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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尊重读书的国家,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过去我们都把读书看成非常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感在最近的十几年,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开始被解构,传统的阅读趋势在走向下滑。根据最近这几年的调查数据,我国国民的阅读率持续走低,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图书销售也在走下坡路,虽然每年的图书产量越来越多,每年至少在几十万种以上,但是真正的有效阅读变得越来越稀罕。这给我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传统阅读已经出现危机。
古今中外,最优质的文明成果、最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靠书籍这种形式记录和传承下来的。如果不读书,这些东西不可能被接收,一个人不可能任何事情都直接去体验,必须接收间接的经验,通过书本等载体吸纳他人的成果,才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阅读是人类要往前走不可回避的一个起点。现在如果要把当代中国的阅读趋向做一个简单划分,大概有三种类型:功利性阅读、泡沫性阅读和超越性阅读。
功利性阅读
功利性阅读也可以叫实用性阅读。实用性阅读在古代,就是只读科举考试需要的书,可能读一辈子也未必成功。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至少要用十二年的时间,耗费在跟他直接兴趣不一定有太大关系的教科书上,这些阅读就是实用性阅读。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为了职业需要去读书,比如考某一个资格证书等,这一类阅读在中国是最多的。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了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条道路,所谓“学得的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到做官这一条独木桥。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就可以通过科举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样的社会就处在高度的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实在太深太大了,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的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它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1905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力抵抗,于是比较进步的一些人,比如魏源这些人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别人,别人会造船、造大炮,我们不会。这个观点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几十年后中国才开始有一批人进入实践阶段,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太后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显然不行。所以开始大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时期出现的。
1905年,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被废除,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能马上消失。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把读书与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这种情结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大学的图书馆不再像过去大学的图书馆变得那么重要,人们不再把图书馆看作神圣的地方。以往的知识传承,获取渠道比较单一,而现在利用搜索引擎就可以了。互联网这个工具快捷方便,对整理一般性资料来说确实有点用,但要深入了解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一个民族最终要有创造性,还需要读书,读传统的纸质书籍。
泡沫性阅读
泡沫性阅读,简单地说,就是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自己不经过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泡沫性阅读和娱乐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密切相关。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这个时代氛围让人觉得躁动不安。我们急于成功、发财,其实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但当所有人都渴望天上掉下馅饼,渴望这个馅饼以最快的速度落到自己的手里,甚至不需花费一点力气就能捡到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发疯。事实上,经济社会确实好,但其带来的负面东西也很多,比如环境破坏,对人的精神摧毁也很大。
温家宝总理讲要“仰望星空”,但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离星星、月亮、天空越来越远,很难停下脚步好好看头上的天空。看天空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的过程,很多创造需要思考,但是为了谋生,人又不能不忙。这就是一个矛盾,是经济化社会必然带来的矛盾,西方社会都经历了这个阶段。
在目前这样的快节奏下,泡沫性阅读迅速占领市场,到新华书店一看,摆在最醒目、最好位置的大部分是粗制烂造、只用几个月就炮制出来书籍。这种书籍的杀伤力非常强,它捕捉人的心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卖点是什么,知道哪方面的东西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便是眼球经济,阅读便是眼球阅读,没有精神含量,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泡沫性阅读的扩张给传统阅读带来巨大的冲击,比功利性阅读还要大。
那么如何从泡沫性阅读中走出来?我举一些民国时期非读书人的例子。民国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业余生活让人吃惊,这些整天跟机器、商业打交道的商人们,业余生活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看书、写毛笔字。重庆的卢作孚,他的企业在鼎盛时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他不管出门还是在企业管理空闲时,都拿点书看。他喜欢看美国人的书,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是他非常喜欢的读物,他还非常喜欢看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的回忆录,这些跟企业似乎没有直接关系。还有一个大企业家叫穆藕初,当年是棉纱大王,他从美国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后办企业。他的儿子回忆说,小时候在家里捉迷藏,在书柜后面窜来窜去,他们家书柜跟图书馆的一样,一排一排的,上面有很多洋文书。那个时候的企业家追求的境界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站得很高,所以看得很远,赚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这些一流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大的,他们对阅读都保持了终身的兴趣,无论是贫穷还是发达,都保持着良好的阅读状态。 那么,这种读书做人的境界在民国时期能够做到,我们现在的人难道永远都做不到了吗?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归。将来的中国,等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脚步放慢时,许多人可能就会从大量的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走出来,回到真正的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跟自己的功课、考试、职业无关,它是自己的兴趣,是一种精神需要。超越性阅读是“读无用之书,做有用之事,遣有涯之生”。
读无用之书,未必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用处,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为读书而读书。但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他人有利,利己利人。
人有三个基本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除了生物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生物属性的需要,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不能只把人变成生物属性的人,人不能变成一种蔬菜化的生存,人还拥有选择其他精神文化思想的权利,还有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权利,如果仅强调人的某个侧面是不完整的。
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几本经典,那里才有含金量,大部分泡沫性的书是没有含金量的,它是速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读很多书,就算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读书,一天读一本,一年也只能读300本书,读十年也就3 000本,一生读一万本书就很了不起了。人生有限,生有涯,书无涯。读不了这么多书,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选择,一个人品位的高下、精神格调的高下就取决于你的选择,你怎么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喜欢跟学生讲“读第一流的书,做第一流的人”。只有读第一流的书,才做得了第一流的人。“第一流”不一定是在某个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不一定钱最多、官最大。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世界,看得到星空,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相对清楚的判断,对世界有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人是一流的人,不一定要求按世俗标准取得某方面的功成名就。
超越性阅读就是读第一流的书,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跟第一流人物对话的过程。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因为职业、地域、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亲身接触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一流人物,不可能去请教苏格拉底、孔子、李白,你只能通过读书来实现与一流人物进行对话。在这些对话中,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滋养,品格得到了提升,这样的过程对年轻一代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幸在二十岁之前接触到一本非常好的书,可能这本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们这个民族,其实还散落着许多读书的种子。面对同一本经典,每个人都是对等的,皇帝没有比我们更有优先的权利。跟世界上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人直接对话,同时就获得了平等,在书本面前,所有的权势都不存在了,无论怎样显赫的权贵跟你也是平等的。世界是平的,就像互联网时代,我们打开Internet,可以获得跟所有人的一样地位。读书也一样,没有人比其他人高。
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无用之书,就是要获得看待世界的基本价值,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然后共同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在找到核心价值后,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必将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本文是作者在“温州学人讲坛”上演讲的录音整理稿,经作者同意后有删节)
(责编 韦 力)
古今中外,最优质的文明成果、最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靠书籍这种形式记录和传承下来的。如果不读书,这些东西不可能被接收,一个人不可能任何事情都直接去体验,必须接收间接的经验,通过书本等载体吸纳他人的成果,才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阅读是人类要往前走不可回避的一个起点。现在如果要把当代中国的阅读趋向做一个简单划分,大概有三种类型:功利性阅读、泡沫性阅读和超越性阅读。
功利性阅读
功利性阅读也可以叫实用性阅读。实用性阅读在古代,就是只读科举考试需要的书,可能读一辈子也未必成功。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至少要用十二年的时间,耗费在跟他直接兴趣不一定有太大关系的教科书上,这些阅读就是实用性阅读。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为了职业需要去读书,比如考某一个资格证书等,这一类阅读在中国是最多的。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了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条道路,所谓“学得的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到做官这一条独木桥。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就可以通过科举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样的社会就处在高度的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实在太深太大了,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的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它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1905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力抵抗,于是比较进步的一些人,比如魏源这些人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别人,别人会造船、造大炮,我们不会。这个观点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几十年后中国才开始有一批人进入实践阶段,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太后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显然不行。所以开始大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时期出现的。
1905年,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被废除,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能马上消失。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把读书与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这种情结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大学的图书馆不再像过去大学的图书馆变得那么重要,人们不再把图书馆看作神圣的地方。以往的知识传承,获取渠道比较单一,而现在利用搜索引擎就可以了。互联网这个工具快捷方便,对整理一般性资料来说确实有点用,但要深入了解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一个民族最终要有创造性,还需要读书,读传统的纸质书籍。
泡沫性阅读
泡沫性阅读,简单地说,就是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自己不经过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泡沫性阅读和娱乐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密切相关。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这个时代氛围让人觉得躁动不安。我们急于成功、发财,其实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但当所有人都渴望天上掉下馅饼,渴望这个馅饼以最快的速度落到自己的手里,甚至不需花费一点力气就能捡到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发疯。事实上,经济社会确实好,但其带来的负面东西也很多,比如环境破坏,对人的精神摧毁也很大。
温家宝总理讲要“仰望星空”,但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离星星、月亮、天空越来越远,很难停下脚步好好看头上的天空。看天空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的过程,很多创造需要思考,但是为了谋生,人又不能不忙。这就是一个矛盾,是经济化社会必然带来的矛盾,西方社会都经历了这个阶段。
在目前这样的快节奏下,泡沫性阅读迅速占领市场,到新华书店一看,摆在最醒目、最好位置的大部分是粗制烂造、只用几个月就炮制出来书籍。这种书籍的杀伤力非常强,它捕捉人的心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卖点是什么,知道哪方面的东西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便是眼球经济,阅读便是眼球阅读,没有精神含量,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泡沫性阅读的扩张给传统阅读带来巨大的冲击,比功利性阅读还要大。
那么如何从泡沫性阅读中走出来?我举一些民国时期非读书人的例子。民国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业余生活让人吃惊,这些整天跟机器、商业打交道的商人们,业余生活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看书、写毛笔字。重庆的卢作孚,他的企业在鼎盛时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他不管出门还是在企业管理空闲时,都拿点书看。他喜欢看美国人的书,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是他非常喜欢的读物,他还非常喜欢看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的回忆录,这些跟企业似乎没有直接关系。还有一个大企业家叫穆藕初,当年是棉纱大王,他从美国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后办企业。他的儿子回忆说,小时候在家里捉迷藏,在书柜后面窜来窜去,他们家书柜跟图书馆的一样,一排一排的,上面有很多洋文书。那个时候的企业家追求的境界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站得很高,所以看得很远,赚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这些一流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大的,他们对阅读都保持了终身的兴趣,无论是贫穷还是发达,都保持着良好的阅读状态。 那么,这种读书做人的境界在民国时期能够做到,我们现在的人难道永远都做不到了吗?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归。将来的中国,等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脚步放慢时,许多人可能就会从大量的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走出来,回到真正的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跟自己的功课、考试、职业无关,它是自己的兴趣,是一种精神需要。超越性阅读是“读无用之书,做有用之事,遣有涯之生”。
读无用之书,未必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用处,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为读书而读书。但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他人有利,利己利人。
人有三个基本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除了生物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生物属性的需要,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不能只把人变成生物属性的人,人不能变成一种蔬菜化的生存,人还拥有选择其他精神文化思想的权利,还有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权利,如果仅强调人的某个侧面是不完整的。
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几本经典,那里才有含金量,大部分泡沫性的书是没有含金量的,它是速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读很多书,就算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读书,一天读一本,一年也只能读300本书,读十年也就3 000本,一生读一万本书就很了不起了。人生有限,生有涯,书无涯。读不了这么多书,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选择,一个人品位的高下、精神格调的高下就取决于你的选择,你怎么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喜欢跟学生讲“读第一流的书,做第一流的人”。只有读第一流的书,才做得了第一流的人。“第一流”不一定是在某个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不一定钱最多、官最大。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世界,看得到星空,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相对清楚的判断,对世界有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人是一流的人,不一定要求按世俗标准取得某方面的功成名就。
超越性阅读就是读第一流的书,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跟第一流人物对话的过程。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因为职业、地域、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亲身接触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一流人物,不可能去请教苏格拉底、孔子、李白,你只能通过读书来实现与一流人物进行对话。在这些对话中,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滋养,品格得到了提升,这样的过程对年轻一代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幸在二十岁之前接触到一本非常好的书,可能这本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们这个民族,其实还散落着许多读书的种子。面对同一本经典,每个人都是对等的,皇帝没有比我们更有优先的权利。跟世界上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人直接对话,同时就获得了平等,在书本面前,所有的权势都不存在了,无论怎样显赫的权贵跟你也是平等的。世界是平的,就像互联网时代,我们打开Internet,可以获得跟所有人的一样地位。读书也一样,没有人比其他人高。
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无用之书,就是要获得看待世界的基本价值,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然后共同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在找到核心价值后,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必将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本文是作者在“温州学人讲坛”上演讲的录音整理稿,经作者同意后有删节)
(责编 韦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