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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的反哺力度，“三农”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诸如人力资源配置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福建南平基于自身情况，借助行政力量，通过下派干部的方式整合农村科技、人才、信息、管理各项资源，反哺农业，实现了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反哺论”的典型。
引 论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经历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是一车之两轮、一鸟之两翼，不可偏废。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各国现代化成功实践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时，通常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几乎成了一条铁律。
“三农”的投入与现状。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党中央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和农村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反哺”政策；2004年到2011年，中央更是连续发出8个“一号文件”，不断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
自2003年起，中央逐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2003年至2008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就达2.15万亿元，年均增长22.7%；2009年为7161.4亿元，比2008年增加1205.9亿元，增长20.2%，高于中央财政收入增幅；2010年为8183.4亿元；2011年增加到近万亿元。尽管投入很多，但“三农”现状仍不容乐观。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是对“三农”形势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判断。经过2009年、2010年的努力，这些问题虽有所改进，但仍未有大的改观：2009年、2010年全国大面积水旱灾害暴露出我国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落后；农村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与城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等。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农”投入误区与破解之道。实践证明，仅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注入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很难从根本上破解。究其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四个转型”时期：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三是农民向市民转型；四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在这“四大”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是全方位的，突出表现在城乡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上，而这一非均衡性又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城市人才严重过剩与农村人才严重短缺并存。这虽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但在转型期，即使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生产要素也必然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导致农村人力资源外流，而城市的人力资源更难流向农村，这也是由农业特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决定的。所以，“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多予”方针，既要在资金、科技、政策上“多予”，更要注重“人”的“多予”，予“三农”以活的要素。“人”的“多予”是贯彻“多予”方针的核心。
在这一重大转型期、在二元结构尚未突破的情况下，福建省南平市抓住了破解“三农”的要害问题，做活“人”的文章。通过干部下派，把管理和服务以及各种资源由城市延伸到农村，以“人力资源”来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在农村的优化配置，发挥“放大”、“倍乘”效应。这一大方向是正确的，且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一成功的社会试验，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以“人力资源反哺论”破解“三农”难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两个反哺”的新路径。
南平试验
自1999年始，南平市委、市政府直面农村普遍存在且环环相扣的“五个结”：滞后的科技服务、乏力的农业投入、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断层的领导体系、農民对民主法制的期盼与实现的差距。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以下派干部（科技特派员、村支书、企业助理、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为载体，迁移党政工作重心，整合资源（科技、人才、 金融、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导入农村、反哺农业，激活基层经济细胞，形成“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新机制。这“五路特使”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几方面的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的是一种合力，不是单枪匹马，符合农村全方位的需要，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得到了全方位发展。
截止2009年，南平共向农村派出科技特派员七批7315人次，村支书四批2156人次，流通助理三批303名，金融助理410名，龙头企业助理138名。南平在动态中直面农民的迫切需求，由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形成了一种系统的人力资源反哺路径。
科技特派员解决了农村缺乏先进生产力要素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入手。人是生产力系统中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农业发展要靠科技。科技怎么进入农村？基于一家一户农民分散的农情，南平市委、市政府实行了科技特派员制度。
科技特派员制度为“反哺”农村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这里有两大“亮点”：
一、以服务为重点，打造“宝塔型”科技推广平台。十年来，广大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上山下田，以现场培训、技术示范、课堂教学、个别指导等多种形式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推动了农村现代科技知识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生产技能，增强了农民的增收致富能力。在南平，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从40%提高到50%以上，超过了我国现有农业科技贡献率47%的水平。同时，通过培养大量乡土人才、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协作，形成了一个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依托、科技特派员为主体、乡土人才为基础，服务农民的“宝塔型”农业科技传导网络。二、构建“利益共同体”，开辟第三条道路。科技特派员制度一路走来，“路线选择”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谁是农村科技推广服务的行为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实践证明，完全靠政府实施纯公益性服务或完全靠市场机制自由调节都难以达到科技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南平在实践中开辟了第三条道路：科技特派员以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管理参股等形式，与农户和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通过此举，肯定了科技人员的技术贡献，将科技推广中的政府行为和组织行为逐步转变为个人行为和市场行为，增强了科技人员投身于生产实践的热情，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源泉。
企业助理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的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节点。这个关节点通与不通，直接关系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民能否增收。有鉴于此，2000年南平市委市政府决定“向龙头企业派驻特派员，踩在高位上，打通关节点。”先后选派3批138名具有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干部，到龙头企业担任特派员，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企业经营管理、项目申请及建设、技术改造、协调企业内外部关系等服务。
中央一直强调要“支持龙头企业提高辐射带动能力”，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多运用大量财政支持手段，但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及政府财政实力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拿出过多财政资金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如果过于依赖财政，不仅会过分加重财政负担，也会因杯水车薪难以奏效。南平通过企业特派员制度，解决了龙头企业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缺乏，加强了龙头企业与政府的沟通，从而催生了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带动了一方农户的增收与致富。
下派村支书解决了党在农村的缺位和农村健康的权威力量以及民主法制的养成问题。下派村支书作为南平市下派的“五支队伍”中的核心力量，其宗旨是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工作目标是“带好一个班子、找好一条路子、建好一个机制、打好一个基础”；其实质是把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民、带领群众致富、维护农村稳定贯穿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截止2010年，南平市先后下派村支书四批，共2156人次，进驻1369个村，占全市建制村总数的84.4%。
首先，下派村支书，满足了农民对“公正权威”的期盼。作为外来政治权威，他们与当地宗族派性势力没有瓜葛，与过去矛盾纠纷没有联系，能够按照国家法律、现行制度、党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公平公正地帮助农民实现民主的诉求，满足了农民“公平公正”的良好愿望。
其次，下派村支书使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通过推广实行“户代表会议”、“五要”工程（村民要知道、要参与、要做主、要监督、要满意）、“三资”管理（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村集体财务一月一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村民自治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调研结果显示：62.59%的村民经常参加村里重大问题的讨论；98.11%的村民对村务公开表示满意。
再次，下派村支书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具体体现。下派村支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2000年，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村财村务问题，占全市信访总量的36.5%，下派村支书后，2008年这一比例降到0.02%。
南平下派村支书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的要求，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了起来，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流通特派员带来了市场经济意识。流通特派员不仅解决了农民“卖难”问题，而且还引导农民建立了各种专业协会和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区域性物流中心，帮助广大农民树立起了市场经济意识。2001年5月南平市開始实施了乡镇流通助理工作制度。
根据课题组调研，其具体做法可以概述为“四个提升”：一是培育流通中介组织，提升农村组织化水平。流通助理遵循“民办为主，政府推动”原则，引导和帮助农民建立民办公助的专业合作组织，如专业协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将农民吸引到协会或合作经济组织中来，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把分散的农户整合成驰骋大市场的“联合舰队”。二是构建涉农信息网络，提升服务“三农”层次。解决农民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借助现代互联网，闽北的农民与山外的世界实现了“零距离”接触。三是开拓营销渠道，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提升物流服务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物流业作为具有广阔前景和增值功能的新兴服务业，被学界称为“第三利润源泉”。流通助理在南平每个县（市）都配套建设了3～4个区域性农产品物流中心。四是引导农产品品牌创建，提升品牌意识。流通助理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广大农户增强品牌意识、绿色食品意识，围绕农产品质量和标准，加强科技投入，强化农产品的品牌打造，以品牌开发带动产业发展。
“组织理论之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南平通过下派流通助理对农村进行流通方面人力资源的反哺，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和物流业，解决了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的连接问题，改造了农村社会结构，为我国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打下了基础。
金融助理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打造了农民的诚信理念。自1999年以来，南平市先后下派科技特派员、村支书等队伍，帮助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农民种养积极性空前高涨，渴望金融支持的愿望极为强烈。2002年7月，南平市依托农村信用社，实行金融特派员制度，破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催生出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新机制。针对农户既无担保又无有效抵押物的“贷款难”问题，金融特派员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以“信用”为抵押，打造农民的诚信观念，解决了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小额资金。对于生产经营规模较大、所需资金较多的种养户资金需求，则采取“自愿结合、多户联保、分期还款，风险共担”的农户联保贷款。截止2008年12月底，南平全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达13258万元、农户小额联保贷款11914万元，2002年至2008年“两小”贷款累计发放12.8亿元，全市有信贷关系农户数达364889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60.38%。截止2009年，南平市共从基层农村信用社社主任及优秀信贷员中选派了410人次金融特派员。他们在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南平“干部下派”的试验，直面农民的迫切需求，将相关人力资源派往农村第一线，与农民、农业和农村实施“零距离”融合，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人才过剩、机关人才闲置和农村人才匮乏的矛盾。下派干部这一外力的注入，有效激活了农村经济细胞，“激活”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多赢”效果，有效地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
人力资源反哺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内在规律
对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情况：
新兴工业化国家。最为典型的是韩国，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对全国3.5万个村，每个村都派3～5名“新村指导者”，手把手教农民致富，直至村子富裕，“新村指导者”才会撤出。
发达国家。美国国会于1914年制定了史密斯—利费法案，规定由联邦农业部和各州大学合作，在每个州都建立一个从事农技推广和普及的机构——州合作推广站，向农民提供各种培训，将农业科研成果和新技术迅速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新西兰从1992年就成立了“新西兰农业”推广技术服务公司，聘请专业人员为农民服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出现了专业人员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更相近，印度2004年第二次绿色革命增加了一项内容，即每年政府鼓励300万名大学毕业生和相当数量的中等职业人才到农村去，政府为他们建立“农业门诊部”、“呼叫中心”，向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知识传播，并免费接受农民咨询等，用他们的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由上可见，以“人力资源反哺论”化解“三农”难题，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内在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引 论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经历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是一车之两轮、一鸟之两翼，不可偏废。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各国现代化成功实践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时，通常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几乎成了一条铁律。
“三农”的投入与现状。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党中央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和农村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反哺”政策；2004年到2011年，中央更是连续发出8个“一号文件”，不断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
自2003年起，中央逐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2003年至2008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就达2.15万亿元，年均增长22.7%；2009年为7161.4亿元，比2008年增加1205.9亿元，增长20.2%，高于中央财政收入增幅；2010年为8183.4亿元；2011年增加到近万亿元。尽管投入很多，但“三农”现状仍不容乐观。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是对“三农”形势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判断。经过2009年、2010年的努力，这些问题虽有所改进，但仍未有大的改观：2009年、2010年全国大面积水旱灾害暴露出我国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落后；农村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与城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等。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农”投入误区与破解之道。实践证明，仅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注入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很难从根本上破解。究其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四个转型”时期：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三是农民向市民转型；四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在这“四大”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是全方位的，突出表现在城乡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上，而这一非均衡性又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城市人才严重过剩与农村人才严重短缺并存。这虽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但在转型期，即使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生产要素也必然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导致农村人力资源外流，而城市的人力资源更难流向农村，这也是由农业特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决定的。所以，“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多予”方针，既要在资金、科技、政策上“多予”，更要注重“人”的“多予”，予“三农”以活的要素。“人”的“多予”是贯彻“多予”方针的核心。
在这一重大转型期、在二元结构尚未突破的情况下，福建省南平市抓住了破解“三农”的要害问题，做活“人”的文章。通过干部下派，把管理和服务以及各种资源由城市延伸到农村，以“人力资源”来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在农村的优化配置，发挥“放大”、“倍乘”效应。这一大方向是正确的，且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一成功的社会试验，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以“人力资源反哺论”破解“三农”难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两个反哺”的新路径。
南平试验
自1999年始，南平市委、市政府直面农村普遍存在且环环相扣的“五个结”：滞后的科技服务、乏力的农业投入、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断层的领导体系、農民对民主法制的期盼与实现的差距。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以下派干部（科技特派员、村支书、企业助理、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为载体，迁移党政工作重心，整合资源（科技、人才、 金融、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导入农村、反哺农业，激活基层经济细胞，形成“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新机制。这“五路特使”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几方面的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的是一种合力，不是单枪匹马，符合农村全方位的需要，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得到了全方位发展。
截止2009年，南平共向农村派出科技特派员七批7315人次，村支书四批2156人次，流通助理三批303名，金融助理410名，龙头企业助理138名。南平在动态中直面农民的迫切需求，由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形成了一种系统的人力资源反哺路径。
科技特派员解决了农村缺乏先进生产力要素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入手。人是生产力系统中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农业发展要靠科技。科技怎么进入农村？基于一家一户农民分散的农情，南平市委、市政府实行了科技特派员制度。
科技特派员制度为“反哺”农村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这里有两大“亮点”：
一、以服务为重点，打造“宝塔型”科技推广平台。十年来，广大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上山下田，以现场培训、技术示范、课堂教学、个别指导等多种形式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推动了农村现代科技知识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生产技能，增强了农民的增收致富能力。在南平，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从40%提高到50%以上，超过了我国现有农业科技贡献率47%的水平。同时，通过培养大量乡土人才、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协作，形成了一个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依托、科技特派员为主体、乡土人才为基础，服务农民的“宝塔型”农业科技传导网络。二、构建“利益共同体”，开辟第三条道路。科技特派员制度一路走来，“路线选择”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谁是农村科技推广服务的行为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实践证明，完全靠政府实施纯公益性服务或完全靠市场机制自由调节都难以达到科技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南平在实践中开辟了第三条道路：科技特派员以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管理参股等形式，与农户和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通过此举，肯定了科技人员的技术贡献，将科技推广中的政府行为和组织行为逐步转变为个人行为和市场行为，增强了科技人员投身于生产实践的热情，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源泉。
企业助理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的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节点。这个关节点通与不通，直接关系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民能否增收。有鉴于此，2000年南平市委市政府决定“向龙头企业派驻特派员，踩在高位上，打通关节点。”先后选派3批138名具有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干部，到龙头企业担任特派员，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企业经营管理、项目申请及建设、技术改造、协调企业内外部关系等服务。
中央一直强调要“支持龙头企业提高辐射带动能力”，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多运用大量财政支持手段，但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及政府财政实力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拿出过多财政资金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如果过于依赖财政，不仅会过分加重财政负担，也会因杯水车薪难以奏效。南平通过企业特派员制度，解决了龙头企业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缺乏，加强了龙头企业与政府的沟通，从而催生了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带动了一方农户的增收与致富。
下派村支书解决了党在农村的缺位和农村健康的权威力量以及民主法制的养成问题。下派村支书作为南平市下派的“五支队伍”中的核心力量，其宗旨是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工作目标是“带好一个班子、找好一条路子、建好一个机制、打好一个基础”；其实质是把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民、带领群众致富、维护农村稳定贯穿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动始终，发挥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截止2010年，南平市先后下派村支书四批，共2156人次，进驻1369个村，占全市建制村总数的84.4%。
首先，下派村支书，满足了农民对“公正权威”的期盼。作为外来政治权威，他们与当地宗族派性势力没有瓜葛，与过去矛盾纠纷没有联系，能够按照国家法律、现行制度、党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公平公正地帮助农民实现民主的诉求，满足了农民“公平公正”的良好愿望。
其次，下派村支书使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通过推广实行“户代表会议”、“五要”工程（村民要知道、要参与、要做主、要监督、要满意）、“三资”管理（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村集体财务一月一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村民自治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调研结果显示：62.59%的村民经常参加村里重大问题的讨论；98.11%的村民对村务公开表示满意。
再次，下派村支书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具体体现。下派村支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2000年，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村财村务问题，占全市信访总量的36.5%，下派村支书后，2008年这一比例降到0.02%。
南平下派村支书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的要求，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了起来，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流通特派员带来了市场经济意识。流通特派员不仅解决了农民“卖难”问题，而且还引导农民建立了各种专业协会和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区域性物流中心，帮助广大农民树立起了市场经济意识。2001年5月南平市開始实施了乡镇流通助理工作制度。
根据课题组调研，其具体做法可以概述为“四个提升”：一是培育流通中介组织，提升农村组织化水平。流通助理遵循“民办为主，政府推动”原则，引导和帮助农民建立民办公助的专业合作组织，如专业协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将农民吸引到协会或合作经济组织中来，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把分散的农户整合成驰骋大市场的“联合舰队”。二是构建涉农信息网络，提升服务“三农”层次。解决农民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借助现代互联网，闽北的农民与山外的世界实现了“零距离”接触。三是开拓营销渠道，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提升物流服务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物流业作为具有广阔前景和增值功能的新兴服务业，被学界称为“第三利润源泉”。流通助理在南平每个县（市）都配套建设了3～4个区域性农产品物流中心。四是引导农产品品牌创建，提升品牌意识。流通助理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广大农户增强品牌意识、绿色食品意识，围绕农产品质量和标准，加强科技投入，强化农产品的品牌打造，以品牌开发带动产业发展。
“组织理论之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南平通过下派流通助理对农村进行流通方面人力资源的反哺，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和物流业，解决了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的连接问题，改造了农村社会结构，为我国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打下了基础。
金融助理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打造了农民的诚信理念。自1999年以来，南平市先后下派科技特派员、村支书等队伍，帮助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农民种养积极性空前高涨，渴望金融支持的愿望极为强烈。2002年7月，南平市依托农村信用社，实行金融特派员制度，破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催生出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新机制。针对农户既无担保又无有效抵押物的“贷款难”问题，金融特派员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以“信用”为抵押，打造农民的诚信观念，解决了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小额资金。对于生产经营规模较大、所需资金较多的种养户资金需求，则采取“自愿结合、多户联保、分期还款，风险共担”的农户联保贷款。截止2008年12月底，南平全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达13258万元、农户小额联保贷款11914万元，2002年至2008年“两小”贷款累计发放12.8亿元，全市有信贷关系农户数达364889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60.38%。截止2009年，南平市共从基层农村信用社社主任及优秀信贷员中选派了410人次金融特派员。他们在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南平“干部下派”的试验，直面农民的迫切需求，将相关人力资源派往农村第一线，与农民、农业和农村实施“零距离”融合，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人才过剩、机关人才闲置和农村人才匮乏的矛盾。下派干部这一外力的注入，有效激活了农村经济细胞，“激活”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多赢”效果，有效地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
人力资源反哺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内在规律
对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情况：
新兴工业化国家。最为典型的是韩国，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对全国3.5万个村，每个村都派3～5名“新村指导者”，手把手教农民致富，直至村子富裕，“新村指导者”才会撤出。
发达国家。美国国会于1914年制定了史密斯—利费法案，规定由联邦农业部和各州大学合作，在每个州都建立一个从事农技推广和普及的机构——州合作推广站，向农民提供各种培训，将农业科研成果和新技术迅速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新西兰从1992年就成立了“新西兰农业”推广技术服务公司，聘请专业人员为农民服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出现了专业人员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更相近，印度2004年第二次绿色革命增加了一项内容，即每年政府鼓励300万名大学毕业生和相当数量的中等职业人才到农村去，政府为他们建立“农业门诊部”、“呼叫中心”，向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知识传播，并免费接受农民咨询等，用他们的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由上可见，以“人力资源反哺论”化解“三农”难题，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内在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