外醒目，那是于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立起的彭刘杨三烈士雕塑。三烈士顶天立地，目光坚定，仿佛能看到于他们是美好未来的现在。
武昌首义前一天，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起义筹划者因事泄被捕，他们受审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首义当天凌晨英勇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前，留下坚毅大爱之精神供后世敬仰。
起义门
位于首义路起义街的中和门，是武昌古城九大城门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城门，为纪念起义的胜利而被改名为“起义门”。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难之时，起义部队在起义门城楼上布定炮位，向清湖广总督府猛烈轰击，取得胜利，被誉为“首义的开端”。
起义门的修缮工程是迎接辛亥百年的主要工程之一，如今主体城楼已焕然一新：朱漆青瓦，斗拱飞檐，复建城墙依梅家山而建，东西长230米，旁边风雨游廊与之平行相望，游廊亭内和城墙壁外立着各样石碑及石雕，记录着或史实或史评的曾经。
新首义广场
与首义公园隔街对望的，原本是辛亥革命烈士祠，九十年代就被拆得只剩门口一块老牌坊，如今已被改建为新首义广场。
作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典的献礼工程，新首义广场可谓集结了历史的悠久性和资源的丰富性，周围囊括了黄鹤楼、蛇山、红楼、辛亥革命博物馆、紫阳湖公园等27个武汉极具代表性的城市符号，它唯一的地上商街“南国·首义汇”也陆续进入招商阶段。
博物馆上方巨大的赭红“V”字模型，寓意着革命的胜利，它更像两只蓄势待发的巨翅，承载着历史与希望；巨大模型上纹理凸凹有致，与下方玻璃墙体交相辉映。博物馆后方安放着从清末到民初人间百态的雕塑，像来了一场无需时光机的穿越。
工程营遗址
工程营是武昌首义的发难处，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所属工程八营驻此，故通称此地为工程营。1911年10月10日晚7时许，这里响起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工程八营旧址位于湖北省总工会院内，先前的老房由于是砖木结构，禁不住白蚁的蚕食而被拆除。1987年10月1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此立纪念碑：碑高4米余，麻石砌成。上立步枪雕塑，正面刻“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两侧为九角十八星旗，阴刻碑文记述工程营发难经过。
纪念碑后建有一古色古香的廊亭，绿荫环绕，庄严肃穆，廊亭正中的石碑，刻着辛亥专家冯天瑜撰写的《辛亥武昌首义发难处纪念亭记》。
黎元洪墓
在辛亥革命史乃至现代人们的观念中，黎元洪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群龙无首之际被威逼上位的“人望都督”、起义后匿避于床下的“床下都督”乃至于后来被列进中华民国开国三杰，人们称他为辛亥年“历史的吊诡”。
1928年，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并以国葬的形式葬在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为迎接辛亥百年，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黎元洪墓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静静的墓园里，十米长的墓道尽头伫立着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的水磨石墓碑，其后是用大理石堆砌的圆形墓冢，墓后—面碑墙上镌刻着墓主人的生平；整座墓园由寝陵、照壁、黎公亭、休息长廊、墓园广场等几个部分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