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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溪·某年夏》整体上属于一篇生态小说,全篇指向一场因生态被破坏而导致的“自然”灾难,出没于小说中的几个主人公在这场灾难中丧生。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悲怆、悲愤意味的故事,阿贝尔能够压得住“火”,一条条线索、一个个人物,不慌不忙地向“中心”汇集,当所有线索(人物)凝结成一团时,用残酷的、灾难的方式强行“切”开,故事戛然而止,叙述语调冷静客观,叙述节奏不疾不徐,显示出强大的叙事耐心和信心。
小说以“我”逃离成都,到一个叫木佐的藏区,寻找“火溪”,寻找白马人,寻找老同学小米,用“寻找”的线索,把几个人物串联起来。于是,砍木工人老姬进场了,清纯美丽的大学生小溪进场了,“吉普赛美女”白马人姑娘进场了,女广播员菲菲进场了,小溪的妈妈——热情好客又沉默寡言的白马人妇女也进场。他们共同走向一次聚会,一场灾难,“菲菲、吉普赛女子、姬小溪和她的弟弟,还有老姬两口子”,在梦中被洪水卷走了,爱唱歌的姬小溪停止了歌唱,菲菲和小米的爱情纠葛也不解而解,小米终于决定向县长提交调离申请。所有的一切都突然消失了:房子倒塌了,路基冲毁了,几条生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小米的一首诗《向日葵》,依稀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沉潜着。
在这篇不长的小说里,阿贝尔为最后的灾难做足了铺垫,一连串的“祸事”、不顺都与砍伐森林相关,但没有读到最后,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场场“祸事”,居然与老姬一家、菲菲、吉普赛美女发生联系。在青义的场镇上,拉木头的卡车冲进铺面,黄婆婆和樊大爷死了;从江油进山,拉木头的车严重超载,常常引起堵车;到处是用滑轮吊装木头的声音,装载木头的汽车占据了道路,铁链、撬木头和锯木头的声音,打破了火溪和白马人寂静自然的生活;下雨了,浑浊的泥水携带着腐败的木叶直落火溪;杀氐坎遇到塌方,拉木头的车陷在塌方里。大雨、塌方、断路、涨水、木头,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和姬小溪家里的聚会“碰”在一起,顺理成章地,悲剧就发生了。
“火溪”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串起了登场的所有人物和所有物象,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的。读者满怀期待,一直被“我”牵引着,沿着“我”的线路,按照“我”的速度一步一步走进火溪。先是小米书信的介绍,其次是砍木工人老姬的口述,再是白马人少女背水和砍木工人挑水,最后来到火溪沿线,有血红的河床,清澈的溪水,也有带着泡沫、木头、腐叶、家具等组成的浑浊的涨水。火溪是一种自然状态,水是红色的,看起来像血,但捧在手里或者舀进木盆里还是清澈的。火溪是怎样形成的?自然由地质学家来解释,但民间多从历史文化角度阐释,作者给我们引述了两条材料,一条是老姬口述,1935年胡宗南部队屠杀红军战士,血流成河;一条是小米的记录,关乎白马人的来历,也是官军屠杀百姓,血流成河。清澈的水、浑浊的水、血红的水,构成火溪几种不同形态,不断警示我们。围绕火溪这一核心意象,作者组合了一系列意象,在火溪沿线展开:装载着木头的汽车,起树皮的场景,还有画家笔下的白马人少女:一个大眼睛女孩,脸上有血,瞳孔里有恐惧,给人一种抽象的美丽与恐怖的印象。
“节外生枝”是一种自然生态,一棵大树不能只有光秃秃的主干,还需要枝枝杈杈,随风摇曳的枝条和叶片,最能体现大树的神采与风姿。在小说写作中,“节外生枝”就是适度荡开故事主线,插入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情节、人物、环境,丰富小说的叙事肌理,增强小说叙事的浓密度,深化、延展主旨的能指功能。阿贝尔显然很熟悉这种叙事技术,在故事主线周围或者开衩处,不失时机地插入许多叙事元素,从而将生态话语、政治话语、爱情话语、民族风情等,熔铸成为一个有节奏、有肌理的故事。学校的政治学习、老右派的谨慎、小米与女老师跳舞、平武的木头财政、南坝的荞凉粉、失去“转头”的龙安城、报恩寺飘渺的梵铃声、白马人的白裙坎肩、《鬼沼》被查封、乡镇学校的场景、菲菲令人忍俊不禁的留言条,等等。这些“枝叶”在增强趣味性、可读性的同时,也在顺畅自然的转换中“滑向”主干。
生态写作由来已久,自从大工业时代降临,生态写作就担负起维护生态的使命。尽管中国的生态写作起步较晚,但扑面而来的生态危机,很快让我们明白:生态平衡是一个综合系统,如果一个环节发生断裂,就会波及其他环节发生“变异”,长期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会导致人文生态的变化。生态问题,往往一环套着一环,一根牵扯一根,剪不断,理还乱。作家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常常呈现的是直接责任人:砍木头的工人、撑筏子的工人,装卸木头的工人,卡车司机。真正的“元凶”每每躲在幽暗的根部,包括人性的劣根性和欲望的顽固性,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挖”出来,殊非易事。生态写作的难度正在于此。当年,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见证了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狼子村人、陈老五、何先生、娘老子,终于搞清楚“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现在,大哥要来“吃”我。生态问题的“大哥”在哪里?“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在鲁迅笔下,经过反复研究和内在自省,“狂人”意识到自己也是吃人者。《火溪·某年夏》砍木工人老姬,终于意识到:砍伐树木,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而且破坏了人文生态,人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彻底打破了。“死木头,死木头,莫了你真以为树木是死的?树木有神,每一棵树都有她的神,砍树砍多了,树神就会找你,我们好多砍木头的就死在树下!过去白马人信这个,信山神、树神、水神,现在很多人不信了,你看到蛮,灾祸总要来了。”“再这么砍,人会保不住了。”老姬的自省,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果然,从17岁就开始砍木头、破坏生态平衡的老姬,被洪水吞噬了,而且,还祸及妻子、女儿、儿子和亲戚。老姬是一个觉醒者,是一个能够自我反省、自我剖析的觉醒者。然而,老姬一家竟然被灾难先带走了。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还在继续砍木头、装载木头、运送木头。
这,就是先觉者的宿命,也是当代生态写作的难度。
狂人曾经告诫大家: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我想代替老姬告诫大家: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砍木头的人。
救救孩子!
小说以“我”逃离成都,到一个叫木佐的藏区,寻找“火溪”,寻找白马人,寻找老同学小米,用“寻找”的线索,把几个人物串联起来。于是,砍木工人老姬进场了,清纯美丽的大学生小溪进场了,“吉普赛美女”白马人姑娘进场了,女广播员菲菲进场了,小溪的妈妈——热情好客又沉默寡言的白马人妇女也进场。他们共同走向一次聚会,一场灾难,“菲菲、吉普赛女子、姬小溪和她的弟弟,还有老姬两口子”,在梦中被洪水卷走了,爱唱歌的姬小溪停止了歌唱,菲菲和小米的爱情纠葛也不解而解,小米终于决定向县长提交调离申请。所有的一切都突然消失了:房子倒塌了,路基冲毁了,几条生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小米的一首诗《向日葵》,依稀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沉潜着。
在这篇不长的小说里,阿贝尔为最后的灾难做足了铺垫,一连串的“祸事”、不顺都与砍伐森林相关,但没有读到最后,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场场“祸事”,居然与老姬一家、菲菲、吉普赛美女发生联系。在青义的场镇上,拉木头的卡车冲进铺面,黄婆婆和樊大爷死了;从江油进山,拉木头的车严重超载,常常引起堵车;到处是用滑轮吊装木头的声音,装载木头的汽车占据了道路,铁链、撬木头和锯木头的声音,打破了火溪和白马人寂静自然的生活;下雨了,浑浊的泥水携带着腐败的木叶直落火溪;杀氐坎遇到塌方,拉木头的车陷在塌方里。大雨、塌方、断路、涨水、木头,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和姬小溪家里的聚会“碰”在一起,顺理成章地,悲剧就发生了。
“火溪”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串起了登场的所有人物和所有物象,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的。读者满怀期待,一直被“我”牵引着,沿着“我”的线路,按照“我”的速度一步一步走进火溪。先是小米书信的介绍,其次是砍木工人老姬的口述,再是白马人少女背水和砍木工人挑水,最后来到火溪沿线,有血红的河床,清澈的溪水,也有带着泡沫、木头、腐叶、家具等组成的浑浊的涨水。火溪是一种自然状态,水是红色的,看起来像血,但捧在手里或者舀进木盆里还是清澈的。火溪是怎样形成的?自然由地质学家来解释,但民间多从历史文化角度阐释,作者给我们引述了两条材料,一条是老姬口述,1935年胡宗南部队屠杀红军战士,血流成河;一条是小米的记录,关乎白马人的来历,也是官军屠杀百姓,血流成河。清澈的水、浑浊的水、血红的水,构成火溪几种不同形态,不断警示我们。围绕火溪这一核心意象,作者组合了一系列意象,在火溪沿线展开:装载着木头的汽车,起树皮的场景,还有画家笔下的白马人少女:一个大眼睛女孩,脸上有血,瞳孔里有恐惧,给人一种抽象的美丽与恐怖的印象。
“节外生枝”是一种自然生态,一棵大树不能只有光秃秃的主干,还需要枝枝杈杈,随风摇曳的枝条和叶片,最能体现大树的神采与风姿。在小说写作中,“节外生枝”就是适度荡开故事主线,插入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情节、人物、环境,丰富小说的叙事肌理,增强小说叙事的浓密度,深化、延展主旨的能指功能。阿贝尔显然很熟悉这种叙事技术,在故事主线周围或者开衩处,不失时机地插入许多叙事元素,从而将生态话语、政治话语、爱情话语、民族风情等,熔铸成为一个有节奏、有肌理的故事。学校的政治学习、老右派的谨慎、小米与女老师跳舞、平武的木头财政、南坝的荞凉粉、失去“转头”的龙安城、报恩寺飘渺的梵铃声、白马人的白裙坎肩、《鬼沼》被查封、乡镇学校的场景、菲菲令人忍俊不禁的留言条,等等。这些“枝叶”在增强趣味性、可读性的同时,也在顺畅自然的转换中“滑向”主干。
生态写作由来已久,自从大工业时代降临,生态写作就担负起维护生态的使命。尽管中国的生态写作起步较晚,但扑面而来的生态危机,很快让我们明白:生态平衡是一个综合系统,如果一个环节发生断裂,就会波及其他环节发生“变异”,长期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会导致人文生态的变化。生态问题,往往一环套着一环,一根牵扯一根,剪不断,理还乱。作家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常常呈现的是直接责任人:砍木头的工人、撑筏子的工人,装卸木头的工人,卡车司机。真正的“元凶”每每躲在幽暗的根部,包括人性的劣根性和欲望的顽固性,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挖”出来,殊非易事。生态写作的难度正在于此。当年,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见证了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狼子村人、陈老五、何先生、娘老子,终于搞清楚“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现在,大哥要来“吃”我。生态问题的“大哥”在哪里?“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在鲁迅笔下,经过反复研究和内在自省,“狂人”意识到自己也是吃人者。《火溪·某年夏》砍木工人老姬,终于意识到:砍伐树木,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而且破坏了人文生态,人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彻底打破了。“死木头,死木头,莫了你真以为树木是死的?树木有神,每一棵树都有她的神,砍树砍多了,树神就会找你,我们好多砍木头的就死在树下!过去白马人信这个,信山神、树神、水神,现在很多人不信了,你看到蛮,灾祸总要来了。”“再这么砍,人会保不住了。”老姬的自省,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果然,从17岁就开始砍木头、破坏生态平衡的老姬,被洪水吞噬了,而且,还祸及妻子、女儿、儿子和亲戚。老姬是一个觉醒者,是一个能够自我反省、自我剖析的觉醒者。然而,老姬一家竟然被灾难先带走了。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还在继续砍木头、装载木头、运送木头。
这,就是先觉者的宿命,也是当代生态写作的难度。
狂人曾经告诫大家: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我想代替老姬告诫大家: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砍木头的人。
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