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2008年第12期封三刊登了六幅李惠铭配诗的照片，谓之“奇石赏析”。对李惠铭我原来只知他是平谷区档案局（馆）长。后多有接触，才知他还是一个品位极高的奇石收藏家。平谷区档案馆的奇石展室，收藏了李惠铭和平谷众多奇石收藏者的奇石，遂成一道亮丽风景线。收藏，就个人是一种高雅爱好与追求，就社会是一种文化事业。何为收藏，《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收集保藏”，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收藏图书，博物馆收藏文物，档案馆收藏档案，民间从事的集邮、集钱币、集报刊，乃至档案人从事的档案工作都是一种收藏。
　　哲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档案人，特别是档案界的领导如有浓厚的收藏爱好，并在收藏上有一定造诣，肯定会对档案工作多有裨益。就以李惠铭而论，建立奇石展室就和他对奇石的钟爱、收藏、感悟有必然联系，而集报收藏家李润波能调入档案局，也和他对收藏者的了解、欣赏有关。顺理成章，世纪阅报馆应运而生。一个收藏者的加盟，竟使一个区档案馆的馆藏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飞跃，冲出北京而闻名全国，上至中央领导题词，下到平民百姓多乐道，更有各类媒体频频光顾。众口一词皆曰李惠铭乃不拘一格用人之伯乐，而我认为这又和李惠铭的收藏爱好不无联系。圣人曰：爱屋及乌，所谓惺惺惜惺惺，这句话又一次得到验证。
　　正因为广义的档案也是一种收藏。所以，档案和收藏在性质、内容、管理上有诸多共性。二者都源于收集，并在收集上都力主齐全完整；二者都注重保管，并在保管上都力主安全妥善；二者都强调利用，并在利用上都力主展陈编研。是故有收藏爱好的人，一旦干上档案工作，往往有超常发挥，李润波调到档案部门后，如鱼得水，表现不俗，名声大振，便是一例；而档案人，一旦有某种收藏爱好，其档案工作也会有不寻常的突破，李惠铭在平谷档案馆首创奇石展室和兴办世纪阅报馆，就是一个档案与收藏相得益彰的创举。但收藏和档案毕竟不是一回事，收藏有收藏的独特要求，档案有档案的自身标准。比如，收藏的对象极为宽泛，包罗万象；而档案的对象则相对严格，似乎有点“眼里不容沙子”。又如，收藏界极看重藏品载体的品相，而档案界多关注档案载体的内容。再如，藏品常在收藏者间进行调剂，他们用手中的重份从对方那里调换手中的所缺；而档案一旦进了档案馆，便生是档案馆的“人”——有用则存，“死”是档案馆的“鬼”——无用则焚，所谓死尸不离寸地。对二者的区别，我以为档案界不妨从中得到借鉴：
　　比如，档案收集的对象不妨适度宽泛一些，这一点档案界已经意识到了。老实说，平谷区档案馆兴办的世纪阅报馆中的藏品中，没有一件是严格意义上的档案，但其在去年的奥运宣传中，所体现的文献价值和发挥的巨大作用，则超出了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档案。
　　又如，档案收集中对载体的品相也应重视一些，这一点档案界教训深刻。达标升级中曾为了“整齐划一”，干了不少在原件上裱糊、裁剪、装订，甚至弃除原件，重新抄写，描画字迹的蠢事，严重损毁了档案原件的品相。
　　再如，档案馆间的档案如何调剂，包括本馆认为无保存价值的档案是否一定要统统销毁，这一点也应研究，并从收藏界的藏品调剂中得到启示。
　　此外，尤应看到收藏者在收藏中体现的那种踏破铁鞋、大海捞针、沙里淘金、不惜重金的寻觅精神，正是档案人所缺少的。至今档案人还不习惯走进潘家园、报国寺等文物市场，总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公务员，是名副其实的白领，怎么能到那种包括普通收藏者在内的三教九流都游逛的地方呢？其实，档案人不仅应当去，而且应当常去。原因至少有三：
　　1.文物市场是档案馆拾遗补缺、淘宝捡漏的重要场所。档案馆应当收藏作家手稿、名人手迹等珍贵档案。但因各种原因，这类档案不断失落民间，最终在文物市场现身，而能回归档案馆的却极少，值得档案界深思。
　　2.文物市场又是档案局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国家档案和民间珍贵档案流失的重要场所。这是当前档案行政执法的一个死角和空白，档案人不去文物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失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的利益搏击中放弃了一块本应由国家占领的文化阵地。
　　3.文物市场还是档案人全面提高素质的重要场所。优秀的收藏者共同之处是：既拥有丰富藏品，又掌握博大精深收藏文化和超凡鉴赏能力。故而他们可上凤凰卫视，可登大学讲坛，可辨藏品真伪，还能编研著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来自文物市场的知识与经历颇多。档案人欲全面提高素质不可不到文物市场，亲自体验一二。
　　总之，档案界可从收藏界那里学到很多，档案人中也可有点收藏爱好，包括与收藏界交朋友，这对档案人的全面发展，对档案事业的兴旺发达，都益处多多。