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晚，我熟悉的舞蹈家黄豆豆很自豪地告知大家：上海的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荣获文华大奖。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老校长、革命前辈王亚文。

解密期不过就不说

　　我是1985年从上海延安中学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1987年上半年两位青年讲师张济顺（后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和张云（后为上海党史研究会会长、教授），曾经分别给我和同学们讲授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
　　不过，当时他们所熟悉的都是解放军三大战役等正面战场，对于上海如何迎接解放主要聚焦在复旦、交大、同济等高校的青年学生运动上。关于隐蔽战线的斗争和革命先驱的大智大勇，我和同学们主要还是通过《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战上海》等中学时代就已熟悉的经典影片，来了解一些皮毛。
　　毕业于复兴中学的孙崇文和余春雷同学，曾经在主题班会上很自豪地介绍过鲁迅在虹口、红色电波在虹口等上海的往事。余春雷同学的家，就住在虹口公园（现在的鲁迅公园）对面的黄渡路;她热情地陪我瞻仰过邻居的家——李白烈士的故居，那时这故居还没有向公众开放呢。而另一位上海籍的同学屠宝迪，则明确地告诉过我，和唐朝大诗人同名的李白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瞻仰了烈士故居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些电波所传输的内容即关键情报，是谁本事那么大，秘密收集来给李白的呢？没多久，我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攻读硕士学位，其间，有幸被安排参与原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时任上海社科院党委顾问陈修良的回忆录整理工作。老人家，透露了一点信息给我。
　　陈修良老人家了解到我高中毕业于延安中学、大学毕业于复旦历史系但又第一次听说王亚文的大名之后，很不满意！因为上海解放后，王亚文先生就担任了延安中学（最初叫真如中学）的首任校长;她让我自己去好好了解王先生。她还希望我把王亚文以及上海地下党策反敌军的功绩整理出来，但我没能完成这个很庄严的任务。虽然王亚文先生当时是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我还从当时社科院副院长夏禹龙先生（也是地下党骨干）那里知道了一些片断，但是在社科院的走廊里，王亚文先生听了我的请求之后只回答了六个字——“现在还不能说”。

江防图密送解放军

　　1999年初夏，五十年解密期刚过去，但王亚文先生病重，这年十月的最后一天，我的老校长走完了他壮怀激烈的一生。他带着很多“深海的秘密”和他的忠贞，就这样静静地走了。这让他的同事、战友和党史专家们感到深深的惋惜。

　　他带着很多“深海的秘密”和他的忠贞，就这样静静地走了。这让他的同事、战友和党史专家们感到深深的惋惜。

　　后来，我自己了解到：1947年3月以后，王亚文以国民党军队少将身份收集到的很多军事情报，都是他亲自到黄渡路交由李白电台发往解放区。李白夫妇1942年就曾被日军逮捕，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为党秘密传送大量战略情报。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续为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他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过程中，因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面对酷刑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没能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要的信息。1949年5月7日，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在渡江战役以前，李白已经被捕。王亚文的战友张权则根据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的要求，利用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中将观察员的合法身份到沿江前线“视察”，驱车跑遍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的千里防线，在渡江战役之前几乎每个营地、每个炮台都察看了。回到上海之后，张权就立马来到东体育会路20号的小洋房阁楼上，与王亚文、张端元夫妇一起，三天三夜未合眼，将沿途记录、速画的一大包小纸片一一铺在地板上，由擅长绘图的张端元对照着绘制成一张巨大的《长江沿岸江防图》，连同王亚文从吴石将军那里秘密获得的《国民党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一并交给了陈修良的爱人沙文汉。由于此时已无法走之前李白电台路径传送情报，沙文汉另行安排地下党的人力交通员迅速送达江北解放军的前敌指挥部，这对解放军胜利渡江、攻打上海和解放全中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关键情节在《渡江侦察记》拍摄之际都是无法公开的机密。所以，影片中只能是解放军派侦察战斗小分队、在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的江防沿线第一手情报，再由战斗英雄泅渡过江交给前敌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