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取决于它是否可以为更大比例的劳动人口创造更具生产力的岗位。传统上，正是工业化使穷国开始了这种转变。工厂工作或许并不光鲜，但却可以将农民转变为蓝领工人，进而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
　　许多非洲和其他地方的低收入国家，都希望走上类似的道路。一些非洲国家在疫情前就已经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埃塞俄比亚在中国和欧洲投资者的帮助下，建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服装和鞋类部门。坦桑尼亚建立了一个更为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并重点服务于国内和区域市场。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洲大陆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可能已经在2000年代初期之后被停止甚至逆转了。
　　然而，非洲制造业的复兴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即便在工业化扎根较深的地方，那些较现代、正规且生产力更高的制造业部门，创造的好工作机会依然很少。
　　事实上，正规工作岗位的数量一直停滞不前，而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小型、非正规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大企业展现出了极高的生产力，却并未扩大多少就业，而小企业虽然吸收了劳动力但生产力增长不大。结果是这些经济体创造的好工作岗位很少。
　　我们无法用传统理论去解释这种对立。人们通常认为，非洲的工资水平相对生产力而言是比较高的，但我们发现工资在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的总增加值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这表明劳动力成本不太可能成为一项制约因素。此外，我们观察到的极高制造业进入和退出率，也掩盖了营商活力较低的事实。
　　而规模较大制造业企业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悖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都属于过度资本密集型。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等低收入国家工人数量庞大，但资本（机器和设备）稀缺而昂贵，如果利用标准经济理论来推导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就会向劳动密集型技术倾斜。但我们发现，上述两国制造业部门大型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明显高于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或要素禀赋所对应的水平。事实上，这些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与捷克共和国的企业相当，尽管后者的资本丰富度大约是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10倍。
　　在那些以大量低技术含量劳动力作为基本比较优势的国家，企业使用如此多的资本（以及高技术工人这类辅助性投入）似乎是不合理的，但它们并没有太多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技术已逐渐变得资本和技能密集，以匹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要素价格。1950年代或1960年代的技术可能更为劳动密集，但它们无法帮助非洲企业在当今世界市场上竞争，何况当前全球价值链中使用的技术似乎特别排斥非熟练劳动力。
　　这就让非洲各经济体陷入了困境。它们的制造业企业要么拉高自身生产力和竞争力，要么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要同时做到这两点似乎非常困难，甚至近乎不可能。
　　这一困境让人回想起过去发展研究文献中对不恰当技术的忧虑。E.F.舒马赫等作者曾担心，西方技术有利于建立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工厂而不适应低收入国家的状况，但此后数十年间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的显著扩大，将这种担忧一扫而空。现在，我们可能需要重拾这一理念。
　　先进经济体最近的技术变革模式，似乎使低收入国家更难实现发展。这些变化促使经济和技术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深，甚至在那些发展中国家中经济较先进的部分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应当就技术变革的方向和政府調整这一方向的工具展开公开辩论的另一个原因。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